随着电子科技的迅速发展，当今世界已进入新媒体时代。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极大地改变了当今的文化形态。其中图像文化异军突起急剧扩张，成为电子时代的新宠，使传统语码文化形态遭遇空前危机。这种现象在西方社会早已出现，西方学者米歇尔等人早已论述了这种“图像转向”的趋势，德里达和米勒等人甚至预言了电信时代文学和文学研究将走向“终结”。不管我们是否认同和接受他们的看法，但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关注的。中国虽属“后发”国家，但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无不受世界潮流影响，文化发展同样不可能置身于全球性的文化转向之外。从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文化形态的变化发展趋势看，显然也正发生图像化转向并呈现不断扩张之势，传统文化形态虽不能说已退居边缘，但在图像化扩张中受到极大挤压，应是不争之实。
    问题可能并不在于是否承认这一现实，而在于如何对此做出解释和回应。西方学者将图像化转向归之于电子数码技术的发展，这应当说有一定道理，但又未免过于简单化了，不少中国学者对这种“技术决定论”观点深表怀疑。其实电子科技发展只是为文化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在这表层的技术原因之外，应当还有其社会原因，比如西方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我国文化的大众化、产业化和市场化转型的背景等等。这种文化转型也意味着文化功能以及人们文化观念的转变，即由意识形态转变为日常消费，由认识教化转变为消闲娱乐，由主要追求美感转变为主要寻求快感等等。在这种转变中，图像文化显然更能满足这种新的需求。社会上有“眼球经济”的说法，经济与文化联姻，当然也会催生出“眼球文化”，图像在吸引人们眼球方面无疑更占绝对优势，它之成为市场经济时代新媒体文化中的新宠，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换一个角度看，图像化转向似乎也与人们的文化接受习性有关。曾有学者认为，从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而言，图像认知也许最接近人的本性，它与人类最初对世界的识别形式直接统一。只是由于人类在原始时代，感到无法运用图像完成对世界的复杂表达，于是发明了语言文字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手段。如今随着科技发展，人们不顾一切地向着图像世界推进，正说明图像认知契合了人类认知的本真状态，或者说是最具有人性化的一种形式，因而图像转向可视为一种“文化返祖”倾向。［1］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如果作为人类认知方式来看是如此，那么作为审美方式来看可能更是如此。因此，不少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如认知与表达的感性直观、信息交流的方便快捷等等，充分肯定了图像文化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肯定了图像转向的某种现实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倘若完全站在传统文化立场，对图像文化形态一味鄙薄否定，也许会让人感到轻率与粗暴。
    不过问题显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当我们把图像认知(审美) 当作最接近人的认知本性或最具有人性化的一种形式来看待的时候，是不是又会带来对文化发展的另一种简单肤浅认识，甚至导致对人性的片面理解呢? 会不会在看到图像转向的现实合理性时，忽视其中所隐含着的问题乃至危机呢? 这正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及其文化发展，大概经历了一个图码认知、语码认知、全息认知的演进过程。图像认知无疑是人类文明初始阶段的基本方式，这一方面受原始人认知能力的限制，同时也反映了刚从自然界分化(进化) 而来的人类，其生命活动(包括认知活动) 与对象世界浑然同一的特征。随着人类文明发展，人类认知逐渐从具象化走向抽象化，语言文字的发明创造，既是这种认知抽象化的结果，同时又成为进一步认知世界的基本手段。随着认知符号(语言文字) 的抽象化，人类思维也逐渐从感性化走向理性化，不断朝着超越性、想象性的层面提升，创造出一个由语言符号所生成并由思维想象来把握的世界。这就带来了语言世界与具象世界的分离，心灵感悟的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分离，从而实现人类精神的想象性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也就成为存在的家园。这个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认知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展开和丰富的过程，是人性不断提升的过程。当然，人类认知走向抽象化、理性化、语码化，并不意味着完全告别和抛弃具象化、感性化、图像化，尤其是在艺术审美领域，无疑更多保留了图像化的形态。但是，进入抽象化认知发展阶段之后的图像艺术，早已不复是初始阶段单纯认知意义上的摹仿性、描述性，而是将抽象化、理性化思维和心灵感悟的东西融入到图像创造之中，使其具有了更多的表意性、想象性、超越性，概言之，由原来简单的形象化走向丰富的意象化。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它本身是抽象化语言思维与表达的产物，它所创造的是想象的艺术世界，是与外部世界分离的。但从文学的观念与形态之历史发展来看，早期也多是倾向于摹仿外部世界，然后在人类认知抽象化、理性化的导引下，在摹仿再现的同时更强化了表意性与艺术想象，更倾向于追求超越性的艺术境界。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同样显示着人性不断展开、丰富和提升的历史进程。
    如今人类早已超越了原始“图码认知”和后来以“语码认知”为基本方式的阶段，而进入到“全息认知”阶段。在这个全息符码构织的文化世界中，声音和图像构成的文化形态，借助于电子数码技术的力量而风靡天下，占据越来越突出的地位，的确有将语言文字符码的文化形态挤向边缘之势。如上所说，这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并非不可理解。不过问题在于，如今一些图像文化(艺术) 形态，过于迷信电子数码技术的魔力，过于屈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消费主义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过于迁就了人性的弱点，不遗余力地在打造视觉吸引力和感官冲击力方面下功夫，以虚拟的直观真实性替代了思考的深刻性，以肤浅的趣味性消解了理性与意义的深度，以直觉快感取代了精神美感。有人说现在的图像文化不外乎就是欲望生产、快乐原则和当下身体感，这话虽然说得有点绝对，未必所有图像文化都是如此，但这种情况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就曾经指出过电子数码时代图像转向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破坏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组合(比如音乐) ，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了0 和1 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的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 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现在也不是非现在、既不是具体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不死不活的东西冲击着眼膜和耳鼓。这些幽灵一样的东西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扰那些手拿遥控器开启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想象，并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们所喜欢的样子。”［2］ 如果长久沉迷于此类图像世界中将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就是主体自我的迷失，理性精神的缺失，深度美感意义的丧失，在根本上造成人性的片面与匮乏。所以当我们把图像转向作为一种“文化返祖”现象来看待的时候，应该警惕在这一“返祖”过程中会不会把历史进化中所获得的人性的丰富性丢失掉。
    由此联想到文学界广为争论的“文学救赎”的问题。图像化转向与扩张，无疑对文学形成相当程度的挤压，对比出了文学生存的无奈与尴尬，悲观如德里达、米勒等西方学者甚至预言了文学的终结。尽管如此，许多中外学者或者根本不相信文学会走向“终结”，或者虽然对文学发展前景不无悲观，但仍然希望拯救文学。即便是米勒等人，一方面宣告了文学的死讯，另一方面却仍执著于文学研究，并试图寻求文学在新媒体文化中的转化再生。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而不愿意它死去? 或者说文学的存在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吗?

    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还是需要回到“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本体论意义上来探讨。如前所说，文学是在语码认知阶段发展起来的，它一方面运用抽象的语言符码进行思维与表达，由此充分发展了它的想象性与超越性，也不断实现它的理性化提升；另一方面，文学的思维与表现内容又是充分感性化和形象性的，二者结合达到高度的意象化，成为感性与理性统一把握世界与表现自我的特殊方式。文学既以形象化的一维连系着我们的感性经验世界，同时也以理性化的一维导向对现实的分离与超越，导向美好想象的世界，构筑起人类的精神家园。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些外国学者把历来关于文学本质的追问“悬搁”起来，转而专注研究“文学性”，并把“文学性”主要定位在文学的文本与语言形式特性方面，如“陌生化”、隐喻、象征、叙事形式及其结构等等。至今一些执著于文学研究的西方学者如米勒等，也仍将重心放在“修辞性阅读”以及研究文学语言的神奇魔力上。这些研究应当说是极有价值的，通过这种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人类运用语言符码进行思维与创造，可以达到何等神奇绝妙的境地，在语言艺术领域可以创造何等的奇迹。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绝不是“文学性”的全部。米勒曾在转述德里达的看法时说：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会隐藏一些事实，隐藏起一些永远不被人知晓的秘密，这正是“文学作品权威性” (即所谓“文学性”) 及其魔力之所在。［3］我相信这种文学的秘密与魔力，绝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修辞与文本形式上，也应表现在对现实的想象性超越与心灵诉求上，否则文学充其量只是一种语言文本游戏。因此探究“文学性”的奥秘，还应将触角深入到语言文本之内，看看文学如何通过语言虚拟现实以超越现实，创造出关于心灵世界或彼岸精神世界的永恒秘密。文学对于读者的价值，也正在于通过语言阅读与思维想象，在一定意义上达到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使心灵获得慰藉，让精神回归家园，使人性得以丰富。
    如果说当今文学遭遇了空前危机，可能首先是在图像化转向与扩张中，人们更多转向读图读屏，文学阅读越来越少，这种情况在青少年中可能更为普遍。据说当今西方社会那些义无反顾转向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们，正是被电视、电影和商业化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花在看电视、电影和听流行音乐上的时间，就远较读书为多，因此更愿意研究他们所熟悉和感兴趣的东西。当然也有人认为文学正走向“泛化”以寻求新的生机，比如与图像结合或与网络联姻，生成某些混合体的新媒体文学形态。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学的“泛化”转型，往往是在市场化与消费主义的策动下发生的，或许“文学”的某种形式与名义仍在，但其“文学性”则在整体性的娱乐化中被消解或被转化了。所以真正的文学危机，是“文学性”的危机，是“阅读”的危机。当“读者”变成了“观众”，“阅读”转化为“观看”，“审美”蜕变为“消费”，那就意味着“读者死了”，“阅读”消亡了，这样真正的文学也就终结了。
    从“文学是人学”的观点看，如果真的存在文学危机，那么实质上就意味着人的生存的某种危机； 如果说需要拯救文学，也意味着需要文学来拯救人自身，或者确切地说，人需要通过拯救文学来救治自己生存的片面性与精神匮乏，不至于在当下消费主义的现实生存中失去人生的意义，失去人性的丰富性，使人更多一些“诗意地栖居”，或者如马克思所说，更加“合乎人性地生活”。文学的拯救可能更主要是如上所说的“文学性”或文学精神的坚守。其意义也许有两个方面： 一是就文学本身而言，无论是保持传统形态，还是“泛化”转型成为新媒体混合形态，都有必要坚守文学的心灵诉求、人性关怀与精神超越性，不至于在平庸媚俗中自我陷落，这在世俗化与消费主义时代尤其具有救治人心的特殊意义。另一方面则可以策略性地将“文学性”即文学的精神向图像文化形态“扩张”，比如像米勒所设想的那样，把原本属于文学文本的“阅读”概念，扩展到阅读一切符号(包括图像)［4］。“阅读”的扩展可以说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阅读” 向一切文本、一切可被阅读的符号开放，可借此表明对文化研究的宽容与接纳； 而另一方面，则是将语言文本“阅读”的方法理念与价值观引入对其它一切文本的读解，导向对一切符号中的现代性意义价值的追寻——— 即便是图像接收，也应当是真正的“读” 图，而不只是“看”图。这也许是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一种突围与自救之途。

    参考文献

    ［1］陈晓明：《摄影文学的先锋性》，载《21 世纪全球摄影文学论坛》，哈尔滨
    出版社2003 年版，第200 页。
    ［2］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 年第1 期。
    ［3］参见希利斯•米勒：《论文学的权威性》，《文艺报》2001 年8 月28 日。
    ［4］参见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体时代”的文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