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分析党的农村基层政权可以从制度设计层面来进行，也可以从组织技术层面来进行；然而，本文从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人民公社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体制转型初期、市场经济时代，以利益与价值取向为基点，来分析党的农村基层政权的历史嬗变，并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一个“德法兼治”、“利益共谋”的过程。
 
［关键词］基层政权　利益共谋　价值观念

    党的农村基层政权的利益嬗变与价值取向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随着体制变迁、经济发展、法制完善与道德升华而不断变化与发展，并最终融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序列。在这一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分段：

一、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基层政权----极端均平化的价值观与私人利益的全盘否定

    人民公社的首要特征就是政社合一,即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合二为一。实行人民公社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国家强制力征集农业剩余以及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并把农民禁锢在那种缺乏优越性的集体经济组织中，从而实现对农民的有效控制。就经济利益而言，人民公社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了农业剩余无偿地流向工业和城市，从而实现其优先发展，并且通过“一平二调、一大二公”企图彻底割除“资本主义尾巴”和全盘否定个人利益。对国家政权而言，人民公社是“改造农民”的最佳途径，因为它把国家政治权力直接延伸到农民家门口。所以人民公社不仅通过强制把农民组织起来，便于政治控制，而且大大降低了国家对农民实行“超经济剥削”政治经济成本。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公社不可能实现农民自愿互利的农业发展机制。也不可能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代化。“一平二调、一大二公”违背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违背了农民的发展意愿。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自愿互利的农业机制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为共同利益而在产、供、稍等领域或信贷、科技、机械服务等方面形成的联营经济组织，它的前提是要有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发达、经济理性的成熟以及发达的社会交换关系。缺乏这些前提，人民公社只是一种控制社会的有力工具,也只能依靠“人身依附”和“束缚保护纽带”而存在。

    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价值观强调人人绝对平等与“贫穷”光荣，并且彻底否定私有财产，否定中国农民有限的经济理性。平均主义是个体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在分配过程中，它主张人们在工资、劳动、福利等方面享受一律平等待遇的思想，认为只有绝对平均才算是平等， “大锅饭”是对这种分配方式的形象说法.更为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均平主义价值观完全割断了农村干部与农民利益的关联，导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而当时的党和政府把这种体制内的矛盾，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加以处理，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加以整治，给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实践证明，这种通过政治手段把农民强行组织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中的作法，这种平均主义的价值观，不利于农民的自身解放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二、社会转型初期农村基层政权“自利化”倾向----行政道德与谋利行为的分裂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生产经营方式上，家庭作为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重新回归到生产领域；在所有权上意味着国家对农民有限产权的认可。最终导致以“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架构为支撑的人民公社解体。在政府与农民的适当分权的基础上重建乡镇基层政权机关。但是，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时期，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迈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由专制政治、人治政治迈向民主政治、法治政治。这是一个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前进中的问题，其中，基层政权机关的“违德行政”就是最突出的表现。在利益和道德的抉择，部分基层干部把道德丢到九宵云外去了。

    基层政权“违德行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乱”现象----残酷的利益剥夺；二是野蛮的“圈地运动”----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侵犯；三是鲜廉寡耻的腐败行径。这些现象不用说是违法，就能最起码的人文道德都荡然无存了。“违德行政”的实质就是与民争利，实现基层政权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著名学者S.N.艾森斯塔得认为：“政府人员的自利化主要是一种政治价值取向。在有些时候，这种价值取向甚至达到了要摆脱一切来自上的政治监督，或取代其为不同阶层提供优质服务的目标的程度。”[1]这样一种价值观主导下，一些基层政权机关已经蜕变为赢利型的掠夺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