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文学研究的繁荣期(1980~1998)

    改革开放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诸多有利条件,譬如: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宽松,使研究者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得以充分发挥其才能和积极性;极左思潮的被遏制和清算,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恢复,使学术研究回到了正常轨道;国门的开放,使研究者视野大开,得以借鉴国外各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等等。近代文学研究在这样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之下,终于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新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基础建设从无到有,学术活动有声有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前60年的近代文学研究都是无组织、无计划的自发行为,既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和学术活动,也没有形成固定的专业研究队伍,除了阿英等个别学者外,都只是把近代文学研究当作副业或出于一时兴趣罢了。这显然也是未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本时期在基础建设方面有很大的改观。早在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就率先设立了近代文学研究组(后改研究室)。此后不久,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改上海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河南师范学院(后改河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后改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分别设立近代文学研究室或教研室。其他高等院校和各省社会科学院虽然没有设立近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专门机构,也都配备了专职教师和专业研究人员。此外,在全国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的热潮中,全国及山东、广东的近代文学学会,全国及广东、云南、江苏、上海的南社研究会,也都陆续成立。这些机构和团体在近代文学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吸收和团结了一批优秀人才,为近代文学研究队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参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如每两年一届的全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讨论会,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讨论会,以及龚自珍、黄遵宪、吴梅、苏曼殊等人的专题讨论会,为提高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作出了贡献;创办了几种不定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专刊,如《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近代文学史料》、《中国近代文学评林》、《晚清民国文学研究集刊》等,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发表园地;培养了一批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其中的不少人都成了骨干。这一切的结果之一,就是促进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由20世纪80年代的数十人,发展到200多人。正是这一支研究队伍开创了本期近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局面,贡献了丰硕成果

    其二,研究全面开花,成果空前丰盛。

    本时期虽然只有19年,然而近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却在所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60年。一一开列太占篇幅,仅能概述如下:

    1.单篇研究文章达7000篇以上,将近前60年的两倍。

    2.近代文学史著作有12种:陈则光著《中国近代文学史》(全书3卷,仅出上卷)[18],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19],管林和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2卷)[20],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3卷)[21],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近代卷(即第5卷)[22],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23],欧阳健著《晚清小说史》[24],谢飘云著《中国近代散文史》[25],钟贤培和汪松涛主编《广东近代文学史》[26],叶易著《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27],黄保真著《中国文学理论史》第5卷[28],黄霖著《近代文学批评史》[29]。此外,敏泽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30]等也都列有近代专编。其中既有近代文学断代史和分体史,又有近代文学批评史和地方史;既有集体合作,也有个人独著,而且个人之作多于集体之作,这说明已经产生了一批近代文学研究的通才。

    3.研究专著的数量更多,除了作家年谱、评传等微观研究不计外,仅宏观性研究的专著即有3多种,包括近代文学总体研究、文论研究、文体研究、流派研究、社团研究、史事钩沉等。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中山大学中文系主编《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31]!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集体著《中国近代文学百题》[32]、钱仲联著《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33]、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新探》[34]、关爱和著《从古典走向现代》[35]和《悲壮的沉落》[36]、叶易著《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37]、颜廷亮著《晚清小说理论》[38]、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39]、方正耀著《晚清小说研究》[40]、李继凯和史志谨著《中国近代诗歌史论》[41]、魏际昌著《桐城古文学派小史》[42]、周中明著《桐城派研究》[43]、范伯群著《礼拜六的蝴蝶梦》[44]、郑逸梅著《南社丛谈》[45]、杨天石和王学庄著《南社史长编》[46]、郑方泽著《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47]等。这些专著多为个人独立完成,说明可以独当一面的近代文学研究专家为数更多。

    4.资料建设的成果尤为突出,不仅数量繁多,而且门类完备。在作家作品方面,既出版了几套分类总集和综合性丛书,又出版了一批作家选集和全集,至于各种单行本更是难以统计,可以说凡是近代的主要作品均已重新出版。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48]和《中国近代小说大系》[49]。前者30卷,约计2000万字,分为文学理论、小说、散文、诗词、戏剧、笔记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书信日记、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文学、史料索引等12集,是一套集近代各类文学作品及研究资料的大型丛书;后者80卷,近4000万字,收近代小说达405种(长中篇和短篇约各占一半),囊括了近代所有较重要的小说作品,并附有《中国近代小说目录》,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套近代小说总集。在研究资料方面,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流派研究资料、社团研究资料、综合性研究资料、各类目录索引都有结集，其中最重要的有3种:一是日本学者樽本照雄辑《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著录清末民初著译小说达2500种以上,等于阿英《晚清小说目》的2.5倍,而且对作者译者、回数卷、版本情况等作了考订著录,如《老残游记》的版本有157种,足见其完备程度;二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编7卷本《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50],收录了1919~1979年间近代文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并附有比较完备的索引,已经在近10多年的近代文学研究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三是裴效维、张颐青辑《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篇目索引》,著录了1840~1990年间近代文学研究的单篇文章目10200条,每条多注明多种出处,涵盖近代作家836人,并多附有生卒年,是一份时间跨度最长、收目最全、使用最为方便的索引。

    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不仅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表现出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研究范围有较大拓展。由于政治的松绑和极左思潮的失灵,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上有了充分的自由,从而使研究范围得以拓展。以作家研究为例,本时期前11年(1980~1990)涵盖的近代作家为511家,超过了前60年的涵盖面;而且前60年(特别是第一个时期的30年)论及的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根本上不了档次,而本时期论述的作家却都是经过筛选的,都有一定的成就，尤为突出的是,画地为牢的禁区已被突破,甚至成为研究的“热点”。比如鸳鸯蝴蝶派,前一个时期几乎是个空白,即使文学史和一两篇文章有所论述,也都一概抹煞;而本时期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鸳蝴派研究热潮,研究文章有数十篇,研究专著有3种(除上述范伯群著《礼拜六的蝴蝶梦》外,还有魏绍昌著《我看鸳鸯蝴蝶派》[51]、刘扬体著《“鸳鸯蝴蝶派”新论》[52]),研究资料有2种(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53]),重版的作品更是难以统计,就连近代文学史著作也多列有专章或专节,而且论述实事求是,评价力求公允,为其揩净了被泼的脏水。其他如桐城派、宋诗派、同光体等旧的文学流派,曾国藩、李鸿章等曾被视为“反动”的人物,也都成为研究重点。比如研究桐城派的专著就有4种,即上述魏际昌著《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周中明著《桐城派研究》以及王镇远著，《桐城派》[54]、王献永著《桐城文派》6[55]。此外,研究者还把视线投向了一向被忽略的薄弱环节乃至空白所在。譬如:对于近代戏剧,不仅专论文章有所增加,而且产生了2种专著,即苏移著《京剧二百年概观》[56]、康保成著《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57];对于少数民族文学,除了单篇文章有所论述外,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对12个少数民族的近30位作家予以论述,较好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第二,宏观研究有明显加强。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大都受过专业训练,不仅比较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比较熟悉过去的研究情况,因此他们的研究都较有针对性。宏观研究既然是过去60年近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自然也就引起了他们的特别关注。仅在本时期的前11年间,宏观研究的单篇文章就达809篇,平均每年73.5篇;而前60年总共只有781篇,平均每年只有13篇。研究专著的情况也不例外,如上所说,本时期产生的宏观研究专著有30多种,前60年只有几种,而且质量不在一个档次。不仅如此,有关近代文学全局性的课题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比如近代文学的性质与特点、近代文学的断代与分期、近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及外来文学的关系等,都成为研究重点。本时期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争论最为激烈的一场学术讨论,就是由近代文学的断代与分期问题的讨论,进而发展成为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断代与分期问题的讨论。像这种历时十几年(至今尚未结束)!参加讨论者上百人、发表文章数十篇、提出不同观点十几种的跨学科的大讨论,不仅在过去的近代文学研究中没有出现过,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中也是罕见的。这一切都说明,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无论是宏观研究的自觉性还是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

    第三,研究模式有所突破。本时期由于国门大开,近代文学研究者通过走出去或引进来的方式,大大开阔了眼界,意识到过去的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浪费,从而掀起了一股汲取与运用国外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热潮，如心理学、系统论、结构学、比较研究方法等。这些理论和方法在国外或许已经过时,但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却还十分新鲜,年轻的学者尤其如此。他们的研究实践虽然不一定十分成功,但无疑打破了过去单一研究模式的局面,使近代文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呈现出千姿百态,在成果上取得了某些突破。比如本时期的文学史著作就突破了作家作品论的单一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既有近代文学断代史和分体史,又有近代文学批评史和地方史,而且编写体例、论述方法也各不相同。即如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撇开近代小说的思想内容,从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角度,既充分论证了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又避免了无谓的争论。又如过去把近代文学界定为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其根据是文学史必须与政治史相一致;而本时期提出的“二十世纪文学”论等观点,则是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把中国近代文学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和世界文学发展史中加以纵横对比后得出的。虽然这些观点尚须进一步讨论,但这种大视野的、多角度的研究方法,显然要比狭窄的、单一的研究方法更容易将问题的探讨引向更深的层次。由此可见,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体系,既有专业的研究队伍和专门的研究机构,又有频繁的学术活动和足够的发表园地,研究范围既是全方位的,研究成果也是很丰盛的。因此可以说,上一时期初步建构来起的近代文学史这门学科,本时期不仅得以巩固,而且进一步完善。

    然而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和缺点,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三点:

    一是过去存在的研究不平衡的问题虽然有所改善,但尚未完全解决。如本时期前11年的综合性研究文章为809篇,而作家作品研究文章为4394篇,两者的比例为1:5,相对来说综合性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在综合性研究中,小说研究142篇、诗词研究111篇、散文研究89篇、戏曲研究70篇,也不够平衡。在作家作品研究中,仍然过分集中于著名作家作品,如秋瑾研究310篇、柳亚子研究245篇、苏曼殊研究165篇,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是较少,多数作家只有几篇研究文章。

    二是歧见虽然纷呈,交锋却极其罕见。比如关于近代文学的性质与特点,研究者有各种概括;关于近代文学的断代与分期,研究者更提出了十几种观点;然而只有正面论述,缺乏互相辩论。这一现象与前两个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好的一方面说,是反映了研究者对于打棍子恶习的厌恶;然而这种生怕得罪人的老好人主义,却是学术进步的障碍,它使学术讨论看起来十分热闹,而很难明辨是非,形成共识。

    三是繁荣局面未能持久,已呈滑坡趋势。大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黄金时期,而20世纪90年代则缺乏后劲。标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80年代创设的近代文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个别的已经撤销(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大多数则名存实亡,停止活动,就连每两年一届的全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也难以为继。2.80至90年代初创办的几种近代文学学术刊物,已经全部停刊,最多的出刊3期,最少的只出过1期。3.80年代发表的近代文学研究文章为5203篇,90年代只有大约2000篇,后者还不到前者的五分之二。4.50-60年代大学毕业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差不多皆已退休,而新人又补充甚少,从而使本来就小得可怜的近代文学研究队伍更加萎缩。

    这些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原因主要是前述极左思潮贬低了近代文学的历史价值,使之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乃至研究禁区,从而吓跑了一部分研究者,造成了研究力量的严重薄弱;本时期虽然略有加强,但因基础薄弱,时间短暂,仍难与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力量同日而语,比如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达4000余人,而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在最多时也只有200多人。现实原因则是市场经济使文化观念趋于娱乐化,文化市场趋于多元化,从而使学术著作的市场急剧缩小;加之研究经费越来越少,学术刊物和学术活动自然难以为继,学术成果自然要不断减少了。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莫过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流产了。该丛书是1983年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牵头,组织全国高等院校及地方研究机构的近代文学工作者协同编纂的一套百余卷的大型丛书。当时有8家出版社承诺参与出版,然而因为它们/经济效益不好,仅出版了3卷,其他成稿变成了废纸,编者的劳动付诸东流。通过以上对80年近代文学研究史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两个总结论:

    一、近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一个马鞍形轨迹:初期差强人意,中期成绩最差,后期成就最大。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大环境,尤其是政治和思想环境。换言之,近代文学研究能否繁荣,取决于社会是否安定,国家是否开放,政治是否松绑,思想是否解放。然而研究者毕竟是研究工作的主体,因此,近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缺点,都与研究者有着直接关系。比如当极左思潮大泛滥时,跟潮的只有极少数,多数人至少做到了洁身自好，这说明研究工作者虽然难以左右社会,却完全可以把握自己,保持学者的良心和清醒的头脑，即使无所作为,总比随波逐流或浑水摸鱼好得多。这应该是80年的近代文学研究史给予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

    二、经过80年的研究,近代文学史这门学科虽然已经建立并且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兄弟学科相比,仍然是最落后的一个学科。这种落后与差距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研究队伍最小,研究力量最弱,而且后继乏人;2.研究机构很少且不稳定,学术刊物更是荡然无存;3.研究的覆盖面已经很大,进入研究圈的近代作家(包括佚名作家)已达800余人,重要的综合性课题也已有所研究或有所接触,但研究不够平衡:微观研究多于宏观研究,小说研究多于其他文体研究,著名作家作品研究多于其他作家作品研究;4.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总体质量不高,深度不够;5.研究者缺乏辩论与交锋的勇气,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共识的形成。这一切说明,近代文学研究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有志者只要不畏艰辛,锲而不舍,必将得到丰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