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互文性(Intertextuahty)(亦称“文本间性”)，是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兴起的一种理论话语。1966年，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首次在她的一篇名为《词、对话、小说》的论文中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ry)”这个术语。①克氏曾这样说到：“‘艺术’揭示的是一种特定的实践，它被凝结于一种具有极其多种多样表现的生产方式中。它把陷入众多复杂关系中的主体织入语言(或其他‘意指材料’)之中，如‘自然’和‘文化’关系，不可穷源的意识形态传统和科学传统(这种传统因此是有效的)和现时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欲望和法则，身体，语言和‘元语言’等等之间的关系中。”②这种符号分析和互文性研究给予了我们一种启示：研究者应当将文本真正置入了一张历史、社会和精神之网中间，通过互文性理论，真正探究出克氏所说的“本文的意义”——处于这众多意指实践的复杂关系之中的主体状况——即主体在语言中的位置。
    《致橡树》(以下简称《致》)写于70年代末，近二十多年来，一直作为当代爱情诗的典范收录于各种新诗选本，也作为朦胧诗人舒婷的代表作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一文本成为当代经典的呢？在艺术上，一些评论家如是说：“追求意象的新鲜独特、联想的开阔奇丽，在简洁、含蓄、跳跃的形式中，对生活进行大容量的提炼、凝聚和变形，使之具有一定象征和哲理的意味”③；而在思想上，众多文学史也对该诗弘扬女性的人格独立和对真诚爱情的呼唤向往持高度的评价态度。这就是近二十年来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对该诗进行经典化过程中的基本状况，但是，我以为这种启蒙主义立场为了自身反传统的文化政治目的，恐怕将《致》作了过于简单化的理解。他们的解释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该诗意义的一两个侧面，但却是以对该诗更多方面意义的遮蔽为代价的。
    本文试图突破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思维模式，在对文本进行修辞性互文解读的基础上，揭示出这样一首小诗是如何在复杂的语词能指穿梭中确证自己的主体身份的，进而论证这种身份并非如启蒙主义文学史所言：仅仅是一种具有价值同一性的反传统主体，而是别有另一种身份景观：它是在历史、现实和精神之网中编织而成的多重主体，在追求反传统的姿态背后暗藏有某种传统价值的复归。它带给我们的是对一种独立姿态背后的价值牴牾现象的思考。
    二、《致橡树》的再解读
    在进人正式分析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致橡树》的诗歌本文。
     1．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2．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
     3．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4．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5．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6．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7．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8．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下面，本文将从传统、现实、心理三个维度进行本文分析：1．传统维度：独立的女性。全诗共分为八个段落，按照诗歌的内在抒情逻辑，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第1、2段为第部分，第3、4段为第二部分，后四段为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似乎是在否定凌霄花、鸟儿、泉源、险峰以及日光、春雨这样一些具体的意象。它们似乎很平常，但背后却潜藏了一个具有深意的他者形象—“你”。如果说首段诗句中的花鸟泉光的意象隐喻了女性抒情者的主体身份的话，那么作为对立面的男性身份究竟又如何呢?一方面，我们固然能够从诗歌标题中得到启示：他应当是一棵“橡树”。但是另一方面，女诗人深情的倾诉体表达，不由得我们不产生对于裴多菲的有关爱情诗歌《我愿意是急流》的追忆：
     我愿意是急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我愿意是荒林……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的稠密的树枝间做案，鸣叫。
     我愿意是废墟……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
    很明显，这首诗歌的表达是以男性价值观为依托的。在诗中，“急流”、“荒林”和“废墟”象征了具有自主独立特征的男性主体，而女性则表现为“小鱼”、“小鸟”和“常春藤”。在诗中，后一系列的意象对前一系列的意象表现出一利依附关系，前一系列意象明显拥有在双方关系中的主动权，这可以说是男女两性之间关系力量的一种经典表述。到这里我们在两首诗之间不由得能发现这样一种奇妙的对应关系：《致》使用的是倾诉体，而《我》则使用的是独白体，从诗题上这一点表露得非常明显了，前者是“致”，而后者则是“我愿意是”。这种诗体形式的对应，正反映出了女诗人同男性的对话甚至对抗的潜意识。因此，《致》一诗的开端诗行可以视作是对传统男性诗歌中女性想象的一种挑战。女诗人高呼“绝不像”、“绝不学”，来反抗男性一厢情愿的“我愿意”、“只要是”。换而言之，也可视为女性写作主体对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的一种反抗实践。身份的关系定位问题在诗的开端已经拉开了帷幕。
    第二部分承接上一部分，点出了全诗的主旨之一：那就是作为个体的人格独立追求。这棵“站在一起”的“树的形象”使我们忆起了这样一首诗歌：“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这首诗便是新文化运动初期，第一批白话诗人中的沈尹默创作的《月夜》。诗歌虽短小，立意却深远，尤其是放在当时那个风云激荡、思想突进的时代来看，我们不难由此体会到那种新青年们追求自由独立的心情。这两首诗在立意上和句式上仿若孪生，其同者有二：第一，都是以两棵树的形象出现；第二，都是强调并排站立的姿势。这二者在句式和立意上显然已经触及了罗兰•巴特所提及的“套式”：“这些套式的无处不在，在溯本求源里，前人的文本从后人的文本里从容地走出来。”④这就启发了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两者相似处寻找到互文性的踪迹所在，它昭示我们在阅读这同样的两棵树时，应该进行一种由表层形式到深层内蕴的交叉阐释。一方面，沈诗的树的意象单薄，缺乏具体的细节描绘，所以单单让人感到一种孤寂的独立之感。而《致》则由于有前后文的铺垫与升华，故形象更丰满、意蕴更复杂，它让人感到在最传统的男女观中我们都要进行变革了，那还有什么不能变革的呢？显然，《致》是一个更多彩的文本。另一方面，沈诗的单薄可能也是刻画上了那个时代的心理印痕，它的单薄意象以及“绝世而独立”的整体氛围，正暗示了新文化初期的开拓者们的微妙心理：既想反抗封建世俗枷锁的桎梏，同时却也感到黑暗的深重和独立的不易—一个“却”字似乎是在强调“没有靠着”，但“靠”字出现的背后却染上了些许悲剧的色彩。相比之下，《致》中的用词勇敢坚定——“必须”、“近旁”显示出了叙说者的无比自信和坚决。从两篇文本互文性中互异的表征来透视诗歌，我们便发现了两个时代对世界经验和生存感受的同与异，体验到了在作为再启蒙的时代中，女性对人格独立追求的坚定从容。
    《致》第4段写到：“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似曾相识的语句同样勾起了我们一些记忆片断：
     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家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遂号其木曰“相思树”。(《搜神记•韩凭妻》)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雀东南飞》）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长恨歌》)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根交叶盖”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常用常新的意象，诸多传统文类都涉及过这一意象但是这一意象在新诗中的出现，难道就仅仅只是复制那么简单么？其实，以上三个古典文本与《致》在语言套式相似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两点隐藏很深的不同。
    第一，古典文本中的“根交叶盖”往往伴随着比翼鸟意象(或“鸳鸯”等)的出现，而作为现代新诗的《致》中则没有了比翼鸟这一意象。
    第二，古典文本中的“根交叶盖”往往是随着爱情双方现实肉体的毁灭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它与生命的终结密切相关，而作为新诗，《致》里面的两棵树显然是充满了生机的活体。
    对于这些意象设置上的差异，我们需要进一步把握文本中微观修辞背后那些更微妙的无意识。在古代文本中，比翼鸟(鸳鸯)双宿双飞，二者间没有距离、没有独立空间。传说中鸳鸯这种鸟是必须同生共死的，虽然这种意识表面上强调了爱情的幸福完满，但往往会造成一方对另一方的人格依附，而多数清况下必是女性。因此在古代文本中，当“根交叶盖”和“比翼鸟”共同出现时，它更侧重的是表达爱情双方的依附性、无距离性。而《致》中只出现了树的形象，并且随后一句更彰显了与古典文本的区别：“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这已经是一种现代人际交流的表达了。古典文本是“交”、“盖”、“错”，不分彼此；而现代文本则是“紧握”、“相触”，这是近中有距离，强调了彼此的独立性，只有当彼此独立时才会“互相致意”。在此，心灵的交融胜过了肉体的纠缠，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正式摆脱古典的“二位一体”的生命悲剧而走上真正充满生机的爱情之途，或许现代诗中的“鸳鸯之死”才是真正的爱情之生吧！
    到此，从微观修辞的角度来看，《致》与前人传统文本发生了互文的关系，并且这种互文性中又现出互异性来，从而从文本的历时向度上丰富了我们对该诗的理解。通过这种历时向度上的互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诗人在诗歌的开端鲜明地树立起了一种具有强烈现代色彩的女性身份观，表明了一种反抗传统的性别想象和独立人格追求的作家姿态，这里彰显了一种对现代性价值强烈向往的特征。
    2．现实维度：对话的知识者。所谓现实维度的互文性探讨，是与前文把诗歌放在历时的传统文本中去解读其意义相补充的一种解读维度，这里更强调去挖掘同一文化社会语境中文本间的互文性，在文本群的相互阐释中找到一个时代通过文本言说泄露出来的共同秘密。如果说，前文传统维度的探讨侧重的是文本间的同中之异的话，那么这里现实的维度则倾向于探讨文本间的异中之同。这种差异其根本上是由文本所依存的社会文化语境来决定的。
    当我们进入现实维度的探寻时，稍作整理，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1970年到1978年间，抛开表达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不提，在一些有争议甚或是失声的诗人的创作中，都会采用“树”这一意象。而其间最著名的莫过于曾卓的《悬崖边的树》(1970年)、以及牛汉的《半棵树》(1972年)，本文选取这两个文本同《致橡树》作互文性阐释。先看这两首诗：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裸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曾卓《悬崖边的树》)
     真的，我看见过半裸树/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张满了青青的枝叶//半裸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牛汉《丰棵树》)
    “树”究竟有何种魅力能够吸引众多诗人去描绘、称颂它呢？从半棵树到一棵树，直至两棵树，跨度近十年，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与文化性格，靠着这几株树得以展示。

    先看《悬崖边的树》：“平原的尽头”象征着知识者被抛出了主流的公共话语空间，而“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则是一种“边缘人”位置的隐喻，它意指在那个知识者横遭践踏的年代，知识者本身在现实生存和精神生活中，都处于一种“悬崖”边的状况。这种只能聆听公共话语的“喧哗”而本身却无力发声的境况，给以思想为生的知识者们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是坚守真理原则的知识者们又无法与公共权力话语妥协，只能在被挤压至极至的生存空间中保留一片属于私人的精神空间，尽管“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但是仍然还是向往“展翅飞翔”。再来看看《半棵树》：“二月的一次雷电”，这阵冬雷给人奇异、险恶的感受：荒凉的山丘上，万物将生未生之时，仅有的一棵老树，却被雷电劈裂，这就是恶的征兆；但是，“二月”又指示我们冬天即将结束，春天作为将来的时间维度隐藏又同时显露。绝望之中似乎仍然透露出些许的希望。果不其然，“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又“张满了青青的枝叶”，这就是“绝望中的反抗”。如果说，诗歌到这里就停止了，那么诗人只能算是一个极普通的启蒙主义诗人，但是诗歌继续了下去：“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在这里呈现出诗人内心一层更复杂的心理，那就是对知识者宿命的深刻认识：作为一个以思想为业的知识者，对于权威势力而言，永远是个危险的他者。因此这儿呈现的心灵又可以称之为“反抗中的绝望”。其实，可以说这两首诗都表现了这么一个循环式的身心历程，如果说，《悬》是在空间向度上记录了身体的绝望与反抗的话，那么《半》则在时间向度中刻写了心灵的坚守与抵抗。
    那么，《致》的意义何在呢?其实，就在于它同前两首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虽然三者各自地理不同，情状有别，但是不妨我们作这样的设想，这三首诗其实描写的就是同一株树的命运。首先，它被强风吹到了悬崖边，远离世俗生活，寂寞而倔强的生存着；接着，被更强大的“二月的一次雷电”劈开，虽然伤得极重，但是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仍然生机勃勃，“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那样伟岸”；这时，我们看到有一株木棉站到它的身边，相互分担、共同享受。这就是命运的辩证法。
    我们回头再细读文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不正是能与“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还有“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产生了文本间性么?《致》中的风雷、霹雳，单独在一首诗中看似乎只是一种抽象的承诺或者单薄的想象，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相关文本串到一块来读时，却会发现这之中其实包含了一种生存感受的体验认同。在这里，我们似乎见到了橡树的前身——那株被吹刮着的树，那株被劈裂开的树。树在此成为了一个凝聚着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着的知识分子灵魂和心境的写照。这些树同样的高大、伟岸，即算是被风吹弯曲了身子，也依然顽强的站立着，而没有倒下。由此观之，《致》的结尾：“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自然就是对互文本中的那些树表示一种由衷的敬意和崇高的评价。
    但是，我们在解读诗句时还得注意《致》与前两首诗还存在着一个细微的极不容易发觉的差异，那就是它们的诗体特征。前两首诗是将抒情主体对象化，一方面表达出对现实处境的极度反抗与不满，另一方面可以适当规避政治压力，因为那个抒“大我”之情的年代绝对排斥对“小我”之情的书写。而《致》则是将自我直接充当抒情主体，一方面展现了新一代知识青年对未来生活充满了自信，另一方面也暗示着青年知识者们的生存空间(现实或未来)超过了老一辈知识者。这样的诗体特征差异，就造成了两类诗歌的现实修辞效果的不同：前两者着重表达出了一种不无反思的抗争性，而后者则主要立足于一种相当自信的启蒙性。
    在这里我既品尝出了两代知识者之间的共同感愤体验，同时也感受到了他们之间基于自身经历对苦难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总之，通过这种记忆性的互文阅读，我们把握住了同一文化语境中，整整一个时代中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以及他们在文本间所体现出的那种韧性的抗争精神，和超越了时空的心灵共鸣和精神变异。就么样，我们在共时向度上又发掘出了诗人于诗中潜藏的知识者身份，并且这种主体身份在与前辈知识者作比时，又显出不同于“反抗绝望”⑤的对于经典启蒙主义价值的复归特征。
    3．心理维度：乐观的革命人。严格来说，心理维度并非通过研究写作者的创作心态来阐释作品，而恰恰相反，是通过研究作品中的亚文本来揭示主体的无意识。而这种亚文本的发掘，在本文中则是通过将文本与更大的社会文化文本的具体互文阅读来进行阐释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句：“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初看，无非就是几个比喻罢了，但是我以为在此，橡树和木棉的形象均已染上了象征的色彩。试看将“铜枝铁干”、“刀”、“剑”、“戟”这些兵器词汇用以形容橡树，而将“红硕的花朵”、“沉重的叹息”、“英勇的火炬”用以形容木棉花，这些难道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所谓男女阴柔阳刚的比附么？在此，橡树的形象似乎是一奋力而搏的战士，而作为木棉的我也仿佛战士的伴侣——“火炬”不正是照亮战场用的么？为什么中间还夹杂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呢？总体来说，这一句给人一种既慷慨激昂，又沉重悲凉之感。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我们不难看到它的另一种镜像。
    60年代，有一部革命题材的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80年代则有同题材小说《血染木棉红》。二者其实都是讲的同一故事。这部电影中有一个很不起眼，但含蕴很深的意象——一朵火红的木棉花，那是两位革命者的新婚礼物，直到倒在血泊中，女主人公手里还紧紧握着它。影片中木棉花就是革命和爱情的见证物。而《致》正有这么一朵如同“火炬”般的木棉花。文化、历史、文本三者的记忆在此聚集。电影固然宣扬的是主流意识形态，而在那个语境中新诗潮按常理说，应该是对主流采取反思和批判立场。但奇异的是，在新诗潮的代表作中，我们居然看到了主流意识的表征物。虽然在《致》中，它基本上只是表征女性的爱情，但是互文性阅读允许对文本的关联思考。一方面，在诗歌和电影中间，存在这样一些异质同构的叙事因素：两株树(两个人)，兵器、火炬(革命)，叹息(牺牲)。显然，在互文阅读中，前者都是作为后者的一种隐喻而生成的，这些隐喻暗示出一种“革命事件”；而另一方面，“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又潜藏了一股私底流淌的乐观主义基调。透过互文视角，我们可以将这些视为一种暗示。所谓“暗示”，它是指“文本中一些模糊的迹象表明互文存在”，“提到一个名字(作者的、神话的、人物的)或一个题目可以反映出若干篇文本”。⑥这就是潜藏在《致》下面的亚文本，一个有关革命、爱情和牺牲的宏大叙事，这种诗歌异质因素与诗歌表面追求人格独立、甚至反抗意识形态压制的内容构成了一种统一中的对峙。
    进而联系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语境，黎明前的黑暗、浩劫后的余波，一代从狂热的红卫兵生长起来转而迷惘的年轻人，既怀疑和反抗这个世界，高呼“我不相信”，同时这种怀疑和反抗不无某种类似革命的激情，不过只是将激情从政治实践领域转进了文学创作领域。因此，这种异质话语的共存就不难理解了。一方面，诗人们确有在文化领域“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类革命豪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长期以来的政治审美霸权在转型时代的文本中残留的无意识印痕。
    在这一维度上，互文性解读让我们窥测到了抒情者深层心理的革命人身份，这种身份的构建可以说是以一种类似于杰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⑦的方式进行的，它以表层的战争文化意象完成了内在心理的革命化转换，或许这种革命心理仅是以该诗为代表作的“新诗潮”在文学想象领域进行符号性造反的一个征兆，但是它与红卫兵及其前辈革命者们在社会实践领域进行实体性造反未尝不具有某种同源性结构⑧。而这种同源性的身份生成结构又进一步暗示出了诗人在深层价值旨归上向传统经验形态的某种复归：即存在着一种回归革命价值的叙事倾向。
    在这里，我们应将“革命”一词视为一个在文化语境的变迁中漂移不定的能指，它的符号意义依据不同的时代而发生变异，甚至是叛逆。就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来看，五四时代的“革命”是具有积极进步的价值倾向的，因为它在当时属于“启蒙性”话语；而在新诗潮所处的年代，因为经历的噩梦般的“文化大革命”，“革命”早已沦为了压制人、桎梏人的工具，在此时它属于“反启蒙性”的话语。而《致》中流露出来的强烈的革命意味，正是在诗歌的无意识中对新诗潮表层推崇的个性解放独立的价值观所产生牴牾的一种症候。
    三、结语
    通过前文对《致橡树》一诗详尽的剖析，我们不难看到互文性研究在文本阐释上的创新作用：从对《致橡树》三个维度的解读中，本文归纳出一种超出文本之外的发现——在任何时代，我们的话语都不是纯正的，总是保留了诸多其他异质话语或浅或深的痕迹。即便是在70、80年代之交这样一个被学者称为“诗意启蒙”的时代⑨，在当时那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框架之中，它中间的任何文本写作都避免不了多种话语形态的擦痕。
    在《致橡树》这一篇被推为精英意识极浓的独白型抒情诗中，我们也能看到三个维度、四种形态的话语资源：古典话语、启蒙话语、反思话语和革命话语。而这种多元话语奇异共存恰恰对应于前文中所揭示的三种身份：女性身份、知识者身份和革命人身份。通过对这种多元身份共存现象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诗人的价值旨归是复杂多端的：反传统的新女性爱情观，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观，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者观。如果说，第一层身份的新女性反抗精神指向的是彻底的反传统价值，那么第二层身份的知识者对话则既有对抗争体验的相通认同，也有对历史判断的差异认识，而第三层身份的革命人则开始无意识地回归主流价值叙事：“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伟岸的身躯”在此开始迥异于“留下了风的形状”的“它的弯曲的身体”，也不同于“侧着身子”的半裸树，革命者的无意识在这里塑造出了一个高大伟岸的男性形象，到此这个形象便把前面努力抗争的新女性形象和受尽屈辱和磨难的知识者形象给解构掉了。保罗•德曼曾说：“所有文本的范式都包含一个比喻(或比喻系统)以及对该比喻的解构。”⑩在此我们不难看到，诗歌结尾在两个层面上完成了这种对诗中比喻系统的解构：其一是男性支配形象的复归，其二是高大伟岸的外在形体想象的复归。由此，它们对诗歌前半部女性意识的张扬和知识者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形象构成了一种价值旨归上的反动。
    总之，这首诗歌表面的独立姿态背后站立的绝非一个理想的统一主体，而是一颗在历史、社会、精神之网中挣扎徘徊的、充满价值牴牾感的不安心灵。
    这个结论是反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观的，启蒙主义文学史的叙事观往往基于简单的“光明/黑暗”、“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将自己的美好理想投射于文学史中，然后建构出了一整套的具有进化论特征的叙事模式，并且从80年代以来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界。这里，我们通过对《致橡树》这样一篇所谓“精英”之作进行的修辞性互文解读，拆解了被启蒙主义观长期圈定的同一性主体身份，透视到了隐藏于单线性进化价值深处的互扰式的价值牴牾现象，从而有效地对启蒙主义文学史观进行了一次颠覆。

    注释
    ①④⑥蒂费纳•萨莫瓦约著，召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50页。
    ②克里斯蒂娃：《人怎样对文学说话》，引自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3页。
    ③刘登翰：《一股不可遏制的新诗潮——从舒婷的创作和争论谈起》，引自谢冕、唐晓渡主编：《磁场与魔方一一新潮诗论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⑤关于“反杭绝望”，参见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仿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我的理解是，牛汉、曾卓的诗歌是沿袭了鲁迅一脉的知识者血统，表现出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同经典意义上的启蒙主义是有所不同的。舒婷所代表的仍然回归到了“希望/绝望”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希望”传统，具有典型的启蒙色彩；而曾卓、牛汉则主要是对知识者自身命运的一种不断再反思，显出深层存在意义上的“绝望”色彩。因此说二者间既有共鸣又有变异，是一种价值上的“对话”关系。
    ⑦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王逢振、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毕竟是‘文革’和‘前文革’这一特定时代锻造了他们的经验，而他们的‘创造性’与这种经验缠绕在一起。”(张旭东：《从“膝胧诗”到“新小说”—新时期文学的阶段论与意识形态》，载《批评的踪迹》，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第248页)张旭东的话很好地剖析了膝胧诗与文革的经验联系，这种联系以及随后的文化价值批判，在我看来就与“文革”的实体性造反构成了一种同源结构的关系。
    ⑨王一川：《文学理论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⑩保罗•德曼：《阅读的寓言》，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页。转引自J．希利斯•米勒著，郭英剑等译：《重申解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