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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理论家的三种类型
理论家是当代艺术的权威，是当代艺术的导航人，画家和观众多是在理论家的指引下，寻找着艺术的方位。不过，传统上对理论家的界定比较狭窄，鉴于当前艺术理论家队伍不断的泛化，需要做个重新界定，依据他们的生存状态，当代理论家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仕途型。仕途理论家活跃于各级权力机构，是知识型的政府官员， 也有的出任政府的高参，其观点与著述对当政者有相当大的影响。仕途型高参型的文人能在较大范围发挥作用。在中国这个权力较为集中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入仕参政不能不说是国家治理走向科学化和人文化的巨大历史进步。
但是由于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双重催化作用，在权力内部各种复杂的从政规则和为官之道仍在隐蔽的层面上影响着行政机器的运转。当人们顺应它的力量与节奏时便如鱼得水，反之则感受到挤压和牵制。
面对如此局面，入仕文人有两种人生选择：为了保持自己的本性而拒绝应变，不得不退出仕途，或退出仕途竞争；要么适当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这两种选择的是非得失没有明确简单的评价尺度，进与退只不过是生存的谋略，而生存的目的应该是完好地保存自己纯真的天性，并努力地去追寻真善美的境界。
第二类是书斋型。书斋型理论家大多是高校教师和专职研究人员，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述说对象主要是学生与读者，对政府的影响要弱于仕途知识分子。由于不走仕途，他们的思想言行和个性更为自由，能形成一些独特的观点和进行独创的研究。
书斋型理论家由于处于权力中枢之外，故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在激扬文字时不免有偏激情绪；再者，书斋型文人与校园外的世俗生活相当生疏，缺乏来自生活与实践的新鲜刺激，思想的土壤不免有些贫脊，而且有沙化的危险。
第三类是所谓的体制外的理论家。他们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单位，或者虽有挂靠单位，但仅是名义上的安排。他们经常参加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各种活动，他们与主流比较疏远，选择了边缘化的生存方式。由于自甘边缘，他们在思想与行动上更为率性自由，把学术生产与生存的经营放在一个更为开放，更为多元的平台上。
国际化是他们重要的谋略手段。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成为前卫艺术家与国际社会联系的纽带，成为前卫艺术的代言人。西方社会正是通过他们了解中国的前卫艺术状态，并且通过他们的策划在国外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展，并召开中国当代艺术研讨会。而这些理论家的言论和著作便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现代艺术的主渠道。虽然西方得到的只是想得到的信息。
为了不因边缘化而被公众冷落，理论家常求助于媒体宣传，为此他们不得不屈从于某些赞助者和投资商的逐利本能和市场化操作，按照对方的要求调整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的构成。如此看来，表面上的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代价有时很昂贵。
社会正呼唤第四类理论家
社会生活正在呼唤第四类理论家，即复合型的知识分子、跨类型的理论家。他们具备前三种理论家的优势与长处，拥有适应各种社会需求的通用性。
首先，复合型理论家与主流意识和行政层面有良好的关系，观点与意见能比较顺畅地传递上去，并影响决策者。他们熟悉公共机器的操作程序与游戏规则，知道通道的卡口何在，枢纽何在，能借用行政的力量完成较大的文化工程。知识分子的个人行动汇入国家改革与建设的洪流中，将个人的能量成倍地释放出来。
例如，作家冯骥才多年前就对中国民间艺术感兴趣，并且敏锐地觉察到民间艺术濒临灭绝的巨大危险。十几年来，他利用自己的参政身份(冯是全国政协委员)与作家的名人效益，多方呼吁与周旋，终于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把国际社会的关注转换成国内的普遍关注，使这项艰巨的事业列入政府工作，成为政府行为。冯并未在政府部门任要职，但是他的作用比官员还大，因为他有犀利的文化目光。
其次，复合型理论家对文化产业和艺术市场相当熟悉，他们善于将理论的片段嵌合到展览、交流、出版、表演与演说等公共行为中，使公共空间因高品位的理论镀金而熠熠生辉。复合型理论家谙熟如何将深奥的理论进行“营养化”分解，使之益于为大众消化与吸收。他们直接介入文化产业，担当起策划人的角色，策划是对一项活动的创意、谋划直至实施的功利性的行为。文化策划是当代文化产业的市场启动。无论是策划展览、演出、会议、访问、出版，还是策划庆典等公益活动，理论家 策划人都比较重视活动的文化品味，善于在市场化的文化活动中保持并提升精神性的追求，引领参加者高雅的旨趣。理论家策划人像保护名义一样维护自己学者的优雅形象，同时在市场化的运作中也获得广泛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
近几年来，对中国前卫艺术的展览与研讨，成为全球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风景，艺术策划当然不会忽视这一块市场蛋糕。理论家与前卫艺术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后者的边缘化状态由于媒体的关注，由于理论家的介入与提升而越来越向公共领域的前排移动。理论家对前卫艺术的阐释为其填充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支撑物。例如中国艺术的独特性，艺术的继承与创新等，淡化了艺术家的玩世不恭的反讽与戏谑，彰显作品中深藏不露的人道主义色彩。经过理论家对边缘化的无害处理，前卫艺术与社会主流生活的排异性减弱了，过去主要在体制外进行的策划与操作，现在可以在体制内进行，并且手持“国家公务护照”走出国门登上国际舞台，而不像以前只能以私人名义参加活动。
理论家必须守护文人品格和学术品味
跨类理论家与各类理论家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与上层与下层都可以沟通，在体制内与体制外都吃得开，做学问和作策划都游刃有余，在文化的多元空间里扮演多元的角色，发挥多重作用，是当代社会的活跃分子。复合型理论家在目前更多是一种想象类型，是社会对理想人才的呼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活跃于经济大潮的弄潮儿极易蜕变成商场的托儿，变成捧角的吆喝者。如果吆喝就是目的，托儿是手段，那么理论家也就差不多成了骗术家，他的学人生涯也就走到头了。因此，跨类理论家必须精心守护自己的文人品格和学术品味。
常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么多年来，我始终觉得陈醉先生的“窗户”不仅明亮，而且总有一种带着冲击性质量的“光子”透射而外。尽管熟悉往往会抹掉感官印象的棱角，但它丝毫没有削弱我从陈醉目光中所领略的这种特别。反倒是熟悉的缘故，每当我遇到“犀利”“穿透力”一类的概念时，多会联想到他那特别的目光。
陈醉平时很随和，没有学者式的矜持。他时不时“幽”一“默”的“高级语言”玩笑，往往让人乐得前仰后合。虽然如此，我依然不敢妄加心理打探，以解这位长者目光的蕴含。但我相信，那是他超群禀赋、才情和旺盛精力的自然流露。再深入地接触到那些掷地有声的学术见解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风采，我深信赋予陈醉目光以“犀利”以“穿透力”的终究，是他用丰厚学养和人生阅历铸就的文化眼光。
承家学渊源，陈醉少时饱读诗书，抚琴习画，且因父亲戎马倥偬的不乏射骑精神的潜移默化，可谓“六艺”皆备。青年时，于大学追随敬业良师，刻苦学习绘画艺术。学成不久却赶上文革动乱，以致在“下放劳动”的“待遇”中，把沉甸甸的底层生活“课本”啃读一遍。1978年，命运垂青，陈醉在竞争中以优异成绩，考中恢复招生的第一届研究生，成为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的入室弟子。从此，陈醉如鱼得水，学术与艺术并驾齐驱，一路辉辉煌煌，直执蟪芍场?lt;BR> 由“我要当总统”的稚子之愿，到“不能把名字仅仅留在粮本里”的青年大志，早先就奠定了陈醉文化眼光的高远取向。后来的理论研究，尤其对“形式感”和“裸体艺术”的深入探索，则为其文化眼光注入更加明确的理性因素。概略地了解其学术的追求，对认识陈醉绘画艺术的神采无疑是必要的。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对力比多的揭示，为本世纪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只有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才能保障文明的进步。因此，人类发展的历史，乃是人被压抑的历史。在此历史中，人被规定为理性的存在，情欲、幻想、激情和希望等丰富的人性构成，则被逐出理性的现实，归入文明的禁忌或心理学的冷宫。如何解放包括情欲在内的丰富的感性世界，以“实现人性的全面复归”，便是以批判和改造压抑文明为己任的文化哲学的探索主题。
总体来看，陈醉的学术思考，属于文化哲学一路。拜读他一系列的学术著述，尤其那部影响深广的《裸体艺术论》，文化哲学的探索主题——他表述为“文化超越”，赫然纸上，通篇贯穿。
然而，陈醉的学术贡献不在于他以独立思考策应了世界范围的文化哲学思潮，而在于他立足中国文化的现实，把“文化超越”这一主题，径直导向被现实原则严密封堵的千古禁区——性意识和裸体艺术。这本身就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年《裸体艺术论》的出版所产生的核爆炸似的影响，便是一个明证。更重要的是，陈醉秉承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传统，把艺术和人生问题相联系，使自己的学术思考以至艺术创作具有深刻的人生实践价值。锐利果敢的学术思锋，使陈醉相信人体美是人类对自身的审美感受，却特别强调这种审美情感的物化实践，即裸体艺术的创作与欣赏，始终是与人的潜意识欲望和性意识紧密关联的。正是因为它永远保持着与现实伦理既互相冲突又互为余补的微妙关系，裸体艺术才具有一般艺术或现实人体文化所不可替代的、特别而又永恒的文化功利。对此，陈醉表述为“欲望的升华”，“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或“人生情结的解脱”。即如他所指出：“裸体艺术，是人对自身审美感的物化，它是对现实人体文化的超越，以前者更上升了一个层次，不知多少人生情结，在这里得到了解脱！”（《裸体精神的追索》）
显而易见，陈醉没有像有些西方学者那样，以颠覆现实的偏激去寻人性复归的出路，而是慧眼识得现实生活可以拥有的“更高的层次”。在他看来，这个足以寄托人类更高理想的层次，由“欲望的升华”即“一种文化的超越”所构成，它的现实形态便是艺术。具体到人类感性世界的情欲或性意识方面，那就是裸体艺术。在陈醉的学术视野中，艺术不只是审美的，还是有文化功用的，是诉诸审美的人生问题的解决。这当然是深刻之见。
文化哲学式的艺术思考，作为意蕴深刻的理性成分，构成陈醉文化眼光的主体。凭着这种眼光，他不仅把“文化超越”的主题写在自己的著作上，而且将它表现在自己的画面里。在一定意义上说，陈醉的绘画创作，是其“裸体艺术论”的继续和展开，是其对艺术文化功用的验证和发挥，是其追求“欲望的升华”或“人生情结的解脱”的自我实践。他曾用“苦恼时的创造”一言概括自己的作品，其绘画创作的价值取向是自觉和鲜明的。
在我看来，陈醉80年代以来创作的一系列作品，都是“主题性”的，即追求“文化超越”的。但是，与一般主题性绘画力求物化思想概念的旨趣大不相同，陈醉绘画的“主题性”不是强调对某个确切概念的表现，而是将这种表现本身或者整个绘画行为本身，作为“文化超越”之实践主题的贯彻与实行。对他来说，画画和画面的形式化，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自身。即如他的坦率表白：“我的一些作品，大多不是为了竞选展览而去绘制，所以对诸如题材、主题等‘常规项目’并未认真推敲。……更多的往往还是出于抑郁的排遣。”（《苦恼时的创造》）
本着别样而意深的“主题性”追求，他的作品包括油画和国画，尽管不乏情节性的具体描绘，却无法归结到某个思想中心。只因为在画面上展开的一切，不是概念，而是或眷恋，或创痛，或欣喜的情绪的吐露，是画家内心或潜意识中激越而又纠缠不清的感性心力的直陈。这种绘画追求，比之对概念的阐释或事件的记叙，更贴近绘画的特性，且有更高的要求。着意于心灵世界的排遣，特别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在流动的情感体验和静态的形式结构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陈醉在这方面作过深入的探索，并颇有心得。他的代表作《空间，我们的》（油画，1982）和《熔》（油画1982），最初的画面是对留有美好记忆的自然景象的再现，然而实际呈现的具象“风景画”效果，却让画家深感“词不达意”。几经修改，仍不满意。后来，于琢磨中逐步将原先的自然形象抽象、幻化、“直至觉得寻找到了构成与心灵的透明点的时候，再一气呵成地将它画出来”，（《苦恼时的创造》），于是成就了目前的这种理想效果。他所找到的那个“透明点”，正是心理时间与形式空间的最大程度的契合。出于这次成功的探索，他80年代创作的大部分油画，多取抽象手法或表现式、印象式手法。显然，陈醉在艺术手法的选择上，绝不是唯表现形式的，而始终以“升华”、“净化”、“解脱”等绘画目的实现为准则。
陈醉不同凡响的绘画价值观，使他在追求自我理想目标的创作中，并不计较家派手法的纯粹性和构形逻辑的一贯性。在这方面他显得非常灵动，颇为“意识流”，甚至会不知不觉地顺随性情自动而形出偶发。《火祭》（油画，1985）一画，手法来源甚为丰富，它综合了写实主义的造型、表现主义的笔法、印象主义的色彩以及象征主义的构思和寓意。在画面上，画家唯我地调遣各家各派的手法，让它们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并最终统一于、圆满于“我”的“文化超越”。就创作手法而言，最能体现陈醉个性的作品是《追思》（油画，1986年）。据画家自己介绍，在最初的草图中，他只画了一对抽象隐约的手。然而，画着画着，就多出了一只手；再画着画着，又多出一只手……等到作品完成时，线条交错构成的画面竟出现了五只手。手的“自动”增殖，不免让画家心生疑窦。但绝妙的是，有意或无意为之的画面，却有十分完美的效果。得意于出乎意料的成效和美好的过程体验，他权当一切是潜意识的驱遣，而不劳追根问底。现在来看，发生在陈醉创作过程中的这种偶然现象，自有必然之理。把人生问题诉诸审美解决的绘画目的论，自会使陈醉“沉醉”于绘画的展开过程，以致画笔不知不觉地随着心绪的流动漫游，在画布留下突破理性“草图”的灵动之迹。所呈迹象何以为手形，那只能说画家心中积郁了许多未曾释怀的关乎于“手”的人生情结。就这一点，我依然不敢打探他究竟为何的心理秘密。但我相信，陈醉作此画时，真的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陈醉，沉醉矣。
以画为目的，固然比以此画为手段更利于也更需要达到这种大化之境。即便如此，要以油画取之，难度还是很大。此非画家不能也，乃油画“天性”之限也。油画对作画物理时间的相当要求，似乎注定它是为“写实”而存在，它不善于接纳变化无常的心理时间。陈醉在《苦恼时的创造》文中，坦述过自己面对面布却不得配合的深深的苦恼——他恨不得将一番惆怅洒落画布，画布却说：“先生，您得慢慢地来。”这种感觉真切而实在，没有商量的余地。画家日益高涨的“意写”心气，自然与之相去甚远。
也许这是原因之一，陈醉于90年代更多地投入国画创作。学贯中西的陈醉，以前也画国画，只是在这一时期，他对国画的“写意”品格有了更新的认识。凭着不断锐化的文化眼光，他洞察了国画的写意性与“文化超越”主题的默契。这种默契，于“升华”、“净化”、“解脱”的社会实践尤其是自我实践，无疑深具价值。于是，陈醉欣然向往，全力以赴，创作了一大批兼具审美意义和人生实践意义的优秀画作。
这批几乎皆以女性的万千仪态为母题的国画作品，体现了陈醉按自己的学术观点阐释女性美、人体美的推进过程，也体现了他将自己的丰富修养集结于绘画的渐入过程。以《女娲》系列（1995）为界，他的国画创作实践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95年以前的国画创作，其总体格局和倾向一定程度地延续了他表现在油画上的一般兴越，“陈醉式油画风”由强渐弱地吹过这一阶段的画面。它表现为对情节、情景的相对的讲究，对画面构成性、装饰性的追求；手法上有糅合中西的倾向，但更多地运用了现代绘画的造型手段，如抽象、分解、重构等；作品之间的画风变化，频繁而跳荡，多样而异趣。很明显，画家是在努力地探索各种可能性。这一系列的探索，赋予《故园明月在》（1992）、《长恨歌》（1989）《二泉》（1989）《乡思》（1990）、《谁染霜林》（1991）、《榕荫古渡》（1993）等作品，以殊异的风格和别样的情调。画家旺盛的创作热情和广泛的审美趣味，深厚的艺术功底和超强的变革能力，都在这些异彩纷呈的画面上得以说明。
与后期的创作相比，这一阶段的作品着重表现了一种“现实”的女性美。作为女性美的载体，画中女子不是来无踪去无影的仙女，她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现实背景”，来龙去脉是清晰的、合乎逻辑的。譬如，沐浴于盛唐温泉的贵妃（《长恨歌》1898）、踟蹰于断墙残垣间的摩登女郎（《传人》•1993），还有或徘徊椰林或掩以蕉叶的农家少女（《椰林深处》，1991；《细雨沙沙》•1992），等等。不言而喻，嵌入“现实背景”的女性美，使审美具有一种“合理性”。
《女娲》系列的推出，开启了一个更有深入之得的创作阶段。该系列依凭“神话”的支持，将女性美从“现实背景”中“抽象”出来，成为几无障碍和遮掩的“赤裸裸”的美。尽管《女娲》仍有某种过渡的性质，譬如它来源于神话，但端绪已经理清，把女性美提升到生活中的“更高的层次”的路数已经明了。“神话”很快就脱离了神话，显现出它的“理想”本质；“抽象”也不必委身于抽象手法或抽象的形，它的确切意义就是“理想化”。于是，接踵而至的裸体女子，虽有“现实”的感性特征和魅力，却毫无可供盘根究底的“现实背景”。女性美在后来这些裸体形象上，升华、净化为毫无羁绊和伪饰的“赤裸裸”的纯粹之美。“理想化”使女性美从现实中“超越”，它赋予审美以更多的“合情性”，审美对象也因此突破了“女权主义”的狭隘，成为抚慰人类感性世界的妩媚女神或观音。
诸多苦恼问题的解决，使画家的创造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它带着画家激涌的热情、抑郁的思绪甚至或原始的欲望，带着画家化为心理图式的文气和诗、书、画、文的全面修养，喷薄而出，直泻卷面。迹化于幅间的，是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对创作者来说，它包含着一种走笔如神游的快畅审美体验；对欣赏者来说，它透射着一种静观如神抚的沁心审美慰藉。
陈醉以往常用的画面意味的“线段”，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上发展为中国气派的“线条”。它已非单纯的构形要素，而已然扩张、升腾为总揽全局的造型手法。“线条”的时间性，向变化无常的心理时间显示了无限的适应弹性。恨不得将全部情怀倾诉一尽的陈醉，终于得到了回答。画纸说：“先生，您看着办！”
他早年练就一手狂草好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以书入画，写得或潇洒狂放、或缠绵细劲、或朴拙老辣、或天真简约的画面形象；他以书载文，兴起或哲理淡出、或趣味雅逸、或情意缱绻的画外意象。《空楼待归图》（1997）拙线漫笔勾一散坐沉思女子，竖长幅间的纯素空白把“等待”的时间性心理体验，和不曾迹现的丰富空间意象，表现得淋漓尽致。《闲卧图》（1998）以偏侧右边的题诗草书，和左边的一斜垂花枝一懒卧女子，构成疏朗空旷的画面。诗为半阙《蝶恋花》：“闲来懒卧惜花丛，爱赋歌诗，却意倦情慵。欲睡难眠心事重，漫捻芬芳数落红。”诗意和着斜枝垂花，在欣赏者的感觉印象中，形成一种荡漾般的动感，仿佛处处飘扬着闲思散绪。如果说在他的《西窗夜雨》（1996）、《沐泉图》（1997）、《青丝有韵》（1997）中还有较明显的西画造型、构图甚至构成成分的话，那到了《追梦》（1998）、《浅海无浪》（1999）和《初尝榴莲》（1999），则是在画面上纵情书写“狂草”了。再往后到2000年，在《窗外何人唤阿娇》、《一阵金风》和《香飘恨是又一秋》中，简直是将心中的美人随心所欲地颠倒摆弄，更获得了犹如太空失重般的飘逸自由。
画家的“欲望的升华，实现于画面，表现于画面。画家所理想的一切，以形、以书、以文，综合地获得于画面，获得于绘画的过程。我想，如此境界，是审美的，但更是人生实践的。
注重人生实践价值的艺术，追求“文化超越”的艺术，纯化语言是必要。因为，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更高的层次”，只能靠摆脱了现实羁绊、抖落了现实浮尘的艺术方式，才可能真正达到。这意味着艺术的人生事功价值，根本地取决于它的形式化。
由而，造型艺术语言的锤炼，是绘画创作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工作。陈醉一贯重视这方面的修养，以致对绘画的形式特性和形式美规律有深度的领悟。早在大学期间，他凭聪慧和勤奋，深得周本义先生的真传，对西画语言有很好的把握。他画于六十年代的一批水粉风景写生，如《水乡清晨》（1963）、《太湖落日》（1963）、《明日起航》（1965）和《古老的曲调》（1965）等，在构图、用笔、调色和整体控制方面，都显示了上乘的修养。而且，他利用形式因素表达主观情感的才能，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这批画颇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的趣味，这在当时肯定是比较前卫的，甚至今天看来仍不失新鲜感。《水乡清晨》一画的形式感尤其强烈。画家以轻逸灵动的笔法，简括而细腻地捕捉了蓝紫灰调中的微妙色彩变化；流畅的冷暖转换、明快的色度比照、中性灰的均衡把握以及恰当的轮廓线起伏处理，使整个画面透着一种沁人心脾的优雅和清冷的“薄意”。这种兼得绘画性和装饰性之微妙的形式感，不仅普遍见于他包括作于文革时期早期作品，而且一直延续到晚近的油画，甚至于新近的国画。《空间，我们的》、《追思》、《圆，扩大的外延》、《熔》等油画代表作，都是在这种形式感的基础上向新的方面推进的。值得强调的是，这几幅作品以及《福》等，在以形、线、色彩分割或构筑画面空间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均衡中寓飞扬之势、统一中见巧趣变化的画面效果，显示了陈醉把握构图规律和空间形式品格的深度。
陈醉有很好的色彩感和色彩修养。他的油画作品色彩亮丽丰富、细腻雅致，加上形态运势颇有考究的笔触效果，显得既有节奏平和的装饰味又不失油画所注重的厚重感。他并不在意描绘光照效果，但恰到好处的色彩对比和灵活的笔触处理，使其画面往往能给人以“透亮”的明快感。
在形式特征上，最不能忽略的就是陈醉国画上的“肤色”处理。我觉得尤其像《惜秋图》和《追梦》（1998）那样的幽趣的“肤色”，是陈醉在国画人物用色上所取得的绝妙成就。毫无疑问，这项成就得益于他的西画色彩修养，也得益于他在国画化方面所下的探索功夫。这种“肤色”，感觉上很厚，圆润而丰腴，有一种若玉的蕴藉，仿佛带着女性肌肤的弹性和体温。但近前细看，它不过平平铺就且色性略为偏冷。其中奥秘除了色彩配比关系的恰到好处外，恐怕还与花青的渗透性和一些矿物质颜料的沉着性在既融合又分离状态中所呈现的微妙变化有关。另外，讲究的用笔方式，也是有关系的。
诚如一些论者的评价，陈醉是一个画家型学者，又是一个学者型画家。这种评价看到了他在事业上的统一性。依我之见，统一陈醉事业两方面的，是他以丰厚学养铸成的文化眼光。这使他既可以“一分为二”地深入学术和艺术；也能够“合二为一”地融学理为绘画，化绘画为学理。正因如此，陈醉从未在理论家和画家之间感受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屏障，反而觉得是一体的两面。不隔的理论与实践、思考与创作、学理与画趣，恰恰构成陈醉独步于世的学术境界和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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