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两代人之。间的“成熟差”是一个客观事实，只能靠教育来弥补。代际不对称性是教育存在的人类学依据，学校教育则产生于代际不对称性的扩大。印刷媒介对代际不对称性起到了呵护作用，但电子媒介因其自身的特性消弥了代际差距，使代际不对称性加速消逝。不对称性的消逝使学校教育的合法性和内在魅力降低，这是当代学校教育多重危机的内在根源。在电子媒介时代，学校应寻找新的合法性依据，向“学习共同体”转型。
    关键词：学校合法性5成熟差；不对称性；印刷媒介；电子媒介
   
      Abstract: It is an objective fact that there is a maturity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which can only be redeemed with education. It is the asymmetry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that provides an anthropological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of education and it is the enlargement of the asymmetry that has evolved school education. In this articl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rinting media has played a protective role for the asymmetry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Because of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electronic media has eliminated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generations and made the asymmetry disappear more rapidly. However, its disappearance has lowered the legitimacy and inner magic of school education, which is the internal source of the multiple crises rooted in the modern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times of eletronic media, school education should seek a new legitimacy foundation, transforming itself into a “learning community .
      Key words: school legitimacy; maturity distinction; asymmetry; printing media; electronic media
 
    一、“成熟差”：教育存在的人类学依据
    很多从事教育研究的人有——种天真的思想，渴望有一天能够实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完全平等。孰不知正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不平等或者说“不对称性”，为教育提供了人类学依据。
    “教育是由前——代人对下一代人进行的。”[1]前一代人为什么能对下一代人进行教育呢?根本的原因在于两代人之间存在的“成熟差”[2]，即前一代人相对于后一代人在身体、经验、知识、能力、社会性等方面的优势。成熟差是一个自然现象，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存在群体的新生成员——集体未来的惟一代表——的不成熟和掌握群体的知识和习惯的成年成员的成熟之间的对比。”[3]动物也有成熟差，但动物的成熟差与人相比要小得多，靠本能的逐步释放和年轻一代的无意识模仿就可在短时间内得到弥补。
    即使是生理上，人的代际成熟差也是非常大的。波特曼估计，标识人的独有生物特征的直立行走和言语活动，要在人出生一年之后才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是“生理性早产”[4]的动物。即使在——岁时能够直立行走并会说话，人的生存能力也无法与同龄的动物相比，没有成年人的养育，成活的可能性非常小。人在生理上的成熟差决定了一种初级形态的教育，即保育的必要性。“大多数动物的确需要喂养，但却不需要保育。保育还意味着父母要采取预防措施，使孩子不会有害地运用其能力。”[5]也就是说，单就生理层面而言，代际成熟差不仅体现在新生儿的能力匮乏上，还体现在对自己仅有的一点能力的低控制上。没有保育，新生一代就无法跨越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无法长大。
    人的代际成熟差不仅仅是生理的，还是社会的。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积累了——定的“超生物经验”[6]，即人在超越生物本能之外所形成的制造、使用工具的经验。与此同时，人类在面对人类群体自身方面也形成了“超生物联系”，发展出社会关系，积累了社会生活的经验。而这些超越生物本能的经验基本上掌握在群体的成熟成员手中，新生成员不会自发地获得，这就造成了生理成熟差之外的社会成熟差。
    两代人之间的成熟差是客观事实，但人类要延续，就不能放任这种成熟差的扩大，否则。人类就面临着衰亡的危险。如何弥补两代人之间的成熟差呢?“教育，只有教育能够弥补这个缺陷。”[7]正是成熟差这一客观事实，为教育的存在提供了人类学依据。“只要他自己不能一个人(再一次)去发现和创造他在这个自然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环境中生活所需的一切，那么他就是一种依靠继承的生物，一种需要教育的生物，一种要接受教育的生物。”[8]我们以往强调人的可教育性，却忽视了人的教育需要性。实际上，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所以康德说：“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除了教育从他身上所造就出的东西外，他什么也不是。”[9]因此，人类学的表达更完整：“人是教育的、受教育的和需要教育的生物。”[10]
    因为成熟差的存在，教育成为必需。教育成为必需并不意味着学校教育成为必需，如果家庭、生产机构和社会生活能够弥补这种成熟差，学校教育的存在就没有依据。人类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人类的童年时期，“每一个人通过社会中的简单生活学到不少东西，有的甚至可以说是通过对周围事物的见闻获得的。……每个人的经验和知识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非正规教育。这种教育是长期存在的”“”。正规的、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之所以产生，在于两代人之间的成熟差的扩大。“随着文明的进步，年轻人的能力和成年人所关心的事情之间的差距扩大。除了比较低级的职业以外，通过直接参与成人的事业进行学习，变得越来越困难。成人所做的事情很多在空间和意义方面那么遥远，游戏性质的模仿越来越不足以再造它的精神。”[12]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社会生活都不足以承担弥补成熟差的重任，学校作为一种有明确的教育意识的社会机构产生了。正是学校的存在，使得年轻一代能够在人生的早期阶段高效地学习，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跨越两代人之间的成熟差，进而站在人类智慧的前沿开创新的、属于自己这一代的生活。
 
    二、印刷媒介对“不对称性”的呵护
    从更抽象的意义上看，“成熟差”是教育系统中两种教育主体之间的“不对称性”的体现。换句话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无论是在生理，还是在精神上都不是一种无差别、无等级的对称关系，而是一种有差别、有等级的不对称关系。“没有—一种教育不带有这种非对称的关系，不承认某种高下不等的差别。”[13]从宏观上看，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基本使命就是缩小、弥补代际成熟差和不对称性，使年轻一代达到甚至超过前一代人的高度，进而促进人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从微观上看，正是因为不对称性的存在，才使年轻一代有一种“缺乏感”，有弥补差距的冲动和内在动力。因此，可以说，不对称性既是教育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也是教育保持其魅力和吸引力的秘诀。
    教育的使命在于弥补代际不对称性，但教育又不急于一下子弥补这种差距。因为对这种差距的快速弥补既使教育的合法性减低，又使教育失去内在的魅力。现代学校教育是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而印刷媒介的基本特性恰好符合学校教育呵护不对称性的需要，“在印刷社会里，一个人如果想完全接触社会的知识和传播网络，就必须要有良好的阅读和写作能力。”[14]在印刷主导的时代，成年人有了新的定义一一有读写能力的人。这样一来，读写能力就成了两代人之间的一个成熟差，“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15]。而读写能力的获得，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能靠自己实现的，需要接受学校教育的帮助。但读写能力又不是立刻就能掌握的，需要多年的学习，所以学校教育的年限就很长。读写能力具有难易区分和阶梯性，在低级别的能力没有形成之前，一个人不能跳跃性地学习后面的东西。学校教育的年级划分，我们往往以为只是依据年龄的大小，实际上还有印刷媒介阶梯性的考虑。“学校分年级的结构与印刷的信息特点密切相关，因为印刷媒介允许有信息的隔离和分级。”[16]总起来说，学校教育充分利用代际媒介能力差距，既以弥补这种差距为最终目的，又将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有条理、按阶段地控制起来，做到“既开门，又不全开”，收放自如，使“不对称性”成为教育安排背后“看不见的手”。
    在印刷主导的时代，代际不对称性还体现在性情上。儿童天性好动、活泼，兴趣广泛，注意力容易转移。而成年人即有阅读能力的人，通过进入印刷品所营造的抽象世界，慢慢改造了冲动的天性，“控制和征服人的天性的能力，成为成年人的一种重要特点”[17]。也就是说，理性能力成为横亘在两代人之间的又一种差距。而学校教育通过帮助学生进入印刷品所创造的抽象符号世界，一点点改造其天性，培养其控制天性的理性能力。
    当然，代际不对称性主要还是表现在“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18]上。在印刷媒介主导的时代，知识就在书本中，就在印刷品组成的世界中。与口语和手写时代相比，在自然科学方面，印刷媒介增进了科技交流，深化了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同时，印刷媒介扩大了人文艺术的传播范围，使思想的人群覆盖面空前增大，加速了人文艺术思想的发展。可以说，在印刷媒介主导的时代，人类的核心智慧和精神精华都在书的世界里。成年人，即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享受着印刷媒介承载着的人类智慧和精神精华，与没有受过教育的未成年人相比，“知识差距”何其大矣!这样一来，学校就成了年轻一代弥补知识差距、走向成年的主要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通道。不通过学校这一通道，一个人就无法一睹人类智慧的精华，无法弥补自己的知识差距。而学校是分级的，就像上山的台阶，你上的台阶越多，就能饱览越美的风景。
    由于阅读具有的高度选择性，成年人可以控制儿童的阅读选择。一般情况下，成人社会为儿童选好了适合他们阅读的书籍，而将包含着色情、金钱、阴谋、暴力、屠杀、死亡、犯罪、毒品等文化隐秘的书籍与儿童隔离。知晓这些文化秘密，是成年人的特权之一。在这一意义上，成年人就是深窥文化秘密的人。关于这一点，作为成年人的我们都有体会。比如，儿童的好奇心驱使其不断地涉触文化的隐晦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多是以“小孩子你知道什么”，“小孩子知道这么多干嘛”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优越感并岔开话题。
    控制“儿童不宜”的信息，再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分阶段地加以透露，除了起到保持代际不对称性，避免文化的隐晦和阴暗成分快速污染儿童的心灵的作用之外，还起到了整饰成年人形象的作用。成年人为儿童定做的儿童图书展示的多是装饰化、理想化的生活，展示的是成年人前台的行为，将成年人后台的行为，比如软弱、暴躁、功利等隐瞒了起来，从而整饰了成年人在儿童心目中的形象。需要说明的是，通过阅读进行形象装扮只是成年人的策略之—，更常见的方式则是将自己的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区分开来，在儿童面前只展示经过“化妆”的前台行为。比如，家长在孩子面前多会自动化地控制自己的言行，而孩子不在场的言行则“放肆”许多；教师不但通过向学生展示前台行为对自身形象进行控制，而且通过课前的备课和预先的准备进行“知识化妆”，给学生以无所不知的感觉。成年人前台、后台行为的区隔表面上看似乎与印刷媒介没有直接的联系，但考虑到在电子媒介时代成年人的后台行为的隐匿已经变得不可能，起码可以说印刷媒介对成年人的“形象整饰工程”起到了暗中支持的作用。
 
     三、电子媒介与不对称性的消逝
    使教育和学校教育成为必需，为教育和学校教育取得合法性依据的十七际不对称性，在电子媒介时代正在消逝(1)。这一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引起了媒介社会学研究的高度注意。波兹曼将电子媒介时代形容为“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放眼望去，人们不难发现，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在身体的外表上，越来越难以分辨了。”[19]梅罗维茨则将电子媒介时代概括为“像成人的儿童和像儿童的成人”时代，因为除了两代人在波兹曼提到的诸多方面正在趋同之外，“社会所赞同的不适合于儿童讨论的话题越来越少”。[20]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切都与电子媒介的特征相关。首先，电子媒介不像印刷媒介那样在儿童面前竖起一道通向成人世界的高墙，而是带领儿童自如地进入成人世界。以电视为核心的电子媒介以影像为代码来展示世界，而影像代码不像文字代码那样难以掌握，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看，就可以理解。另一方面，“电视的电子信号代码，复制了日常生活的图像和声音，它的难易程度基本上是l。只要你知道如何去看一种电视节目，那么你基本上掌握了如何去看所有的电视节目”[21]。也就是说，印刷媒介有高下等级序列，你只有掌握了入门的技能才能进入下一序列的学习，而你掌握了某一序列的技能并不意味着你能触类旁通。电子媒介则不同，其呈现的东西，基本上处在同一个层面上，是一种并列的关系，掌握了一个技能，意味着掌握了几乎所有的技能。这样一来，在电子媒介这一新型媒介环境里，代际不对称性就缩小了，成年人相对于未成年人的优势大幅降低。儿童不再需要通过多年的学习就能使用电子媒介，在人生的早期，儿童几乎已经具有了与成年人一样的电子媒介使用能力。
    电子媒介还使成人信息控制权空前削弱。在印刷时代，成年人的优势十分依赖于对信息的控制。由于阅读是一个个体化的活动，成人阅读的书籍可以向儿童封闭，而让儿童阅读适合他们自己年龄特征的书籍。也就是说，印刷媒介可以方便地将儿童与成人、将不同年龄的儿童区隔开来。在电子媒介时代，这种区隔已经变得不可能：“电视的表现形式使其无法清楚地区分学龄前的、六年级的或成人所能获得的信息。”[22]从物理特征上看，电视的荧屏本身就是供多人共同观看的，成人不能像阅读图书那样，自己看自己能看的电视，而分配给孩子适合他们看的电视。不方便、不适合孩子看的书可以藏起来，但电视是没法隐藏的。家长可以将“儿童不宜”的图书关在大门之外，但电子信息可以穿墙人室，是无法关在门外的。因此，在日常情况下，不同年龄的儿童与成人接受的是同一种媒介和同一个信息系统，不对称性正在消弥。
    与成人信息控制权降低相联系，成人后台行为大量暴露。正常的社会化程序是：个体在进入某个群体之前，先学习这个群体理想化的行为(前台行为)，然后再慢慢接触该群体的后台行为。这样的顺序，其好处在于使个体不至于从一开始就产生对群体的排斥，并导致其社会化的滞障。但电子媒介打乱了社会化的固有秩序，使儿童在未成年之前早早知道了成人世界的许多后台行为。成人后台行为过早地暴露，其直接后果是成人群体的神秘感丧失。通过电视，儿童了解了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成人世界的另一面：“伴随电视长大的一代人一直观察年长者的行为一一哪些看起来是欺骗的或者不道德的。”[23]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控制自己的后台行为所塑造的形象，成了“泥菩萨”，在“电子雨水”的冲刷之下很快溶化。越来越多的孩子们觉得大人“不过如此”，成人世界“就那么回事”，对成人及其生活的敬畏和好奇与日俱减。关于这一点，很多家长和教师有真切的体会。
   任何一个群体都有不让年轻一代过早知晓的文化秘密和文化禁忌。文化秘密和文化禁忌的存在，使年轻一代更容易产生对文化的认同感和敬畏心。但电子媒介在年轻一代生活的早期将这一切一览无余地暴露在眼前，使“社会裸体化”。以电视为核心的电子媒介不是让人阅读和思考的，而是让人“看”的，其背后隐藏的逻辑不是个性和理性，而是娱乐和遗忘。电视的影像是快速闪动的，观众无法让其停下来回味和思考，因此电视要用源源不断的新信息来吸引入的眼球，“必须发掘利用文化中每一个现存的禁忌”[24]。暴力、血腥、阴谋、色情等等人性的阴暗面全都很快在未成年人面前展现。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电子媒介扒光了人类生活的一切遮盖物，使社会赤裸在儿童眼前。因此，在电子媒介时代，代际因文化秘密和禁忌而衍生的不对称性已经动摇并快速消逝。
    因印刷媒介的特性而产生的代际知识差距，同样被电子媒介所逐渐消解。在印刷媒介时代，年轻一代因为读写能力的欠缺而知识缺乏，而电子媒介则因为其低门槛甚至是无门槛将知识信息向所有人
 开放。借助电子媒介的帮助，年轻一代不但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许多成年人知道的东西，甚至还知道了许多成年人不知道的东西。电子媒介对很多在印刷媒介环境下长大的成年人来说是“半路杀出来”的新事物，成年人对这些新事物的适应明显存在着心理和能力上的障碍。比如，对移动通讯设备、电子游戏等新型媒介，许多成年人存在着心理上的排斥、能力上的匮乏和适应上的困难。而年轻一代就降生在电子环境下，这些新型媒介伴随其成长的历程，所以他们对新型媒介的享用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在电子媒介的适应和使用上，我们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进入“后喻文化”时代。对成年人而言，不再是知识的优势问题，而是知识和观念落伍的问题；对年轻一代来说，不再是知识差距的问题，而是成年人跟不上节奏、观念保守的问题。
 
    四、学校的合法性危机
    既然代际不对称性是学校教育的合法性基础，那么，电子媒介所导致的不对称性的消逝，自然极大地削弱了学校教育的合法性。在印刷媒介主导的时代，学校教育几乎是年轻一代弥补自身劣势的惟一通道，但在电子媒介主导的时代，学校教育的这种惟一性已被打破。年轻一代在未进入学校通道之前已经了解了成人世界的诸多事情，在进入学校通道之后依然通过电子媒介了解成人世界，使代际不对称性加速缩小。“如果学校要生存，它必须要维持一个‘知识界限’。学校必须不断地让学生感到，正是由于学校他们才‘处于知情’状态。”[25]在电子媒介时代，学校已经很难做到这一点。“即便小学生，在学校里所学到的许多知识是在电视、书报杂志以及同朋友与家人的会话中已经知道的知识，在学校里只不过是温习这些知识。……这样，垄断知识并且作为传授这种知识的‘教育制度’——学校——的优先权，逐渐地丧失了它的正统性。”[26]人们不禁要问：“在大众传媒如此普及，多样的学习机会充塞的社会里，学校，怎样才能凸显它的存在价值?”[27]
    由于对成人后台行为和成人文化隐密的了解，教师作为成人世界的代表，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降低，教育的可信度也已打了折扣，也就是说，教师的道义优势正在消逝。与此同时，教师的知识文化优势也在丧失，因为学校不再是知识信息的惟一发源地和获取地，教师的知识信息拥有量不一定比学生大。在电子媒介时代，教师遇到了吏无前例的危机。左藤学认为教师所遇到的这种危机，既不是“教师应当如何”的规范性危机，也不是“如何才能成为教师”的现实性危机，而是“教师是怎样一种角色”这样的存在论危机。[28]电子媒介将教师推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无法弄清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左藤学将教师的存在论危机的表现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回归性”、“不确定性”、和“无边界性”。[29]这些表现，在电子媒介的“火上浇油”下，显得更加变本加厉。在“回归性”方面，教师对学生的任何指责，最终都会变成对自己的指责和伤害，因为在电子媒介时代，教师与学生相比，并没有什么优越性；电子媒介时代的学生更加难教了，任何教育理论和实践方法都不值得信任，每一个学生都充满了变数，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印刷媒介时代，教师可以借助学生无法看见的事先备课和准备，将自己置于知识的高端，但在电子媒介时代，知识信息是“无边界的”，教师作为个体，即使“鞠躬尽瘁”也无法到达学生获得知识信息的边界。
    在电子媒介时代，从宏观上看，学校的知识信息地位已经削弱；从微观上看，学校对年轻一代的内在吸引力也在下降。但学校作为人类“自觉”的教育机构，有自身的利益和惯性，不会对自己的存在危机坐视不理。事实上，当代学校一直在挣扎。比如，增加功利性，以增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来加重自己的社会重要性；以可以换来美好人生前景来增强对个人的吸引力。在学校内部，通过将分数的极端化，制造、加剧学生之间的竞争，使学生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暇思考学校的教育是否有意义；强化纪律和管制，以抵消学校和教师自然权威消逝所带来的损害等等。在这一过程中，遇到存在论危机的教师，“在受‘机械原理’所控制的学校里，以‘滑稽的教育方法’高居于学生中间，形成伪善性、权势性人格”，出现了“非人性” (impersonality)的倾向”。[30]换句话说，找不到自己角色定位的教师，迅速向学校官僚制度靠拢，毫无生命激情地借助权势和严格的制度、纪律等非人性的东西来维持自己的职业活动。
    年轻一代是这场危机的直接受害者。学校的内在吸引力下降，但在目前情况下，除了进入学校之外，年轻一代没有或者说无权作出其他选择。“学校，与其说是儿童一起学习成长的场所，不如说是丧失快乐、丧失学习伙伴，也丧失自身的场所”[31]，对许多学生来说，学校场域虽然同龄人聚集，但却不是一个好去处。学校不但不能满足自己的迫切需要，还给予自己数不胜数的伤害。我们习惯性地将学生的很多所谓越轨行为看作是学生的品质问题，但换个角度，我们会发现这些所谓的越轨行为只不过是学生对危机重重的学校和教师的反抗方式。以学生在课堂上写纸条、传纸条为例，学生不是为了其他，而是逃避和反抗。—个学生这样解释：“我写纸条是因为它是一种走出课堂的途径。在课堂与我不相干或显得很无聊时，我为什么要集中注意力呢?”[32]但这种反抗往往只会带来更坏的结果：更严格的处罚和更严格的纪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对很多学生来说，上学的经历变成了受伤害的经历。
 
    五、寻找学校的未来
    虽然学校在当今社会中仍然如日中天，甚至是“霸道到家②，但不可否认，学校存在的人类学依据正在丧失，其危机和败象已经显露。“在一个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之间的障碍正在坍塌的社会中，维持传统学校的人为的精神特质是不可能的。”[33]随着代际不对称性的消逝，以往那种以成人与儿童之间的高低差别为依据的教育，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
    那么，学校还有未来吗?如果有，学校的未来在哪里?
    电子媒介是教育的时代遭遇，由电子媒介引发的危机也是当今教育不可回避的际遇。危机既可能导致毁灭，也可能滋生新的希望。危机从来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只有通过危机——基本上没有其他途径一一只有通过这种最大的威胁才能获得真正的自我。”[34]同样，经过这场危机，也许我们能够为学校找到新的合法性依据和真正的存在方式。
    电子媒介消弥了代际差距和不对称性，却拉大了个体和人类文化之间的差距。在当今社会，人类的知识生产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现在一年生产的知识几乎可以超过过去时代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知识总量。从个体的角度看，我们现在一个星期所遭遇的信息量甚至超过过去时代一个人几十年，甚至一生的信息量。这也是代际不对称性减低的原因，因为在知识总量较小的时代，上一代人只要掌握了—定的知识，就与下—代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但在知识总量很大的时代，上一代即使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与庞大的知识总量相比，同样显得微不足道。就像登山，如果山不高，你先登上去了，那么你的优势就很大；如果山很高，你就是先走了一段，但相对于漫长的登山之路而言，这先走的一段实际上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个知识激增的时代，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作为个体，相对于人类文化的“喜玛拉雅山”而言，差距都是巨大的。也就是说，虽然年长的—代能够直接教年轻一代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但作为个体，无论是成年还是未成年，需要学习的东西都很多。因此，如果说印刷时代是年长一代教育年轻一代的时代，电子媒介时代应该是一个年长一代与年轻一代共同学习的时代。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与他人相遇交往是人性的需要。“人类的本质特征在于与他人的交往。我们几十万年来发明了一些自然不能做的东西：人类彼此间的相互意识。”[35]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已经证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在人的诞生和发展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可以说交往需要已经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沉淀为人性的内在需要。但在电子媒介时代，人性的这种需要遇到了一种悖论式的危机。电子媒介一方面扩大了人类的交往面，使“天涯若比邻”；另一方面又置我们于陌生人的世界里，使我们或者面对的只是“人的碎片”[36]，彼此无法进行深度的思想和感情交往，或者通过电子媒介进行间接交往，无法感知对方的呼吸和脉动。机器和电子媒介扩大了人类的能力，却占据了家人、伙伴和朋友在我们身边的位置，“人与人之间感觉日见隔阂，彼此之间的沟通以空前的速度变得每况愈下”[37]。在电子时代，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疏离，人性的深度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其表面上的后果是当代人的各种心理疾病的滋生，更深层的后果则是人性的变异，社会的冷漠。
    个人与人类文化的不对称性以及人类交往的需要，预示着学校的未来，或者说学校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寻找新的合法性依据。在电子媒介时代，由于个体与人类文化之间存在着极端不对称性，人人都需学习。家庭、社会机构等虽然具有一般的学习功能，但其基本取向不是促进人们的学习，学习的效率注定有问题。而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生命里需要学习的东西又很多，作为专门学习场所的“学校”③就有了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同时，在电子媒介的冲击下，家庭的结构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异，即使是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们，交流的频率也大大下降。以往一家人是面对面进行交流，现在则多了一个“第三者”，一一电视，我们面对的更多的不再是家人的脸庞，而是电视的荧屏。网络的大行其道，又进一步弱化了家庭的交流功能。退一步说，即使家庭未受电子媒介的影响，家庭受容量和结构的限制，也无法独自承担满足人们交流沟通的需要。而社区更无法承载这……功能，因为“永远有多远，对门就有多远”。成年人的职业场所虽然有一定的交往功能，但这种交往是功利性工作的副产品，难免会沾染上功利的气息。因此，作为学习场所的学校，可以为面对面的交往提供方便，以满足沟通交流的人性饥渴。实际上，交往本身就是学习的内在因素。“‘学习’是以人际交往为基础形成的。‘学习’的语源是‘模仿’，这说明，‘学习’是以基于人际

    综合以上两点，学校的未来图景应该是“学习共同体”。滕尼斯将共同体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区别于“思想的和机械的”社会。[40]共同体之所以是现实的，是因为“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41]，是实际发生的人与人的结合，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停留在思想和想象中的。共同体之所以是有机的，是因为共同体有共同的信念：“默认一致 (consensus)是对于一切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和共同工作的内在本质和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表示。”[42]雅斯贝尔斯认为共同体还有第三个特征，即共同体内“人与人保持人格的严格平等，他们相互提醒、相互追问、相互为对方的发展创设机会和条件”[43]。学校如果作为学习共同体而存在，当然是一种共同生活。为学习而聚集在一起的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在共同生活中相遇交往，可以满足“教每个孩子如何与他者交往以便自我建构”这一“教育系统的最后一个目标”。[44]同时，学习共同体是以学习为“默认一致”和共同信念而组成的，目的在于共同学习，可以满足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一起缩小个体与人类文化差距的需要。第三，共同体不是以等级差别，而是以人格平等、共同发展为特征的人类建构，符合代际不对称性消逝的特点。
学校的未来在哪里?可能的答案也许就是“学习共同体”的建构。
 
注释：
①        这里用的是“消逝”．而不是“消失”。“消逝”表明的是一种进行状态，是一种过程和趋势；而“消失”是完成状态，是—种结果。
②        用“霸道到家”来描画当今学校的膨胀，真是十分贴切：“到家”既是指霸道的程度无以复加，也是指学校对家庭的殖民与霸权。
③        这里的“学校”突出的是“学”的功能，是学习的场所，而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教育机构”。
 
参考文献：
[1][5][9]  伊曼努尔·康德．论教育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3．3，5．
[2]  沃尔夫冈·布列钦卡，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4．
[3][7]7][12]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7，8，13，
[4]  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现代教育学基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65．
[6]  桑新民．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人类自身生产探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111．
[8]  茨达齐尔．教育人类学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i．55．
[10][34]  O．F·博尔诺夫．教育人类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6，63．
[11]  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4．
[13][35][44]  阿尔贝·雅卡尔．等．没有权威和惩罚的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9，10．12 [14)L16)L20Ⅱ21)[225L23党25]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69，145，217-219，70，143，130，248．
[15][17][18][19][24]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3，68，41，5，118．
[26][28][29][30]  左藤学．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68—69，206，21l，256．
[27][31][38][39]  左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77，77，18，332．
[32]  SHIRLEY R STEINBERG，j()E L KINCHEL()E，学生作为研究者——创建有意义的课堂[M].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107．
[33]  克里夫·贝克．优化学校教育——一种价值的观点[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9.
[36]  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49.
[37]  戴维·伯姆，论对话[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
[40][41][42]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54。74．
[43]  王攀峰．“学习与生活共同体”的建构原则初探[J]，课程·教材·教法，2006，(6)：2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