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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后南北问题的新变化 | |||||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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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权问题成为南北斗争的核心 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人权领域内的国际斗争已由东、西方之间的对抗，转为了南 北对抗。冷战结束被西方国家普遍称作是“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的胜利 ，但这一胜利并没有终止国际上关于人权问题上的冲突和对抗。西方发达国家以“终结 者”和“胜利者”的姿态将人权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并声称，人权的意义 “从来没有像冷战结束后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变得如此清晰和强烈”。[2]对人权的关注 是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内容。在1999年的“人权报告导言”中，美国提出“当前 正在出现许多由公私双方行为者共同编织而成的跨国人权网，这是一种未受人们注意的 第三种全球化”，“作为促进世界各地民主和人权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在建立跨国人权 网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在这方面北方国家是高度统一的，欧盟委 员长主席普罗迪2002年5月初在欧美峰会上坦陈，“我们有时有分歧，但我们真正地具 有相同的深刻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战略。”美国“9·11”遭袭后，北方国家一致宣称恐 怖主义炸毁世贸大楼就等于向整个西方文明宣战。就连常与美国发生龃龉的法国，在捍 卫西方人权和价值观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也决不含糊。法国政府一向坚持，“ 推进和执行人权是法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因素”，“在任何情况下，侵犯人权的行为都应 受到谴责和被尽快消灭”。[3](P460) 一方面，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大打“人权牌”，试图突破南方国家主权防线， 植入西方人权观念。“新干涉主义”理论即是一例，他们明确鼓吹“人权高于主权”、 “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论”，声称人权优越于主权，主权应让位于人权，国际人 权保障的未来道路就是建立人权的“全球管制”机制。其目的显然是要把美国等北方国 家的人权标准和观念强加给南方发展中国家，借此侵犯南方国家的主权，使它们成为北 方国家的“管制”对象，沦为丧失主权、听命于霸权的附庸。美国等国对科索沃“人道 主义干涉”就是将这种理念付诸实现的产物。它们对科索沃进行了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 ，彻底摧毁了南联盟，使它的经济倒退了30年，并引发了更加深刻的民族矛盾、腐败犯 罪和国际孤立。南联盟崩溃后，美国又与新政权进行交易：新政权交人，西方出钱。但 米洛舍维奇被抓后，西方的援助并未如期而至，反而引发种种政治矛盾。如今的科索沃 已经成为贩毒、卖淫、犯罪的中心，难民成堆，劫持不断，民不聊生。北方国家究竟是 消除了人道主义灾难还是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是维护了人权还是侵害了人权? 另一方面，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生活中诱压结合，以援助为诱饵、以人权为借口，对 南方国家采取威胁、干涉、制裁等多种方式迫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 意识形态。美国政府把人权与贸易、投资、援助、最惠国待遇等问题挂起钩来，动辄要 挟南方国家接受它提出的附加条件。如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要中国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 ，强迫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在劳工、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答应美国开 列的条件，以西方的标准和价值观来主导东盟区域论坛。以至于酿成了一场西方文明与 “亚洲模式”之间的争执和冲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抵制西雅图会议；新加坡不顾 克林顿的请求，鞭笞破坏公物的美国少年；印尼谴责美国插手东帝汶问题；东盟国家一 致反对美国在人权、劳工权利以及缅甸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欧共体从1992年起，在与安 第斯山条约国、巴西、波罗的海和阿尔巴尼亚签订的协议中都把人权原则作为主要内容 ，一改过去“不问人权”的状态。加拿大也把受援国的人权表现作为其双边援助的条件 ，为此冷战后减少、终止、审查或改变了对秘鲁、扎伊尔、海地、印尼和肯尼亚的援助 。日本也说要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基本人权。世界银行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政治和人道 主义方面的授权，但它的活动也常常与人权有关，它曾因扎伊尔、肯尼亚的人权状况而 减少援助、终止贷款，也曾因敦促委内瑞拉、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摩尔多瓦的司法、 金融改革而专门设立贷款项目。 北方国家还充分利用人权会议和文件，对南方国家攻击斥责。冷战后联合国人权委员 会俨然成了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围攻批斗会。北方国家每年都给南方国家罗织罪名， 炮制黑名单。在1999年的人权报告中，美国居然一口气列举了180个国家“侵犯人权” 的记录，其中针对中国的内容就有110页之多。2000年美国更是煞费苦心地逐个点评了1 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指责中国取缔“法轮功”，“压制”西藏佛教；指责黎巴嫩 抵抗组织的反以斗争是“敌对的恐怖主义”行动；指责印尼“镇压”东帝汶独立；指责 委内瑞拉的人权状况欠佳；更有甚者，从1990年起，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向中国发难， 先后抛出了10多个反华议案，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南方国家也相应地联合起来，在 2001年把美国在人权委员会的代表改选下台，也一度挫败了西方国家制裁古巴的新一轮 图谋。难怪北方国家称南方国家在人权会议上的表现不啻为向北方国家的“轻机枪”扫 射。 可见，冷战后人权问题成了南北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政治倾向 、经济援助、军事行动、外交政策无不与人权问题相联系，极力宣扬片面的人权观，无 视南方国家的具体情况。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曾尖锐地指出，“当一个贫穷国家正在为衣 食挣扎时，你却同它大谈保护罪犯的权利”，保护那些“破坏政治秩序的异议分子的权 利”。这种用心丝毫无助于解决南方国家的实际问题，反而使南北双方在人权分歧越来 越大。发达国家应当以实际行动消除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现象，消除制约发展中国 家的各种不利因素，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环保问题成为协调南北立场的难点 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国际社会对环保问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环保问题已纳入 经济发展、政治斗争、国际合作等领域，并越来越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安全问题，成为国 际关系的重要主题。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始于上个世纪后半叶。1972年6月，在斯德哥 尔摩召开了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呼吁各国都来重视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然而 ，“环境外交”、“环保大战”的展开则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国际现象。环保问题 有越来越政治化的倾向，这是因为环境的保护治理涉及国家切身利益、政策制订、技术 转让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在冷战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尤其是围绕着 环保的国家主权、未来发展、所负责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分歧 在90年代后日益尖锐。 在1992年联合国召开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施加了巨大 的环保压力。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 消耗、破坏了环境资源，应负主要责任，它们有资金、技术和人才能力，应承担起保护 环境、援助发展的责任；南方国家由于贫困、资金、技术能力的缺乏，优先需要的是发 展经济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南北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 论，会议无果而终。 在1997年“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大会上，南北双方更是唇枪舌剑，互不 相让，发达国家宣称，自1988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增长率越来越高，而发达国家 的增幅越来越小，根据这一“趋势”预计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将超过”发达 国家总量。因此要从长计议，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南方国家则认为，环境问题应该同 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因为贫困是造成南方国家环境恶化和妨碍它们保护治理的主要原因 。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更好地保护环境。有些非洲国家还尖锐指出，我们过去是殖民 地，近几年来才开始发展自己的工业，所谓的“增长趋势论”就是不让我们发展。 2000年11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又一轮国际气候谈判缔结方会议上，美国、日本、加 拿大等少数北方国家执意推销所谓的“抵消排放”和“换取排放”方案。它们不想真正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是打算以现有植被或新植被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抵消本国的超 标排放。这种不诚意的承诺使南方国家无法接受。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指责这是一种“ 环境帝国主义行为”。2001年3月，美国以条约未涵盖所有发展中国家而损害了美国的 利益为借口，拒签《京都协议书》，实际上否定了上届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放弃了 在减少全球温室效应方面应尽的责任。2002年8月，美国拒绝出席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 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地球峰会”，又引起了轩然大波。会议最后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宣 言》中虽然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发达国家与此同时也明确提出了所谓人 权、国内“良治善政”等方面的要求。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应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的应是北方国家，它们过去 的发展已经欠下了巨大的生态债务，现在北方国家依然是资源的主要消耗者和污染的主 要排放者，占全球人口14.6%的发达国家占全球能源消耗的70%以上，其二氧化碳排放占 全球排放总量的2/3以上。近几年来，一些北方国家竟然把高污染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 国家，把有毒的废料，包括核废料，倾倒在穷国土地上。然而，正是这些发达国家和它 们的领导人，现在又纷纷以“地球卫士”、“生态警察”自居，把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 责任推到落后国家身上。更有甚者，它们还把环境问题当作干涉他国冠冕堂皇的工具， 有的将执行其环保标准和政策作为给予优惠待遇、投资和援助的前提，有的提出他们有 权监督别国的资源开发。这种打环保之名行干涉之实的做法被称为“环境殖民主义”。 [4]个别国家还扬言要对一些南方国家实行“制裁”。北方国家的恶劣态度是至今南北 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都没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 总之，南北双方在环保方面有较大分歧，而且这些分歧已远远超出了环保问题本身， 涉及到了国家的切身政治利益和长远发展大计，因此短期内很难弥合。 三、反恐问题成为当前南北争议的新问题恐怖主义由来已久，种类众多，分布广泛， 国际政治中到处可以找到恐怖主义肆虐的痕迹，它本来和南北关系没有什么内在联系。 世界上1000多个恐怖主义组织中，既有南方国家的，也有北方国家的；在发生的数以万 计的恐怖主义事件中，既有针对北方国家的，也有针对南方国家的，也有针对国内某种 势力的。但90年代后10余年来，南方国家的恐怖组织发动的针对北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 恐怖主义行动越来越多，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 案；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联邦大厦爆炸案；1998年驻肯尼亚、坦桑尼亚使馆被炸；2001 年的“9·11”恐怖袭击……近几年发生的一连串引人注目的大宗恐怖案件表明，美国 已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集中目标。据统计，针对美国的恐怖行动约占90年代恐怖事件的 37%。[5]这与90年代后世界战略力量对比失衡、南北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密切联系。一 些南方局部地区冲突加剧，民族、种族、宗教矛盾上升，经济崩溃、生存无望，而美国 作为冷战的大赢家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非但自私傲慢，凌驾于人，反而对这些民族 和地区百般羞辱和践踏，使恐怖主义分子认为美国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希望和信仰。 “9·11”事件后，美国把反对恐怖主义上升为对外政策乃至全球战略的高度，出台了 一系列反恐、打恐的政策和措施。2001年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中说，美国在最近的 将来不会面对一个可与美国相匹敌的竞争者，美防务的着眼点应从对付特定国家转到特 定行为，在较长时期内恐怖主义是其主要现实威胁。其盟国也对此持普遍认同态度，美 国以此为基础积极构建一个由它主导的国际反恐安全体系。在2002年度的《国情咨文》 中，布什抛出“邪恶轴心论”，将长期的眼中钉伊拉克、伊朗、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 并积极准备打击伊拉克，公开宣称要推翻萨达姆政权。同时，美国还先后出兵菲律宾、 格鲁吉亚、也门等国，帮助其政府清剿恐怖分子。接着布什又提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要 采取“先发制人”战略，视进攻当作是最好的防御，把恐怖主义扼杀在襁褓中，防患于 未然。美国的这一系列做法，无不是以美国等北方国家的利益为中心，企图通过拉拢、 分化一部分南方国家，孤立、打击另一部分南方国家来实现的。然而，即使是配合美国 参与反恐的南方国家，它们对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看法也与美国大相径庭，南方国 家的反恐观和美国为代表的打恐观有着重大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 (一)在对恐怖主义的认定问题上。南方国家强调对恐怖主义的界定要明确，标准要统 一，不能把恐怖主义与某一特定民族、宗教或个别国家相提并论，不能有倾向性，也不 能只把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恐怖行为才定义为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公害 早已有之，但美国一直对此采取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超然态度，甚至还有扶植恐怖主 义之嫌。“9·11”事件才燃起美国对恐怖主义仇恨的火焰，小布什声称此种攻击是对 美国公然发动的战争，美国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缉拿元凶。这与其说是对恐怖主义 的切齿仇恨，不如说是对“太岁头上动土”这种冒犯行为的本能愤怒。其他西方国家也 同仇敌忾，一致要求严惩恐怖主义，杀一儆百，永绝后患。这就注定了西方国家反恐不 注重客观标准，而是凭借其庞大的军事机器，按强力方式解决问题。美国甚至提出以反 恐划线，非友即敌，不容争辩，胁迫南方国家跟着它反恐。 (二)在反恐方法机制问题上。南方国家主张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反恐，重在铲除滋生 恐怖主义的根源，强调反恐不是战争，军事打击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仇恨、 伤害无辜、恶化经济。北方国家则偏重于打恐，依靠军事优势摧毁恐怖力量和其赖以生 存的外部环境。美国强调要“先发制人”地打，布什在2002年6月的西点军校讲话中说 ：“反恐怖战争不能靠防御来打赢。我们必须向敌人主动出击，挫败他们的计划，在最 严重的威胁出现前就给予迎头痛击……”[6]另一方面，南方国家强调反恐行动要纳入 联合国的框架内，不能由某一个国家说了算，应遵循“多边主义”的精神。北方国家则 认为，恐怖主义是在向整个自由世界宣战，它们有采取行动对付与恐怖主义有牵连国家 的自由，无须获得联合国的授权。如果说需要领导机制的话，北约比联合国更为合适。 “9·11”事件刚一发生，北约就引用了《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把恐怖主义对美国的 攻击看作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之后，北约成员国派兵直接参与了美国的军事行动。 美参议员外交委员会成员卢格撰文说，“我们为赢得这场战争而进行的合作也是前所未 有的”，他建议北约应在反恐中发挥领导作用。[7] (三)在打恐范围问题上。南方国家认为即便要打恐，也要慎重行事，应以事实为基础 ，有理有据，师出有名，不能任意绘制黑名单、扩大反恐范围。但反恐战进行到现在已 经走样，打击对象从最初的拉登集团到恐怖分子“庇护国”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国”，到美国仇视的“邪恶轴心国”，以及美国认为对它有威胁的国家(如中国)，还把 古巴、苏丹、利比亚等宿敌都统统登记在册。这使不少本已小心翼翼陪美反恐的南方国 家也在劫难逃。古巴在“9·11”事件后就发表了谴责恐怖主义的声明，并表示愿向美 国提供所有可能需要的帮助。但美国还是认定古巴与恐怖国家有染，明确把古巴列为“ 邪恶轴心国”。美国副国务卿博尔顿还无端指责古巴正在利用其先进的生物技术和基因 工程中心研制和扩散生物武器。[8]南方国家认为，美国扯起反恐大旗，不断进行反恐 扩大化和反恐升级，实为借机排除异已，清算旧账。美国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一 些南方国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冠之以“邪恶”之名。南方国家对此不能苟同，伊斯兰 国家对此尤为反感。 (四)在恐怖主义根源和出路问题上。南方国家认为，冷战后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强权 政治、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南北差距极端悬殊、个别南方国家发展失败、冲突频繁。 而北方国家长期在世界各地推行的霸权做法、特别是偏颇的中东政策是导致“9·11” 事件的主要原因。因此根除恐怖主义必须对症下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只有铲除滋 生恐怖主义的土壤才能彻底清剿恐怖分子、杜绝恐怖行为。而美国在反恐中却治标不治 本，强化用军事手段来对付南方的“肉体武器”，而不作自我反省，不检讨自己的第三 世界政策，不打算改变国际旧秩序。结果导致恐怖主义赖以产生的温床越坐越大，恐怖 分子越打越多，甚至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通民众中出现了同情恐怖分子、反对美国打恐 的逆反情绪。 关于反恐问题，尽管在北方国家内部也时有争辩，但它们最终总会协调行动，而南方 国家和它们的分歧却始终难以调和，说到底，这是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西方国家 把反恐引入国际关系领域，美国把反恐当作是推行全球战略的新工具，目的都是为了维 护西方霸权、巩固大国地位。南方国家或被拉拢联合，或被引诱驱使，或被打击颠覆， 总之都是它们称霸战略中的任其摆布的棋子。 四、文化上的侵蚀与反侵蚀将成为南北矛盾的持久战 当今世界，信息化浪潮汹涌澎湃，席卷全球，世界越来越“文化全球化”了。随着冷 战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高压作用的减弱，文化的地位日益上升，成为一种同政治手 段、经济实力和军事威胁等“硬国力”相对应的“软权力”。约瑟夫·奈认为硬实力与 软权力是互为补充的，文化以“硬国力”为依托，借助“硬权力”发挥作用。北方国家 “文化霸权”的存在是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经济、军事、技术、科学、资本 、规范等方面的先发优势之后，得以传播和实现的。广大南方国家由于在政治、经济和 科学等方面处于劣势，并由此产生了对北方国家的依赖性，才不得不成为“文化霸权” 的对象，使自己的文化价值面临挑战和冲击。 冷战后北方国家抓住全球化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自己的信息网络优势，加紧向南方 国家兜售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北方集团在全球大众传媒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世界的舆论乃至人们的思想。以美英CNN、BBC为主导的信息传播体 系垄断了目前传播于世界各地的近90%的新闻，主宰世界新闻的四大通讯社——美联社 、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控制了国际信息流的90%；以美国好莱坞、迪斯尼为主 导的影视娱乐体系控制了世界75%的影视节目制作与生产；日本的漫画、动画业，法国 的电视电影业也都有很大的冲击力；互联网上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英语电子邮件占8 0%。冷战后，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外交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文化力量达到的。美 国的奥利维尔·如恩斯就不无得意地认为，苏联是个超级大国，但从来就不是一个文明 ，而“美国的情况正好与苏联相反，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原因恰恰在于它的文明 。”[9](P16-17) 在北方国家的文化战中，南方国家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却捉襟见肘，力 不从心。它们在引进发达国家工业产品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电影、电视、广播、互 联网，西方的消费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接踵而至。太空、卫星技术的发展， 也使北方的信息和文化如虎添翼，无孔不入，南方国家的种种防范形同虚设，它们为维 护国家主权、保持文化传统而进行的抗争又被北方国家贴上了“反全球化”、“民族主 义”的标签，打入另册加以讨伐，于是“威胁论”、“冲突论”应运而生，导致了南北 关系的恶化。此外，北方国家还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进行主动的文化渗透，力图 使南方国家开放市场、解除限制，使西方文化产品的输出和扩张畅通无阻。本应是双向 沟通的文化交流变成了极不对称的信息扩张，变成了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渗透和控制 。北方国家俨然是理直气壮的训话方，南方国家是不折不扣的受话方，而且包括训话的 语言媒介也都在北方化。目前，这种“语言霸权”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只有3.8亿 人作为母语的英语却是国际商务、政治、外交、航空、金融、科技、媒体的第一语言， 还有2.5亿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10亿人在学英语，20亿人接触英语，到2050年，世界 上一半人口将熟练使用英语。这意味着许多南方国家将放弃自己的语言，使用英语。如 印度有800种方言，英语却是“第一语言”。有人估计，在世界6000种语言中每年有25 种消失，到本世纪末90%的语言可能会灭绝，南方国家的部分文化、历史和世界文明的 多样性就会消亡。[10]在西方话语的控制下，南方国家原有的文化传统遭到摧毁，正在 逐渐失去独立表达自己思想和历史的主体性，被迫屈从于西方文明，沦为文化上的“被 压迫者”。[11]这种悲剧不仅是南方国家的灾难，更是文化本身的灾难。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2]钟述孔.是好意还是别有用心[J].世界知识，1997(4). [3]朱锋.人权与国际关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 [4]胡剑萍.国际政治中的资源环境问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4). [5]参考消息[N].2001—9—18. [6]倪乐雄.撩开后冷战时代的帷幕[J].环球，2002(21). [7]参考消息[N].2002—7—12. [8]成林.“坚冰”何时打破?[J].当代世界，2002(7). [9](美)奥利维尔·如恩斯.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前言[M].新华出版社. [10]姜磊.英语是个“帝国”[N].环球时报，2002—01—31. [11]田佑中.论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的形式及意蕴[J].现代国际关系，20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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