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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文化视觉中的杜拉斯 | |||||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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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文化 杜拉斯 文化悬空 文化冲突 文化融合 Abstract: Margaret Duras’s works are enriched with abundant and ever-changing implications due to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she experienced in her life. Her works are written in French, but the words she used in narrating her environment and the characters depict alien life sceneswith non-French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hen language as a form conflicts with the narrating content, Duras chose to adapt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Only by doing so can she reproduce the true features of oriental culture she had experienced, can there exist integration and harmony between her love and hatred, her sufferings and jo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ir unique surroundings on the other, ultimately returning to the French language and the French culture hidden behind it. This thesis is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Duras’s works in the perspectives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s. The present author intends to reveal the process of Duras’s literary creation and her difficult course from cultural suspension to cultural conflict and finally to cultural fusion. Key words: cross-culture Duras cultural suspension cultural conflict cultural fusion Author: Hu Sishe is professor of Xi’an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710128， China).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French literary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中。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到各种社会活动和历史运动，都显示出明确无误的文化内涵”（李小娟 18）。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其构成是不同背景下的各式各样的日常生活和各种社会活动，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杜拉斯的创作具有更为丰富和不断变化的内涵，不要说其作品，就是其不同寻常的坎坷人生也会让读者泣哭不止，回味无穷。作为法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作家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说她是法兰西文化财富的一部分也完全合情合理，说她是多元文化的产物更是老生常谈。有一种令人吃惊的现象(我们暂且称之为杜拉斯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同时即是对初读杜拉斯作品的读者也显而易见：杜拉斯的写作语言是法语(最显著的法兰西文化的象征)；在杜拉斯的许多作品中，作者不惜笔墨地叙述了她童年、少年时的经历。作者在叙述其经历本身所处的环境、所接触到的人物时所运用的词汇又勾画出一副异国他乡的生活场景(具有非法语文化的特征)。此时此刻，具有法兰西文化特征的法语语言就不可避免地和具有异国文化特征的异国生活经历，异国生活环境所创造出来的人文景观发生冲突。作为形式的语言难免要和叙述的内容发生冲突，其结果不外乎这两种：或者扩展法语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或者限制杜拉斯小说的叙述内容。杜拉斯选择的当然是前者，只能让语言这种形式去适应其叙述内容，而绝不能因为语言而削弱叙述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再现杜拉斯所经历的彼文化的真实风貌，也才能使杜拉斯所经历的爱与恨、痛苦与欢乐与它们周围的特殊环境相得益彰，互相隔合，最终又重归于博大精深、能纳百川的法语语言以及它后边所隐藏的法兰西文化。作为形式的语言，所叙述的内容却是一些与法语环境不协调的生活经历与真实事件。杜拉斯的创作就是一个寻求文化认同的过程，其中的困难和艰辛难以用语言表达，只要追寻着杜拉斯的创作道路，才能认识和体会这种认同的反复和认同过程的痛苦。造就杜拉斯创作风格的也许正是这些反复和痛苦，也许正是难以准确表达自己感情的痛苦，也许正是这种文化渊源的匮乏。杜拉斯寻求文化渊源、寻求文化认同的过程漫长又痛苦，犹豫又执着。 一、文化悬空 191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在越南西贡附近的白人居住区，直到1932年离开越南，她的童年和生活环境都与印度支那有关，后者也构成了她最天然并沉留在潜意识中的文化之根。童年的生活留给她的也许就是那每日无休无止流动的湄公河水，也许就是她和哥哥在南亚丛林中那些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也许就是那一具具因为没有饭吃仅靠没有成熟的芒果充饥而死去，尔后被扔在沼泽地中的儿童尸体；也许就是七月的海潮来临时那些背井离乡，划舟远行的当地人。这些经历的深刻背景决定了其东亚文化的特性。诚如杜拉斯在她与格扎维埃·戈蒂埃在《话多的女人》中所叙述的那样：“然而，湄公河却留了下来，我就在河边睡觉，玩耍，我在湄公河边生活了十年之久，它留在了我心中”（Duras and Gauthier, Les parleuses 137）。她在另一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居所》的谈话录中，说得更加明白：“她(杜拉斯的母亲——引者注)没有时间照看我们，再也不去想她的孩子们，因此，我们就到处乱跑，不是整日呆在树林中，而是在小河边、在湍流的小溪边流连往返，我们所称为的小溪就是那些奔向大海的湍流。我们打猎。那里的童年与我们这里的完全不同，你瞧，我们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越南人。现在我才发现了这一点，我们法国血统的外表，法国籍的这种外表完全是虚伪的。我们跟那些越南小孩一样说越南语，跟他们一样不穿鞋……母亲常给我们说：‘你们是法国人’，等等” （Duras and Porte， Les Lieux de Maguerite Duras 60）。她在《文字的色彩，与多米尼克·诺盖关于8部电影的访谈录》中也非常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我出生在远东，是克里奥尔人，我一直在那里，在越南生活到17岁。我的越南语跟法语一样流利。18岁时，人家告诉我‘你是法国人，应该回法国念大学’。我很难适应你们的国家。我是用这个国籍报户口的，而且我总该到什么地方上大学吧”（Duras, La couleur des mots 26－27）。在杜拉斯的头脑中，越南所在的印度支那成了她的母国文化，成了她构筑人生的起点和源泉。“你们的国家”作为母国文化最大的敌人横在杜拉斯面前，但也是杜拉斯心中最希望认同的土地。杜拉斯痴迷和认同印度支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和她的家人经常受到生活在越南的殖民地白人统治者的排斥和鄙视。在充满自传色彩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伊甸影院》中，杜拉斯都触及到了这种伤痛：“苏珊感到自己很可笑，她的可笑显而易见，自从她踏上电车通往上城区的公路，就不知不觉产生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不但得到证实，而且越来越强烈，当她到达上城区中心时，已经为时已晚。嘉尔曼错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走在这些街道和人行道上，走在王公贵族们中间。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同样的行走权利。他们好像都有明确的目标，行走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和同类中。而苏珊则没有目标，不是他们的同类，从未在这个舞台上露过面”（Duras, 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 133）。“下午5点，午休之后，白人得到了休息，连晚凉也冲过了。他们身着白装，清净洁白，走向网球场。……我的裙子让我难堪，简直是婊子的裙子。我满脸不自在，心里难受”（Duras, Eden cinéma 109）。白人在这所城市里建立起属于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文化飞地”，书中的主人公把自己和那些行走在其中的白人区分开来，她在白人中间属于另类，在她的观念中，她不是白人。她的遭遇就是杜拉斯及其家人在越南生活的真实写照。直到1987年杜拉斯发表《物质生活》时，她对越南的怀念和认同如故，时间的推移并没有改变她对越南的感情：“我的故乡是水乡，是湖的故乡、是从山上奔流而下的湍流的故乡、是沼泽的故乡、平原上充满泥土味的河流的故乡，下雨天我们在河里避雨……人一旦长大成人，所有这一切便成为身外之物，我们不可能永远把这些记忆带在身边，而把它们存放在最初形成的地方。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Duras, La vie matérielle 70）。对东方文化的偏爱和执着在几乎所有允许她说话的地方，她都会毫不犹豫地表达这样的观点，而且越是与法国文化接触的时间长，与它的融合度高，她对东方文化的怀念就越强烈。即使到1990年，杜拉斯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依然表达了对法国的厌恶、对童年故土的怀念，抹不去的愁情跃然纸上：“不管在什么地方，她法文考试总拿第一名，厌恶法国，无从解脱远离童年故土的乡愁，吃不惯带血的煎牛排，喜欢文弱的男子，浑身洋溢着世上少见的那种性感”(31)。但是，由此就说杜拉斯完全认同印度支那，把越南作为母国文化，其社会环境和文化根基还非常脆弱。她母亲常说的“你们是法国人”这句话却时不时地冲击她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她在面对越南人时所享受到的优厚待遇使她不自觉地拉开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也使她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接受法国文化。“与往常一样，司机让我坐在前面，他旁边专门留给白人的座位上”(Duras, L’Amant 16)。她在与格扎维埃·戈蒂埃在《话多的女人》中的对话就是证明： 格·戈—“因为你拥有双重文化，每一个人只能有一些等待、渴望、想象的东西，而你则体验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才能够接受，但是却不能体验。” 玛·杜—“你知道，我的母亲为了修建堤坝而倾家荡产。我已经叙述过了。18岁时，我离开那里来这里参加哲学考试，这是我生活的第二部分，上大学时，我不再想自己的童年。那实在太痛苦了。我彻底掩盖了。我在生活中步履蹒跚，我这样对自己说：我呢，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那么陌生，但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国家却是灾难，是殖民主义，是这一切，不是吗？”（Duras and Gauthier, Les parleuses 136） 法国人与越南人这种认识观念上的对立在杜拉斯身上引发了文化特征的模糊，使其成了没有文化之根的悬空者，也成为她后来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冲突的根源所在。这时，杜拉斯所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使她在两种文化模式之间摇摆不定。“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样法。……文化模式以内在的、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李小娟22）。杜拉斯的整个创作过程经常在认同不同文化模式的矛盾中摇摆，既难摆脱根深蒂固、有着东方民族精神和殖民地时代精神、有着东方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的童年以及形成这种文化模式所经历的童年生活的人物和事件，又难完全融进写作时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其中、都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每一个动作和习惯中体验着的法国文化。法兰西文化模式的建立以及内涵的形成对杜拉斯而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杜拉斯需要从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方面，从生活习惯到写作习惯努力适应法兰西文化模式的要求。她的叙述手法耐人寻味，对法兰西文化模式的认同的过程同样令人深思。 二、文化冲突 1932年，杜拉斯在18岁时回到她的故乡——法国，她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都有了较大的转变。原来那种充满野性的亚洲人的习惯，原来那到处都埋着小孩尸体的沼泽地，到处都是青芒果的森林忽而变成了法国外省那彬彬有礼的居民、经常交往着的法国人。无论是生活背景，还是生活习惯都经历了跨度相当大的转变。杜拉斯经历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种转折带来的是文化的断裂。经历了18年与西方文化接触的空白，杜拉斯要建立自己与母国文化的联系，其最大的障碍恐怕就是她从出生一直成长到18岁，同时也被自己认同为母国文化的印度支那。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刚刚回到法国的杜拉斯心中东方文化必然要占据统治地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杜拉斯存在一种心理障碍，她从东方文化中带来的生活经历和习惯，她本身所具有的生活内容都与她眼前的这种母语文化格格不入。她便自然而然地要产生一种没有母语文化的羞耻，她自认为无法把自己融进法兰西文化，她眼中的自我完全是法兰西文化(自己的母语文化)的异端。她心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惧，而且成为两种她所属于的文化的冲突，她便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她更无端地羞辱起来，这种心理表现在创作中首先是对法国文化的否认。如她在《情人》中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有羞耻心，我们也卖过我们的动产家具之类，但是我们没有挨过饿，……那时我是在硬要我顾及羞耻心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写作的”（杜拉斯，《情人》8-9）。 在西方文化中所产生的羞耻心恰恰来源她过去引以为荣、习以为常的越南、印度支那。这时，她开始犹豫不决，甚至不知所措。为了达到与自己母语文化融合的目的，她甚至把自己回到故乡的一切活动完全与童年的经历隔离开来。在她看来，愈是远离童年时的生活与经历，就愈能把自己融进母国文化。因此，在创作的初期杜拉斯把自己严严实实地隐藏在自己作品的后面。为了避免这一文化上的尴尬，杜拉斯在创作第一、二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们》和《平静的生活》时，便把目光瞄向了能够体现法兰西文化特征的外省。杜拉斯完全把自己置身于法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小说中的家庭，无论是达纳朗一家，抑或是维勒纳特一家都在小说开始时搬到了外省。两个家庭周围的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关系纯粹是法国外省式的，那里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和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家庭关系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诸如福楼拜、莫里亚克等法国文学史上的传统作家。就连小说中所描述的个人感情与家庭利益的冲突也与莫里亚克所表现的家庭悲剧接近，然而莫里亚克描述的是自己亲身感受、深刻理解的家庭悲剧，他把那些没有爱情、各怀鬼胎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可以说，他那饱蘸情感的笔端抒发着自己的愤怒和绝望，那是他感情体验的结晶。莫里亚克所感受到的那些家庭悲剧与矛盾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基础上的。由于杜拉斯描述的是她刚刚回到法国时的生活经历，她与法兰西文化的接触还很肤浅，对所描述的外省生活缺乏真实感受，对那种外省环境缺乏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所以她在小说中的描写只能是非常肤浅的粗线条。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生活基础，作品所能引起的反响就可想而知。然而为了能融进理念中属于自己的法兰西文化，杜拉斯硬着头皮与她当时还很陌生的法兰西文化进行了第一次试探性的接触。其目的只有两个：忘记那让她羞于启齿的印度支那的童年生活，“彻底掩盖”自己曾经体验过的异国文化；通过这种描写直接把自己融进法兰西文化。作者的这番良苦用心并没有被法国读者所理解，没有人注意到这位初涉文坛的年轻作者。无奈之中，杜拉斯把自己的创作瞄准了她最不愿意触及的童年、最不愿意提起的印度支那的痛苦经历。然而，笔端一旦触及她最熟悉的生活经历，杜拉斯的文笔便开始流畅起来，叙述也自然而真实了许多。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白人家庭：母亲带着儿子约瑟夫和女儿苏姗娜生活在印度支那，小说开始时，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为了生计，母亲买下了一块靠近太平洋的土地。虽然花费了不少钱财，花费了母亲多年的积蓄，由于母亲不知贿赂当地的土地局官员，所以买到的是一块不毛之地，每年的七月，太平洋的海潮来临时，那块土地便成为一片汪洋，母亲遂决定修筑一道拦住海潮的堤坝(书名由此而来)。母亲万万没有想到来年的七月，海潮毫不留情地冲垮了她与当地居民辛辛苦苦修筑起来的堤坝。这部小说的目的并非为了描述异国生活，而是要通过对自己熟悉的文化时空的展现，杜拉斯要重新回到被自己认可的东方文化模式，重新找回自己在那个文化中的自信和自如。罗兰·巴特在“牛排”的散文中对卡斯特里将军从印度支那回到法国第一顿饭就要吃牛排的举动进行评论时论述道：“印度支那老兵协会会长在后来评论这一消息时补充说：‘人们不明白卡斯特里将军的举动，为什么会在吃第一顿饭时要吃炸薯条。’他们希望我们明白将军的举动也许不是粗俗的物质反应，而是一种重新融入回归的法兰西种族的宗教仪式”（转引自束景哲 284）。选择这样一个与自己童年的生活有关系的主题作为自己小说的主题，正是杜拉斯对文化模式认同的渴望。两种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生生灭灭的过程，就是杜拉斯往返于两种文化模式之间，反复选择的过程。但是无论是对东方文化模式的认同或者是对西方文化模式的重建，过程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这时，杜拉斯就遇到了叙述的困难：用一种对她而言缺乏文化基础的语言叙述跟她所操的语言文化渊源甚少的异国他乡的童年生活经历。要成为一名作家的强烈愿望又促使杜拉斯寻求一种突破。由于感受最深、最难忘的生活经历就是童年的生活，因此她叙述的内容就不可避免地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亚洲。可是在她创作生涯的初期，杜拉斯最大的危机恐怕是缺乏文化认同的危机，尽管她在以后的谈话中声称自己“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越南人。”那是因为她已经融进了法国文化，文化认同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的缘故。在最初的创作中有了这种认同的危机，杜拉斯既难以承认自己属于东方文化，也难以毫无心理压力地承认自己属于法国文化。矛盾中的杜拉斯只能在叙述中寻求：寻求一种文化的根。为了掩饰自己，《平静的生活》中的纪热姆叔叔、《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少女苏姗娜和她的哥哥约瑟夫、《伊甸影院》中的母亲等都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她后来在公开或半公开场合中的谈话、倾吐寻到其生活的蛛丝马迹，然而她在这一阶段对自身生活的承认，对自己身世的认同，或者说是对造就了她童年生活的异国文化的承认是小说化了的，不是公开的。在这种半公开或者说是神秘的叙述身世的过程中，今天看来只有《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与苏姗娜可以与《情人》中的母亲和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我相等同，因此，这一种承认自我的选择也是一种使书中人物逐渐清晰化的过程。在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空间与时间难度极大的跨越。一端是现实存在，那里的山、那里的丛林都留有杜拉斯童年的歌声，都深深地刻在她的记忆之中，在她心中隐藏着。当她的笔端触及那片遥远的土地，打开尘封的记忆时，在那个难以明视的内心世界里，歌声被寻到了，笑声被寻到了，睡卧在湄公河边那无数个夜被寻到了。然而，杜拉斯实在难以启齿、羞于承认那自由而野性的东方童年就是自己的童年；而另一端，长期以来对她而言仅仅是一种概念，仅仅是一种存在于日常语言中的思想，那就是她母亲经常给他们说的那句话：“你们是法国人。”这种观念在她回到法国后忽然变得清晰，变得有实际内容起来。此时此刻杜拉斯才处在了认同的两难之地：当这种“你是法国人”的观念变成现实时，杜拉斯反而觉得不现实，因此她所看到的一切与正在经历的生活都与她看到的经历过的有着千差万别。杜拉斯便一下踩在了空中，她脚下的那块东方土地突然间消失了，丢失了某种应该得到的保护，好像她同时被两种母语文化所抛弃，而这种被抛弃的感觉便成了她写作上的一种痛苦。她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居所》中谈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遗弃：“我认为在一位生过小孩与没有生过小孩的女人之间有着本质差别。我把分娩看作犯罪，好象被丢掉，被遗弃了，我认为分娩无异于谋杀”（Duras and Porte，Les Lieux de Maguerite Duras 23）。文化的遗弃恰似分娩，会产生撕裂的痛苦，杜拉斯的痛苦正是被遗弃、没有文化根源或者说是缺乏能够认同的文化根源的痛苦。从文化之根（她所认同的东方文化）的丧失到建立，杜拉斯所经历的是一段漫长的文化无根或者文化悬空历程。寻根是杜拉斯最痛苦的经历，因为她所寻求到的恰恰不是自己所能够认同、而且需要遗弃的文化之根。与自己认同的东方文化之根割裂，与陌生的西方文化建立某种联系，其中的文化悬空是杜拉斯的尴尬和羞于启口之处。因此愈是深入法兰西文化，愈要经历与东方文化的别离之苦。这种欲爱不能、离别撕裂的痛苦在其创作中越来越强烈。正是这种游离于中西文化之间的痛苦感情方使杜拉斯形成了独特的杜氏风格。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明显地表现在杜拉斯的创作中，《如歌的中板》、《广岛之恋》、《劳拉·维· 斯坦茵的沉醉》从失去爱情、被爱情遗弃到寻找爱情的过程是痛苦和艰难的，这种被遗弃的痛苦在《副领事》的女乞丐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女乞丐在怀孕后被赶出了家门，可是她每次出发后，转来转去还是离不开自己的故乡，经历了三番五次的努力，在经历了与父母离别的痛苦，与故乡的土地离别的痛苦之后，她才在远离故乡的加尔各答把她拒绝生出的孩子过继给一位白人夫人，她便在加尔各答扎根生活。副领事所经历的恰恰是那种欲爱不能、欲罢不休的爱情的痛苦，他深爱不渝的正是他不能爱的人，因此被爱抛弃的副领事在空旷的加尔各答高声嘶叫：“我爱你”，没有回应。没有着落的爱伴着孤独而绝望的副领事在贫瘠、荒漠的加尔各答流浪，寻求一方自己的栖身之地。 这种没有着落的爱情，这种因为爱而撕裂，而痛苦的感情渐渐地化为一种沉醉。《劳拉·维·斯坦的沉醉》中的劳拉，在一次舞会后失去了她所爱的人。杜拉斯没有描述劳拉那种副领事般断肠欲绝的撕裂爱情，而是把笔端伸向了劳拉对那次舞会的心醉神迷，对已经失去的爱情的执着追求。寻回那个岁月的劳拉，沉浸在对过去爱情的忘情之中，劳拉渐渐地接近了虚无缥缈，美妙无比的境界，那时的劳拉在执着的追求中逐渐丰满，有血有肉起来，又渐渐地依附在今日那活生生的劳拉身上。劳拉生活的全部就是全身心地生活在昔日的爱情之中，就是全身心地把今日之我融进昔日的我中，进而演化出美妙无比的另一个劳拉，著名作家布朗舒称之为：“既不是纯粹的虚无，也非人物的完全丰满，而是活生生的人似虚幻一般”（qtd. in Bajomée 33)。 所有这些人都是因为被抛弃而迷茫，都是因为失去了脚下的土地，失去了活生生的爱情而恍惚，而痛苦。他们的迷茫，他们的恍惚，他们的痛苦就是杜拉斯的迷茫，就是杜拉斯被遗弃的痛苦，就是杜拉斯寻求难果的艰辛写照。迷迷茫茫的杜拉斯、失去文化根基的杜拉斯在茫然无知中像《副领事》中的那位女乞丐一样寻找着她的家。与她生于斯，长于斯的东方文化的割裂，而又无法融进法兰西文化的痛苦，构成了杜拉斯创作的双重压力。杜拉斯不但要承受与自己认可的东方文化割裂的痛苦，更要承受割裂后所遗留下的巨大空白，空荡的心灵需要一种精神回补。回到法兰西，寻求一种她每时每刻都看得见、听得见，却又难以全心身介入，却又被另一种亲身经历过、刻骨铭心的文化所阻拦的母语文化，杜拉斯的痛苦便不言自明。她的创作过程就是让渐次远去、被自己奉为母语文化的东方点点滴滴地融进法语文字之中。她的语言更加独特，内涵更是别具一格，这种情绪在文字中的表达也十分突出，让人吃惊：“我看见了没有看见的东西，”“我仅仅能听见不能听的东西，”“我不认识她，所以她很亲近”（qtd. in Bajomée 34)。这些看见与看不见，听见与听不见，不认识与亲近的矛盾正是杜拉斯面对自己的母语文化那种似曾相识又不相识，似曾看见却难以融合的矛盾心境的真实写照。在这种矛盾冲突的心绪中，在这种犹犹豫豫难以顺畅的文笔中，流露出了杜拉斯那种被母语文化抛弃的悲愤感情，流露出杜拉斯寻求文化渊源的痛苦经历。那种既身处其中又被置之其外，似有却无，无所适从的处境正是她内心那种欲爱不能、欲罢难休，执着寻根的艰辛而又痛苦的宣泄与表现。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伊甸影院》中的约瑟夫以及后来的《林中的日子》中的儿子一直都是模糊不清、难以认同的家庭成员。经过这种反复的认同，经过这种反复地让童年的形象、异国的生活与法语语言磨合，形象不但越来越清晰，语言也不再是叙述那种异国经历，少女情怀以及担忧可能出现的乱伦关系的障碍。经历了难以认同的痛苦之后，杜拉斯好像到写作《情人》时忽然把自己从一种文化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形象的清晰，没有文化渊源的恐惧的消逝赋予了杜拉斯以新的自由，以新的权利，她左右逢源，操着法语语言在童年的异国生活中进出无阻，因为此时此刻，她不再担忧自己不是法国人，不再担忧自己缺乏文化基础，因此她才敢公然承认东方文化在她心中的份量。童年的深刻回忆，童年的强烈印象，少女的初恋，少女那肉体上的快感，少女对那位恋人、对那位哥哥捉摸不透的爱，被任凭杜拉斯摆布的法语语言穿过，语言中饱蘸着作者今日的激情、今日的特殊视觉、今日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今日已经完全融进自我的法兰西文化。昨日的少女，昨日的恋情，昨日那在《情人》住房的四周传来的脚步声、叫卖声和用汉语高喊的声音，全部融进了今日的叙述语言，全部被语言载入更大、更深的文化海洋。昨日与今日互相交融，承载法兰西文化内涵和模式的语言与具有东方文化模式的经历互相拥抱，产生了非常和谐的统一。此时的我便是彼时的我，既不是此时的我渐渐被抹去，也不是彼时的我逐次显现，而此时的我在彼时的我中成熟，在虚幻的我中逐渐丰满。尽管杜拉斯此时此刻已经把东方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完全融进了法兰西文化，然而那种文化的痕迹仍然在《情人》的某些段落中依稀可见：“她对他说：我宁可让你不要爱我。即便你要爱我，我也希望你和平常与其他女人相处那样去做。他看着她，好像惊呆了，他问道：这就是你所希望的，她回答说是的”（Duras, L’Amant 48）。整部小说中所用的第一人称“我”，在这里突然变成了第三人称“她”，“她”就是对今日之“我”的否定，自由间接引语中的我建立了她，那位少女与我，今日的老太婆之间的等同关系。她正是沉留在过去岁月里异国他乡的少女，是存在于彼文化、抹不去、挥不掉，同时也难融进此文化的独立形象。 杜拉斯融进母语文化的过程，就是摆脱东方文化的过程。摆脱含有撕裂的肉体与心灵痛苦，融合则会产生一种欢快神醉的肉体与心灵享受。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杜拉斯既经受着离别的苦涩和无奈，也享受着寻求的欢愉与沉醉，因此，杜拉斯的笔端既喷射着愤怒与哭泣，也流淌着欢快与笑语，这，也许正是杜拉斯风格。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jomée, Danielle.“Veillez au sens de l’absent.” Magazine littéraire,1990.6, No 278. Duras,Maguerite. Eden cinéma.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89. ---. L’Amant.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84. ---. La couleur des mots: interviews avec Domminique Noquez à propos des 8 films. Paris：Editions de Benot Jacob, 2001. ---. La vie matérielle. Paris: Editions P.O.L., 1987.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萧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 The Lover. Trans. Xiao Qia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中国北方的情人》，施康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 The Lover from Northern China. Trans. Shi Kangqi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 ---. 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50. Duras, Magueriteand Xavier Gauthier. Les parleuse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4. Duras, Magueriteand Michel Porte. Les Lieux de Maguerite Dura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7. 李小娟主编：《文化的反思与重建——跨世纪的文化哲学思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Li Xiaojuan. Reflections 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e: Some Ideas on Trans-Century Cultural Philosophy.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束景哲主编：《法语》(第6册)。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 ［Shu Jingzhe, ed. French. Book 6.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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