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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发展经济学看我国农业问题 | |||||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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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结构下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型的提出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于1979年在一篇题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论文中明确地说；“农业一直是发展链中最脆弱的一环。发展中国家工业每年以大约7％的速度增长，儿童入学人数增加了4倍，国内储蓄率已上升到3个百分点——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农业之前，到处都是一片光明景象。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基本情况是，粮食生产赶不上粮食的需求，从而引起并激化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注：刘易斯：《蹒跚前进中的世界经济中的农业》，迈耶主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英文第7版，第332页。） 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农业之所以落后，主要有6个原因： 1.快速的人口增长。发展中国家人口年增长率大约为2.5％，由人均需求推动的总需求增长率超过了3％，而产出增长率则远远低于3％。 2.热带粮食生产的技术革命刚刚起步。殖民时期农业研究一般只限于符合出口需求的经济作物。发展中国家虽然对玉米，适应亚热带气候的各种小麦和适应具有灌溉系统的大米的研究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是，对其他品种的大米、高粱和粟米以及牲畜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3.即使有了新技术的开发，农业推广服务和对农民提供现代产出的网络也严重不足，在一些地区竟完全缺乏。 4.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尽管道路交通系统大大改造和巴士卡车往来奔驰从而改变了农村生活面貌，但是对灌溉系统和贮藏设施的投资则很不充分。 5.虽然人们都赞同土地改革，但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如是否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如何变革租佃关系等），并未达成共识，以致效果不佳。于是，有人用“一揽子土地改革”（the package of land reform）一词代替土地改革，以区别好的土地改革和不好的土地改革。 6.劣势的贸易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市场中农产品价格持续下滑。按理，世界经济繁荣将改善贸易条件，但是，由于美国的农业生产率大幅度上升增加了谷物贮量和供给，从而降低了农产品价格，部分地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可出口作物征税或对国内市场粮食价格限价以致降低了农民收入。 刘易斯从上述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农业部分的6种因素进一步分析其后果： 1.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在传统古典经济学中，由于人口增长，利润和地租将上升而劳动收入将下降，早已是不争之论，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也不认定经济增长会自动地带来低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劳动者是低收入的农民。除非农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不会改善。在技术停滞的非洲和亚洲热带干旱地区，这种人口负效应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些地区生活着5亿最贫困的人口，而且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如何发展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2.乡——城人口大量流动。人口较稀的非洲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开垦新土地的办法抵消人口增长的压力，而人口较密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口的增长必然出现人均耕地日益减少，农户生产规模日益狭小，以致农业人均产出日益下降，从而促使农村青壮年向城市流动谋求工作以取得收入。但是，城市又无法提供农村流入城市人口日益膨胀的职位需求，加上农村妇女也纷纷离乡进城，更激化了城市劳动市场的供需矛盾。由于流入人口的不断增加，政府不得不增加水电交通学校医院等公用事业的支出，沉重的城市财政负担又迫使政府削减投向农村的资力。结果，农村愈趋贫困，城乡差距愈趋扩大，乡——城人口不正常流动的情况愈趋严重。 3.落后的农业还会造成国际支付赤字扩大，债台高筑，出现债务危机。这不仅因为低农业产出无法换取较多外汇，进口粮食需支出外汇，还因为城市化进程放慢而所需的大量资本不得不向国外借入。而缺口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更不得不压低储蓄以换取外汇。 4.落后的农业意味着农民只有低下的购买力，以致工业的增长受到阻碍。尽管从供给方面而言由于国内运输条件有所改进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物的出口，从需求方面而言发达国家的迅速增长将吸纳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物，但是，这些作物一般是低价售出的，而且数量上只占产出的一小部分。个别发展国家在出口农产原料和饮料原料方面尚差强人意，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此类商品的供给弹性是很高的，因此，贸易条件不会有多大改善。与此同时，农民从国内生产得到的收入也很低。于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点的制造品进口替代因国内市场狭小而难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尽管工业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却面临的是贫困的农民，他们不能为工业产品提供必不可少的国内市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把对工业品市场的目光从国内转向国外。此后，一批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种种限制之下凭借比较优势，把轻金属、电子等产品向国外出口，并取得成功。但是，从长远利益看，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农民生活才可以提高，吸纳制造品的国内市场才可以形成，贸易条件才可以改善。 刘易斯是在发表他的传世之作《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后25年写成论文作出上述分析的，距今已有21年，但我认为这篇论文又是一篇不朽名文。第一，刘易斯在文中的论述始终抓住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的要害，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第二，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低下，主要是技术停滞状态下的人口过多。第三，他自我突破了二元结构下乡——城人口自然流动可以顺利地为工业化累积资本和提高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思维定式，提出如何充分利用大量农业生产率的另一政策思路。第四，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刘易斯论证发展问题的重点是工业化问题，而农业则被看成是从属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它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过起着辅助的作用，这一观点既反映了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重工轻农，又对当时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针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1979年论文的分析对这一观点作了明显的修正，但是，毋庸讳言，1954年论文的政策含义和当时在结构主义思路指引下其他政策建议在一起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长期不能改变落后状况起了相当程度的消极作用。因此，在肯定1979年论文超越了1954年论文认识水平的同时，不能不回顾第一阶段经济学基本思路——结构主义思路畸重畸轻带来的不良后果。 应当指出，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中，具有重工轻农思想的理论，不只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式，还有发展经济学另外两位先驱人物的理论，一是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一是普雷维什贸易条件恶化论。 不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有限，应当把这些有限资源集中起来首先发展一部分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优先发展的产业应当是联系效应强的产业，联系效应的强弱，应当用产出的需求弹性来衡量。产出需求弹性大的产业，联系效应强，反之，产出需求弹性小的产业，联系效应弱。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由于是必需品，其需求弹性不会很大，又由于恩格尔法则的作用，当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其需求的收入弹性也较小。相比之下，制造品的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大，制造业的联系效应也较强，因此，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应当得到优先发展。而且，又由于资金短缺和外汇不足，更应当首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制造品，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初级产品，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一般快于初级产品业的技术进步，按常理，制造品价格的下降速度要快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下降速度，但由于两类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发达国家的制造品因生产率提高而得到的利益不表现为价格的下降，却表现为利润和工资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率的提高相对缓慢，但任何提高而得到的结果是价格下降，得益者是进口初级产品的发达国家。据此，普雷维什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首先把资源配置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工业品生产方面，即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 上述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三家之言都各有着重之点，如1954年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模式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上的特点，赫尔希曼的理论重视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普雷维什剖析了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地位，都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它们的共识是重工轻农，各自从不同方面强化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中的“唯工业化论”。 “唯工业化论”是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的组成部分，和重物质资本积累轻人力资源开发的“唯资本论”、重计划调节轻市场机制的“唯计划论”以及重内向发展轻对外开放的思想，共同组成主导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 结构主义的畸重畸轻思路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的。片面强调工业化有损于农业是不言而喻的。不重视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受害者是农民，农民因贫困而感到送子女入学的机会成本很高，如果政府又不扶植农村教育，则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将不能提高而严重障碍农业进步。计划调节下封闭式发展工业一般要对外汇价格和资本价格作出人为的扭曲，这对农业发展也十分有害。过分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农产品被计划收购甚至强制征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封闭式的经济发展保护了工业生产，却往往牺牲了农业的利益。 总之，在工业化就是一切的20世纪50年代里，发展中世界的农业发展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在农业停滞的60年代里，农业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是局限在为工业化提供剩余这一范围之内。于是，从1948年至1960年，整个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6％，从1960年到1970年，降为0.1％。农业停滞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问题和困难是密切相关的，如不发达和绝对贫困依旧存在或改变很小，入口爆炸失业和就业不足，收入分配不均等等。问题都是与农业滞后有联系的。这些情况，直至新世纪的来临，基本上还存在。 在发展中国家，农业依旧是一个“问题部门”（problem sector）。 二、我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如果把建国以后至1977年以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定为结构主义思想，则我国比许多发展中国家沿着这一思路走得更远，就农业而言，受害也较严重。在1977年以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8年，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农业连续9年增产，农村收入有很大增加，农民生活普遍改善。从1959年到1962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大跃进运动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农业连年减产，引起了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后，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到1966年才使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或超过1957年水平。从1967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涉及农村，农业生产又长期停滞。1978年，自发兴起的联产承包的初始形态得到肯定，中央提出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25条政策，调整工农业关系，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了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形式，加上其他一系列有利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变化。1984年，粮食生产达4073亿公斤，比1977年增长了44％，棉花生产达12516万担，比1977年增长了20.5％，但是，以后农业生产又出现滑坡，1988年比1984年粮食生产减少了130多亿公斤，而人口增加了5740万人左右，粮食供需缺口是靠减少库存和增加进口来弥补的。近13年，经过政策一再调整和各方面种种努力，农业中存在的问题（如粮食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有些问题（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还继续存在，而新问题（如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扩大）更成为影响稳定的因素。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三农”问题成为重要议题，会议文件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在我国，农业确确实实也是一个问题部门。 在我看来，我国要解决有诸多问题的农业部门，必须从下述三个方面着手： 1.坚定不移地、积极而有秩序地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广阔的生产空间。 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而在中国这一现象最为突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数量，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人口达12.61亿人，居世界之冠，年增长率仍未降到1.1％以下，而可耕地面积仅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的7％。估计，现在农业劳动力为4亿上下，其中，剩余劳动力在1.8亿至2亿之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必然压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问题和方案》中指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不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还低于其他低收入国家。据统计，从1960年至1978年，低收入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为0.9％，中等收入国家为1.4％，而中国仅为0.3％。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捷径之一是机械化，但庞大数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继续膨胀堵塞了这一条道路，从而较快速地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是难以实现的。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是中国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中国现在还有数量众多的尚未脱贫的、收入极为低下的人口，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中国日收入在1美元以下者占总人口的4.6％，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 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在经济上起了正面作用。第一，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据统计，广东省已吸纳了1200万外来人口，其中至少80％（即大约1000万人）来自省外农村。他们为广东省的企业贡献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使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如日本一家报纸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在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华南地区，各国企业为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而进入中国，其中，在邻近经济特区深圳市的东莞市，大约有4万多家企业前去投资，很多工厂实行三班倒24小时工作制，工厂的夜景很壮观。……日本一家生产眼镜框的厂家1992年在东莞市办厂，当时从业人员只有数十人，而现在已达到约2000人，产值占公司的一半。”（注：《参考消息》，2001年11月16日，第1版。）第二，外来劳动力为城镇的基本建设如楼房建筑、管道施工、道路修建、住宅装修等所需工人的主要泉源，据估计，他们当中大约80—90％来自农村。第三，为家乡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如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多的省份之一、四川省，去外地打工人员每年汇回家中的款项以百亿人民币计。（注：据四川省三台县的统计，该县年劳务输出创造7.1亿元人民币，粗略地推算，四川全省年劳动输出创收至少在150-200亿元人民币之间，三台县的统计见《经济日报》2001年11月6日第10版。）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后还可以回流，经过在外艰苦奋斗多年的民工，一部分人开始回流，他们带回资金、技术和先进的价值观回乡创业，既可以自己成家立业，又可以促进家乡经济的发展，例如，四川三台县民营工商企业从业人员中，回乡创业人员占2/3，2000年达到12000余人。 当然，乡——城人口的盲目流动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主要是，城市失业现象比较严重，求职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面临的情况是，供给大大地而且在相当长时期中超过需求。结果，由于城市企业部门不能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流入城市的民工就因找不到工作而沦为棚户和贫民窟的居住者。他们从事一切可能做的个体劳动者，成为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搬运工、鞋匠、擦皮鞋者以及保姆等等；于是，城市中出现并不断扩大了一个新的部门——“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在这个部门中，人们一般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但生产力很低，收入微薄又不稳定，但易于进入，依靠亲友携带或不计条件的自我介绍就可以为雇主接纳。可以说，非正式部门像海绵吸收水分那样不断吸纳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者而不断膨胀。日益膨胀的非正式部门不仅是城市的负担而且成为社会公害。饮水用电的要求不能不满足，占地建房之势难以抑制，环境卫生的破坏又禁而不止。 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地拥入城市确实会给城市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谋求生存和预期中较好生活条件而离乡背井进入城市从经济规律上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广大农民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之上，使他们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条件下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方针的指引下，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对户口迁移以及“农转非”问题放宽了政策，农民开始向城市流动，从而产生了上述正面和负面影响。为了扩大正面影响和减少负面影响，我国在继续放宽户籍管理的同时，不片面主张城市化而提倡城镇化。在这一政策思想引导下，我国小城镇由1978年的2173个增加到，2000年的20312个，22年中增长近10倍。小城镇的蓬勃发展，减轻了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压力。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如城镇分散达不到规模经济，不能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不能发挥城市功能；小城镇遍地开花，破坏耕地，污染农村，离土不离乡的亦工亦农身份事实上使农民不更多关心农事，使农业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城镇分散，不能在一个地区形成经济、市场和信息中心。这些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又转而重视大中城市的建设。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似不应当把城镇化与城市化对立起来。不可否认，经济的现代化离不开大中城市的发展，但是，少数的大中城市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2亿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建设需要极其巨大的投资，水电设施、地下铁道、立交桥、轻轨、“靓起来工程”、“亮起来工程”等等所需投入的庞大资金都不能不依靠外力。而小城镇的建设不必刻意求新求大求全，可以更具有田园风格。它们靠近农村，可以就此吸纳劳动力，通过“边干边学”，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小城镇建设，所需资金较少，可以就地筹集，调动民间资源。至于影响环境问题，在市场走向规范化和法治日益健全的过程中，可以逐步解决。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移动这股洪流，只能疏导，不可拦阻。把农民拒于市门或镇门之外，从经济上看，既不利于农村，也不利于城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是逆流而行的不明智的举措，也是根本作不到的。要素自由流动是资源配置优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劳动力在地域或行业中受到禁锢，从根本上说，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国于1957年实行了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村迁往城镇、中小城市、迁往京津沪等大城市实行严格控制。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自20年代80年代以来，户籍管理逐步放松，200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全国小城市全面开展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管理结构被打破。一些省市改革步伐更快，如浙江省县级以下的城镇已完全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政策，广东省的改革范围更包括大中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这些城市将以落户条件替代城市人口控制指标，石家庄规定凡有合法固定住所并有常住户口的职工、居民可以申请其配偶、子女、父母与其共同生活。看来，我国的户籍制度在本世纪中叶以前必将彻底改革。户口问题不仅在求职、应聘、入学、医疗等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待遇使农民长期处于不公平的地位，而且使我国人口中数量最多的成员中产生了心理上的扭曲，农村户口使人感到自卑，“农转非”成为一种光荣，进入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更是广大青年梦寐以求的事。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和变态的心理，如果长期不纠正，必将严重障碍我国的经济发展。 2.努力提高农民收入，减轻负担，预防外来风险 长期以来，就全国而言，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如200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人民币2552元，大约仅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湖南省全省农民收入1999年人均增加83元，2000年只增加50元。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我国1998年总人口中最贫困阶层（占总人口的10％）可供消费的收入份额仅占全国人民可供消费的收入总额的2.4％，而最富裕阶层（占总人口的10％）可供消费的收入份额竟占全国人民可供消费的收入总额的30.4％。基尼系数为0.4。无疑，最贫困阶层在农村，最富裕阶层在城市，基尼系数达0.4，清楚地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己处于相当严重的程度。 低收入的农民所承受的各种费用负担非常沉重，以用电为例，不少农村地区付出每1度的电费竟高达城市的10倍，以致许多农户不得不“日入而息”或用起油灯。现在一些地区已在试行费改税的办法以控制对农民不合理的收费，并进行农民负担专项大检查，但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还远未解决。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我国农业如何经受国际大环境变动的冲击。如前所述，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而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又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45％以上，但仅提供农业总产出7％的产出，粮食商品率还不到20％。结果，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高于国际价格。据统计，以1998年的国际经济为基数，国内外经济比为大米101，小麦143，大豆179，玉米180。（注：《中国价格学会通讯》1999年4月15日。）因此，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生产必将付出相当高的代价。据估计，加入WTO后，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将使2005年国内玉米生产减少7.5％（1000万吨），小麦生产减少4.7％（500万吨），大豆生产减少4.5％，棉花生产减少3.8％，油料作物减少生产3.6％，糖料作物生产减少2.5％。生产减少使2005年种植业部门将减少300多万劳动力。（注：胡鞍钢：《中国走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这将为本已十分严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雪上加霜。 当然，我国可以凭借要素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纺织、服装食品、皮革制品以及建筑、建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估计可以增加6百万人就业。但是，要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看来必须明确一个观点：从农业本身产业结构的改造上升到把农业现代化和高科技化与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使广大的农民在新农村、新农业的新天地中发挥他们的巨大潜力。 我特别注意到刘易斯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中委婉地修正了他在1954年对二元结构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能顺利转向城市工业的观点的一段话：“发展经济学家们未能清楚地认识欧洲的经验而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出现农村人口的减少。诚然，农村人口将减少，但这只是相对的，绝对的减少只会是在发展后期。例如，1850年左右，欧洲的农业人口占全人口的50％，而自然增长率仅为1.5％，于是，在城市人口年增长2.5％时，农业人口绝对下降。如果70％的人口在农村自然增长率为2.5％，农业人口绝对下降必须以非农部门以8.3％的速度增长为前提，而这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农业从业人数的绝对增长与人口膨胀密切相关。绿色革命之成功，因为它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化的农庄节约劳动型的投资应当控制。修道路、开梯田、建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投资是必要的”。（注：刘易斯：《蹒珊前进的中世界经济中的农业》，迈耶主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英文第7版，第332页。） 因此，我认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能完全跳出农村和农业。要继续贯彻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并具有现代化特色的高效农业。 3.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并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结构必须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必须更新，农业传统保守思想必须受到教育，但是，任何重大变革措施应当得到当地大多数农民的认同，不能以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行事。据媒体报道，某一个镇的领导层为了“增收”，规定农民必须把大面积土地改为桑田，但当时农民熟知，该地的土质和气候条件都不适宜种桑，于是，在奉命种上桑苗的当晚用开水把苗烫死。又一个镇的领导层决定要大面积种植烟叶，结果烟叶枯萎不长，又命令所属小学停课，规定每个小学必须说服一户农家种植10亩烟苗，完不成任务要罚款。这些事件使农民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也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对从事农业工作的人，也许发展经济学另一位先驱人物和刘易斯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舒尔茨的一段话题是颇有教益的。他说：“在自己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具有超过来自富国的仅仅懂得经济学的专家的优势。他熟悉他的小块土地和当地气候，而且他能预期他的辛勤劳动将取得什么成功，而所谓的专家却一无所知。他还知道，风雨和阳光对于他和他的家庭能否活下去是无情的。各类病虫害向来就是他的农作物的天敌。大自然从来就是吝啬的。这位默默无闻的农民是农业现代化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他是以分厘而不是以元角为单位来计算边际成本和收益的。他和我们一样关心改善自己的命运和下一代的命运”。（注：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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