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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错军事思想探源           ★★★ 【字体:
司马错军事思想探源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1-8    
摘要:司马错军事思想是先秦军事思想的光辉典范,其在一系列东征西讨中,所采用的作战策略,进攻方式,善后原则,都是十分值得称道的。这些构建其军事思想的框架来源为何,本文略作探讨。
关键词:司马错   军事思想       溯源
司马错是战国中后期秦国名将,一生共历惠文王,武王,昭王三代。在秦统一前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司马错可谓是身经百战。由于史料匮乏,记载其作战的战役颇少。但这些为数不多的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错是一位擅长山地战的杰出军事家。其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作战策略,进攻谋略和善后方式三个方面。众所周知,军事思想来源于军事实践,本文拟就从司马错领导的几次重大战役中,探索其军事思想的源头。
(一)作战策略
   司马错在作战策略上,主张在“博德”“富民”广地” [1]三资齐备的基础上进行争霸战争。
   换言之,作战策略即战前准备和战略意图。关于“博德”“富民”广地”战前三资,也并非司马错首先提倡,通过对《司马兵法》,《尉缭子兵法》,《六韬兵法》,《吴子兵法》等古兵法研究,我们可以从中探索到司马错“三资”的源头。古兵法都是古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其所流露的思想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以后的兵家。
(1)“关于“博德”
“博德”即广施美德,实行德政,用德望感化敌国。
   《司马法》相传为战国初期记录司马穰苴兵法的古司兵法,其开篇便为“仁本篇”,仁本篇始句为“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2]”强调仁爱为德。
《尉缭子兵法》天宫篇通过梁惠王与尉缭子对答的方式,指出德化的重要性,即可以用德望感化敌国,从而“刑以伐之,德以守之。[3]”《六韬兵法》中的文韬篇强调“六守三宝”,六守即为“仁,义,忠,信,勇,谋” [4]。仁义就是一种博德,一种德政。《吴子兵法》则强调“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5]”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治国治军之道。
(2)关于“富民”
富民,可作两方面理解,一为集聚国家财力,二为以民为本。
“富”可谓为备战,《司马兵法》,仁本篇强调“所以不忘(备)战” [6], 定爵篇主张“五虑”,其中第二虑便为“ 埠财[7]”。 《司马兵法》也指出民本的重要性,主张“民兴良矣[8]”,换言之,则使民众有所适从。 《尉缭子》天宫更是强调人的力量,通过对天文占卜的批判,得出了“由是观之,天宫时日不若人事也[9]”的结论。
   《六韬兵法》文韬篇中国务第三的主题便为治国以爱民为先。关于富强,则强调“三宝”即“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 [10]。以农为本,可以使国家粮食充足;以工为本,可以使国家手工业发达;以商为本,可以是财源通达。有了“三宝”的经济基础从而实现民众安居乐业。武韬篇(文启第十四)更是指出“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则止,启之则行,静之则清。[11]”的亲民之道。
孙子兵法行军篇主张“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12]”
(3)关于“广地”
所谓“广地” 就是扩展疆土,使国家富强。“广地”往往是争霸战争中能胜利的重要基础。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否定了张仪的观点,他首先提出称王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即“广地”,而此前一些古兵法对于此点也早有认识。
《尉缭子兵法》主张“广地”从而实现国泰民安,其称:“量土地肥晓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栗。三相称力钩碰以固守。”[13]
《吴子兵法》料敌篇则从反面论述了“广地”的重要性,认为“土地广大,人民富众[14]”的国家,应该避免和它交战。
                  (二)进攻谋略
进攻谋略,就是指在战略上如何克制敌方,在战术上如何限制敌方。
(1)反客为主
反客为主,即在战争中,努力改被动为主动,是一种争取掌握战争先机的策略。
司马错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的伐蜀战役中认识到如果楚国抢先一步控制了巴蜀之地,楚国可以东经韩国,西走蜀地,从而形成对秦国的两翼夹攻的优势,决定反客为主,抢先占领蜀地。基于此点认识,出现了出现了“错与中尉田真黄及张仪争论于王前[15]”的事件。司马错力主伐蜀,控制巴蜀之地,占领长江汉水上游,进而扼制楚国咽喉。这一军事决策,也是符合当时环境形势的唯一选择。次军事决策的来源,可从“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16]”这一计谋中看出。
(2)趁虚而入
趁虚而入,即在战争中,乘敌方内乱,乘机进攻取胜的谋略。
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发生了战争,都派使者到秦国告急求助。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司马错力主伐蜀,用的就是趁虚而入之计。指出“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17]”伐蜀是师出有名的禁暴的正义之战。事实也证明:“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18]”此谋略的来源,我们可以从三十六计中看出,既为“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19]”“乘其阴乱,利其弱而无主。随,以向晦入宴息。[20]”
(3)迂回敌后
迂回战后,就是避敌主力,不与敌方发生正面冲突,而是绕道敌后。从后方出其不意的直捣敌国后门。
前280年,司马错,征召陇西地区军队,在蜀国协助下,攻击楚王国黔中郡,占领该地。为何不由韩进攻,而由蜀进攻呢?这就是一个迂回敌后的方式,如果由韩进攻,沿途势必为楚国得知,楚国就会作好防御。“劳师而袭远,非兵之道也。[21]”而从蜀国进攻,当时蜀国到楚地,道路险阻,人烟稀少,沿途荒芜,包括岷山山脉、摩天岭山脉、长江,云贵高原,武陵山脉。此作战方式的来源,其实是秦惠文王的既定方针,因为秦惠文王继位后“力改历代秦王惯行的直线东进的战略行动,采取迂回作战方针。[22]”同时此作战方式也是符合“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23]”这一兵法原则的。
(4)避免众矢
公元前316年,伐蜀司马错主张按部就班的进行扩张,反对张仪与魏楚结盟,出兵三川郡,阻断镮辕、缑氏二山的隘口,遮当屯留的狭路。从而使韩国三面手敌:“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如若进军顺利,秦军可以兵临周朝的郊野,这就可以取的“诛周主之罪”和“侵楚、魏之地”的双利之说。[24]主张不可以过早地暴露秦国吞并天下的战略目标,否则只会惹怒其他诸侯把矛盾的焦点集中于自身。这个可以说是司马错身经百战得出的反对军事冒险主义的经验。
(三)善后方式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旦战争平息,就应该处理好善后事宜,从而安定民心。实现政局稳定。司马错在大战后,往往采取以下善后方式:
(1)巩固城池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命令司马错与张仪及都尉墨等人起兵伐蜀,结果蜀王败绩,秦军杀死蜀王以及其太子、傅相,攻克蜀国。张仪又趁胜攻取了巴国,于是巴蜀之地尽归秦国。[25]
立即通过修城来保卫战争成果。《秦史》云:“错尝三定蜀,相传成都之城池、门层,楼观皆其所修,至晋时犹存云。”[26]
(2)迁民实边
公元前316年,在平定巴蜀之地后,认为义渠国:“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以实之”[27]
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献汉北及上庸地。秦赦免罪人徙南阳。[28]
(3)羁糜政策
司马错在攻取少数名族后采取了羁糜政策,即保留归附的边疆民族首领的王,长称号,从而巩固该地区的稳定。特别表现在平定巴蜀之地后,“是时,又灭巴国,虏巴王,封为君长,置巴郡。”[29]
上述善后方式可为司马错军事思想的补充部分,其源有的是来源于军事实践,认识到防守的重要性如巩固城池和迁民实边,有的是来源于秦国的政治方针和上层政策,如羁糜政策。
注释:
[1] [15] [25]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版。230页,229页,230页。
[2] [3][4][5][6][7][8][9][10][11][12][13][14][16][18][19][20][23][28] 孙子原著,公孙道明编,《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版。312页,324页,346页,294页,300页,297页,312页,324页,327页,83页,315页,349页,252页,171页,151页,210页,205页,369页。
[17] [24]王蘧常 ,《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版。171页,170页。
[21]《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22]何汉,《秦史述评》,黄山书社1986版。120页。
[27][29] 张习孔 、田珏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7版。347页。
注:刊于《咸宁学院学报》(增刊)2007年7月期。咸宁学院第一届大学生课外科研立项项目。该论文荣获湖北省第六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研作品竞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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