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生物学、信息科学、文化学、翻译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结合的跨面研究的新兴学科，模因论对各个学科当然包括语言学和语用学都提出了新的课题和启示。本文讨论的是与基因有同有异的模因尤其是语用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规律。本文立足于广义的模因（论），并略倾于模因符号观，运用认知语用学（关联论）的理论基础，在介绍模因论的最新研究动态和问题之后，通过语言-语用（词素、词语、话语、语篇）各层面的例析指出，模因复制有语用的和反语用的两类，原模因和模因变体的“同异关系”合适与否取决于新旧模因宿主（交际者）在元语用意识调控下能否攫取一种“同构/变异取向度”的适度、平衡的和谐美。文章最后分析了极端的模因变异，指出了人们识解模因变体困难之原由，并提出了解决方法。

模因宿主的元语用意识和模因变异[1]

撰文：侯国金 版权所有

关键词：模因；元语用意识；变异；同构取向度；和谐

Abstract: As a new multi-interface study (ranging from biology, IT, culturology, translatology, to linguistics), memetics sets all those disciplines thinking about various new questions. This thesis discusses how memes replicate and propagate like/unlike genes. Taking a perspective of broad-sense memetics oriented towards meme semiotics, the paper utilizes cognitive pragmatics (i.e. Relevance Theory) to comment up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of memetics, and more importantly, by an analysis of a series of langue-pragmatic memes (examples of morphemes, words, utterances and texts), formulate the hypothesis that whether the sameness 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urce meme and meme variant is appropriate/pragmatic or inappropriate/unpragmatic is determined by whether the old and new meme carriers, by their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achieve the right isomorphism/variation orientation degree (I/VOD), thus contributing to a balance or harmony. The paper finishes with a discussion of extreme meme variations, people’s construal trouble, along with suggestions.   

Keywords: meme,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variation, IOD, harmony

1 模因导语

模因（meme）[2]，亦译为“谜米、觅母、密母、拟子、仿因、理念因子”，是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倡导者Richard Dawkins（1976）在“科学幻想小说”般的书里提出来的概念[3]，指的是文化传播中像基因的遗传一样被不断复制（replicate）和传播（propagate）的东西，是从大脑到大脑的信息单位（Dawkins 1982：109），如一种新思想，一个新词语，一个新行为[4]。模因论/模因学/密母学（memetics）常把模因描述为“病毒”（viruses）——感染（infect）而寄生（parasitize）于新宿主的大脑，随时再“感染”给更多的（宿主的）大脑。（见何自然2005）假如基因等于生理（微）成分加上遗传，那么，模因就等于（大、小、广义、狭义）文化加上复制和传播。基因是生物的，是遗传，呈现出被动、惰性、静态；而模因是文化的，是复制和传播，是主动的、能动的、动态的[5]。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主要是文化模因复制和传播的效率（这一点归功于模仿能力），而非语言优劣、大脑的大小或智商的高低（Blakemore 1999，转引自高纯娟2005）。据Marsden（2000）和何自然、何雪林（2003）介绍，Gabriel Tarde（1890）著书名曰“The Laws of Imitation”（模仿的法则/规律），其核心观点为人类历史是模仿的历史。从Dennett（1995）开始，国际上探讨模因（论）的文章和会议越来越多，到Blakemore（1999）时，模因论作为一个分支学科似已兴起。目前模因论有模因信息观（以Lynch（1991）和Dennett（1995）为代表）、思想传染观（以Gatherer（1998、2001）为代表）、模因符号观（以Deacon（1999）为代表）等。Blakemore主张拓宽模因的外延，这样就使上述观点和谐共处。本文赞成她的做法并略倾于模因符号观。（关于更多更新的模因论研究请见第4节）

值得说明的是，（1）如“模因/meme”这个词所示，模因具有模仿的成分或“因子”，模仿有程度之别，这样一来，模因包括完全和部分复制两种。meme在法语里意思为“相同”（见注2）。（2）模因可以大到一整个宏观思想、行为方式、语篇，可以小到一个概念、一个词素、一个标点。（3）上面（2）所说的或大或小的模因以复制和传播为充要条件，不被复制或传播的就不是模因。（见Blakemore 1999：66）（4）人类的文明、（语言）文字、文化等的进化与其所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6]）的过程和结果还不如说是“（文化）模因选择”（memetic selection）的过程和结果。（见Vaneechoutte & Skoyles 1998）（5）至于复制和传播，“大脑是复制器（replicators），文化实体（cultural entities），如词语、概念、思想、态度、知识等，本身不能复制”（Gabora 2004）。思想本身也不是复制器，互相联结的（associatively-structured）形成内化的世界模式、思想网络——统称为“世界观”（worldviews）才可成为复制器，可称为“原始复制器”（primitive replicators）[7]。世界观复制是零碎的（piecemeal），“在社交中主要是通过文化实体的表述（expression）、同化（assimilation）、调适（accommodation）”来实施。复制在文化进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同上）而且，我们认为复制以传播为目的，传播以复制为前提。（6）从结构看，有简单或基本模因，有模因复合体（meme complex，见Lynch 1991）。一个根隐喻（如莎士比亚的“世界是舞台”）是简单或基本模因，其相应的派生隐喻（如“大家都是这个舞台的演员、有出场和退场、每人扮演多个角色、他是个丑角、我唱主角”）就是模因复合体。（7）共时地看，模因的复制程度、传播范围和生存领地有大小之别，与其他模因一道构成“模因域”（meme register）或“理念因子库”（ideo-meme-pool）的能力也有大小之分[8]。（8）历时地看，模因的传播和生存的历史和寿命有长有短，有的横跨几世纪甚至永恒，有的则昙花一现。根据Dawkins（1982，xii），“成功的模因复制”（与传播）有“高保真度”（copying fidelity[9]）、“多产性”（fecundity）和“长久性”（longevity）的特点[10]。所说的“成功的模因复制”仅指一些生命力强的、“同构取向度”高的模因（见3.3）。

既然模因以复制和传播为充要条件，而模因的生命力和存在特点就与新旧宿主复制和传播的复制-传播意识——模因的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简称MPA）——有关，而且我们关心的主要是（语言-）语用模因（pragmatic meme），主要指为一定的语用目的（pragmatic goal/purpose）服务的实实在在地使用的语言模因（因子）或模因域，因此，下面我们着重讨论MPA的高低与语用模因的变异之间的关系。由于文化、思想和行为的复制有无形的“导向标准”（guiding criteria，Baldassarre 2001），我们下面有时用形容词“（社会）语用的”表示的是“正确、恰当、策略的，符合语用原则（如合作原则、最省力原则）和导向标准”的含义，而“反（社会）语用的”指的就是其对立面。

2 调控语用模因传播的MPA

虽然关联论的创导者之一Sperber（1996、2000）并不赞成模因论[11]，本文还要提及并运用Sperber & Wilson（1986[1995、2001]）的关联论观点（的合理模因（因子））。交际者在交际中的任何一句话语都具有关联性（relevance）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前者指话语与前言后语、交际者双方的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客观交际情景等的紧密联系，后者指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12]）或语用目的，关联性与目的性可以互相解释，它们也可以从交际者的MPA那里得到解释，因为，只有MPA才能确保话语的关联性和目的性。这样一来，话语者的MPA愈高，一般说来，话语就愈关联——最佳关联（optimally relevant）或者最大关联（maximally relevant），除非言者有意弱关联（weakly relevant）甚至不关联（irrelevant）[13]以达到特殊的语用目的；所实现的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也就愈大或愈重要——该语效表现为隐含结论（implied conclusion[14]）或语用目的。

也许不需要耗费多少心力去进行言语/语码的选择的显性或隐性策划（planning），交际者的话语就是也应该是关联的。这一事实不能否定交际者MPA的存在。而语用目的的实现与否，语效的大小以及能否兑现，则明显地依赖较高程度的MPA。通常的情况是，你的语用目的越特别，或者语效越大，或者标记性越强，你为策划实现该语用目的或语效的话语方式所付出的心力就越大，你的MPA也就越高。假如你要向一个一面之交借上千元，就得绞尽脑汁（MPA高）启动某个/些语用策略，否则休想得逞。

“语言意识（salience/awareness）转化成一定的语用手段（如语用含糊）的运用和策划就是元语用意识。”（侯国金2005）语用过程中MPA较高，所进行的顺应（adaptation）过程——即对话语作出调整和洽商的自我监控过程（参见Verschueren 2000：F13-33）——就顺利。这里所谓的“模因宿主”（meme carrier，如标题所示）主要指交际中的言者和听者（以话语的模因特点为前提），相应地模因宿主的MPA就分为言者MPA（s-MPA）和听者MPA（h-MPA），而双方的MPA又可细分为（话语）生成意识和识解（construal）意识。就言者而言，他对自己的话语的形式和策略以及能否实现既定语效所携带的反思、思考、意识、预测（直至策划）就是言者话语生成MPA（如如何用礼貌的谎言来回答一个隐私问题），而他对听者识解该话语语效的方式、难易程度、可能性等的思量、想法、推测（直至换词、改说、放弃），就是言者的话语识解MPA。一个女子对自己的孩子说“妈妈、我”、“你爸爸、爸爸、他、我丈夫（很罕见）”的s-MPA各不相同，h-MPA也互有差别。这种社会指别（social deixis）缩小或拉大双方/三方语用距离（pragmatic distance）的策略在汉语、日语、法语等很多语言里都是司空见惯的。下面仅举例说明言者的话语识解MPA。

1）（郑州民警竹卫东抓小偷负伤抢救无效，妻子和女儿不断地呼喊他。2006年4月23日晚上CCTV 10的“城市猎鹰”节目主持人说：）“他的妻子和女儿不能跟他说一句话了。”

按理说，不论该民警是生是死她们都能说话，即对他（的真人、遗体、相片）说话，只是他可能听不见而已。但是该例说明主持人在说到活者和死者双方时强调的（即元语用地意识到的）是后者即听者的识解。主持人的话可以改说成“他的妻子和女儿跟他说话时他再也听不见了/他再也不能与妻子女儿说话了”。

与此类似，听者的话语生成MPA指对言者或对自己作为言者所说话语的MPA，而听者的话语识解MPA则指她[15]对自己解码、推导、理解言者话语的方式方法、能力、努力（心力）、效果等的MPA（以上例为例，她可能意识到难度而要求他重说、换词，或者要求更多思考的时间）。

3 MPA调控下的语用模因变异

人们在语用模因的复制与传播过程中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MPA的，而相对而言，MPA有时高有时低。当生成或复制的为崭新的语用模因时其MPA就高，反之，生成（说出或写出）或复制而来的（旧）语用模因，或者复制旧语用模因时，其MPA就低，趋于零。例如，假如我在网络空间的“博客”或什么“PK”里创造一个服务于某特定目的的字符或表达式时，我的MPA就很高。我知道它有多新颖多活泼有多大可能感染他人以至于被复制和传播（从而成为模因）。当然也有可能（元语用）意识到它绝对是昙花一现的说法，是“临时造词”（nonce-word），一问世就蜕变为废弃词（obsolete word）或古旧词（archaism），有时甚至是“非字词”（non-word）[16]。看一看于根元等（2001）的电子词典就可以想象出这些网络词汇（如“MM、美眉”）诞生时的s-MPA一定很高（见3.3）。

语用模因在复制和传播中有“基因型的‘内容相同形式各异’”和“表现型的‘形式相同内容相异’”（何自然2005，另见Blakemore 1999：61）。所谓“相同”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各异”则是绝对的。论内容相同的相对性，正如一碗水倒进另一个碗里就没有绝对的一碗水，量与质都会发生变异（variation）或突变（mutation），语用模因的复制像复印文件、图像一般会有所走样，在传播过程中也会有所损耗。形式的相同也是相对的，因为物质与物质，甚至具有同一称谓的物质之间，也不会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凭什么判断模因和非模因以及是甲模因还是乙模因呢？除了第1节所说的充要条件外还有内容和/或形式的同构性（isomorphism）或象似性（ iconicity），X与x同构性大则是同一模因或模因变体，小则可能是（或蜕变为）其他模因。

3.1纯语言层模因变异例析

我们先看语言的最小单位词素的若干例子。一个词素模因在复制时可能变异为若干个变体，如表示“进入”或否定的“in-”这两个模因在造词时为了声韵效果或发音便利，根据随后音节的特点而变异其形和音，而留其义。这样一来，第1个词素模因有“in-、im-”等模因变体，第2个词素模因有“in-、il-、im-”等变体。请比较：

2）inject，inland，ingoing，implant，import，irrigate，irruption（但是input我行我素）

3）incorrect，illegal，illiquid，impossible，immaculate，ignorant，irrelative，enemy（“非”+“朋友”，改变元音字母是“变异取向大”）

再请看字词层面的例子：“set up、set down、a TV set”中的set，因为较大的同构性而基本作为一个模因处理。相反，“flower、flour”，“see、sea”，“date1、date2”，法语和英语的“table、commence”，汉语和日语的“团、靴、机、勉强”虽然从词源学、从历时的角度、从声韵角度、从（历史）对比语言学或类型学角度看，具有一定的象似性（同源、同音、同音同形、同音同形同义[17]），相关的词条是否能作为一个模因对待则较为复杂。其间的关联性不足以说明问题。英语的“table、commence”来源于法语，虽然发生语音变异（盎格鲁化）和语义变异（如“table the plan”的“table”有“取消”之义，“commence”表达“开始”的意思比“begin/start”在语体上更文气）。日语的“团、靴、机、勉强”是从汉语进口而发生变异的：“团”字的一撇变为一点，意思则基本不变；“靴、机、勉强”的意思分别为“鞋、茶几、学习”，不论是汉字模因自身的变异还是这几个相同模因的日语宿主的变异，造成了“日语汉字”与相应（同源）字词的所谓“同字不同义、同义不同字”的局面，难怪我国的日语学习者和日本的汉语学习者常犯望文生义的错误。

比较起来，句法或句式模因的复制就更忠实于初始状态，或者说其变异较慢较小，传播较广。一个句式，如主谓宾结构、左移位结构、断裂句结构、倒装结构、被动结构、中动结构、后置定语（从句）结构、否定结构、冗余否定结构、特殊问句结构、回声问结构等等，一旦形成这样的句式，作为模因就会比较机械刻板地复制从而广泛地传播，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不发生根本性变化。据说现当代英国文人都很难读懂英国史诗“Beowulf”，但与其说归因于句式或语法的嬗变，还不如归因于词汇和拼写的迥异。共时观之，一个语言的若干方言的语法结构具有很大程度的同构性或一致性，否则就沦为不同的语言了。普通话和鄂方言、川方言、粤方言等的语法就是这样的。另一方面，既然是不同的方言，就必然存在语音、语调、词汇、句法等各方面的或大或小的差异。例如，武汉方言常把“还、都”字尾置，而且比任何方言都更多地把“把”字实词化地使用，如“把那多的盐！”。广州人喜欢说“你走先”之类状语在动词之后的结构。此外，由于对外交流和国际贸易，更兼翻译和翻译腔（translationese）的影响，外语（尤其是英语）的一些结构在用汉语复制和传播时保留了“洋相”有时具有积极意义有时则相反。例如，英语的定语从句是后置的，一些译者也后置处理（有时辅以括号）。还有英语的条件句，尤其是不表充要条件的条件句（实为“语用条件（句）”（pragmatic condition(al)），其“条件”往往居于句中或句末，而汉语对应体通常前置。请看笔者教学中常举的例子。不少译者完全仿效英语做法，译为译1的“反语用”样子。少数人求汉化/归化而选择译2（语用的，但是需要付出较大心力来调整语序）。其实归化未必要推倒原文结构，只需另作变通——看译3（语用的）。

4）I cannot go to the cinema with you, dear, if you do not mind.

译1：我不能陪你去电影院了，亲爱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译2：亲爱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能陪你看电影了。

译3：我不能陪你看电影了，亲爱的，希望你不介意/真不好意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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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教育部2005年度社科项目（05JA740023）的一部分。十分感谢Francisco Yus教授提供的资料。感谢廖巧云、罗迪江和魏薇的修改意见。

[2] 我们采用何自然、何雪林（2003）的译法。

[3] 他在书的前言说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科幻来读。他最初想到的是希腊语（词干）“mimeme（模拟、摹拟）”，可是他喜欢单音节，于是又仿造“gene”和法语词“meme”（一样、相同），生造出“meme”。（见该书最后一章，另见Willett 2002）

[4] 与Dennett（1995）的观点稍有出入。他认为物体本身也可形成模因。（见何、何2003）

[5] 马萧（2005）谈到它的动态性。

[6] 他们认为谁也不能证明语言基因的存在。如果说好视力、高智力、金嗓子等一般能力是自然选择或遗传、继承、进化而来的东西（相当于基因），那么，像说话和制造工具这样的可以直接模仿学习的能力就是社会群体“文化选择”的东西（相当于模因）。

[7] 像“（自我）催化聚合物（集）”（(auto)catalytic polymer (set)）一样复制；而非“代码复制器”（coded replicators），即不是像遗传代码（genetic code）般复制。代码复制器的复制系统复制的信息要么是“被解释的信息”（interpreted information），要么是“未被解释的信息”（uninterpreted information）。思想通过揭示世界观的特点而参与文化的复制或进化。（Gabora 2004）

[8] 模因域和模因域构成模因域网（络）。（见罗迪江，即出）

[9] 夏嘉驷、时汶（2003）、高纯娟（2005）和Gabora（2004）都有介绍，类似于下文3.3的“同构取向度”。

[10] Gabora（2004）不太赞同Dawkins的这些特点，因为她认为能复制的是大脑而不是思想。她在文章中所用的“self-description、self-replication”等措辞不是“被自己”（by the self）而是“自己被”（of the self）的意思。

[11] 根据Sperber（2000），“文化传播的相对稳定未必能说明是（模因）‘复制’”。“Dawkins的解释恰好需要解释，其结论恰好有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大笑可以通过Dawkins的测试，可是，它不是模因。”他认为真正的复制要满足这3个条件：B由A（以及背景条件）引起，B的相关方面类似于A，产生B的过程必须使B（在相关方面）类似于A的信息。（第1、第3个括号的内容为笔者添加）（另见Sperber 1996：106）

[12] 与“信息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相对。

[13] 话语“明示心照不宣地确保了关联性”，话语本质上是也应该被解释为具有固有的关联性。（Sperber & Wilson 2001：49，155，158）有时是以貌似不关联而关联，如答非所问，以问答问，故意抬杠或不合作。

[14] 由隐含前提（implied premise）和明说前提（explicated premise即话语本身）经过非论证性推理而得。（见S&W：65-71）

[15] 我们分别用“他、她”指言者和听者。

[16] 见侯国金（2006b）。他所说的“非字词”指网络方言里的有争议的新说法，如表示告别的“88（6）、3166”，汉语语境中的“OK、Byebye”等。他所说的很多“非字词”的生命力很强。

[17] 这里的顿号不表合取（并列）义，表析取（“或者”）义。

[18] 出版于1933年。（看张禹九《空谷足音——格特鲁德·斯泰因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19] 翁显良译，见王寅（2005）。

[20] SISU是下文所说两所外语院校的英语校名的首字母缩写，分别为Shanghai/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由于川外先注册，据说“上外”也自称“SHISU”。

[21] 如剧本“Pygmalion”第3幕Liza对Higgins教授说“Well, thats a mercy, anyhow.”。不论是伦敦的Penguin Books还是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还是爱丁堡的R. & R. Clark, Ltd，出版他的剧本都绝对高保真地复制这个文学模因。

[22] 该例借自何自然（2005）。

[23] 下载于www.ynet.com（2005-10-6）。

[24] 他们认为唱歌对于鸟类和人类都具有很高的（系统）发生（phylogenetic/developmental）的价值。唱歌是现代人语言和文化形成之前的“预适应”（preadaptation）。

[25] 见王寅（2005b）。
3.2语言-语用层模因变异例证

站在语用高度观察语用模因，不论是词素、字词、词语、短语、子句，还是句子、话语、语篇，作为模因的复制和传播必然是以功能（即上文的语用目的或语效）为要旨。英语从外语（主要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移植了大量的词素（词干、前缀、后缀），凡是引进必定是重其功能而（相对地）轻其形式。虽然没有形式也就没有意义，因为形式是意义的载体，但是在必须牺牲一方时就只能割舍形式的（一部分）。（参看3.1的词素例子）

假如一个句式表达一个基本功能（如陈述句表达陈述/表述的功能或意义），那么，这一句式在复制和传播中势必基本保留这一功能，而且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一定程度的嬗变（如，陈述句可以作为间接请求或询问）。英语和汉语的基本句式或句型和它们相应的句法功能和意义具有很大程度的同构性，为等效翻译（equivalent translation）和“同传”铺平了道路。更为奇妙的是，各种句型所能表达的副功能、副意义（如陈述句的间接请求功能），也是惊人的酷似。这样一来，在翻译这一模因复制传播的过程中，英汉互译中，句式和功能的匹配对翻译者来说就不棘手了。

5a）Can you lend me $10? 你能借我10块钱吗？

1b）I would like you to lend me $10. 我希望你借我10块钱。

1c）Lend me $10. 借我10块钱。

1d）How kind of you if you lend me $10? 你能借我10块钱就太好不过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交际中语用模因的复制和传播就没有少解、曲解、误解的情况。有时，由于语言的复杂和表达法的相对贫乏，加之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错综复杂而难以完全或准确地认知，话语存在以下10种状态：

（1）       话语的结构特点尤其是词语多义性和含糊性使话语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2）       话语存在遵守或违反Grice（1975）所论述的合作原则的任何一条准则的可能，从而可能表达特定的含义（implicature），而含义是不确定的。

（3）       正因为（2），话语可能是真话可能是假话（deception），可能是隐喻、借代、弱陈（understatement）、夸张、委婉等，可能是调侃（banter），可能是反讽（irony）。

（4）       话语存在多重语用模糊（pragmatic multivalence）的可能性（Thomas 1991，何兆熊等2000：336-7）。例如，老头子生老婆子的气但是不便直接说明就（佯）骂儿子，话语中隐约透露出对老婆子的怨言，属典型的“指桑骂槐”。因此，同一句骂人的话对儿子和老婆子的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是不同的。

（5）       话语存在双重/数重语用模糊（pragmatic bivalence/plurivalence）的可能性（同上）。就是说一句话对同一个听者具有双重或数重语力的潜能或可能性，如，“蛇！”可能是“我告诉你这里有蛇”（表述/representative），“我提醒你小心蛇”（指令/directive），或者“我在吃惊这里居然有蛇”（表情/expressive）。

（6）       一些语句（如条件句）存在双重言外行为（bivalent illocutionary act）的可能性（同上）。每种语言都常说“我若是你/If I were you”的条件句，是建议呢还是警告甚至是威胁呢？是礼貌还是不礼貌呢？此乃语力模糊。

（7）       由于语言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可能发生词汇层的语法化和语句/话语层的语用化——此乃模因变异的极端化例证。前者指实词虚化，后者指话语的语力和含义与其字面义相去甚远。（看3.3的例子）

（8）       话语接受者可能存在两可（“多可”）或然性：把对方当作受话者（addressee/hearer）、旁听者（bystander）、旁观者（overhearer/listener-in）还是窃听者（eavesdropper）呢？（看Verschueren 2000：83）一句话语对谁说，把他当作什么类型的听者，有多少听者和多少类型的听者，这些问题都影响该话语的意义识解。

（9）       可能存在话语角色的两可（多可）或然性，也即言者可能是说话者（speaker/addresser）、作者（author）、传递者（reporter）、代言者（spokesperson），或者是传声筒（mouthpiece）。（见Thomas 1991，何兆熊等2000：330）有一个广告上的两个儿童说“他们都说我很可爱”就是以传递者身份巧借“他们”之口以表可信性。我们说话通常绝对代表自己，但是有的话语是半代表自己的（以“听说、我就是觉得吧”为证），甚至不负任何责任（以“下面完全是他说的呀、孔子云”为证）。言者说话对自己和对方的角色的MPA有高有低。赵白生（2002）的论文“我与我周旋——自传事实的内涵”说得好，自传“虽然表现了丰富各异的自我，但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的自传”，因为自传展示的有“自我生存的事实和经验化事实”。“自传的头号问题是‘我是谁’”，“自传是‘自杀’”（传记是“他杀”）。然而作者是几分的投入叙事呢？展示的是几分真正的自我生存的事实？“我是谁”问题涉及作者自己几分？作为隐喻的“自杀”是几分谁杀（还有如何“杀”）几分谁？美国先锋派女作家Gertrude Stein（1874-1967）[1]写的所谓自传“The Autography of Miss Alice B. Toklas”的作者是Stein本人，叙述者却是秘书Alice，说的主要是Stein，其次有Alice和所有有关的人。作者创作时想必具有很高的角色MPA。美国后现代小说作家Vladimir Nabokov（1899-1977）的小说与小说之间具有互文性（co-textuality），而且作者自己要么隐秘地，要么以某角色（如“Vivian Badlock，Vivian Bloodmark，Vivian Darkbloom，Adam Von Librikov”）参与小说的事件，造成“小说内有小说”，作者的所谓“元小说性”（metafictionality）MPA可谓相当高。

（10）   词语和话语的语用模因复制和传播中广泛存在一语三相的现象，即一个词语或话语同时表达了字面义（literal meaning）相、显义（explicature）相和含义相。请看下例的“一语三相”。

6）sleep-walk或sleep-walker

字面义：睡觉时走路（的人），睡着了还能行走（的人）

显义：梦游（症）/梦游者。根据The Chambers Dictionary（1995），一个“sleep-walker”是“one who walks in his or her sleep”或者是一个“somnambulist”。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1976）的解释是“someone who walks in his sleep”。

含义：不清楚自己的人生目的（的人），只管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的人），胸无大志（的人）。（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1994）的定义虽然与上面的大同小异，但我们要请注意它在“walks in ∧ his sleep”的之间插入了“as if in”的比喻义。）

请看例句：

7）（回答Did you sleep well last night）Sleep-walked so long.（伸出3个手指）

8）（回答What was your ideal or wish then（指的是1999到2005年）? My father said I was sleep-walking.（摇头）

如果说言者只是编码，听者只是解码，那么言者和听者都只原地踏步于字面义（常常是望文生义）的圈内。但是，交际者的语用模因是需要推理的，“sleep-walk”在7）中推理的结果是显义，在8）中推理结果是“糊里糊涂、碌碌无为”的含义。就整个例句来说，7）的字面义是“睡觉时走路这么久”，显义是“昨天晚上在就寝后不知何时起我不知不觉地起来漫无目的地四处走走达3个小时（左右）之久”，含义是“（基于上述显义）我昨晚睡得不好（从而给予你的问句以否定回答）”。例8）的字面义不用多言，其显义为“我爹说我那时即1999-2005年一直像梦游者一样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含义是“我没有目标或人生理想（即否定了问句的（“有理想”的）预设）”。

3.3 模因变异的极端化——不变与变异之辨

一个语用模因，小至字符、词素，大至话语、句群、语篇，只要成其为模因，即作为文化载物被复制和传播下去，就需要有一定的内容即功能或意义（空洞无物的乌托邦模因是不可想象的），以及一定的形式——即需要一定的承载体和承载方式/形式（物质存在于自然界必然有其方式（及质、量、与他物的关系））。这个承载体就是上文所言之“模因宿主”即交际者（的大脑、口舌与手笔），这个承载方式就是交际者编码、传达的渠道、信道、语言、方法等。

我们知道，一个模因与它表征的实体（entity，含虚物）的实质内容或功能-意义内容具有一定的象似性（iconicity），如语音象似、构造象似、语法象似、语用象似等（当然所谓象似主要是隐喻的、语用的、相对的象似，见侯国金2006a）。假如有这么一个叫作X的模因，复制和传播中的承载体和承载方式可能变化万千，但是其实质性内容，即它象似于源实体的本质内容或功能-意义则不容太大的变化，变来变去还是X的变体，如X1,2,3…n，它们共有的核心模因因子是相同的，因此某些模因因子可以发生变化，但是变化不能太大，或者变化的模因因子不能过多，以至使X变为Y或Z，那就是另一个模因了。我们发现模因在复制和传播中存在一对矛盾，也即同构与变异。若没有同构模因就失真走形，蜕化变质，另一方面若没有变异则失去活力生机。同构性与变异性的对立统一驱动着模因的复制与传播，有静有动，有同有异。类似或同一语域（register）、同一语义场（semantic field）的模因又有机会组合成这样或那样的模因组/群，也可叫作“模因域”（见罗迪江，即出）。若干模因域若相关则可能形成一个模因域网。这样一来，俯瞰语言网络，模因领域网与模因领域网之间网网相连。细看起来，一个模因领域网内部模因组与模因组之间组组相通，一个模因组内部模因与模因之间因因相关。

以上分析是对模因的同构与变异的整体上的、一般性的、原则性的（初步的）看法而已。我们联系实际语用地观察，由于特定语境的参与，因为特定言语（交际）事件的交际者的特定身份、他们之间的特定关系（权力关系、社会距离、语用距离），还考虑到他们特定的交际目的，一些模因苛求同构性，另一些模因则允许甚至要求较大的变异性。

不久前（主要在东北）有人搞了一阵子的“赵本山模仿秀”。顾名思义，他们以模仿赵的风格以及长相、方言（东北味普通话）、音质、演技（如二人转基本功）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为殊荣，虽然也有人（如笔者）却以为不能一味复制和拷贝，要有创新和突破。据说以前某国搞了个卓别林模仿秀，他本人匿名参加却只得了个第三名，原因是“他”没有创新和突破，不能满足观众新的审美要求。再以翻译为例，虽然翻译界对好翻译的标准还没有达成真正意义的共识，但是“信、忠实、等效/等值/对等”等不同标准的类似字眼足以说明译文毫无疑问应该尽量做到与原文模因的同构。原文是爱情诗，译文也应该是爱情诗，既不能译为哲理诗、叙事诗或史诗——这是内容、主旨与原文同构，也不可译为爱情散文、爱情戏剧或爱情小品——这是形式、承载体、承载方式的同构。万一不能兼顾两类同构，就要多顾前者。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有多种译文，我们本能地（凭语感）嫌弃似乎可以译为（纯）诗歌的散文诗[2]。翻译圈内对翻译模因同构性的极端追求的结果是所谓“零翻译”（zero translation），如英语的“（accession to the）WTO”有人译为“（加入）WTO”。2004年某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教授到四川外语学院讲学时一开始就发问，“I come from SISU to SISU”[3]如何翻译？“我从上外来到川外”？他提出不妨译为“我从SISU到SISU”。零翻译是以功能-意义为前提（假设读者理解，或无所谓真正意义的功能-意义）、只注重形式的同构性的翻译方法。人名的翻译大都如此（例外如Pearl Buck译为“赛珍珠”）。

转述他人的话语时，话语越短小易懂就越能够也越可能与原话同构，反之越难以同构。试想天下谁能一字不差地口诵《三字经》、《红楼梦》、W. Whitman（1819-1892）的长诗“The Song of Myself”或者T. S. Eliot（1888-1965）的长诗“Wasteland”。罗贯中在《三国演义》（60回）里描写西川的张松对《孟德新书》“彼观一遍，即能暗诵”（对杨修），“并无一字差错”，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价值（卖弄风雅和贬低曹操），但是有理由怀疑其极端同构性的可能性。日常交际中，我们没必要直接引用他人话语，完全可以间接引用，而且还可以增设自己的情态意义（modality，如通过“能、most probably”）、程序意义（procedural meaning，如“首先呢、finally”）、情感意义（affective meaning，如“那小子、that bloody woodenhead”）、传信意义（evidentiality，如“据说、according to BBC”）等。在一定语境里，言者为了某特定语用目的可能小改、大改、歪曲、彻底篡改原话。“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少人就是这样复制和传播“毛选”的语句的。

写文章时免不了要引用他人的论点和词句，有直接和间接引用之分，有部分和整体引用之别。直接引用的话语要求百分之百地“保真”（原文的标点、正字法特征、措辞甚至字体等皆不变（油墨、字号等非本质属性则不在考虑之列））。你若引用英国戏剧家G. B. Shaw（1856-1950）的话，他的thats就要写作thats[4]，而非正确的that’s。间接引用呢？要求内容高度同构而（部分）形式高度变异。原文是疑问句就可以（但不必）用疑问句，原文是复合/复杂主位（如，1个语篇主位+1个人际主位+1个经验主位）+简单述位（如，含3个环境成分），你可以（但不必）如此。关键是要换词，相当于我国大学英语常做的“paraphrase”练习。根据《美国语文学会研究论文写作指南》（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第5版）的标准，下例若出现于某人的论著中，9a-c）是（社会）语用的，9d-f）是反（社会）语用的，即剽窃。

9a）面对五花八门的培训，不知该如何选择：广州过半白领盲目“补脑”。（《广州日报》2004/12/22，9版）[5]（承认复制原模因内容兼形式，是直接引用，无剽窃）

9b）《广州日报》（2004/12/22，9版）有一句话说，“面对五花八门的培训，不知该如何选择：广州过半白领盲目‘补脑’。”（同上）

9c）《广州日报》（2004/12/22，9版）有一句话说，广州有很多培训班，不少人随意地报名而不管有没有效果。（承认复制原模因内容而非其形式，是间接引用，无剽窃）

9d）《人民日报》（2004/12/22，9版）有一句话说，广州有很多培训班，不少人随意地报名而不管有没有效果。（承认复制原模因内容而非形式，是间接引用，但是原宿主信息有误（不应该是《人民日报》），属剽窃）

9e）某报说，广州有很多培训班，不少（过半）白领盲目“补脑”。（承认复制原模因内容，不承认复制其形式，可是后半句是没交代宿主的间接引用，属局部剽窃）

9f）《广州日报》（2004/12/22，9版）有一句话说，面对五花八门的培训，不知该如何选择：广州过半白领盲目“补脑”。（承认复制原模因部分内容，但是形式上同构取向度过高，假装是而实际不是间接引用，属剽窃）

在满足模因的一般复制和传播的条件下，有时趋于同构，有时偏向变异。无标记的语境和语用目的通常与无标记的同构/变异取向度（或趋向值）（isomorphism/variation orientation degree，简称IOD或VOD）相匹配，有标记的语境和语用目的则跟有标记的同构/变异取向度相匹配。鹦鹉学舌自然应该七八成像人话，这是无标记语境，无标记的同构取向度（语用的）。若只有一成像人话，就是有标记语境（根本不是鹦鹉）和有标记变异取向度（反语用的），若有十成像人话，则为有标记语境（如电子鹦鹉，人学鹦鹉），有标记的同构取向度（同前）。一个男人学唱Madonna唱过的一首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没必要追求女声语效，此乃有标记同构取向度（反语用的）。外语教学中的语言各层次的模仿，各种题材、体裁、需要的口笔译的“翻、译、翻译”，都可以这样考察，这里就不赘述了。

如前所述，模因复制时通常是有所变异的，有“赝品、偏差”（何自然2005）。汉语的模因“仿制”主要有引用、移植、嫁接、词语变形等。（同上）变异有程度的大小，大小随语境和语用目的而定，而且变异的大小于模因宿主（即复制传播者）的MPA的高低成正比。在一般情况下，变异小甚至没有丝毫变异，是仿造、誊写、拷贝、复印或剽窃，保留原模因的风格和状态，有利于新生事物、新概念、新思潮、新模式的产生，但缺乏创造性、新颖性、动力、活力，不利于新模因的产生和（新）模因域的形成乃至“结网”。另一方面，在一般情况下，模因复制和传播时变异大甚至与原模因没有丝毫同构性，就是比拟、生造、杜撰、歪曲或篡改，牺牲了原模因的风格和状态，不利于传承文化传统和思想精华，但不乏创造性、新颖性、动力、活力，有利于新模因的产生和（新）模因域的形成乃至“结网”（请看图1）。

MPA
 
 
 

原

模

因
 
同构/变异取向度
 
模因变体
 

                         图1：原模因-模因变体同构/变异度平衡

可见，模因的变异没有对或不对的问题，只有适度与否的问题，（社会）语用与反（社会）语用的问题，即该模因变体与原模因的同构/变异取向度和标记价值（无标记、有标记以及标记等级）是否适合传播或交际的语境、目的尤其是模因宿主即交际者关系等语用参素，是否达致一种和谐。“和谐美”是“中西方美学的会合点”（庞景平1996）。内容的和谐，主、客观的和谐，情与理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和谐，原模因和模因变体的和谐——只有和谐才算得上美，这最后一种和谐以MPA调节的同构取向度的平衡为基础。在原模因和模因变体的天平或秋千上要获得平衡，一般语境下，同构取向度高，MPA也就高。假设交际者的认知水平没有问题而这个天平有所失衡，一定是其MPA出了问题。再者，适度与否是相对的，因人而异。例如，我国有不少年轻人在网络里聊天时是如何复制和传播“等一等、蠢蛋、哥哥、变态”的呢？在汉语语境下使用这些汉字词语自然是正确且合适的，但是由于网络方言和“网虫”自身的特点（如经济性、新颖性、多语性、国际性、公开性、娱乐性等），他们有时使用“w8t、CD、GG、BT”（分别对应上文的汉语词语），显然它们含有英语成分。“w8t”是“wait（等待）”的拟音压缩，连英美人都折服得大跌眼镜。“CD”是仿照英语的首字母缩写法（initialism）压缩汉语“蠢蛋”（的拼音字母）而得。“GG、BT”也是如法炮制。目前，国内各界对此类“非字词”成分（见侯国金2006b）的看法不一，年轻人对之喜闻乐见，急于模仿、复制和传播，其传播媒体不限于网络；中学语文教师视之如毒蛇猛兽，禁止学生在作文、中考、高考中擅用。“教育部有关官员日前表示，网络语言不应该出现在高考作文中。”（《新京报》记者郭少峰报道[6]）；更多的人（包括国家语文工作者）是折中、旁观、扬弃。最近网络上发表了数千篇介绍、点评网络方言词汇的文章。

模因变异的极端例子还有（词汇层的）语法化和（语句层的）语用化。“吃他一碗”的“他”字若不表“他”这个人，只是作为音节空位的填充物，它就是语法化。所有的实词虚化现象都是语法化，再如“把、了、着、过、来、去”的非实词用法。英语的“be going to”也是语法化。研究语法化的文章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How are you doing?”“You’re telling me!”“你吃了吗？”都是语用化的例证——它们的字面义离其交际意图有千里之遥。重庆方言的“不存在！”（表示“不可能、不是这样的、不要客气”），“看不懂”（打斗地主时说，指“狠牌、大牌、接不起的牌”），作为词语/词组就是语法化，作为（省略）语句/话语就是语用化。这两个问题还有很多可以探究的空间。

4 结语——变中生存的模因

模因论“因简单而迷人”（Sperber 2000），身处襁褓，自然嫩弱，“概念混乱”，“无甚实证研究”，人们对模因（论）“存在误解”（Gil-White 2004），需要探索、充电、发展、完善。从Dawkins（1982）问世以来，一直存在两种“反调”：其一为没有现成的办法判断模因的要素，其二为我们没有一套固定的标准用以判断一定单位的信息（块）是如何自然地切割成文化块。（Atran 2001）举例来说，根据Dawkins（1982），人是模因的宿主/载体之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过程中的模因变体要么是“共现模因”（mutual meme），要么是“寄生模因”（parasitic meme）。前者与模因宿主共同发展，后者压倒甚至消灭宿主而自灭。（马萧2005）例如，翻译界的“翻译无用、不可译”模因是没有价值的寄生模因，最终必然消亡。那么到底还有些什么模因及模因宿主呢？语言和文化的各层面的两类模因是如何生存和相互作用的呢？人们广泛质疑的还有，（1）如何识别模因和模因的表现型的问题（何、何2003）；（2）模因复制和传播的同构取向度的问题，或者说它在原模因和模因变体之间如何达到一种适度平衡的问题；（3）模因（复合体）复制过程中有时难以区分孰先孰后、孰因孰果等（Sperber 2000）的问题；（4）模因论中论中有论，诸论不一，形成了难以统一的观点（见上文1的“三观”）等问题；（5）模因难以像基因或DNA一样描述、度量、分析；（6）“既然每个拷贝/模仿事件都有突变，那么人们又如何选择（模因变体）呢？（Sperber 2000）（7）模因的概念似乎兜揽了全部可以被复制和传播的文化实体，有过于宽泛之嫌。因此Sperber（同上）区分了触发（triggering）和拷贝（copying），虽然两者常能适度融合，但是，“文化刺激能触发的却是一定领域的习得机制和能力，而这样的机制本身既有生物遗传基础又有文化继承的一面。”

不过，这些问题都不能否定模因论的新颖性、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新学科自然有新问题，新问题不能阻止反而催化了模因论的研究，一场生物学、信息科学、文化学、传播学、人类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多学科联袂的跨面研究。模因论对各个学科都提出了新的课题和启示。Sperber（同上）也承认拷贝/模仿也是值得探讨的，模因论有一定的（实践）应用价值（却需要做大量的实证调查）。Chesterman（1997）运用模因论发起翻译理论的新探索。Vaneechoutte & Skoyles（1998）把现代人当作“乐感[7]灵长类动物”（musical primates）来研究语言的模因起源（memetic origin of language）。在我国，王斌（2004）、韩江洪（2004）、马萧（2005）积极加入了模因与翻译的讨论。高纯娟（2005）浅探了模因与外语学习能力的关系，何自然（2005）和陈琳霞、何自然（2006）除了提及模因与翻译、模因与教学、模因与文化的关系，主要是介绍语言模因或模因的语言层。罗迪江（即出）试图用“模因域”代替“事件域”[8]以解释人们如何使用语言、认识与体验世界。Blakemore（1999）运用模因论尝试性地解释了神学和心理学的一些现象。Gatherer（2001）试图运用模因论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如同性恋）。目前有人在做模因论的实证研究，如Kendal & Laland（2000）、Marsden（2001）、Baldassarre（2001)等。由于用模因论做语言研究的人不多（何自然2005），因而这样做的意义很大。

本文对（语言-）语用模因的变异和MPA的关系做了一点浅薄的探究。作为跨面研究的新兴学科，模因论对各个学科尤其是语言学和语用学提出了不少问题，提供了解决新老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启示。本文着眼于语言-语用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规律，因此通过小至词素大至语篇的例证，指出现实世界的模因复制基本上有（社会）语用的和反（社会）语用的两类，本文着重论述了原模因和模因变体的“同异关系”合适与否取决于新旧模因宿主（交际者）在MPA调控下能否攫取一种“同构/变异取向度”的适度、平衡的和谐美。一个模因在复制和传播中与其模因（域/复合体/网）变体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应该是在新旧模因宿主的MPA的调节下，在模因生存的必要性、目的性、新老语境的特点等语用参数合力作用下，形成的一个共时的（横向的）和历时的（纵向的）具有和谐美的互相补充、同构/变异取向度平衡的、和谐而且美的曲线，而一个模因域或模因复合体，乃至一个或更多的模因域网，就呈现出一个纵横交错的平衡、和谐、美丽的网。最后我们分析了一些极端的模因变异和识解困难的情况。当然，行文难免主观性、片面性，虚心求教于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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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版于1933年。（看张禹九《空谷足音——格特鲁德·斯泰因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2] 翁显良译，见王寅（2005）。

[3] SISU是下文所说两所外语院校的英语校名的首字母缩写，分别为Shanghai/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由于川外先注册，据说“上外”也自称“SHISU”。

[4] 如剧本“Pygmalion”第3幕Liza对Higgins教授说“Well, thats a mercy, anyhow.”。不论是伦敦的Penguin Books还是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还是爱丁堡的R. & R. Clark, Ltd，出版他的剧本都绝对高保真地复制这个文学模因。

[5] 该例借自何自然（2005）。

[6] 下载于www.ynet.com（2005-10-6）。

[7] 他们认为唱歌对于鸟类和人类都具有很高的（系统）发生（phylogenetic/developmental）的价值。唱歌是现代人语言和文化形成之前的“预适应”（preadaptation）。

[8] 见王寅（20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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