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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以经济技术为开端，继而深入到政治制度以及观念文化方面，以最初的中国被迫开放为开端，继而到后来主动向“西天取经”，中间的过程是复杂的。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分化产生的多个政治派别，左右着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使得这一进程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阶段特征。
关键词：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走向
近代中国，在殖民者枪炮声的逼迫下，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驱动下，中国人为拯救祖国、振兴中华，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不断推动中国向近代转变。向西方学习构成了近代中国史的主旋律之一。
1. 19世纪40年代：地主阶级抵抗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构想
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说明文艺复兴后诞生的西方文明，比中国传统的封建儒家文化优越。由此，也把中国引入了一条向西方学习的路途。抵抗派是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催醒的第一批中国人，其代表人物是林则徐、魏源。林则徐注意收集外国制造战舰、火炮的书籍和图纸，“日日使人刺探夷事，翻译夷书”。50余年后,康有为认为“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公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百余年后,历史学家范文澜称赞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受林则徐嘱托，于1842年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命题。
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略，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他们敢于抛弃“夷夏之辨”的思想，突破传统的不经远略、以侈谈异域为戒、深拒夷事不言的藩篱，公开倡言放眼世界，了解西方，并进一步提出师夷制夷的主张。虽然还保留着地主阶级的鲜明印记，带有浓重的封建纲常色彩，目的也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但在当时这不失为一种比较正确的态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坚决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林、魏率先提倡、实践的“师夷”之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精神世界的一次巨大飞跃,在近代中国开端史上具有石破天惊的启蒙意义。可惜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师夷长技”的主张未能深入地进行实践。
2. 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改造上帝与效仿西法的设想
洪秀全向西方学习，从基督教的宣传中悟得单一神权与平等教义两点主张。他以宗教抱负服务于政治目的，提出《天朝田亩制度》，描绘出一个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幻境。洪仁摹蹲收缕罚侵泄飞系谝桓鲋髡攀迪止ひ到母倭欤髡欧⒄菇ひ道础坝敕苏邸保础靶绿煨碌匦率澜纭保迪帧疤浇酵蛲蚰辍薄?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前后期的纲领性文件，它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人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轨迹。前者力图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劝世良言》与中国传统思想糅合的产物，亦中亦西而又不中不西，是一个带有革命的幻想性的构想。后者则因向往发展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成为那个时代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经典性文献，但它虽极为推崇资本主义，对怎样发展资本主义却言之甚少。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二者均未能具体实施，但两大设想在近代中国史上却闪耀着思想者的光辉，太平天国领秀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足迹和认识、接纳西方文明的心路历程，也对后人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小农阶级的局限，使得这一时期的学习带着盲目与空想。
3. 19世纪6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中体西用”、“自强求富”的梦想
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形成、壮大的清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倚仗先进武器和雄厚经济实力在中国肆无忌惮的洋人，面对南方重新振作的太平军和长江以北的捻军，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侈言“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用“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等荒唐言论来公开抵制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潮流。洋务派多为镇压太平军、与洋人办理交涉出身，因而对西方国家有着一定认识，尤其是对其强大的军力记忆犹新。故他们认为在外患频来，形势变幻的情形下，不可拘守古法，主张“中体西用”，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建近代海军和新式学堂，试图在坚持中国传统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仿效西方建立现代的军事、工业和教育，以维护清朝统治。
二者相较，顽固派抱残守缺，愚昧颟顸，一味沿袭陈规旧习，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阻碍而无促进。洋务派力主向西方学习，创办近代企业和学堂，引起了整个中国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揭开了中国近代工业近代化的序幕。使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被动的开放到主动的向西方学习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以甲午中日战争中遭到重大打击而告终。“自强”、“求富”的梦想虽然破灭了，但它为了国家所做的努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一定程度提高了中国与列强较量的水平与能力。比之林、魏，其长达三十多年的实践，涉及军事、民用工业、近代教育等，学习的内容更全面，实践更深入。洋务派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然而方向的迷失注定其行动只能无疾而终。
4. 19世纪90年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立行宪法、大开国会”的君主立宪方案
资产阶级维新派是从早期维新派发展来的。自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力量开始增长，出现了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从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现实出发，提出了“外采东西之强，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的君主立宪方案，主张吸收西艺、西政，兴民权、立宪法、开国会，企图把中国引向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其掀起的维新运动昙花一现，以不流血开始，以流血告终。然其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抨击，对西学的倡导，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这一时期，代表当时时代发展方向的资产阶级，试图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传统与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非常剧烈，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孱弱使变法维新举步维艰。
5.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创立合众政府”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
20世纪初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力量逐步增长，出现了孙中山、黄兴、章炳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理想，在中国最早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鼓动人们“提自由之空气，振独立之精神，拔奴隶之恶根”、“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朔风变楚，天下响应”，封建帝制结束，中华民国诞生，《临时约法》颁布，民主共和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孙中山把研究西方民主共和的政治与考察西方国家的社会弊端结合起来，创立了三民主义这一方案，并且呕心沥血地奋斗，最终谱写的不是胜利的交响乐，却是一曲悲歌。继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辛亥革命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且“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标志着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以及同反动力量斗争的水平上不断提高。将学习西方民主政治与防止西方国家的社会弊端结合起来，是孙中山思想的一大特色。
6.新文化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激进派——扛起“民主”、“科学”的大旗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丧心病狂地向皇帝宝座推进，在全国掀起一股尊孔复古、复辟帝制的滔天黑浪。面对革命的失败，面对文化思想领域泛起的沉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欲从文化的深层去探索共和国成而复败的原因，探寻把中国从黑暗引向光明的道路。陈独秀、李大钊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猛烈地批评专制、愚昧，对封建的伦理纲常不遗余力地攻击，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及民主、自由、平等学说中得到启发，主张“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建设西洋之国家，组织西洋之政府”。
新文化运动把中国放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去考量，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进行了一次沉痛的民族思想的自省，较为彻底地冲击和批判了封建思想，使中国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特别是后期引进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纵观鸦片战争后数十年，西方文明不断冲击中国，中国在冲击下由被动进而主动求变，不断向西方学习。随着学习层次的步步升级，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世界，中国社会的现代文明因子愈来愈多。在这个进程中，不同时期显示出不同时期的特色，不同阶级显示出不同阶级的特色。就时间看：有两个分水岭，19世纪末和1915年。19世纪90年代前是“器物”变革时期（洋务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制度”变革时期（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1915年之后则深入到“观念”变革时期（新文化运动）。从阶级看：农民阶级由于小生产者的局限性，其斗争纲领具有明显的空想性；地主阶级由于其阶级属性和阶级利益，始终以维护封建制度及儒家思想的神圣性为目的，故学习只能止于“器物”；民族资产阶级则认识到只有砸碎封建枷锁，变更制度，中国才有生命力和前途，故学习深入到“制度”乃至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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