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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美国学术界区域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入手，探讨区域研究与冷战及美国政府的关系、区域研究的两种学术范式、区域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政治分歧、西方的文化研究与中国研究的走向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创新和破除西方至上的新西方主义神话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 区域研究 文化研究 中国研究 本土化
全球化时代的学术转型日新月异，对学术转型的关注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是随冷战而首先在美国出现、发展并达到鼎盛的多学科研究，在西方人文与社科学术界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和全球影响。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则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英国左翼的人文思潮，到了90年代在美国逐渐兴盛，中国近年也有越来越多的关注。区域研究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开始式微，而这也正是文化研究崛起的时代。当然文化研究并未强大到取代区域研究的地位，而且两者之间相互不交叉处颇多，故不能简单认为文化研究正在或者已经取代了区域研究。但是把两者的此消彼长过程放在历史演变的框架下来做一番福柯式的学术考古学或谱系学分析，则有助于了解学术与政治、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本文从美国学术界区域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入手，试探讨一些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以及有关中国文化研究和理论创新的课题。学术转型对中国的关注，提出了中国是否从理论消费国向理论生产国的转向问题。本文希望就此机会提出这个问题在人文领域的重要性，希望引起广泛的讨论①。
一、现代性、冷战、区域研究
区域研究作为美国社会人文学科的跨学科领域，是冷战的直接产物。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本是20世纪“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两大阵营较量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个历史时期，有必要放在现代性（modernity）或者说总体上的现代化过程这个大背景下来理解。福柯指出，现代性除了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即通过科技进步来改造和征服自然乃至创造自然（现在则更多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如何治理人的问题也是一个关键。福柯提出了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的观点②。现代社会把社会加以分层，使不同的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分而治之，各个领域取得相对的自律、自主，自我发展。这是现代性的主要过程。政教分离就是西方现代性最重要的社会特征。韦伯把它描写成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即“祛魅”，以自然人的平等契约关系来取代神权和封建皇权的等级关系。福科的生命政治学正是指现代社会里人的区分（separation）。现代性的标志是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是世界市场，背后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奴役和占领。福柯讲的现代性区分就是种族（race），是按照人的肤色来区分高下等级的。支配现代化的是欧洲白人，其他种族如黄种人、黑种人等都被归结为劣等种族。今天社会学中的人口研究（demography, population studies）就是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的重要延伸。肤色是一个自然的划分，再深入一点就牵涉到人的“族裔”（ethnicity）问题。它可能是同一个肤色、同一个种族，譬如说都是白人，白人里有东欧的、西欧的、南欧的，需要区分清楚，因为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创立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依据。除了种族和族裔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性别（gender）。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关注的是人的群体区别，现代社会根据种族、族裔和性别来分别治理。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比生命政治学更加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③。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现代性并不仅仅是一个世俗化、理性化过程，或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倾向，它使西方得以发展出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现代性过程中，对世界的划分跟西方内部动力的世俗化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西方划分世界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这两个概念是现代性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历史组成部分，任何忽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只会让我们陷入意识形态的怪圈。
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最近几年在讨论现代性这一话语的时候好像提得越来越少了，似乎已经过时了，是属于冷战时代或者更早时期的话语。无论如何，生命政治学、地缘政治学、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现代性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回避和忽略的。没有地缘政治，也就不存在现代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法等。所谓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西方列强在地缘政治中的各种利益冲突而出现的。生命政治、地域政治是现代性的核心部分，跟今天的学术有密切的关系。所有的学术和知识构成用福柯的视角来看都反映了政治关系和权力关系。不把握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区域研究和现代性的关系。
区域研究是冷战之后的产物。二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出现了两极世界，而且这个两极世界基本上都扣上了意识形态的帽子，即“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世界”的对抗。这就导致“冷战”的地缘政治老是罩着一个意识形态的面纱。这个局面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色彩逐步淡化。但不应忘记的是意识形态曾经笼罩着我们半个多世纪之久。二战以后，冷战变成国际政治中一个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地缘政治上是两极分化。冷战就是西方20世纪后半期的学术背景。区域研究随冷战应运而生。
二、权力和知识的网络：美国政府与区域研究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自由主义又开始上升。西欧复兴，美国也开始走向一个战后比较宽松的阶段，各个社会人文学科也开始强调自己的自律、自主。学术开始恢复建设。在这样的氛围里，有一些实用性强、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却得不到西方学术界本身的积极反应，因为它们正在强调自己本身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独立、自律。如果要想研究某个区域如苏联东欧，到底如何研究呢？仅仅由俄文系或地理系的人来研究吗？大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必须要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如历史、语言、文学，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从而形成一个跨学科的局面。“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一词现在变成了西方学术界炙手可热的时髦词汇，受到空前重视，而在冷战初期跨学科研究却是很不受欢迎的。
但是美国政府为了作“自由世界”的领袖，认识到必须采取一些很紧急的措施，要了解和研究苏联。区域研究在美国政府的强烈干预和支持下应运而生。早期苏联研究靠美国政府干预、财团的支持，然后是学术界的一些呼应。1948年卡内基（美国著名的钢铁财团）基金会给哈佛大学提供了七十四万美元的基金（相当于现在的七百万美元），建立了俄国研究中心。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福特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支柱）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用来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域研究。在二战时期，美国最重要的情报机构或者战略研究机构是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它就是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主任威廉·道纳文（William Donovan）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的建立者。道纳文和美国参议员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等联名写了很多的法案、提案，要求跟大财团联手，推动区域研究。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
以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Russian Research Center）为典范展开了大规模的区域研究的第一波高潮。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主任菲利普·莫斯利（Phillip Mosley）与美国联邦情报部门和五角大楼关系极其密切，长期担任官方和军方的战略顾问和秘密官员。1953年，莫斯利在哥伦比亚主持了一个大规模“苏联研究学术会议”（Conference on Soviet Studies），集中了当时美国几乎所有的苏联和区域研究的学术精英。会上有一个专题“苏联中亚地区的穆斯林研究”纠集了一批后来成为重量级的学者，奠定了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基础。哥伦比亚大学随后成立了一个中国研究中心，在美国各著名高校纷纷建立了现代中国研究的机构和项目。从此，以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为对象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与主要研究古代典籍的西方汉学（Sinology）开始分庭抗礼，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班底，到20世纪末期蔚为大观，成了美国的亚洲研究学科中的主导④。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60年代这段时期，美国社会科学与区域研究有关的经费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中心，其研究经费中有大约96％到98％均来自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这些中心除了作大量政策战略性和应用性研究以外，对基础学科的建设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犹太裔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被视为现代西方传播学之父。1946年他在《宣传、传播与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大众传播科学”。他是哥大“应用社会研究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的创立者，这个机构便是由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直接资助的区域研究机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实际上最早是从事应用社会研究的，他的研究经费有80%以上都是来自中央情报局。麻省理工学院也于1953年成立了一个“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开始时全部的经费都来自中央情报局。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由美国联邦政府部门直接资助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会接受中央情报局一分钱的直接赞助。现在美国的立法已经不允许中央情报局直接给学术单位提供经费了。它可以给学者个人，某个研究机构的个人可以给中央情报局做某些具体的项目，但作为研究机构层面的资助已经被法律否定了⑤。
尽管如此，区域研究在美国形成了一张很强的权力和知识结织的网络，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国家政权（state）、情报部门（intelligence）和基金会（foundations）来提供区域研究的资金来源。区域研究发展到鼎盛的时候，就开始有不同的分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区域研究和地区分析（area studies and regional analysis）；一个叫区域研究和比较分析（area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就是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国家和未工业化的国家、现代化国家和未现代化国家、极权主义国家与自由国家做相互比较的研究；最后一个叫区域研究和全球研究（area studies and global studies），把研究放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下进行。目前全球化已成为一个囊括一切的框架，区域研究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nationstate based）研究方法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目前强调更多的是无边界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borders），而且现在处于一个信息革命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在文化上强调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强调各个不同族裔的独立性、自主性（independence of ethnicity）。时代的迅猛变迁，似乎使区域研究走向边缘化，开始衰败了。
三、区域研究的两种学术范式：冷战与发展
区域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范式就是冷战，把反共作为主题，采用比较分析和研究方法，以极浓的意识形态色彩来批判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有一个有意思的背景。二战时期有很多的犹太学者从德国逃避纳粹的迫害流亡美国，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多数哲学家纷纷跑到美国加州。其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学者，如传播学创始人拉扎斯菲尔德，到了美国以后就把他们对纳粹极权主义的分析经验、对纳粹的批判视角基本上照搬在对苏联的研究上，他们认为斯大林的苏联体制和纳粹德国的体制有很多相像的地方。这些犹太学者并没有在苏联生活过，缺乏直接的体验，基本是道听途说，停留在对苏联的表面的了解。斯大林的苏联尽管有高度专制和官僚主义的一面，但是苏联立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中所提倡的一种平等的社会主义的理念，是不为这些犹太学者所见的。他们认定苏联跟纳粹、希特勒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这就是反共的范式的一个很强烈的知识背景。
区域研究的另一重要范式是有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所谓的“发展”（development）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是与发达和不发达、工业化和非工业化一样的很大的分野。二战结束后，西方要重建一个世界新秩序，如何来重新划分世界？二战后，除了出现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过去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民族解放战争来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独立。毛泽东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基本概括了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状况。第三世界国家取得独立后，首先面临着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发展的问题特别敏感。拉美应怎样发展，建立一个怎样的模式？美国许多学者花费很多的心思来研究这个问题。最著名的研究发展的政治学家撒缪尔·亨廷顿因此建立起一个“发展”的学派。亨廷顿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亨廷顿最近这些年搞出了个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使他再度名声大噪，但最早出名的是有关发展的理论。
第三世界的发展跟冷战也密切相关。美国除了意识形态和军事上对社会主义的包围，还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战略，这样就是马歇尔在西欧的“复兴计划”和在亚洲的“开发计划”。亚洲开发银行就是那时成立的。美澳新条约是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控制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手段，由此衍生的“亚洲—太平洋圈”（Asian Pacific Rim），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全球化中重要的区域经济圈，其来源即是冷战。此外还有美日安保条约、东南亚国家条约组织等，把整个亚洲都纳入美国和西方的战略计划。这个发展的范式实质上是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范式，跟冷战的范式息息相关。随着美国和西方遏制共产主义的大战略，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国家，叫做“新兴工业化国家”（NIC—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特指中国周边的所谓“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一个东亚现代化“奇迹”。但这个“奇迹”从根本上讲是冷战遏制共产主义大战略的产物，没有美国和西方对这些国家地区的大量政策扶植和优惠，奇迹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研究是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冷战和发展的两种范式均适用于中国研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美国资深的中国研究学者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中文名字叫何汉理）在1999年举办的“美国的中国研究五十年”的学术会议上，总结了美国的中国研究，提出中国研究的五种主要角色⑥。第一个角色就是商务顾问和咨询（business consultant）。他说这话的时候，中美之间的贸易已经越来越频繁。他预测到中国的经济将要有更迅猛的发展，中国研究肯定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第二个是情报分析（intelligence analyst），这一向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强化。第三个就是传媒资源（media source）。美国的学术界跟传媒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尤其是研究国际问题的。美国传媒大部分都是通过与专家、学者的交流来了解世界的。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于美国传媒中的中国形象如何塑造、如何表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第四个角色就是政策倡议（policy advocate）。他们要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常说的智囊团（think tank）。最后一个比较有意思，叫做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就是要让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针对中国来鼓吹美国的理念和价值观。这跟左翼色彩的赛义德（Edward Said）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那样的公众知识分子完全是南辕北辙的。西方左翼公共知识分子是要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端。而针对中国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则要向一个“不自由的、缺乏人权的、极权主义的”中国宣传自由、人权、民主的理念。所以美国很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研究中国的，都有着此类的很强的使命感，就是怎么样使中国“变色”，使中国和平演变。这是研究中国的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汉学家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中的确有一部分是搞情报、参与政治的，但更多的则是出于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信念，觉得中国应该完全接纳美国的多党制、民主制。
西方人文学科研究现代中国的特别是文学和历史领域，冷战的范式是特别突出的。如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夏氏得到美国军方资助为朝鲜战争的美军军官编写的中国小册子的命题之作。虽然夏氏在书中大量使用了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和新批评的唯美主义方法来“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其鲜明的冷战反共立场却非常突出，夏在其台湾版中译前言里特别提到他写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强调他始终一贯的反共立场⑦。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大量引进译介西方汉学成果，在普遍的学术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中，往往忽略了西方现代中国研究的冷战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
四、西方的文化研究与中国研究
西方的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文化研究有着强烈的左翼批判的色彩，是20世纪60、70年代席卷全球和西方的一个激进的左翼社会运动的产物。这个左翼运动跟19世纪和20世纪初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工人运动，也不是一个政党运动（party politics），而是一个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是比较松散的，由各个社会阶层的参与，其中知识分子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受某个左翼政党的约束，政治观点芜杂，但均要求对资本主义做激进的社会改造。左翼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社会与政治关怀。
上世纪60、70年代的左翼社会运动跟西方的中国研究有一些有趣的关联。当时有一批法国和德国的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十分向往中国，把中国革命视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对抗和有别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不同选择。这批向往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中产生了一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家。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如萨特、德里达、福柯等都曾经非常向往中国革命。福柯和德里达的老师阿尔图塞对中国革命则充满了崇拜。这批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向往，后来化为了哲学和理论的思考。他们对于“文革”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颇有微词，但仍然充满了好奇和关注。
与此同时，在美国也有一批激进的向往中国革命的青年。但美国青年相对浅薄些，经验主义的传统使他们很少做深刻的哲思。他们向往中国，就想到中国来，干脆就学起汉语来了。因为中国和美国当时是敌对国家，无法到中国来，他们于是就找到在美国的华人教汉语。在美国的中国人当时主要来自台湾，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共产党多数有着深仇大恨，一边教汉语，一边教美国青年反共的理念。60、70年代这些很激进的美国青年最后都到了台湾，后来变成了汉学家，把区域研究的大旗祭起来了。这批人对中国了解比较多，知道了中国“文革”的一些真相，但又不是知道全貌，也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的都是“文革”中最可怕、最恐怖的事情。他们从崇拜到怀疑、到憎恨中国革命，经过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间许多人今天成为研究中国的中坚力量。前面提到的哈里·哈丁等，现在都是哈佛、耶鲁这些一流大学里面研究中国的顶尖人物。可以想象，三四十年前他们正年轻，血气方刚，真诚地热爱毛泽东、热爱胡志明，向往中国革命，充满乌托邦的情愫和幻想。但到后来他们却跟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这批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大多跟左翼无缘，多半是认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研究也基本持否定态度。
跟从事区域研究（包括中国研究）的学者不同，西方文化研究的学者继承发扬了20世纪60年代的左翼批判精神，对西方现代的知识的建构以及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往往从哲学、美学和语言学这些人文学科入手，关注社会科学和学术的构成以及学术背后的政治，这便是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思精神。这些强烈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给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带来了学科范式的转变（paradigm shifts），在人文学科领域是革命性的变化。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语言学中的语用学（pragmatics）理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等，在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洲大陆派系的传统学术研究强调的是理性的研究和理性演绎的学术方法，如从韦伯的理想型（ideal type）再推理下去研究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分层。而英美浓厚的经验主义传统则以实证和归纳方法为主。理性主义讲的是理性，理性可以通过一个透明的语言来表达；经验主义讲的是经验，经验也可以通过一个透明的语言来表达。尤其是经验主义对语言的理解是更加直截了当的，因为经验主义需要大量地靠统计数据来说话，它跟语言的关系似乎是非常直截了当的，用不着考虑什么语言跟真实、跟思想的复杂关系，更不去关心叙事的范式等问题。比如说叙事在历史描述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不在经验主义的思考范围之内。由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不懈努力，人类学后来开始关注叙事的问题，历史学也开始考虑叙事的问题，开始关注语言、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问题。
有着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丰富的哲学和理论背景的文化研究，对西方的学术研究提出极大的挑战和怀疑，企图釜底抽薪地解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和基本理论预设。随之，在研究课题上也出现了一个文化的转向。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现在都特别重视文化问题。如当代西方最知名的社会学家安托尼·吉登斯尤其强调社会学研究的文化层面。美国社会学家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理论、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等新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观，均从文化、历史以及叙事的角度关注世界的发展和社会变迁，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新的典范。他们的成就为文化研究在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契机。像极为晦涩的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这样的名词，现在已经被推延到各个学科里面，要对不同的领域进行消解和疆域重组。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思维已经蔓延渗入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
五、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理论创新：
从理论消费国到理论生产国？
西方的中国研究在“后学”大气候和氛围下面，必然出现了新的突破和路径，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中国电影研究最全面彻底地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接轨”，许多重量级的美国学者如杰姆逊则把中国（包括台湾）电影作为理论研究的主题。但是总体上美国的中国研究依然跟文化研究处于互不交叉的状况，在量化和经验主义实证研究占主导的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国的学者从理论基础和知识基本预设到研究方法，依然拒绝与文化研究对话。然而，中国作为研究的主题，其自身的迅猛发展却向固守阵地的中国研究学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研究领域一向是所谓的理论消费者（theory consuming），几乎从未产生过对社会科学有普遍学科范式意义的理论建构。一般说来，中国研究学者均把现成的理论拿来套用，如反共的、反极权主义的范式。20世纪末西方研究中国政治时，大量套用冷战二元对立的范式，把中国的领导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把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知识分子人为对立起来。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了异常复杂的情形。西方中国研究者的固定的认识和思维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的社会改革出现了很多经济学的问题，很多是无法用现成的西方经济学模式来解释的。在政治学、社会学方面，在人文学科方面，出现了无数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西方理论不是削足适履，就是束手无策。由此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非中国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术研究的学者对中国的重视⑧。一个新的热门话题是：中国现在是不是正在变成一个理论生产的（theory producing）国家呢？现在的问题是：分析中国不能再照搬现成的理论模式，而是要通过对中国的分析和研究，询问能否有理论和学术范式上的创新。目前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西方主流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转型模式”。
但是在人文领域，这种探索依然很少。近年来许多西方重要的人文学者包括杰姆逊、德里达、哈贝马斯、罗蒂等频频访问中国，许多大型国际会议也跟西方重要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合作。如清华大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多次与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华盛顿大学等合作，先后在北京和美国举行了多次国际会议，力图展开西方人文学者与中国学术界绕开西方汉学的直接对话。但是惟一例外的是杰姆逊，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常常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话题来讨论。其他西方学者来华的基本目的就是向中国推介他们的观点，未见有对中国问题的评论，更遑论深入的思考。他们主要的障碍是对中国缺少了解，以及西方学术机构的专业化分隔，让他们这些研究西方的学者难以越雷池进入中国领域。但经济和社会学领域的例子，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蒙代尔、斯蒂格利兹对中国的热情关注，则说明西方人文学者对中国兴趣缺乏的问题所在。人文学科相对于社会科学，思想与认知的基础更为强烈地反映出特定的文化背景，使研究者很难脱离自己的局限。此外在非西方国家的人文研究中，人文研究对象以及其对象国自身学术界的因素也很关键。就中国而论，多年来跟西方在人文领域里的交流绝大部分是单向的，即中国大量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加上本文前述冷战模式对西方中国学的制约，西方主流人文学者与中国的直接对话与交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想从理论消费进入理论生产的途径，中国学术界需要把握主动，进行理论创新。首先要对学术引进做新的反思。中国近三十年来对西方学术的引进和介绍是规模空前的。对西方的文化研究也同样如此。文化研究首先被当成西方前沿的、“先进”的学术潮流或时尚大量引进和译介推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读本、译本和中国学者自己所做的文化研究论述。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以及“后学”理论对学术、知识与权力的批判与反思，也给中国学术界反思中国现代学术本身的演变和发展趋势，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反思性的批判思维正在中国学术和知识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反思性批判思维的一条主线，是深刻思考当代中国的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权力与知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针对中国的学术政治化、权力化的传统，中国许多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者往往把西方社会科学的独立性、自主自律性提到一个非历史的高度，用意是以一个“西方主义”的现代性学术神话来打造中国的现代性学术。但是西方的社会与人文学术从来就不是独立于政治之上的自主自律的神圣殿堂，尤其是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更是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斗。在建构中国现代性学术的时候，引进借鉴西方是必由之路，但反思性批判思维（也同样来自西方）不可缺位。西方至上的新西方主义神话必须破除。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和区域研究这些来自西方的跨学科研究的范式，也对中国的学术本土化和中国化有所启迪。本土化是要研究本国、本地区的话题，首先是个议程设置的问题。无论是区域研究还是文化研究，所提的研究议程和方案往往带有强烈的西方色彩，出自于西方的“本土问题”，到中国来就有一个理论创新、议程重构的需要。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崛起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学术研究，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区域研究，有没有一个自己的研究日程、纲领和研究方案？这些方案都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纯学术的跟区域研究和文化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当我们在讲知识的新构成（无论是跨学科还是新科学）时，它的现实感在哪里？这种新的知识框架的出现反映出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或者权力结构？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中国学生基本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框架、知识构成，这里面反映出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或者形成了什么样的权力结构？这些无疑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①本文是作者在清华大学2006年5月25日演讲的修改稿。清华大学外语系生安锋博士帮助整理了演讲稿，特致谢忱。
②Cf.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the Will to Knowledge, Vol. I,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③Cf. O’ Gearoid Tuathail et al., The Geopolitic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④Bruce Cumings, “Boundary D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fter the Cold War”,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Honolulu, April 1114, 1996.
⑤Cf. Timothy Glander, 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during the American Cold War, Lawrence Erlbaum Publishers, 2000.
⑥Cf. Harry Harding, “The Changing Roles of the Academic ChinaWatcher”, Conference on Trends in China Watching,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ct. 89, 1999, http://www.gwu.edu/~sigur/harding99.htm.
⑦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台北友联出版公司1979版。
⑧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著名现代中国研究学者沃尔德（Andrew Walder）提出了对社会科学领域涉及中国研究的理论问题（Cf. Andrew Wal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19772002”， UCIAS Edited Volume 3: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UCIAS, 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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