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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回归还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及文体观念为出发点,对“小说”、“文体”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了古代小说文体理论研究、小说文体流变的本体梳理与描述、小说文体流变综合融通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力图从文体的角度重新审视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演变。
关键词:古代小说 文体 本体研究 综合融通研究
一、引言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史学科创立之初,小说发展中的文体现象就已经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如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就多处论述到了小说发展中的文体演进现象,并提出一些文体类型概念。二十年代末,一些学者开始以体裁为标准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类型划分,提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等文体类型概念。①之后,这些文体类型概念逐渐被学界广泛认同和接受,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约定俗成的概念术语。然而,小说史文体类型划分并未将文体研究引向深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古代小说研究主要沿着作家作品考订,作品思想艺术分析,题材类型,创作流派研究等方向展开,而将文体问题基本等同于体裁问题,文体研究主要停留在篇章体制特征的介绍层面。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文体研究是相当晚近的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学界反思以往研究格局并试图有所突破的学术背景下,古代小说文体研究才重新成为大家比较关注的重要课题,涌现出一批专门研究古代小说文体的论文和专著。②这些论文、专著“将小说史的研究从题材引向文体”,开阔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视野,开创之功,自不可没。但总的说来,对各文体类型的一般性特征介绍较多,流变情况论述较少,更缺乏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整体发展的综合融通研究。而且,这些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西方近现代小说理论和叙事学的视野下展开的,其理论概念体系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小说文体和文体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间隔和错位。因此,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或许需要确立以下思路:以回归还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和文体观念之本体存在为出发点,对古代小说文体的整体形态及各文体类型的起源、发展演变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勾勒出古代小说文体之体制规范和艺术构造方式、形态的渊源流变,同时,从小说文体理论、创作与传播、雅俗文化与文学、社会历史文化等多角度对小说文体流变进行全面的综合融通研究,揭示文体发生、发展流变的原因和规律。
二、“小说”与“文体”
对于“小说”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是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之一。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基本可归为三种思路:以今义为准,以今律古;以古义为准,以古律古;古今义折中。多数学者采用“古今义折中”的界定办法。我们认为,对于古代小说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应基本尊重古代小说固有的文体规范、传统和文体观念,大体遵循古人对该文体的认识和理解。实际上,今天人们所持之现代小说观念是近现代以来由西方传入的,古今之辨本质上是中西之别。如果以“人物”“情节”“环境”“虚构”等现代小说理当具备的文体要素来判别、清理古代小说史,将不可避免地遮蔽古代小说文体中不符合现代小说文体观念的规范、特征、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及文体观念与现代小说文体及文体观念分别属于跨文化的两种不同文学现象。从比较文化和文学的理论来看,既不能以一种文化文学观念来认知另一种文化文学事实或现象,更不能以一种文化文学价值标准对另一种文化文学事实或现象进行价值判断。因此,我们应该在借鉴西方近现代小说文体观念和理论的同时,努力回归中国小说文体之本体存在。当然,对于长期接受西方近现代小说文体观念和理论浸染熏陶的研究者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超越自我”的严峻挑战,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现代小说文体观的制约而获得古人之原生态视角。
大体而言,古代“小说”有以下几种最为基本的内涵及相关的指称对象:
1.“由先秦两汉所奠定的有关‘小说’的认识,……‘小说’是一种范围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是相对于正经的著作而言,如经、史著作等,大凡不能归入这些正经著作的历史传说、方术秘籍、礼教民俗,又以‘短书’面目出现的皆称之为‘小说’。”③ “小说”的这一内涵和指称对象奠定于先秦两汉,后来,逐渐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言小说观的一部分,主要指与“杂家”相近而又相区分的非叙事类作品④。一般说来,在传统目录学中,子部中那些无关经史,不名一格,几于无类可归,而又难以归入杂家的著述都会归入“小说”类。作为非叙事类作品,“小说”的此类内涵和指称与现代小说观念差距最大,因此,研究者一般都会把此类作品排除在古代小说研究之外。然而,“小说”中的此类著述虽内容繁多、种类驳杂,但还是可清理出几种主要的著述传统或文体类型的。而且,此类作品常常与小说中的叙事类作品并列简编,混杂在同一部著作中,表现出文人相近的审美趣味。所以,对于此类作品,小说文体研究不应一概排斥,而应将其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独特的文类加以研究,清理出其渊源流变,并作为“小说”中文言叙事类作品的重要参照系。
2.“小说”指“有别于正史的野史、传说”,⑤主要指与“杂史”、“杂传记”相近而又有所区别的叙事类作品。在古人眼中,此类“小说”作品与“杂史”“杂传”相类,都属于记载传闻、真虚莫测的史乘之分流,然而,作为不同的文类,此类作品虽与“杂史”、“杂传”同属“野史”,但却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文类规定性。概而言之,这种文类间的区别主要体现为题材选择和叙事方式。一般说来,下列三类题材性质的作品常归为“小说”:一是述怪语异之“志怪”。古人通常将讲述怪异非常之事的作品作为“小说”的一种类型,而且,还常将述怪语异作为判定“小说”的一种标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睽车志》:“是书皆纪鬼怪神异之事,为当时耳目所闻者。……其他亦多涉荒诞。然小说家言,自古如是,不能尽绳以史传。”二是载录各类历史人物琐闻佚事之“杂录”“杂事”“琐语”。此类作品也基本被看作“小说”的一种类型,相对于“志怪”而言,此类作品最易与“杂史”“杂传”混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一《小说家类杂事之属》:“案: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大体而言,两者的主要区别为:“小说”所记琐闻佚事多无关“朝政军国”,无关“善善恶恶”之史家旨趣,而为日常之琐碎小事,如《郡斋读书志》卷八《传记类》:“《艺文志》以书之纪国政得失、人事美恶,其大者类为杂史,其馀则属之小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一《小说家类杂事之属》:“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在《四库全书总目》对《世说新语》的评价中,这种区分表现得特别鲜明:“所记分三十八门,上起后汉,下迄东晋,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义庆所述,刘知几《史通》深以为讥。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以史法,拟不于伦,未为通论。”⑥三是记述人间奇情、奇人、奇事之“传奇”。“杂史”“杂传”记载之人物事件多可“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而此类作品之人物事件多完全“无关军政”,并不具备史家之功用,仅“相娱玩”“资谐笑”而已。同时,此类作品常常叙事曲折细致,文辞华艳,也与史家之叙述方式有别,显然,上述作品与现代小说观念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如现代小说强调“虚构性”,此类作品则主要为“传闻性”,也就是“然稗官所述,半出传闻,真伪互陈,其风自古,未可全以为据,亦未可全以为诬。”⑦;现代小说强调“故事情节”,此类作品许多为片段化之“丛残小语”。因此,此类作品的界定一定要充分尊重古人之观念,避免“误读”或“错位”。
3.“小说”指“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⑧主要指少部分文言小说和明清大部分白话通俗小说。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庄岳委谈》:“《新》《余》二话,本皆幻设,然亦有一二实者。”明钱希言《戏瑕》卷三“遗忘二事相类”条:“非传闻之误,必架空之说矣。唐人小说,往往而然,无足怪者。”显然,所谓“幻设”“架空”皆指部分文言小说的“完全虚构性”,这与现代小说观念已非常接近。而明清大部分白话通俗小说被理解为“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如清佚名《跋金瓶梅后》:“至如西门大官人,特不过‘子虚’、‘乌有’、‘亡是公’之类耳!。”清金人瑞《读第五才子书法》:“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因明清通俗小说与现代小说观念最为接近,所以,与文言小说相比,研究者通常对此类作品的界定也最为直接。
此外,“小说”还曾作为与文体概念有别的伎艺概念,指“一种由民间发展起来的‘说话’艺术”⑨。虽然作为伎艺概念的“小说”与作为文体的“小说”性质不同,但是它却是白话通俗小说的渊源之一,而且,由其转化而来的书面文学读物“小说家话本”则属话本小说的早期文本。因此,作为一种伎艺的“小说”,也应当成为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此相关,作为通俗小说之源的“说话”及其话本都应纳入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范围。如果以回归还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本体存在为研究的出发点,那么理应以古人对“小说”的认识和理解来界定古代小说的研究范围,因此,古代“小说”上述四种基本内涵及其相关指称自然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对象。
作为文体研究,何谓“文体”自然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核心问题。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文体”一词简称“体”,主要有二种含义。一种相当于“体裁”,也称为“体制”“体格”“大要”等,即作为一种文类的体式规范,它是在区分文章类别特征,对文章进行分类的过程中形成的概念;由此概念而形成的“文体论”、“体制论”包含着十分广泛而丰富的内容。概而言之,“文体论”、“体制论”讨论的核心内容主要指作者使用某一体裁时自觉或不自觉遵守的一整套具有共性的惯例、规则、范式,即“文体规范”,主要指功用宗旨、创作原则、篇章体制、题材选择、艺术旨趣、表现方式、风格特征等一系列文类规定性[10]。二指个体、流派或时代的创作风格,如元白体、西昆体、建安体等。在西方文论中,“文体”却有着与中国传统文论迥然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主要指作者在文本中表情达意的种种语言手段或运用语言的风格特征,而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体”相对应的是“文类”、“风格”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论中,“文体”一词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指作品篇章体制、艺术结构、表现手法、语言运用等诸形式要素的综合体,主要回答文本如何构成、内容怎样得以表现的问题。[11]当然,也有学者做出了自己的界定,如有的学者称“文体”由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由外而内依次递进的层次构成。[12]当然,古代小说研究界对“文体”理解和界定以及“文体研究”的思路不尽相同,有的学者将其简单理解为“体裁”,而“文体研究”即以“分体”的形式撰写小说史;有的学者将其理解为文本的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所谓的“文体研究”就是重点探讨小说文本的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在本文中,“文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制规范”,基本相当于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中的“文体”“体制”概念;二是“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基本相当于中国现当代文论中“文体”概念。如此界定并非为了理想化地追求“古今合璧”,而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普遍存在以西方近现代小说之文体观念衡量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误读现象”,而且各文体类型研究也有以彼衡此的“错位现象”。也就是说,古代小说原有文体规范的辨析一直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13]。其实,中国古代小说各文体类型分别具有不同的文体渊源,在起源发生过程中确立了相对独立的文体规范。例如,笔记体的创作原则主要为“据见闻而实录”。实录传闻的创作原则使其叙事者始终坚持反对有意想象虚构而追求简洁凝炼的叙述方式,即“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令燕昵之词,華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14]而传奇体则主要为“据见闻而驰骋想象”或“幻设寓言”的创作原则,笔法细腻,讲究铺展敷演,叙事曲折细致,文辞华艳。这种文体规范的区分不仅存在于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等主要文体类型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各文体类型内部诸多子类型之间,如笔记体内部之“博物体”、“志怪体”“世说体”“轶事体”等诸文体就在功用宗旨、题材选择、篇章体制、表现手法等多方面有着各自的规定性。“文各有体,得体为佳”,因此,古代小说文体研究非常需要以回归还原的思路充分揭示各文体类型固有的一套文体规范。[15]在每一类体制规范之后,都蕴涵着相应的价值体系,而且,价值体系为“本”,体制规范为“用”。所以,在揭示各文体的体制规范之时,还应发掘出其背后的价值体系。
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且目前使用的一整套理论概念体系存在着一定的西方小说文体和叙事学色彩,很难真正揭示古代小说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之固有特征。而古代小说各文体之体制规范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具有共性的惯例规范,很难全面深入地探究其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特别是富有独创性的成分。因此,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不应仅仅限定于体制规范,还应吸纳现当代文论中的“文体”概念,将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纳入其中。具体而言,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主要包含:1.叙事结构,主要指叙事单元的连接关系和组合方式、形态等,包括篇章结构、情节结构、人物结构、意蕴结构等;2.叙事方式,主要指讲述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叙事方法,包括叙事视角、叙事手法、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叙事风格等。当然,在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将内容形式化了的表现方式的体系”[16]。因此,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背后的文化精神和主体意识自然也应当成为文体研究的对象。
三、小说文体理论与小说文体之流变
顾名思义,古代小说文体理论指古人对古代“小说”文体的价值功用、特征特性、艺术规则、渊源流变的理论认识,它既是古人对古代小说文体实践的概括和理论总结,也可看作古代小说文体发展演变最直接的理论观念背景。在古代小说文体演变与小说文体理论的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文体的发展引起人们观念与理论的变革,而观念与理论的变革会反过来促进文体的演进。因此,我们试图将古代小说文体观念理论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专门探讨,以文体为中心全面梳理出“小说”文类和诸文体类型在形成和发展流变中的相关观念术语和理论范畴,还原古人对小说文体的认识,为文体流变研究提供更贴近历史原生态的参照系,进而揭示小说文体理论对小说文体发生、演进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一般的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易受现当代小说文体理论的影响,其研究范畴、命题常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西方小说理论的注脚或翻版。我们试图以还原古人对小说文体的认识为出发点,力求以直接选取、考释古代小说文体常用相关概念术语和理论范畴的方式避免现当代小说理论的遮蔽。通常,这些概念术语和理论范畴的选取主要考虑两个方面:1.直接或间接反映中国古典小说文体之本体特性;2.对小说文体流变产生实际影响,能够切入文体发展进程。对于选取的概念术语和理论范畴,我们将全面系统地清理其相关文献,考释出其有关内涵、指称及其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并阐明其对小说文体发生、流变的意义。具体而言,这些小说文体概念术语、理论范畴主要包括“小说”文类、“小说”诸文体类型、“小说”诸文法等三个层面。
作为宽泛的文类概念,“小说”实际上由一系列相关概念术语建构而成。其中,不仅包括直接谈论“小说”之名的相关术语,而且还应包括并未直接涉及“小说”之名,但却论述“小说”文类之实的术语,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谈论“杂史”“杂传”的术语“传闻”“虚妄”等。这些概念术语构成一个体系,反映了“小说”多方面的文类特征。有的直接昭示其基本价值功用和特征,如“小说”、“小说家”、“演义”、“偏记小说”、“短书”、“小道”、“虚妄”、“野史”等,有的则反映了其题材特征,如“志怪”、“传奇”、“博物”等,有的则反映了其创作手法,如“寓言”、“传闻”、“传疑”等,有的则反映了古人对其渊源的认识,如“稗官”、“虞初”、“齐谐”等,有的则直接反映了其发展,如“奇书”、“才子书”等。通过对“小说”文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系列概念术语全面系统地清理考释,可以从多方面还原其文类规定性,揭示古人对其价值功用、题材性质、体裁手法、渊源流变等认识。
古代小说大体可划分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种文体类型,各文体类型之间既有一定的传承性,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各自的渊源和发展演变过程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小说文体特征。对于四种小说文体类型,古人也分别持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文体观念与理论。每一种文体类型都包含着一系列相关的概念术语,昭示着古人对其文体价值、特征、源流的认识,如笔记体的“笔记”、“世说”、“小录”、“异闻”、“逸事”、“琐言”、“地理书”、“杂史”、“杂俎”、“杂录”、“杂记”、“杂家”、“故事”、“丛谈”、“辨订”、“箴规”,传奇体的“别传”、“外传”、“杂传”、“杂传记”、“行卷”、“幻设”,话本体的“俳优小说”、“市人小说”、“变文”、“俗讲”、“话本”、“诗话”、“词话”、“说话”、“说话人”、“舌辩”、“银字儿”、“烟粉”、“灵怪”、“神仙”、“妖术”、“传奇”、“公案”、“朴刀”、“杆棒”、“说参请”、“说诨经”、“说诨话”、“合生”,章回体的“讲史”、“演史”、“章回”、“按鉴”等。上述文体概念术语中,一部分与小说文体直接相关,如笔记体之“笔记”、“世说”、“异闻”、“逸事”、“琐言”等,但也有一些却属间接相关的邻近概念,如“小录”、“地理书”、“杂史”、“杂家”、“故事”等。通常,这些邻近概念与小说文体概念既相联系、交叉又相区别,只有全面系统地将两者之间的区分辨析清楚,才能在相互比较中对小说文体有一准确的把握。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特别是小说评点中,有着大量揭示小说“为文之法”的文字。“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这些小说创作法则和技巧大都是评点家以古文、时文、史传的眼光观照小说文体的产物,自然有着许多牵强附会之处,但却也有不少概念直接反映了古人对小说的叙事方式、结构安排、表现手法等文体要素的独特认识,如“避犯法”“正犯法”“略犯法”“背面铺粉法”“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欲合欲纵法”“横云断山法”等。这些“文法”大都从古代的散文(古文、时文)理论、戏曲理论、史学理论中借鉴、引申、转化而来,实际上也是古人沟通小说与其他文学文体,借助其他文体或文体理论建构小说文体或文体理论的重要载体。因此,我们在清理还原其理论内涵之际,还应进一步发掘其理论背景,阐明其对小说文体流变的理论价值。
四、小说文体流变的本体梳理与描述
无疑,梳理、描述古代小说文体本身的渊源流变是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的首要任务。横向而言,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的本体梳理包括体制规范研究、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研究,即功用宗旨、创作原则、题材选择、篇章体制、表现旨趣、叙事结构、叙事方式、表现手法、风格特征;纵向而言,主要包括宏观整体研究和分体研究:一方面,力图勾勒出古代小说文体宏观整体的发展演变轨迹,即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种主流文体类型及其他边缘文体类型的历时发生、共时并存、发展演进、相互影响的过程,揭示出其中的种种文体现象。另一方面,分别梳理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种文体类型及其内部诸多子类型的文体渊源、发生、发展、演化等。
概而言之,古代小说文体的整体演进过程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先秦至魏晋南北朝,古代小说最早的文体类型——笔记体的发生、形成、独立;唐宋——笔记体进一步发展,传奇体发生、形成和定型、演化,话本体和章回体萌芽;元明清——笔记体、传奇体继续演化发展,话本体、章回体形成、定型、发展、演化。当然,小说文体的整体演进过程并不等于各文体类型发展演变的简单叠加,对古代小说文体整体演进的梳理还应当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1.共时并存的文体类型发生演进过程中的共有文体现象,如宋代笔记体、传奇体演进过程中的俗化倾向,明末话本体、章回体发展中的文人化趋向。2.各文体类型之间的相互对峙、影响、转化、承继,如中篇章回小说文体在形成过程中对中篇传奇小说和话本小说的继承,清中期章回体第二次文人化过程中对笔记体、传奇体众多文体要素的吸收融合。同时,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各自有着不同的文体渊源,如笔记体主要由杂史杂传分化而来,传奇体主要由杂传记演进而成,话本体源于小说家话本,章回体源自讲史话本,而且,它们发生时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不同文体类型在起源形成过程中实际确立了各自相对独立的文体观念和文体规范。因各文体类型之文体规范和所持之文体观念不同,也就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演变过程。因此,对各文体类型渊源流变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其文体的相对独立性,避免以彼文体规范、标准来衡量评价此文体类型,或以彼文体之演化趋向来观照此文体之发展。
作为“文体流变研究”,我们还将重点考察小说文体之起源发生和发展演变。古代小说各文体类型的渊源有别,且起源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发生的具体方式也不同。因此,小说文体的起源发生研究应遵循发生学的思路,例如,该文体类型最早的一批作品诞生于何时,当时,此类作品的作者情况怎样,创作题旨是什么;当时人们是怎样认识此类著作的文类或文体性质的,它与其他相关文类的关系如何;此类作品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有着怎样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人对此类作品的文类或文体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实,无论笔记体、传奇体,还是话本体、章回体,它们的起源发生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只有沿着发生学的思路,才能很好地揭示这些复杂的历史文化过程。例如,话本体的起源通常被学界简单看作口头文学伎艺向书面文学读物转化的结果。然而,从发生学的思路来看,许多实质性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当时流行的这些“话本”的性质、功用怎样,与“说话”伎艺有着怎样的具体关系,当时的流行刊刻情况如何,人们是怎样认识此类作品的等等。古代小说文体之体制规范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既基本保持了稳定性、统一性,也存在一定的变动性、创新性。因此,对于古代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考察应着重于揭示一些小说家对原有体制规范的突破、改造、变化、创新。例如,吴敬梓《儒林外史》引入了史传、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的诸多文体要素,对章回体之体制规范进行了一番改造,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原有文体规范。相对于“体制规范”而言,古代小说文体之“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的发展演变往往更为鲜明突出,如传奇体从唐至宋,体制规范大体保持未变,而叙事方式却由“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而趋于“论次多实而采艳殊乏”。对于此类文体现象,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无疑也应重点加以分析论述。此外,还应考虑到中国小说文体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些特殊情况,如文本修订对小说文体精致化、文人化的推动等,明代“四大奇书”文体的经典化过程就与文本的多次修订密不可分。
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的梳理,还须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古代小说文体之规范体制研究要全面梳理各文体类型在形成过程和发展流变中的相关理论观念及命题、技法,还原古人对小说文体之体制规范的认识及其演化,同时还要更多地依靠综合分析作品,通过归纳概括揭示古代小说文体的体制特征,两者要相互比照参读。例如,明陈忱《水浒后传论略》:“有一人一传者,有一人附见数传者,有数人并见一传者,映带有情,转折不测,深得太史公笔法。”清金人瑞《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回评:“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虽一部前后必有数篇,一篇之中,凡有数事,然但有一人,必为一人立传,若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称:“《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显然,这些论述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章回小说体制规范的一种普遍认识:众人物之多种形式的合传。而这是符合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实际的。
2.古代小说文体之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研究要建立一套切合古代小说文体固有本体特征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目前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中普遍使用的一整套理论概念体系存在着一定的西方小说文体和叙事学色彩,对古代小说文体的本体分析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西方小说文体观念和叙事学理论的视角下展开的,例如,石昌渝先生《中国小说源流论》第一章《小说与小说文体诸要素》提出的文体分析理论框架就有许多概念直接源于西方小说文体观念和叙事学理论,如“短篇、中篇和长篇”“单体式、联缀式、线性式、网状式”“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主观叙事、客观叙事;全知视角、限知视角”等。显然,此类理论概念术语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古代小说文体固有本体特征的遮蔽,例如,西方古典长篇小说结构观念注重人物之贯穿始终和情节之因果联系,而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之结构观念则更注重各人物事件之间的“意连”,即人物事件内在意蕴的联系贯通。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卷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也。……作者之意自宦官妖术而外,尤重在严诛乱臣贼子以自附于《春秋》之义。”首卷之“十常侍”和末卷之“刘禅之宠中贵”并无情节上的关联,而只是共同昭示了宦官弄权必然亡国的道理,显然,此处之“照应”“关锁”指事件之间内在意蕴的联系呼应;《金瓶梅》中,有许多事件的穿插常常显得比较突兀,如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称:“有特特起一事、生一人,而来既无端,去亦无谓。”此类人物事件虽游离于作品主要人物和情节之外,但却在内在意蕴上与主体人物和情节血脉相通,如五十回回评:“上文特起一苗员外之因,何也?盖以前西门诸恶皆是贪色,而财字上的恶尚未十分。惟有苗青一事,则贪财之恶,与毒武大、死子虚等矣。”五十四回插入苗青之事主要是为了写足西门庆“贪财之恶”,穿插之事与作品主体的联系主要是“意连”。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实际上是指作者围绕着文人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结构全篇、谋篇布局。显然,在西方小说文体观念和叙事学视角下,此类小说文体结构方式是无法显现的。因此,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艺术构造方式和形态”研究应该以中国古代小说学为理论背景,参考西方叙事学,结合古代小说创作实际,建立一套符合古代小说文体之本体特征的理论概念体系。
五、小说文体流变与雅俗文化、创作传播之关系
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考察多集中于本体探讨,而缺乏全面系统的综合融通研究。所谓综合融通研究,即将小说文体置于相对宽泛的文化史背景中加以审视,首先对小说文体相关的种种外部事物和现象,如小说创作与传播、雅俗文化与文学、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做一全面的考察,进而探讨小说文体与之周围相关事物和现象的种种联系及其关系,从而揭示文体发生、发展流变的原因和规律。如果说,小说文体本体研究属于文学之内部研究,那么,小说文体综合融通研究则属于文学之外部研究和沟通内部、外部的综合研究。具体而言,综合融通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1.文体流变与小说的创作传播:
虽然古代小说文体流变之本体研究需要把小说文体独立出来,单独加以考察,但综合融通研究仍把小说文体与小说创作、接受传播等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观照,将小说文体之发生、流变与作者队伍、编创方式、读者接受和商业传播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古代小说各文体类型之作者队伍的构成及其变化与小说文体的形成和演进关系极其密切。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小说作者与创作文体之间横亘着许多中介因素,如文体观念、创作动机、文体传统、写作方式等,两者之间是多通过中介因素而发生作用的,联系和影响方式比较复杂多样,对应关系隐晦而曲折。因此,小说文体与作者队伍之关系的研究应充分揭示两者之间的具体作用关系和方式。古代小说各文体类型之编创方式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同一文体类型在演进过程中,编创方式也常常有所发展。可以说,编创方式及其演变与小说文体及其文体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也直接相关。
作为一种具有浓重文学商品化色彩的特殊文体,古代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深受读者接受和商业传播的影响。也就是说,读者接受方式、审美趣味或商业传播方式、效应常常会左右小说文体的演化方向,促就一些特殊的小说文体现象。例如,明末《欢喜冤家》《鼓掌绝尘》《宜春香质》《弁而钗》《载花船》等在文体形态上普遍出现入话体制退化,叙事韵文运用大量减少,体制章回化,篇幅大增,情节增加丰富曲折等“世俗化”现象。从本质上说,这种文体形态的演化主要是以书商及其周围下层文人浓厚的商业传播和读者接受意识为旨归,是对普通市民审美趣味的迎合。此外,《三国演义》影响下的历史演义小说,《西游记》影响下的神魔小说和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大量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看作读者接受和商业传播制约的结果。
古代小说文体相关的创作、传播情况往往与当时的一些具体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密切相关,如宋代笔记小说创作中有“多及人之善恶”“寓褒贬”的现象,《郡斋读书志》卷十三《周卢注博物志》谓:“近时为小说者,始多及人之善恶,甚者肆喜怒之私,变是非之实,以误后世。至于誉桓温而毁陶侃,褒卢札而贬陆贽者有之。”这种创作情况则主要源于宋代文人的门户之争、朋党之争、个人恩怨之争。因此,对小说文体发生、演化过程中种种创作、传播现象的具体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应尽可能全面、深入地考察,以便最大程度地贴近小说文体发生演化之社会历史文化原生态。
2.小说文体与雅俗文学、文化:
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大体可看作为雅俗传统的对立、融合、发展。一般地说,雅文化指主要以文人、士大夫为创造和接受主体的价值观念、文化创造及文化活动,而雅文学指史传、诗、文等主要创作、流行、传承于文人士大夫间的文学;俗文化则指主要以市井细民为创造和接受主体的价值观念、文化创造及其文化活动,而俗文学主要指变文、说话、词话、通俗小说、戏曲、弹词、宝卷等主要流行、传承于市井细民间的文学。
古代小说文体及其文体观念在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中一直受到雅俗两种文化、文学的培育、浸染和制约,如笔记体基本可看作“史乘之分流”,其形成和独立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传和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传奇体的兴起与唐代文人“征奇话异”的文化风尚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笔记体、传奇体在长期发展演化过程中一直受到雅俗两种文化、文学的影响制约,表现出不同的雅化或俗化态势。话本体、章回体孕育于市井勾栏流行的“说话”及其话本,在叙事文化精神和叙事方式上表现出浓厚的市井文化色彩和审美趣味,但其形成和定型却完成于文人之手,又渗透了许多文人的价值判断、审美精神。所以,古代小说文体及文体观念的发生、发展研究应全面考察种种相关的雅俗文化现象及先秦诸子、“杂史”、“杂传”、古文、八股文等雅文学文体和变文、说话、词话、弹词、宝卷、戏曲等俗文学文体,将小说文体和文体观念与雅俗文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联系起来,并放在雅俗文学和文化之整体系统中加以考察。一方面,揭示小说文体发生、流变的具体文化、文学语境以及小说文体内部特征与外在具体文化、文学语境的种种直接或间接联系;另一方面,探求小说文体蕴含之雅俗文化、文学价值观念和意义。显然,把文体研究与雅俗文化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将文体研究引向深层的文化研究,例如,在雅俗文化视角下,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的文体演进过程实质上就是文人化的过程,《三国志平话》的市井民间文化视角和审美趣味被《三国演义》的文人视角和审美趣味所替代。
对小说文体与雅俗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考察还须避免“现代眼光”之误读。古人之雅俗标准与现代文化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和差异,对于古人之雅俗观念,应持文化研究历史还原的态度,深表“理解之同情”,更多一些价值描述和说明,而非价值评判和批评。同时,还应注意到古代雅俗观念虽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有相当的发展和演化,两者之间有对立,也有相互融合和转化。
六、结语
虽然上文将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区分为理论观念研究、本体研究和综合融通研究,但是,在具体论述中,我们则力求把文体流变的本体梳理分析与小说文体理论及雅俗文化与文学、创作与传播、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的综合融通研究结合为一个整体加以探讨,自觉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整体研究与各文体类型的个体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文体学、叙事学、社会文化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系统地把握古代小说文体的演进过程和发展演变规律。当然,对小说文体流变的本体研究和综合融通研究不可能做到每一种文体要素和历史文化因素都面面俱到。一般说来,本体梳理更多关注那些发生流变的文体要素及比较突出的文体现象,综合融通研究则更多关注那些起决定作用、影响程度较深的文化因素。我们认为,以回归还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和文体观念为出发点的研究无疑更贴近中国古代小说实际的发展演变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从文体角度对中国小说史的重新审视和评价。
①如胡怀琛《中国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三章《中国小说形式上之分类及研究》划分为记载体、演义体、描写体、诗歌体;郑振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趋势》(《学生杂志》1930年1月第17卷第1号)划分为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平话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论》(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二章《文学序说》(二)“文学诸体的发达”划分为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短篇小说、章回小说。
②如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文学遗产》,1999年6期;纪德君《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章回体制形成原因及过程新探》,《江海学刊》1999年4期;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3期;近年来,小说史研究中还涌现出一批称为“文体研究”的分体小说史专著,如《笔记小说史》《传奇小说史》《话本小说史》《章回小说史》等。一般说来,这些分体小说史或主要研究作家、作品,或主要概括几个发展阶段的创作态势、题材主题、艺术特色。尚未真正突出文体研究之内含,只是以“分体”的形式按照传统研究思路撰写小说史。
③⑤⑧⑨谭帆《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④参见王庆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世说新语》
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剧谈录》。
[10]参考吴承学《文体学源流》,《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詹福瑞《古代文论中的体类与体派》,《文艺研究》2004年第5期;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1]参考孙景尧《沟通》第六章《中西文学的文类与文体探》,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篇《文体学理论评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伯海《说“文体”》,《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1期;徐岱《文学的文体学研究》,《学术月刊》1988年9期;郜元宝《文体学小说批评》,《文艺争鸣》1992年3期;徐剑艺《小说文体形态及其构成》,《上海文学》1989年2期。
[12]参见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版,页5;或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论略》,《求索》2001年第5期。
[13]参见陈文新《加强中国文言小说的辨体研究》,《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
[14]盛时彦《姑妄听之跋》,《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33。
[15]具体而言,这些文体规范应包括:1.功用宗旨,主要指作者从事该文体写作时所普遍持有的文体功用观念及宗旨追求;2.创作原则,主要指作者对待、处理表现对象时所遵循的普遍原则;3.篇章体制,主要指篇目标题及其命名方式,谋篇布局的普遍模式,散文、韵语的搭配关系,叙事韵文的构成、特征及其功能,篇幅及编辑形式等外在形式特征;4.题材选择,主要指取材的范围、特征和倾向性;5.表现手法,主要指种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表达或修辞方式;6.表现旨趣,主要指叙事者借助人物故事或表现手法所要传达的焦点;7.风格特征,主要指作品普遍表现出的审美风格。
[16]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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