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星驰的讨论似乎只能从“无厘头”开始，尽管这可能已经成为时下最为流俗的俗套，可是，很多时候，要想直抵事实的真相，就真的不能免俗。对于这一点，周星驰本人恐怕也是深有会心吧！

                          一

平心而论，在周星驰之前，有谁想到，电影竟然可以这样拍摄！看吧！呕吐，奶白色的液体自口中汩汩而出，甚至发生在接吻的紧要关头（《情圣》）；衣冠楚楚的一群人器宇轩昂的阔步前进，忽然遇到刁难者在电梯门前拉屎撒尿（《食神》）；为了掩盖罪行可以当众喝光精液（《逃学威龙》）；误服春药的老尼姑看见形似阴茎的柱状物就疯狂地追逐（《鹿鼎记•神龙教》）；机器人李泽星的生殖器是可以喷水的莲蓬头，他面不改色的握着它当着男女学生的面对着花朵像灌溉一样撒尿（《百变星君》）；皇帝的内裤可以医治不孕不育，而包龙星因为说错了话只好将一把明晃晃的长剑硬生生地吞掉（《九品芝麻官》）；还有那些振振有辞的东扯西拉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以及那三声标志性的虚张声势的狂笑“哈——哈——哈”，因为得意、沮丧、恐慌、狂喜，或者仅仅是为了让你莫名其妙。

“他”（周星星、阿星、星星、星、李泽星、包龙星、史蒂夫星等等）肆无忌惮地在确保生活现实性的逻辑分界线两边穿梭往返，厚颜无耻，像个小丑那样逗人发笑。然而，“他”绝不是马戏团平面化的小丑，“他”有着深刻的生存之痛！虽然“他”总是大言炎炎，张牙舞爪，可是，“他”永远作为一个“小人物”被塑造。冥冥中似乎总有宿命的力量为“他”量身定造生存之障，“他”总是无可奈何的被投入混乱的灾难涡流。一切生活场景对“他”而言都必然陷阱密布，危机四伏，小到尖钉扎脚，大到粉身碎骨。可是，“他”究竟触犯了何等天条而必遭不幸？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构性力量造成了小人物如蛆附骨般的生存困扰？

如果不能满足于泛泛的抽象性概括，那么，考察“他”遭受困厄的原初社会文化场景中经由霸权话语塑造的英雄谱系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诚然，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式的人物从来都不是基于自由市场的香港以及同质于香港的社会文化系统建构自身的能指形象，可是，这决不意味着香港是一个逾越了规训原则的武陵源、乌托邦！

“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这一句用于确保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警察切口以及与之相应的抓捕场面在香港的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上时时以一种令人措不及防的暴烈突兀地展现，在警察乌黑的枪口和凶猛而训练有素的攻击性动作之下，嫌疑人立刻呈现出被彻底制服后恐惧而痛苦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形态——恰如福柯所描述的“驯顺的肉体”。此时，所谓的人权决不是画面所要传达的主导意蕴，毋宁说，它以最能体现“自由”社会“规训本质”的视像景观将违背规训要求必然承受的惩罚简洁而冷峻地传递给每一社会个体，无时无刻而又出其不意。（当然，“训练有素的警察”本身既是规训力量的人格化工具，更是强大的系统性规训运作的结果。）

谁能在这一社会中如鱼得水、活蹦乱跳？“他”面临由何种英雄符码所织造的话语体系？太明确了！人人耳熟能详：在用于建构大众意识的系列叙事影像中，“大侠”和“赌神”数十年来几乎未曾间断地获致反反复复的话语重塑，这一人物谱系从黄飞鸿、方世玉、霍元甲、陈真到赌神、赌王、小马哥等等。可是不论故事如何翻新，黄飞鸿、小马哥们都在具有对于现实强烈影射意义的叙事时空中掌握着巨大的博弈资源：或是家传武学，或是独门赌术，这是他们能够膨胀为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傲傲然以真理在握的侠士派头“劫富济贫、惩奸罚恶”的资本。

好一个“资本”！借助这一能指自然而然的滑动，我们可以看到，最虚妄的光影世界复现了最真实的现实：资本是理性社会伟大人物得以形构的前提和支点，这是一个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结论：大众文化隐蔽地实现了意识形态的要求，它塑造了对于资本原则自觉认同的“单向度的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观众们由于镜像他者的返照得以了悟自我的欠缺，所以，不得不蹈服于系统话语的分类而心悦诚服地作为弱者安于被救助的位置——好一段包含着真相的陈词滥调！

可是，周星驰不是阿多诺的传人！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走上法兰克福学派固守现代艺术自恋特征的精英抵抗之路（那样，也就不会有周星驰了）。对于周星驰而言（当然，这不是指拥有香港人身份的、作为制片人的、具体的、此在的周星驰，他最关心的恐怕只是赚钱），如果只有精英才有资格选择对抗性存在，那么，同样遭受工具理性支配的大众难道就只配永远在黑暗中沉沦？所以必须将阿多诺设计的仅限于先锋艺术家的革命改变为乌合大众的造反，才有可能走向更具解放意义的远大前程。毫无疑问，策动大众造反的最佳场所内在于大众文化叙事产品，因此，对于这一产品形式的继续依托就是确保群众参与革命的前提，当然，也是制片商“周星驰”获得利润的保证。真是无法脱逃的此在之烦！就是这一点，始终弥漫着消解本文立论基础的阴险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