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学“复古”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审美情结。即使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学观念变革期，进化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文学研究的先锋人物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等对往古的审美风习仍隐隐含有一种眷恋。梁､刘､章三位因着意于进化论和政治事功，对文学复古的倾向有刻意隐藏的痕迹，王国维却脱身于功利之外，因而能对文学复古进行深度审视。
【关键词】 复古 文学复古 进化

　　
　　“复古”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常演不衰的剧目，这种“复古”虽可理解为对政治上恢复古制的回应，但更应当视为文学的一种自律行为。刘绍瑾先生十分重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的“复古”意识，他说:“复古主义者在批判‘近今’､‘近代’奇技百出､竞新弄巧的文化风习和刻意为文､饣豆 饣丁 破碎的创作机制背后，体现出一定深度的终极人文关怀和审美追求”①，“复古”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审美情结。即使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学观念变革期，进化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文学研究的先锋人物对往古的审美风习仍隐隐含有一种眷恋。本文即以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为代表，透视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
　　
　　一
　　
　　梁启超对文学观念的改造可以说是最力的，但他早年对文学一类并不怎么看重，认为诗文是小道，不能令其“溺志”(《万木草堂小学学记》)②。及至东渡日本，对政治小说发生了兴趣，引起了他文学观念的突转。他所创办的《清议报》即连载政治小说，《译印政治小说序》亦大谈政治小说之功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③《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更力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谓“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④。显而易见，梁启超对小说的推崇全在于小说的政治功用。虽然他不否认小说“感人至深”等文学本身的特点，但小说文学上的特点最后要归结到“改良群治”的政治事功上，舍此则不可与言小说。就彼时的社会形势而言，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他的这种行为都无可厚非。而他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确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小说的大发展。但笔者所关注的不是他对新文学做了多大贡献，而是在提倡新小说的过程中潜藏于他内心的怀古倾向。为强调小说的影响力，他进而将小说与俗文学联系起来，谓“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他不同意其他论者“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的说法，认为“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的两大俗语文学派之一便是小说，另一派“儒家禅家之语录”又因清代考据学的兴盛而中绝，于是就只有小说了。如果只看这一段，却也无可如何，但要追究他为此说所找的证据，又另当别论了。“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佐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既已“数千年称最”，可否与近世､当世之小说一较呢?他没有说，这里面原是有心结的。“三代文学优于两汉，两汉文学优于三唐，三唐文学优于近世，此几如铁案，不能移动矣!”此说虽是对斯宾塞“文学退化”观的响应，但作为“铁案”，恐怕早已在他心中存在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循环论的遗传。但为了附和进化论，他仍要申说:“顾吾以为，以风格论，诚当尔尔;以体裁论，则固有未尽然者。”⑤他所说的体裁是指三百篇的四言进为五言，又进为七言，继而长短句､曲，愈来愈复杂。就形式而言，此亦可为“铁案”。然“风格”系何指?他没有说。没说并不等于不重要，只不过是由于论述的重点而有意漠视了“风格”。“风格”与“体裁”相对举，可见应偏于内容方面。“风格”由三代向近世的退化，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刘勰的“从质及讹，弥近弥澹”(《文心雕龙•通变》)的说法，由汉唐的“淳而质”到宋初的“讹而新”，显示的是一种审美意态的变化。梁氏的“风格”虽不可简单地等同于刘勰所论，但也应该从审美文化心理层面去理解。后来《情圣杜甫》中说“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⑥，可以印证这一点。
　　刘师培对进化论也是大加欢迎的，在谈到斯宾塞的“文学退化”观时，他同样不能接受。“英儒斯宾塞耳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 “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退化”，视诸中国文学，确乎如此。但他不能将这种事实理解为“退化”，在回应了梁启超关于小说与俗语文学的关系之后，他说“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然而，他的进化论使用得并不彻底，说完上面一句话不久，即笔锋一转:“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原来，“古文”是用以保存国粹的。作为国粹派的中坚人物，这种说法自然在情理之中。由上观之，刘氏此时的“文学”理解远没达到现代的水平，“文学”与“文字”尚且不分，混沌一片。而一接触到先秦，他的“文学”理解却忽然清晰了:“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癵，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辞，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惟文学臻于极盛，故周末诸子，卒以文词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传勿失。”⑦此处“文学”即等于“文章”，先秦文学以“文词之美”得以保存，显然是偏重修辞的，这种看法，揆之刘师培的文选派大家身份自属当然，而与梁启超的“风格”说恰可颉颃并进。无论偏重于哪一方面，其对“古”的推崇却是一致的。
　　二
　　
　　与梁､刘二位的犹豫不同，章太炎是反对进化论的，所以他对“文学复古”的态度较为明确:“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⑧，“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⑨。章氏所说的“文学复古”是袭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说法，显然与传统的古今对照的历史循环论观点不同，而是在古今､中外的多元交织中寻求中华文明的立足点。他所说的“文学”跟现今的文学理解也有很大不同，而与“小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从他对文学的定义中能明显地看出来:“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和“学”可以分开来理解，“学”有“论”的意思，解释为“研究”恐怕也说得过去，这种文字考证式的定义与Literature就全然异趣了。基于此，他当然不能同意昭明太子与阮元关于“文”的看法，谓“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辨”;也不能同意当时“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区分，认为“亦一往之见也”⑩。章太炎身处日本，不可能不对欧西的“文学”定义有所了解，而他偏要做出这种复古的泛文化式的文学理解，是有其深刻的目的的，诚如日本学者木山英雄所说:“章炳麟的‘反古复史’之‘文学复古’论，凝聚了他全部心血，成为直面本世纪初世界史现实，致力于将中国文明从其自律性基础开始重建的不懈努力的重要部分。”[11]所以，章太炎虽对“文学”作了界划，但并无意于文学本身，而是着意于文化､文明层面，以求中国的复兴。后来的文学史家定义文学时，常拿章太炎作靶子加以批驳，的确有无的放矢之嫌。
　　
　　章太炎的这种以复兴中国文化为鹄的的“文学复古”实际上是中国文学复古传统的中断，他提倡的“复古”是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被动地扯起的一面旗帜，与文学复古传统的自觉回复往古迥然不同。但是，既然章氏的文学定义如此宽泛，就必然也包含通常所谓的文学，而一旦落实于后者，审美的复古便又复活了。《国故论衡》中有《辨诗》一篇，其中有云:“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癴杂书，则诗衰。”四言､五言､七言诗体不断下衰皆由乖离情性所致。其间他以高祖､项王为例，说他们“未尝习艺文”，然《大风》歌､《拔山》曲却“为文儒所不能举”。正因为“未尝习艺文”，未被智识所染，发情才真。所以，作诗“情性之用长，而问学之助薄也”[12]。章氏于四､五､七言之间未较长短，但可想而知，包含大量周代民歌的《诗三百》的地位因其情性之用必高于后代诗歌。他后来讲演国学的时候也说:“三国以前的诗，都从真性情流出，我们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们的好处，是无句不佳无字不佳的。”[13]
　　
　　三
　　
　　章､梁､刘三位治学都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相比而言，王国维倒是特立独行的。生逢乱世，没有激发他济世救民的政治理想，却让他堕入了苦闷的渊薮。当然，王的苦闷与其体质､性格皆有关系，“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14]，羸弱的体质､忧郁的性格，再加上时时不能摆脱的人生问题，王国维也就不能不苦闷了。所以，王之治学，由哲学､美学而文学､史学，并无外在的政治取向，而是秉执“无用之用”，求人生的慰藉。王氏这种无与世用的治学态度却成就了他学术上的深刻。王国维在现代美学及现代文学批评方面的开创之功已为学界公认，其所以有如此功绩，一方面得自西学视野的应用，另一方面则来自中国古学的功底。因他游离于政治之外，故对于“古”能给以更为学理化的观照，这又必得涉及《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了。
　　关于“境界”，历来众说纷纭，多数学者在中国文学传统里找根据，近来王攸欣却独辟他说，认为“境界”一本叔本华的“理念”[15]。细检王攸欣所论，确有雄辩之处，不过笔者以为尚有两点值得商榷:1．《人间词话》的创作的确与叔氏理论有密切关系，但此时已与王国维崇信叔氏理论时不同，彼时多以中国文化､美学､文学现象证叔氏学说，而此时已回至中国文化本位，乃以叔氏理论证中国文学､美学现象，故中国文学､美学的传统是基础。2．“以物观物”､“赤子之心”等关键词，王攸欣均能于王国维旧说中找到实例证明与叔氏的关系，独“境界”主“情”的一面，多系王攸欣自我发挥，不能以事实服人。基于此两点，笔者以为绝不能轻视“境界”说对中国传统的继承，这不仅在于“境界”的语源在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境界”一词体现的美学精神，其渊源亦在中国。
　　“境界”说所涉真景物､真感情，可与自然相阐发，《人间词话》五十二则有云“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16]，可为证。即以“情”而论，这里所说的“自然”之情与叔本华所说的抒情诗中的感情并不一样，中国诗中的感情常带着天人合一的色彩，偏重于“天”的一面;西方抒情诗中的感情则偏重于“我”的一面，这与柏拉图以还对“自我”的强调分不开[17]。中国诗“自然”之情的审美理想与庄子的提倡大有渊源，《庄子•渔父》有:“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与“强”对，即“自然”。而叔本华论抒情诗的本质则在于“充满歌唱者的意识的是意志的主体，亦即他本人的欲求，并且每每是作为解放了的，满足了的欲求(快乐)，更常是受阻抑的欲求(悲伤)，不过总是作为感动，作为激情，作为波动的心境。”[18]这种对于感情的认识与中国抒情诗贵“真”的传统绝不可同日而语，“真”并不落实到自我，具有泛“真”的色彩;“欲求”，无论是“满足”还是“阻抑”，则明显地具有张扬自我的倾向。对于“真景物”，也不能全从“纯粹直观”中找根据。所谓“真景物”，并非现实中的景物，而是词语逗兴出的景物，即“语语都在目前”，这与钟嵘的“直寻”､王夫之的“现量”可谓一脉相承，这也可以从庄子的“目击而道存”(《庄子•田子方》)那里找到渊源。庄子开启的这种要求直现现象真实的审美感知方式，叶维廉亦用“以物观物”加以阐发:“物既客亦主，我既主亦客。彼此能自由换位，主客(意识与世界)互相交参､补衬､映照，同时出现，物我相应，物物相应，贯彻万象。”[19]王国维所说的“以物观物”原是要证明叔本华的“直观”[20]，但他在《人间词话》中述“无我之境”时的“以物观物”则可与叶维廉的阐发相互照应。
　　另外，《人间词话》五十四则云:“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之，则此说固无以易也。”[21]此时对进化论的态度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耳目”的欢欣相比不能不显出犹豫了。“染指遂多”所对应的是诗体初成时的那种无拘束的自然状态，差近于严羽所谓“第一义”。王国维并没有明确提到复古，但从《人间词话》呈现出的审美意识来看，说王国维具有一种复古的审美思维当不为过。
　　“复古”到王国维这里已与前述三位大不相同。章､梁､刘之于文学复古，因进化论及政治事功的影响，都有刻意隐藏的痕迹，而王国维却不为外在事功拘囿，故也无须掩饰对“古”的态度。正因其“坦荡”，所以能有效地借助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对“古”进行新的理解。可以说，王国维完成了一种转变，即由对历史循环论的服膺，转为对“古”的研究式的审视，改变了“古”的传袭方式。自是以后，复古的美学理想便转入“史”的领域，较多地受到理性的照顾，这又要拜进化论所赐了。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癤同壮(1976-)，山东微山人，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① 刘绍瑾:《中国复古诗学文学退化史观的美学审视》，《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②③④⑥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张品兴､沈鹏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172､884､3978页。
　　⑤ 《小说丛话》，见《新小说》第7号，1903年7月15日。
　　⑦ 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舒芜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110页。
　　⑧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见《学术文化随笔(章太炎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原刊《民报》第6号)
　　⑨ 章太炎:《革命之道德》，《章太炎选集》，朱维铮､姜义华编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原刊《民报》第8号)
　　⑩[12]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2，89-90页。(《文学论略》分载于1906年《国粹学报》第9､10､11号，编入《国故论衡》时为《文学总略》，有大幅删减)
　　[11] 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 章太炎讲演《国学概论》，曹聚仁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14][16][21]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周锡山编校，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363､364页。
　　[15][18] 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转引自该书第104页。
　　[17] 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19] 叶维廉:《比较诗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106-107页。
　　[]20 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见《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佛雏校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