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文科大学中开设“文学概论”课程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为培养文学人才, 传播文学思想, 促进文学观念的变革, 加快文学理论的建设等, 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 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产物。近百年来的“文学概论”教学的具体实践, 定格在不同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文学概论”教材中。这些教材既反映了施教者的文学思想, 也浓缩和沉淀着不同时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 甚至是不同时期文学理论的经典标本。因此, 这是研究20 世纪我国文学理论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文拟从20 世纪我国“文学概论”教材关键词的视角, 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我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资源何在? 其二、我国现代文论话语“西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其三、是“失语”还是“得语”? 这里, 我们对“关键词”的概念稍作限定: 所谓“文学概论”教材的关键词, 是指能够反映该教材文学观念的重要术语, 或是建构该教材框架体系的核心范畴, 也指该教材所处的某个时期文学理论界普遍流行的基本话语。

    一

    “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 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产物。清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只有经学课程,而无文学课程。清代只有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创办的学海堂(广州) , 讲授过《文选》、《杜诗》和《昌黎集》, 其他的学堂书院在文科的教学方面, 仍跳不出经学的樊篱。进入20 世纪, “远法德国, 近采日本, 以定学制” (康有为) ① , 引入国外现代教育体制以后, 情形才有所改变。1902 年, 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 虽设有“文学科”, 但实际讲授的内容还是传统的“词章学”。1903 年, 在《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 设置了“中国文学”学科。同年, 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 文学科大学分设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和日本国文学门。尤其是在中国文学门中, 开设了“文学研究法”和“古人论文要言”两门课程。前者虽然内容庞杂, 但也涉及到了文体、文法、风格, 以及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和文学与道德之关系等, 可以看作是“文学概论”课程的萌芽。后者涉及到《文心雕龙》等内容, 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滥觞。新的文学观念正在孕育之中。到1913 年, 现代文学观念便呼之欲出了。这一年有两个重要的文件值得一提: 一个是《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规定, 在文学门的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和言语学类等, 均设置了“文学概论”课程; 一个是《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指出: “国文部及英语部之豫科, 每周宜减他科目二时, 教授文学概论。”②但是, 国文学类当时还是开设“文学研究法”, 直到1917 年才开设了“文学概论”。由于“文学概论”是从国外新引进的课程, 所以师资奇缺, 就连北京大学都找不到专任教师③。1920 年, 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概论”课程④; 同年, 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课程中讲授“文学概论”。我国高校正式开设“文学概论”课程大概就从此时开始。从这个时间算起, 可将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撰和出版分为三个时期:
    1920 年至1946 年为第一个时期, 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40 多种。从沈天葆《文学概论》(1926) 、马仲殊《文学概论》(1930) 、曹百川《文学概论》(1931) 、赵景深《文学概论》(1932) 、陈穆如《文学理论》(1934) 、谭正璧《文学概论讲话》(1934) 、陈君冶《新文学概论讲话》(1935) 和张长弓《文学新论》(1946) 等10 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看, 其关键词有定义、特质、起源、情感、思想、想象、形式、国民性、时代、人生、道德和个性等。这些关键词都渊源于西方文学理论。其中“思想”、“想象”、“感情”和“形式”来源于美国学者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 年, 傅东华译) 。后来, 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1922 年, 钱新、景昌极译) 据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说”。这两部书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梅光迪在东南大学开设文学概论课时, 就是直接采用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作为教材的。此外, 还有丹纳《艺术哲学》提出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 也影响到我国早期文学理论教材体系的建构。
    1947 年至1979 年为第二个时期, 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18 种。从林焕平《文学论教程》(1948) 、刘衍文《文学概论》(1957) 、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文艺学新论》(1959)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 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1979) 等影响较大的几部教材来看,其关键词有三大系列: 一是本质论系列, 以“意识形态”为核心, 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反映、社会性、阶级性、党性、人民性、世界观、倾向性和社会生活等; 二是创作论系列, 以“创作方法”为核心, 有形象思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创作个性、流派、文学思潮、个性化和典型化等; 三是本体论系列, 以“形象”(人物形象或艺术形象) 为核心, 有性格、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 、真实性、艺术性、内容和形式等。这些关键词大多来源于苏联文论。这个时期先后译介苏联文论教科书10 多种, 其中影响大的有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1952) 、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1953) 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1958) 等。
    1980 年至2000 年为第三个时期, 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40 多种。其中80 年代前半期所出版的几部教材, 如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1981) 、郑国铨主编《文学理论》(1981) 、李衍柱主编《文学理论基础知识》(1981) 和黄世瑜主编《文学理论新编》(1986) 等, 还基本上使用着前一个时期的文论话语。从80 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第三次西化浪潮的迭起, 大量的新话语应运而生。据统计,平均每年产生800 多个新词语, 共约有7000 多个新词出现⑤。这当然包括新的文论话语在内。从此间所出版的几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诸如钱中文等《文学原理》(三卷本, 1989) 、畅广元主编《文艺学导论》(1991)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1992) 、姚文放著《文学理论》(1996) 、吴中杰著《文艺学导论》(1998) 、王先霈主编《文学理论》(1999) 和顾祖钊著《文学原理新释》(2000) 等来看, 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关键词有文学活动、文学生产、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消费、文学接受、世界、作品、作者、读者、文本、话语、符号、主体、客体、再现、表现、意象、阐释、期待视野、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对话、言语、细读、误读、语境和传播等。
    至于这些关键词的来源却比较复杂。80 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也译介了几部外国文学理论教材,但影响似乎都不大。人们感兴趣的只是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1984) “内部研究”的理念和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1985) 灵活多样的研究方法。尽管, 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1985) 在苏联文论界自成一派, 但仍是“意识形态论”的调子, 使已厌倦了苏式文论的学者们大减胃口。只有艾布拉姆斯《镜与灯》(1989) 是个例外。当然, 严格说它并不是一部文学理论教材。这部出版于1953 年的文论名著, 经过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1987) 的咀嚼, 成为我国正在寻找新路的文论家们的精神食粮。他的文学理论“四要素说”成为一些教材建构体系框架的参照。这个时期人们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西方当代的文学理论之上。所以, 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1988)便格外受到人们的青睐。
    然而, 这些都还不是这个时期关键词的来源。此时, 从启蒙时期和成熟时期的文论背景下诞生的新一代文学理论研究者, 已经不满足于从西方文学理论教科书中去寻找话语资源的模仿行为, 而是将目光移向更为广阔的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界。所以,这个时期文学理论教材中关键词的来源便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 要逐一考察起来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只有写出类似韦勒克《批评的概念》那样的专著, 才能说个明白。因此, 这里只能大概而言了。诸如来源于表现主义文论的有“表现”、“再现”, 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有“陌生化”, 来源于新批评文论的有“细读”、“构架”、“张力”,来源于符号学文论的有“符号”、“能指”、“所指”,来源于结构主义文论的有“言语”、“历时”、“共时”, 来源于接受理论的有“期待视野”、“召唤结构”、“隐含的读者”, 来源于精神分析学文论的有“无意识”、“情结”、“原始意象”, 来源于原型批评文论的有“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原型”,来源于阐释学文论的有“话语”、“对话”、“视野融合”, 来源于对立实用批评文论的有“误读”, 来源于女权主义文论的有“反思”、“缺席”, 来源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活动”、“生产”、“审美意识形态”等等。还有“主体”、“本体”、“本文”、“文本”⑥、“语境”、“意象”、“在场”和“不在场”等话语各家都在用, 一时还难以考辨出它们的本源。
    总之, 近百年来, 我国学者共编撰和出版文学理论教材近百部, 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现代文论的建设,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教材中的关键词大多取自西方文论。由于这些教材也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的文学理论发展状况, 所以我国现代文论关键词的来源路向也基本上与此相同。欧美文论、苏联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 是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关键词的重要资源。

    二

    我国现代文论话语“西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这虽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 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就是外国文论话语都是我们主动拿来, 而不是人家送来的。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文化侵略”和“殖民色彩”。为什么要去拿? 道理很简单: “需要”。所以, 我国现代文论话语“西化”的内在原因只有两个字: “需要”。
    首先, 是培养人材、改革教育的需要。明清以来, 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要文体, 流弊日深。诸生的知识视野愈来愈狭窄, 不知经学之外还有其它学问, 八股之外还有其它文章, 更不知中国之外还有世界。有的考官, 以为“贞观”是“西京年号”,“佛寺”是“西土经文”; 一代名臣, 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 甚至有人入了翰林, 还闹出“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的大笑话⑦; 若有人问起“亚非之舆地, 欧美之政学, 张口瞪目, 不知何语矣”⑧ , 可见其孤陋寡闻到何种地步! 因此, 近代有识之士无不认为, 中国的落后主要在教育。当年, 康有为曾忧愤填膺地说, 这样的教育是愚弄人民, 甚至是杀人, “徒令其不识不知, 无才无用, 盲聋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长平赵卒四十万, 尚十倍之。”“中国之割地败兵也, 非他为之, 而八股致之也。”⑨所以,此时改革教育的呼声, 此起彼伏, 不绝于耳。但是, 如何改革? 虽议论纷纷, 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 就是向西方学习。因为, 人们发现: “凡泰西之所以富强、横绝地球者, 不在其炮械军兵, 而在其学校也。”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我国不断引进“西学”,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现代的教育体制。“文学概论”课程的引入和开设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所以, 引入西方文论话语和关键词, 完全是为了适应培养人材和改革教育的需要。
    其次, 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自明末清初开始以至现代, 引进西学往往与富国强兵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徐光启是这样, 华蘅芳是这样, 现代的学者也是这样。我国留学生教育的先行者容闳说, 他赴美留学的志愿是: “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1 这代表了当时一代学者的共同心愿。因此, 引进西学有两条基本原则, 一是对内而言, 我们需要不需要; 二是对外而言, 西学有用还是无用。其实, 归结起来便是一条原则, 即“实用”的原则。这是选择译介对象和判断西学价值的基本原则。徐光启那一代学人引进西方自然科学, 是为了实用; 梁启超那一代学人引进西方文艺美学, 也是为了实用。所谓“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最终目的, 并不在诗、文和小说, 而在于改良, 在于革命自身。至于现代学者对西方文论话语的引进, 还是为了实用。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实用”不是用于一己之私, 而是用于民, 用于国, 用于实现富民强国的崇高理想。
    具体说, 第一个时期所引进的西方文论话语,主要是满足两方面的需求。一是满足文学知识启蒙的需求。诸如文学的“定义”、“特质”、“起源”、“分类”等。这方面的问题在传统文论中讲得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处, 不成体系。当然,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个奇迹般的孤例。他受佛经影响, “释名以章义” (《序志》) , 从定义出发谈论文学的问题。但是, 这样的东西不多。我们传统的文论更习惯于在形而下的层面谈论问题, 而不习惯在形而上的层面建构体系。所以, 西方文论话语的引入, 在当时不仅使国人耳目一新, 而且在文学知识上具有启蒙的重大意义。至少在这些教材的编著者和受教者的心目中, 建立了文学的基本观念, 诸如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感情”, 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是“想象”,文学的表达媒介是“形式” (文体和语言) 等。另一个是满足民族救亡的需求。“五四”时期乃至后来的一段时间, “人生”、“个性”、“国民性”、“时代”、“道德”等是社会文化的热点话语, 故在文学理论教材中也反映了出来。当时, 国难当头, 文学理论工作者不可能超然尘外, 只从事文学知识的启蒙, 而不去从事民族的救亡工作。
    诸如“国民性”在当时不仅是一个社会学话语, 也是一个文艺学话语。前者, 如海尔巴脱的《国民性及其他问题》, 日本学者芳贺的《国民性十论》等。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一书中, 剖析了日本国民性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病, 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他说: “对于国民性竭力加以大改造, 则正是生活于新时代的人们的任务。……没有将国民性这东西改造, 我们的生活改造能成功的么?”这差不多也是当时我国学者的共识。鲁迅先生认为, 厨川白村不仅揭到了日本国民性的要害处, 也揭到了中国国民性的要害处。所以, 他翻译了厨川白村的作品, 其目的是借“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帖泻药”12, 治中国的国民性弊病。这也是“五四”时期的一个热门话语。后者, 日本学者本间久雄将“国民性”作为一个文艺学话语, 引入其所著的《文学概论》之中。本间氏的著作于1920年引入我国后, 影响很大。曹百川、赵景深、方光焘、夏炎德、薛祥绥、张长弓等人, 都将“国民性”一词建构在各自的文学理论教材中。因此, 引入“国民性”一词, 不仅是社会革命的需要, 也是文学理论自身建设的需要。

    第二个时期“一边倒”地从苏联文论中引入话语和关键词, 也是由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或者说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早在20 年代,鲁迅、冯雪峰、夏衍、成仿吾、蒋光慈和李初梨等人, 就对苏联文论进行了翻译和介绍, 并具有相当的影响。由于当时国内国际斗争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以“个性”为中心的关键词还占居主导地位, 所以苏联文论话语还未进入教材建构。到了第二个时期, 中国革命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作为刚刚走上国家领导地位的第一代领导人, 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战时文化的色彩并未淡化。于是, 这些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苏联文论话语, 便成为中国学者唯一的选择。于是便出现了由第一时期的文论话语向第二时期文论话语转换。具体说来, 就是文学的本质话语由“思想”转换为“意识形态”, 本体话语由“感情”转换为“形象”, 思维方式话语由“想象”转换为“形象思维”, 表现对象话语由“人生”转换为“社会生活”, 甚至还有从“国民性”转换为“人民性”等等。至于体系框架的转换则更为明显。如巴人说, 他的《文学初步》(1950) “全书的纲要, 大致取之于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13。类似的情形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这其中实用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
    苏联的文学理论是以“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为主流的文学理论, 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它产生在苏联特殊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上。与欧美文论和日本文论相比, 苏联文论具有鲜明的特色, 形成了新的文论体系。由于我国政治制度与苏联有某种相似性, 因而苏联文论成为我国这个时期文学理论关键词的主要来源。与上个时期相比, 这个时期的关键词显得更加丰富多样, 尤其是在本质论(意识形态) 、本体论(形象和典型) 和创作论(形象思维和创作方法) 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我国文论家也由此显得更加成熟了。如果说上个时期是文学理论学科的启蒙期, 那么这个时期则是文学理论学科的成熟期了。但是, “文革”期间, 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 阶级斗争话语浸染了文学理论教材, 造成了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荒漠状态。这当然不能说是文学理论自身的错误, 而是政治运动干涉文学理论后所产生的一种畸形现象。
    再次, 是为了满足我国现代文论建设自身的需要。前两个时期的西方文论话语的引进, 虽有适应时代需要的实用目的, 但也不能忽视它在文论建设方面的意义。特别是第三个时期的到来, 由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文论界真正获得了宽松和自由, 开创了理论建设“百花齐放”的新局面。我们在对外来文论话语的态度上,虽然淡化了政治意识和实用意识, 却并没有淡化“需要”意识。这时期引入的众多文论话语和关键词, 虽不再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 但却是为了满足新时期文论建设自身的需要。它基本上是通过三条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的, 一是恢复和重提过去不占主流的或被扼杀的文论话语, 诸如“文学是人学”、“写真实”、“共同人性”、“形象思维”等; 二是营造新的话语, 诸如方法论的洗礼, 性格组合论的提出, 主体论的讨论,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强调和文艺心理研究的掘进等; 三是对西方现代文论和后现代文论话语的接纳, 诸如“符号”、“本文”、“期待视野”、“召唤结构”、“解构”、“颠覆”和“权力”等。
    总之, 我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西化”, 是在适应我国现代社会需要和文论建设自身需要的前提下, 由我国学人主动选择的结果。这里不存在被动接受, 也不存在“文化侵略”。正如尼采所说: “求古源尽者, 将求新源。”14　当传统文论的话语资源不能够满足文学理论发展的需要时, 从国外引进新的文论话语是势所必然的历史选择。所以, 应该看到, “西化”在我国文论话语现代化过程中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目前, 人们对此多持贬否之词, 是不正确的。试想想, 如果没有“西化”, 很可能我们还在传统文论的十字路口上徘徊着, 中国现代文论的出现将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三

    说到这里, 我们还要结合本文论题, 对“失语症”一说谈点看法。
    文学理论教材中的关键词是文学观念的载体,理论的含载量颇高, 具有较强的理论建构力。这些关键词既是我们观照文学风景的窗口, 又是反映一个时代文学观念演化的晴雨表。所以, 文学界的风云变幻最先都会从关键词中反映出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新潮之进中国, 往往只有几个名词。”15　也就是说, 我国现代文论中的新话语和关键词, 大都是伴随着文学新潮而引入的。这种情形在过去的百年中, 主要有三次: 一次是20 世纪初, 一次是50 年代, 一次是80 至90 年代。那么, 一个世纪以来, 我们从外国文论中引进的新话语和关键词有多少呢? 我依据最新出版的《世界文学术语大辞典》附录I. 《外来术语英汉对照表》16　作一统计, 共引进文学术语2018 个, 其中文论术语有533 个, 常用文论关键词有126 个。此表中文论关键词的内容和数量与本文所论及的关键词大致相符, 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百年来引进外国文论话语的实际情形。
    这些文论关键词的引进, 是通过“翻译”实现的, 也就是将外文关键词译成中文关键词。“翻译”实际上是一种对话, 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沟通、交换和对等的双边对话活动。我国学者历来对此态度是很严谨的。1903 年, 《奏定译学馆章程》中规定:“专科学术名词, 非精其学者不能翻译。”17　再说,一个文论关键词的最后译定, 往往不是凭藉一人之力, 而是经过学界同仁长期商榷、磨合乃至约定俗成的。
    比如英文术语“inspiration”在上个世纪20 年代传入我国时, 开始音译为“烟士披里纯”。当时一些赶时髦的文人, 一谈文艺创作, 就要大讲特讲“烟士披里纯”。后来, 人们才感觉到此种译法非但不雅, 而且令人费解。于是, 才译定为“灵感”。朱荻先生说: “单从术语翻译的角度来看, 把‘烟士披里纯’从音译翻成‘灵感’, 是译得极好的。灵感的灵, 繁体字灵, 从巫。《说文》: ‘巫以玉事神’曰灵。照许慎的解释: ‘巫, 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所以, 灵感这个词的翻译, 可谓与柏拉图时代的含义相近, 一是有通神的意思, 二是与巫有关。”18
    又如英文术语“romanticism”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传入我国时, 最初有两种译法。一种是梁启超和王国维从日语中转译为“理想”, 与“写实”相对应。又有人译作“理想主义”。这基本上是采用了意译法。另一种是鲁迅于1908 年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 采用梵文之意, 音译为“摩罗派”或“罗曼派”。又有人译作“罗曼主义”。这基本上是采用了音译法。当时, 两种译法难分高下, 故并行于文坛之上。直到1930 年, 才译定为“浪漫主义”。
    由此可见, 作为对话的翻译, 就不仅只有外语在场, 而且汉语也在场, 是外语与汉语之间对等地沟通和交换。两种语言的对话是否成功和有效, 关键要看“翻译”的水平。一般来说, 翻译者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 还要精通两种语言的文学和文化;不仅要“专其学”, 而且要“精其学”。所以, 翻译者要完成一次对话, 便要使出浑身的解数, 调动母语方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广博知识积累。翻译者代表母语方参与对话, 并用汉语的表达方式将对话的成果固定下来。诸如上文所说的“灵感”、“浪漫主义”等就是如此。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种对话的有效性, 我们组织了下面的一场对话。这场对话是用图表形式进行的。对话的一方是陈慧、黄宏煦主编的《世界文学术语大辞典•外来术语》, 另一方是彭会资主编的《中国文论大辞典》(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 年版)和《辞源》(合订本) 。

    序号《世界文学术语大辞典•外来术语(英) 》《中国文论大辞典》《辞源》
    l Literature (文学) 文学 文学
    2 Imagery (意象) 意象 意象
    3 Imagination (想象) 想象 想象
    4 Style (风格) 风格 风格
    5 Structure (结构) 结构 结构
    6 Form (体裁) (体裁) 体裁
    7 Empathy (移情) 移情 移情
    8 Taste (趣味) 趣味 趣味
    9 Satire (讽刺) (讽刺) 讽刺
    10 Plot (情节) (情节) 情节
    11 Feigning (虚构) (虚构) 虚构
    12 Tone (格调) (格调) 格调
    13 Euphemism (委婉) (委婉) 委婉
    14 Grotesque (怪诞) (怪诞) 怪诞
    15 Humours (幽默) (幽默) 幽默

    上表纵列II 括号中的文字是译名; 纵列Ⅲ括号中的文字是该辞典虽未收入, 但在中国文论里又存在的话语。
    其实, 在中文与西文(主要是英文) 的对话中, 存在着三种情形。一是在中国语言和文论中有现成的词语来作为译名, 如上表所列出的15 个译名。其中大多数译名语义与西文相近, 也有不尽相同的, 如“幽默”, 它的本义是“静寂无声”。这部分译名最容易给读者造成错觉, 以为在中国语言和文论中存在着与西文完全一样的术语。有人甚至将译名与西文等同起来, 并认为译名就是西文, 西文就是译名。这样就忽视和遮蔽了西文的存在。正确的说法是: 译名与西文在语义层面上是大致相近的, 但在语言层面上又绝不相同, 即西文是西文,译名是译名。如在英文中只有“imagery”而无“意象”, “意象”只是它的中文译名。二是在中国语言和文论中没有现成的词语来作为译名, 只有另造新词来译它。如“灵感”、“语境”、“解构”、“通感”、“召唤结构”、“期待视野”等。三是模拟西文的音译, 如“沙龙”、“罗曼”、“烟士披里纯”、“洛可可式”等。
    总之, 在以上三种情形中, 除了音译是有特殊的需要之外, 应该说译者们调动了浑身解数, 站在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立场上, 使用汉语的方式来参与对话。这场对话, 汉语不仅始终在场, 而且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所以, 尽管我们在西方文论中引进了大量的话语, 但这些话语大都“中国化”了, 变成了中国文论的血肉。这是“得语”而不是“失语”,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
    那么,什么是“失语症”呢? 时下议论较多。按我们的理解,所谓“失语”’就是丧失了说话的权力。它是指我们没有能够创造出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或曰特色) 的新话语,去参与世界文论的对话。在这层意思上说“失语”,说“缺席”,都是对的。但是,这与我们引进西方文论话语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也就是说,“得语”之因,并不一定会结出“失语”之果。因此,我们认为,西方文论话语的引进者和使用者,都不需要为“失语症”负责。我国从东汉以来曾大量译介佛经,佛学话语已浸透到中国文化话语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失语”,倒是带来了汉语的极大繁荣。所以,“失语症”不应该记在引进西方文论话语的帐上。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开放的胸怀,更理直气壮地去接纳世界各国文论的优秀话语,并以此作为养料,去创造中国文论的辉煌!

    ①⑧⑨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 第150、37、38 页。
    ②17　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 第646、729、638 页。
    ③旷新年: 《中国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 第二部下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 第67 - 68 页。
    ④傅莹: 《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理论的发轫及检讨》,《文艺报》2001 年4 月3 日第3 版。
    ⑤引自张宏梁《科技词语:飞入当代文坛的彩蝶》,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 年第2 期。
    ⑥对于“本文”和“文本”, 国内学者一般不加区分, 常常混用。在西方文论界也有这种情况。但是, 索绪尔认为,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本文”就是所指(事实、存在) , 而“文本”只是能指(语言、符号) 。如果按这样理解, 文学作品就只能是“文本”, 而不是“本文了。
    ⑦⑩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 第956 页、951 - 952页。
    11　容闳: 《西学东渐记》,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 第89 页。
    12　厨川白村: 《苦闷的象征》(鲁迅译) ,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 第125、260 页。
    13　毛其庆、谭志图汇辑《文艺理论教材史料汇编》(内部刊印, 1981) , 第23 页。
    14　引自鲁迅:《摩罗诗力说》。
    15　《鲁迅论文学与艺术》, 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第200 页。
    16　陈慧、黄宏煦主编: 《世界文学术语大辞典》,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第787 —806 页。
    18　朱荻: 《灵感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他》, 载《美学》1979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