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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把是否依据知识和真理作为唯一的权威体系向社会批评、建言等，作为衡 量知识分子的标准，并强调所谓社会需要知识分子，实承上是需要他们的批评；对知识分子 的宽容，实际上是对他们批评的宽容。以此去观照八百年前的苏轼，不难发现，现在知识分 子的人生信条，正是当年苏学士所坚持的“言必中当世之过”与处“盛世”而作“危言”的 人生价值取向的延续和发展。由此可以发现苏轼身上所闪耀的现代理性光彩。
关键词：士；知识分子；批评；人格宽容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judgment of the intellectuals is made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can put forward criticism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knowledge and tr uth. Moreover, it is highlighted that what the society needs is actually the cri ticism from intellectuals. So the tolerance toward intellectuals is, in fact, th e tolerance of their criticism. Studies of Sushi, a famous intellectual in China 800 years ago, who advocated “criticizing the faults of one’s times and predi cting misfortunes even in prosperous time”, show that the belief of modern inte llectuals is just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his life orientation. Actuall y, Su Shi’s idea had the glorious flavor of modern reason.
Key words: scholar; intellectual; criticism; personality toleran ce
提起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杰出人物，我首推苏轼。回顾苏轼的一生，应该说是坎坷的 一生，辛酸的一生，但也是辉煌的一生。苏轼终生都在坚持自己的改革主张，总要把自己认 为的“当世之过”顽强地揭露出来，因而既受到新党的排挤打击，旧党也一点没有轻放过他 。如他自己所说，旧党对他的迫害，有时甚至比新党当初对他的迫害更“阴毒”(参元三 年十月《乞郡札子》)。陆游把苏轼的一生总结得恰如其分：“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 之心。千载之心，生气凛然”。(《放翁题跋》卷四《跋东坡帜》)
一个人同时被两种互相敌对的势力所不容，并时时受到无情的打击和迫害，这是一种特 殊的现象，姑且称作“苏轼现象”吧。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研究“苏轼 现象”，给苏轼一个正确的定位，充分肯定“苏轼现象”的意义和价值，探讨“苏轼现象” 的历史延续，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怎样做人、做事、立功、立德和立言， 为社会做贡献。
一
“言必中当世之过”，是苏轼做人、做事、作文和立功、立德、立言的核心思想。苏轼 是北宋皇帝的臣子，他竭力想做个忠臣，处处为君着想。不过他做忠臣，和别人有所不同。 他欣赏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他说有了这浩然之气，“ 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潮 州修韩文公庙记》)他认为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才能在文学、政事上有所成就，才能在立德 、做人上为后人所敬仰。浩然之气使苏轼挺直腰板做人，理直气壮说话，光明正大做事，始 终坚持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忧民之心做人的准则，永远向社会开口，或建言，或批评， 成为诤言詈当世之过的楷模。
苏轼的批评锋芒无所不至，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抨击社会不公。苏轼是一位留心观察社会，救时济世的作家。在他留下来的2700 多首诗中，真切描写人民穷困悲惨生活，揭露地主无穷盘剥、官府苛征重敛的作品，占有相 当的篇幅。
其二，讥刺当世之过。苏轼性格耿介，一贯直言得失。早在仁宗朝应试制科时他就毫不 掩饰地警告宋统治者：“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 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1〕(P226-227)苏轼把国家比喻成一 个“忧然不乐”的病人 ，自己说不清哪里不舒服，一般人也看不出他的言语饮食、起居动作与常人有什么差别，但 扁鹊、仓公那样的高医却一看就知道，他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了。要想治好他的病，“固 非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1〕(P226-227)他认为“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 以其动而不息也。”〔1〕(P226-227)天 下万物皆生于动。对于祖宗的成法，应当遇时而变，随时而进。否则，国家将会穷蹩，历史 也会止步。同时，苏轼还指出了“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1〕(P272)的 弊端，并忠告宋政府 ：农民是天下之本，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他们。现在国家白白养活庞大的军队驻于内地， 既不使征战，又不使生产，这岂不是“弃财”吗?国家强迫那些年老体衰的士兵蹈赴战场去 送死，这岂不是“弃民”吗?这种愚蠢的做法，应当立即停止。此外，苏轼还对冗官制度、 官府无穷的差徭、繁苛的律令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其三，批评文辞不实。真实是文艺的生命。苏轼十分重视文艺的真实性。他极力反对晚 唐以来西昆体“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不良文风。但同时他对发展到了另一极端，流为迂 奇怪僻的文风亦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新弊”。因为在苏轼看来，唐宋古文运动的倡导 者提出“复古”的目的不过是要求创作回到表现现实生活的正确道路上来，现在很多人“用 意过当”，竟又把迂奇怪僻当作追求的目标。矫枉过正，必然会走错路。旧弊也好，新弊也 好，都是苏轼极力反对的。他在《书吴道子画》中，就曾极力赞赏吴道子的人物画，“得自 然之数，不差毫末”，并且把吴道子画人物的真切比喻成“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 出，横斜平直，各相乘得”。这些说法，虽然偏颇，但从他所推崇的实质看，却道出了一条 严肃的美学原则：文艺必须忠于生活。
其四，自责言之闪失。以批判而见长的苏轼，一生不仅无情地解剖别人，解剖社会， 揭露社会的弊端和阴暗面，同时也在无情地解剖自己，向世人曝光自己皮袍下藏着的那个“ 小”字。苏轼自幼受良好的家庭教养，早年就立下了“救时”、“济世”的宏图大志。他与 那种依红、偎翠的风流文人和撮权贪禄的庸俗官吏不同。他自谓“始不自量，欲行其志”， 〔2〕(P1324)“少小不为身，宿志固有在”〔2〕(P1171)。他的宿志就是：“ 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3〕(P282)“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 饥寒为上瑞”〔4〕(P223)。正因为有这种理想和抱负，他才敢于看见不 顺眼就指责，发现错误就批评。真有点“论时事不留面子”的意味。直到老年，他把这种批 判的锋芒引向了自己。这是否说明他想否定自己一贯的主张——“言必中当世之过”?答案是否 定的，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苏轼至死不渝所坚持的“指归在批评”的坚定立场。人愈老 ，他这种批判思想愈加成熟，批判锋芒愈加犀利深刻。他老来的诗文，并不是要否定自己所 推崇的批判精神，而是要批判包括自己在内的儒教通病，即“空文而少实用”和“少有中理 ”的“偏见”之论。这种严于律己的自我批判意识，正是对自己负责，对社会尽职的具体表现。
二
苏轼之所以终生坚持“言必中当世之过”，处“盛世”而作“危言”的人生价值取向，原因 是复杂多样的。
首先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修养。苏轼对人生和社会的主人公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 如何“救时”、“济世”，苏轼从父亲那里找到了答案：即要看准当世之过究竟在哪里 ，同时还要敢于把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且要指得准确、中肯，起到“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 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的作用。“言必中当世之过”，在今天就是作家干预生活 ，干预政治。具体指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错误缺点不能熟视无睹；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 现象不能不加批评、揭露；对被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尤其是消极倾向——不能 不提示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从这里可以看出，生活在12世纪的苏轼，已有了强烈的问题 意识，这和当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通的。当然，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态度和目的是积 极的，建设性的，与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雨淳”的忠君思想是相统一的。
父亲的教诲使他树立了“救时”、“济世”的宏图大志，博览古今和良好的文化修养又 炼就了他直言极谏的铮铮铁骨，养成了他论人论事，客观、全面，既肯定优点，更强调缺点 的思维品质。他在《韩愈论》里有这样几句名言：“嗟夫，君子之为学，知其人之所长，而 不知其蔽，岂可谓善学耶?”主张具体分析，一分为二，不搞绝对化，苏轼的思想是非常现 代化的。正因为如此，他论先秦诸子百家，评李、杜、韩、柳等文坛宿将，始终坚持自己作 主，拿出眼光，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评价原则。这在《商君说》、《书学太白诗》、《记 子美陋句》、《评韩柳诗》等篇章中均有详细的表述。
其次是宦海沉浮，坎坷人生所养成的平民意识。 政治上的种种磨难，更拉近了苏轼与贫民百姓的距离。贬黄州后，亲友绝交，疾病连年，饥 寒并日，“人皆相传已死”〔5〕(P656)；谪海南时，自度“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 望”，乃至“处置后事”，与儿子决别。〔2〕(P1695)“政治上的打击和失意，使苏 东坡有机缘与下层生活靠近，扩大视野，体察艰苦生活。难怪他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 雨》中概叹：“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苏轼自居于平民，妥当与否，姑且不论，但这种思想和意识都是非常宝贵的。它决定了 苏轼能以常人的眼光，常人的心态和常人的生活方式去审视他人、他事和自己。这样就容易 做到，看见什么说什么，实话实说，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假就是假，真就是真，绝不会把 丑的说成美的，把恶的说成善的，于人于己，向来如此。正像鲁迅所说的，“老百姓虽然不 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 有绝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6〕(P350)贫民意识使苏轼说实话， 说真话，而且置生死祸福于不顾。常说，敢说人生社会的弊端，这在苏轼身上似乎已经个性 化了。
其三是自由独立的人格力量。苏轼一生因直言屡遭不幸，虽然，亲戚朋友曾良言苦劝， 即使他反对的政敌，也曾暗示他应该收敛一些，但他初衷不改，依然故我。苏轼对苦难并非 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 的不幸。在艰难的岁月中，苏轼实现了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形成了独特的苏轼人 格。这种独特的人格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对国家(君王)要讲责任，对人民要讲良心，对 个性要讲自由。这种人格使苏轼永远不满足现状，时时向社会开口，批评错误，弘扬正义。 这种人格也保证了他在被贬谪中，仍不忘立德、立功、立言。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 湖州任地方官，除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捐助修桥外，文学创作也颇丰盛。尤其对黄州时期 苏轼的思想，后人议论歧出：有的认为佛老思想占主导地位，有的认为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 ，有的认为以佛济儒，还有的认为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其实，这一时期是苏轼思想、 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不论对待佛老、心灵，还是对待社会、现实，他都与前人不同。苏轼 以特有的机制，把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道家的“任其性命之 情”和“齐一万物”，以及佛家的“四大皆空”、“万法平等”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 了积极的内容，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从而 实现了对传统儒道两种人格的超越，建立了一种执著现实而又超越现实、追求心灵自由而又 不逃避人生的新的士大夫人格。这种人格对正统的封建伦理秩序起着潜在的破坏作用，恰好 契合了他信奉和追求的“言必中当世之过”、指归在批评的人生价值取向。
三
《左传》中说，人生有三不朽：曰立功、立德、立言。苏轼何功、何德，其不朽世人皆 知，但功德之不朽又毁誉难定，就是盖了棺也未必能定。中国历史上对苏轼的时褒时贬，就 是明证。所以不少国家都把为自己民族创造灿烂文化的“立言”人视为真正的不朽者。当然 “立言”之“言”也毁誉难断，但与功德不同，“言”的毁誉越难断，它也就越可能不朽。 就是功德之不朽，其实也得靠“立言”来存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从苏轼所立之“言 ”，来评判其所立之“功”与“德”，并提出了耐人思考、探讨的“苏轼现象”。
所谓“苏轼现象”指的是：王安石掌权的时候，决意变法，苏轼明知自己“若少加附会 ，进用可必”。可是由于政见不同，改革想法有异，觉得很多新法以及具体办法已经成为“ 当世之过”，他就“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以致得罪下狱(《杭州召还乞郡状》) 。司马光上台后，不顾一切废新法，苏轼从一贬再贬中骤迁回京，做了大官，可是他在民间 实践中看到新法的某些方面确比旧法利多弊少，而采取了有所维护的态度，认为原来“交契 最厚”的司马光一些极端做法又成了“当世之过”，便不惜与之力争，惹得司马光大怒，终 于再被旧党排斥了下去。苏轼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 随一也。老弟与温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
(《与杨元素》)
一个人同时为两种相互敌对的势力所不容，究竟是个人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谁应该对 此负责?“苏轼现象”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首先肯定责任不在苏轼。因为苏轼并非难说话，与人不合作，也毫无半点“自恋症”的 影子。他从未夸张自己的出众，并把它发展成孤芳自赏、多愁善感、爱洁成癖、孤高冷漠、 蔑视他人等性格定势。他虽然也经常回视自我，但这种回视像目睹社会、人生一样，看到的 不是自己的出众，而是缺陷、过错，并及时地、毫不留情地把它——自己的和社会的过错— —统统揭露出来，提出救治的办法。毫无疑问，罩在苏轼生活上的阴影，对苏轼身心健康的 损害，重权在握的人应该负责，社会应该负责。黄平先生认为，从现代意义上看，知识分子 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技术型；二类是以批评现实生活为使命——相当于中国传统“清议 ”的批判型；三类是对学术、社会和自身进行检点的反思型。其实“反思”的目的也在于批 评错误，除弊兴利，所以，“反思型”知识分子也可以并入“批判型”知识分子。因此，福 柯把知识分子只分成两人类型；怀抱天下型和务实专微型。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苏轼，他 似乎应该属于以批判为能事的怀抱天下型知识分子。苏轼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封建士大夫和 当代知识分子“干预”和“介入”的功能。不过，苏轼怀抱的天下，一是宋王朝赵家的天下 ，二是百姓贫富苦乐的天下。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
其次，从苏轼的“立功、立德和立言”中，我们看到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其心理指向， 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感与批判意识，对现有的一切都表示不满甚至于愤怒。这种心理指向，其 力量来源于他们自身，来源于他们自身的民间立场和人格力量。这种力量迫使他们殷切地渴 望在错误或苦难的理想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精神王国，这种愿望促使他们自信地把除弊兴利 、扶助君王和拯救国家民族的义务毫不置疑地担在自己的肩上。苏轼追求人类对自然、社会 和人生保持着知识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他把这种目标作为超越世俗对抗的最高境界，并以此 来规范和指导自己的社会批评(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精神生产)活动。众所周知，片面追求价 值目标，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传统，这种积习在苏轼身上表现尤为强烈。他一生自觉地倾向 于知识的功用性和价值性，并以旺盛的参与激情顽强地表现出来，虽九死而不悔。苏轼平生 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一住四年。第 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这就 是苏轼有经世治国之才，而无经世治国之业的缘故。苏轼去世前作《自题金山画像》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有自嘲、反讽的意味， 但对文学家苏轼来说，其盖世功业确实是在这时候建立起来的，特别是长年生活在社会下层 ，其健全人格和民间立场，也就在这时候完善和培养起来了，这将成了他生活的精神支柱， 成了他永远进取，积极乐观的力量源泉。总之，苏轼的政治激情高于求知的热情。他对知识 的追求是由所谓的社会政治目标所牵引的，知识性受制于价值性，效忠君王，兼济天下，忧 国忧民，是求知和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君王和国家的命运及老百姓的祸福是高于 一切的，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是最高的使命。苏轼用毕生的精力实践了“士以天下为己任 ”的格言，并成为他的心理基础，与君王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成了一种人格的自觉。这种自觉 必然造成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崇 高境界，以及关怀意志和批判精神。
再次，封建社会士人到了今天则演化为知识分子。因为士人受从屈原的“上下求索”到 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熏陶，形成了舍我其谁的主人翁精神和精英参与意 识，这一点，在苏轼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但也有一部分士人因过分强化这种角色意识和参 政期望值过高，加之缺少必要的社会实践，缺少政治经验和解决社会事务的实际能力，不能 对一些政策和政府行为作出客观的评价，故在顺境时，可能切入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对社 会运行产生正向推动力，并由此激发自身的进取精神；逆境时，则易于回避矛盾，逃避现实 ，淡泊自守，或者由于过分的压抑而以变态的情感宣泄来参与社会，构成社会正常运行的阻 力，其典型代表当推阮籍等。封建士人这种充满张力的两极互相补充，相反相成，为当代知 识分子留下了深深的胎印，使他们的心态波动缺乏恒定的指数。但是，对今天知识分子影响 最深，最具有积极意义和最值得学习借鉴的恐怕非苏轼这类士人莫属了。
苏轼一生都在批评。批评当世，也批评自我。这正是现代人介定知识分子时最看重也最 不容忽视的一点。高尔基在强调知识分子应该肩负思想启蒙和精神创造的使命，并宁愿为此 牺牲自由与生命的同时，还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另一个使命就是批判。他公开宣称：“不管 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人们也许知道，“批判现实主义 ”这一术语就是高尔基创造的。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站在政治之上，应当学会限制自己的 政治情感”；因为“政治——不管是谁搞的政治——永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与之相伴的不 可避免的会有谎言，污蔑和暴力”。〔7〕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站 在政治之上”超越政治， 决不意味着远离政治、躲进纯学术或纯艺术的象牙塔，而是要站在政治漩涡之外，对政治生 活和社会生活的缺失和阴暗给予勇敢的揭露和批判。封建时代的苏轼做到了这一点，而今天 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认识士人向知识分子的演变。事实上，在中国， 士人演变成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其痛苦遭遇不亚于当年的苏轼。从清末科举改制以后，由于 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知识分子一度成了自由漂移者，其地位和尊严毫无保障，是肮脏的， 需要改造的。后来制度稳定下来，又被定性为“毛”，灰溜溜的，变成了依附物，彻底失去 了独立和自由。但是，知识分子不管怎么被歧视，被改造、被践踏，他们始终保留、继承并 发展了士人“向社会提见识”这一本质特长。正因为这一点，当代不少学者都认为，所有的 读书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读书人在社会中都能起到知识分子的作用。曼海姆在《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成为一个独 立的阶层，乃是因为他们恪守着知识和思想的信念，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着 人类的道义。这个观点后来被霍夫茨塔纳更明确地表述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代表。无 疑，这种看法突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似乎是从苏轼这一类历代知识精英身上抽象出 来的经典结论。这种看法突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它超越了把知识分子简单地认作“ 有知识的人”这种形式主义的看法，而提炼出知识分子的更高境界。这个境界至少包含三个 层面：①自觉地从事知识产品的生产活动，以寻求真理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②把知识和真 理作为惟一的权威体系，除此之外，不屈从任何其他的权威，诸如宗教、权力等，同时依据 这个权威体系时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③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人生，不同于任 何以功利条件为转移的其他阶层和阶级。以此去衡量苏轼，似乎已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兆 头。知识分子与众不同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独立的学术人格和顽强的批判精神。我 们需要知识分子，本质上讲是需要社会批评；所谓对知识分子要宽容，实际上是指对社会批 评要宽容。八百多年前，宋王朝对苏轼不宽容，把他一贬再贬，改革开放前，对知识分子错 误的定位，把知识分子整肃得灰溜溜的；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回到普通劳 动者行列，像社会其他劳动者一样，他们开始挺直腰板，大声说话，大胆做事，积极从事精 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苏轼的悲剧命运告诉我们，与其说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不如说社会 批评要有独立品格；与其说某代知识分子走向死亡，不如说带有这一代人格烙印的社会批评 走向了死亡。社会一旦听不到批评，前人创造的文明将会逐渐泯灭，或者变成文明废墟。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文集(1)［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2〕苏轼诗集(4)［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3〕全宋词(1)［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
〔4〕苏轼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苏轼文集(2)［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6〕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苏］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索［M］.朱希渝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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