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巧到曼璐——试析张爱玲小说女性“变态”形象的转变

摘要：无可否认，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变态的原因大多数可以归结为在对物欲或性欲追求过程中的一种人性扭曲。《金锁记》中的七巧是张爱玲小说女性变态形象的典型代表，她从常态走向变态，是她无止境的欲望的归宿。把七巧的变态推向高潮的是《半生缘》中的曼璐，她的变态，为一种精神上的欠缺所导致。同是悲剧性的女性变态形象，她们在被社会吃掉后，又不自觉地吃人，这个演变过程，展示了她们变态的许多共同点和不同点。从七巧到曼璐这种女性变态形象塑造的重大转变，透视了现代女性生存层面的精神危机感。

关键词：女性 ； 欲望 ； 常态 ； 变态 ； 转变

张爱玲是一位奇特的作家，她以细腻、冷峻的笔触抒写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其中不少女性变态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变态”似乎成了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的代名词。张爱玲也因成功地塑造了这些女性变态形象而震惊文坛。

从《倾城之恋》中以婚姻为职业的白流苏，到《金锁记》中以金钱、性欲为寄托的曹七巧，再到《半生缘》中以报复为代价的顾曼璐等。无可否认，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变态的原因大多数可以归结为在对物欲或性欲追求过程中的一种人性扭曲。《金锁记》中的七巧是张爱玲小说女性变态形象的典型代表，她从常态走向变态，是她无止境的欲望的归宿。把七巧的变态推向高潮的是《半生缘》中的曼璐，她的变态，为一种精神上的欠缺所导致。同是悲剧性的女性变态形象，她们在被社会吃掉后，又不自觉地吃人，这个演变过程，展示了她们变态的许多共同点和不同点。从七巧到曼璐这种女性变态形象塑造的重大转变，透视了现代女性生存层面的精神危机感。

一、同是被卖，不一样的创伤

七巧和曼璐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她们都在花样年华时期在不同程度上被残忍地卖掉。不同的是，她们被卖的时的对象和态度。

出生于开麻油店家庭的七巧，被为了金钱昧着良心的兄嫂不顾她的死活将其卖给了害痨病的姜家二爷做妻子。名为嫁，实为卖。七巧的被卖是被迫的，有着青春活力的她无时不憧憬着美好爱情下的平凡生活，然而，它的幻想在被卖时破灭了。在封建社会，妇女根本没有地位可言，在家从父，父死从兄。七巧并不是贪图姜家的钱财才嫁给害痨病的二爷的。这具沉重的黄金枷锁是她哥哥给她套上的。

同是被卖，曼璐她是为了抚养母亲弟妹而下海卖身养家的。她是在环境的逼迫下而自愿把自己卖给无数寻欢的男人。当然，她完全可以选择不把自己卖掉，那么她的家人将面临着饿死的威胁。在这两者之间，她毅然选择了自我牺牲，这种放弃个人幸福而挽救整个家庭的精神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女性的悠远美德。

确切地说，七巧是被亲人卖，曼璐是被环境所卖。相比之下，七巧可以说是幸运多了。虽然她希望在爱情、归宿上可以自我选择，但在封建社会，又有多少个妇女有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呢？更何况社会地位低下的七巧了。七巧的幸运就在于她起码有一个家，一个残废的丈夫，一份生活保证，这对于封建时代的妇女来说已是较大的满足了。而身为妓女的曼璐，除了初恋的美好回忆，什么都没有。她惟有在被屈辱的生活中默默地承受着无法言语的创伤，那是何等的隐痛！她的归宿感是如此的无可奈何。

七巧是封建家庭中的金钱牺牲品，她丢失的是爱情和作为一个正常女人所需要的情欲。曼璐则是物欲社会中的精神牺牲者，她丢失的不仅仅是爱情，还有一个女人完整的安稳的一生。因此，进入姜家的七巧对情欲、金钱的占有欲不断地膨胀，沉沦风尘的曼璐对回忆的珍藏值也不由地提升。她们都是固执的守望者，不一样的是，七巧在挑战不幸，曼璐在承受不幸。她们在被卖后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曼璐在被卖中确实比七巧要承受的多，但是，七巧她不懂得珍惜她所能拥有的稳定，而一步步地把自己推向疯癫的深渊。

二、同是被吃，不一样的追求

七巧和曼璐在生存的艰辛过程中，被无情地吃掉。七巧是在阴森森的姜家被彻底吃掉的。他在姜家讨不到身为女性的婆婆、妯娌和奴仆的一丝半毫的好感和温情，她体验到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酷和歧视；而在姜家男人手里，不仅没有讨到半点怜爱，相反，七巧得到的只是令人窒息的爱情，万劫不复的深渊和漫无边际的痛苦。这跟她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七巧个性外向、泼辣，说话粗俗不堪，这与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言行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是她的悲剧的表面原因之一。再者，对于婚姻的不幸，她没有像《红楼梦》中的李纨一样，甘为寂寞，逆来顺受，而是大胆地追求正常的情爱，她的这种对封建道德和伦理的叛逆是为那个社会所不耻和不可容忍的。问题就出在，她虽然出生于封建社会，但她没有深受传统妇女道德观念的影响，从而看不清自己的位置，在压抑生活中把个人情欲和物欲的追求作为生存的出发点，这也是她走向变态的根源之所在。

诚然，她思想上也有着善的一面。五年来，她始终衣不解带地服侍不能动弹的丈夫，未有半点差池，算得上是个有功无过的人，但她经常发牢骚，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和怜悯。古人云：言多必失。她的这种言行与姜公馆是格格不入的，人们都把她当成异类。因此，她始终被孤立着，在冷漠的姜公馆里。由于长期的欲望受到压制，她的正常人性受到严重的摧残。与姜家的人长期形成的一种对抗状态使得她无法把对情欲、金钱的追求转移到对儿女的抚养上，这就为她的变态种下悲剧的种子。

和七巧的命运几乎一样的不幸，曼璐的悲哀不仅源于肉体的不断被侵蚀，更多的是社会、家庭对她的冷漠和孤立，只因为她的为人不耻的妓女身份。她的母亲与她没有很多的交流，虽然她也对曼璐的牺牲感到愧疚。又基于她们所受的教育和身份的差异，她的妹妹曼桢和她的隔膜更是大得很。楼上和楼下的两个不同的世界。曼璐就这样被无形中孤立和隔绝了。这种孤立无不使她感到卑微和无助。

尽管深受传统妇女思想影响的她有着崇高的奉献精神，但在长期的孤立的压抑下，她崇高精神支撑下的牺牲也变得十分的卑微。她目睹的不只是社会的残酷，还有家庭的的冷漠。这样，与慕瑾的初恋便形成她精神的唯一支撑点，来支撑失望的她不至于走向变态。

理智的曼璐在母亲“渴望她出嫁”的建议下，做出了利索的选择。为了家庭将来的发展（确切地说是为了妹妹曼桢的婚姻和幸福），为了让自己有个依靠，同时也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她嫁给了既没有钱也没有爱情的祝鸿才。她把自己的后半生如此轻易地拴在一个随波逐流的吃交易饭的且已有一个乡下老婆的男人身上。可以说，她的这种选择也是无奈的。这场婚姻是以她的不可思议的牺牲为前提的，同时也是她精神世界极度疲惫的一种显示。她急切需要一份依靠来摆脱家庭的孤立给她造成的压抑。然而，她不但没有从婚姻中得到解脱，反而得到了更多的痛楚。她依旧没能从卑微中走出来。

“她不由得向她姐姐望了一眼，她姐姐脸上也有一种惭愧之色，仿佛怕家里的人笑她拣中了这样一个丈夫。曼桢看见姐姐面有愧色，倒觉得一阵心酸。”这就是借曼桢的观察所体会到曼璐的辛酸。由此可见，曼璐她是怀着愧疚来选择这个没有选择的归宿的，她始终怕家人对她歧视来加重她的精神负担，这为她后来的变态种下了第一粒悲剧性的种子。

相比之下，七巧在金钱的追求上逐步获得了成功，但曼璐在精神的归宿上却越来越虚幻。从七巧对物欲、性欲到曼璐对精神追求这个过程的转变，其实也就是现代女性在生存层面上的精神家园建构的艰辛的一种真实体现。现代女性不再以物欲的满足为追求，而以精神的归宿感为人生的追求。这种追求的转变，展示了现代女性在寻找自我的道路上所带有的沉重的背负。曼璐的追求较之于七巧的追求，更加的艰难。曼璐她付出的代价将是那么的惨重。

七巧的对现实的执著与曼璐对回忆的执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七巧在逐渐看清了人性的丑恶的同时，也加紧了对金钱的追求。曼璐在卑微的婚姻中，始终恪守着传统女性的道德观，尽管祝鸿才对她越来越冷淡。她的人生没有太多的企求，只希望能够陪伴着她的丈夫，走完她以后的路。备受精神创伤的她没有任何挑战卑微的勇气，她惟有屈从和死守她卑微的婚姻。
三、同是吃人，不一样的变态

七巧在她的人生经历中，知道了钱的重要性。七巧之所以可以忍声吞气地熬着，是因为她期待着有朝一日可以凭借手中的钱对别人颐指气使。当经过了最后一场被季泽玩弄的风波后，七巧的最高憧憬破灭了，随之“七巧的灵魂死了，女性七巧死了”①。她终于等到复仇的那天时，她的人格已经被扭曲，她从常态走向了变态。因为别人不属于她的世界里，于是子女成了她发泄的对象。俗话说，“虎毒不吃儿”，但被金钱、情欲扼杀了人性的七巧这只母老虎，她离亲叛众。

长白是她唯一的儿子，也是她身边唯一的男人。对于从未享受过婚姻幸福的七巧来说，“儿子的幸福，媳妇的幸福，在她的眼里全变作恶毒的嘲笑，好比公牛面前的红旗”②。儿子的婚姻简直是对她畸形婚姻的嘲笑，而这种嘲笑，将每天在她的生活中出现。作为女人，七巧没有得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长白对她来说，不单是个儿子，更重要的是个“男人”。以前他一直都是属于她的，是她在姜家忍辱含垢的见证，只有在长白面前，她才具有母亲的威严，她才可以得到尊敬和服从，所以她要绝对控制和占有他。现如今长白成亲，这种控制和占有的权力似乎就要转移到另一个女人手上，而这个女人健康，带着青春的生命力，她将会在情欲的滋润下过着正常女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在七巧的生命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她虽然拼尽了全力去争取，但到头来却只有金钱的枷锁。对儿媳的妒忌，对众人的仇恨让她把儿子牢牢地拴在身边，别有用心地挑拨小夫妻的关系，让儿媳成为自己无爱无欲的陪葬品。缺少阳刚之气的长白就是七巧变态人性的牺牲品。

对待女儿长安，七巧采取的是异曲同工的手段。她一边向女儿灌输“男人是碰不得的”、“他们只不过是看重女人手中的钱”的思想，一边一步步剥夺女儿正常的人性。七巧通过对长安的缠脚，发泄着自己得不到情欲的仇恨，又以不损失自己的钱财为前提使长安读书，最后以牺牲女儿的幸福为代价而剥夺了长安的恋爱。在七巧的身上，丝毫看不到一个母亲的关爱，人性死后萌生的非人性的凶残让人感到一种血缘亲情的破产，道德沦丧的恐怖，这当中透露出来的寒意，充满着阴森和沉重。

七巧就是这样变态地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吃掉了，她得到的不是发泄的解脱，更多的是无穷的悲哀。

曼璐为了守护自己初恋那份神圣的精神寄托，为了留住她所依赖的男人，为了不再在家人面前丢脸，她把自己的亲生妹妹曼桢给吃掉了。她设下陷阱让丈夫强暴了妹妹。这是她精神变态的终极。“最毒妇人心”这句话是对女性的丑化，而孔子所说的“近之则骄，远之则怨”，也道出了女性心理难以捉摸的一面。林幸谦认为“曼璐因为恐惧被鸿才休掉，而顺从了丈夫欲图染指曼桢的野心”③，虽然这个推测有其合理性，但关键的还是由于她误认为她妹妹曼桢抢走了她的精神寄托——慕瑾而引起的精神失控。

我们不应该忘记，曼璐曾有过高尚的情操，她为了整个家所做出的牺牲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她本应该得到她所渴望的一种安慰的归宿，可是，怎料命运偏要跟她作对。她屈就于祝鸿才，怎料鸿才发家后也不真心待她。她的生命中承受了如此多的沉重。在鸿才向她坦诚凯觑她的亲妹妹曼桢时，曼璐对此就训斥了他的无耻，说“我就这一个妹妹，我赚了钱来给她受了这些年的教育，不容易的，我牺牲了自己造就出来这样一个人……”。由此可见，曼璐对她的妹妹是十分的疼爱和珍惜的，她把自己的精神期望给了曼桢，希望妹妹得到她无法得到的幸福。至于她为什么会如此变态地把曼桢吃掉，作者安排一场曼璐再会初恋情人的一场戏，让我们窥见她心底深藏的一片纯真，也让我们理解她心态转变的关键。

她故意穿上当年情人慕瑾最喜欢的颜色的衣服，以朝圣般的心情去会见慕瑾时，他却告诉她：“人总是要变的，我也变了。我现在脾气也跟从前两样了，也不知是否年纪的关系，想想从前的事，非常的幼稚可笑。”他简短的几句话，就粉碎了她这么多年来所守护着的“精神家园”——那联系着她一切好的品德和牺牲精神归宿。她好恨，她以为是妹妹抢走了慕瑾，抢走了她唯一拥有的东西。她陷入不解之中，为什么她对妹妹那么好，而妹妹却恩将仇报，一点回忆都不给她留下。这种恨加剧了她变态心理，促使她设计陷害妹妹曼桢。

七巧、曼璐都是吃人的典型代表。她们的身上都印有深刻的变态符号。七巧是活在高压残酷的现实中变态的，她吃掉了原本属于她的儿女。曼璐是守在虚幻的回忆中变态的，她吃掉的是“抢走”原本属于她的精神寄托的妹妹。她们都有着善良的本性，有着美好的常态，她们的变态都是报复的方式。但七巧的变态更多是物欲、情欲发泄的结果，而曼璐的变态有着更多关于精神家园的残缺。

四、客观存在的“变态”

我们知道，七巧和曼璐的变态都是客观存在的。七巧从一个讨人喜欢的少女变成一个疯狂占有金钱、扼杀子女幸福的“疯子”，其根本原因是七巧畸形的婚姻、卑微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剥削了她作为一个女人对情欲的渴望和满足，并成为金钱的牺牲品，金钱的膨胀导致了人性的蜕变、母爱的变态和人性的彻底泯灭。

曼璐从一个为家庭做出巨大牺牲的妓女变成了一个为了守护那份美好初恋回忆凝成的精神寄托而向妹妹报复的杀手。其根本原因就是曼璐精神家园的严重毁坏。她没能在归宿的幻灭中来继续屈从着她的卑微。她的变态则作为挑战卑微的另种方式。这种方式没有使她获得真正的胜利，她依然活在卑微中死去。

七巧和曼璐都是变态且卑微的不幸者。来自生活的种种，以及来自生存的怅惘威胁，不时冲击着她们原本无法平衡的心理，最终使她们变成了极度的“变态狂”。七巧最终实现了她对金钱、儿女的占有，她成为物欲的赢家，而输掉了儿女的一生。曼璐从始至终都没有得到胜利的青睐，她惟有在精神崩溃中扼杀自我。

曼璐的精神危机感是现代女性生存层面的一种真实写照。她不同于七巧对情欲、物欲的着迷，而是在被孤立中苦守贫乏的精神家园。在现代这个物欲横流、人情冷漠的时代，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女性，在挑战自我卑微的生存状态的进程中，导致精神失常的事实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这个女性群体该如何正视自己的位置和心态，使不时或缺的精神寄托得以及时的转移，惟有这样她们才能保持常态的发展。

从七巧到曼璐这种女性变态形象塑造的重大转变，可以视为张爱玲在创作历程上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也透视了张爱玲在精神家园建构中的幻灭和她对现代女性生存层面更多的理性思考。

从《金锁记》到《半生缘》，作者曾面临着经济危机，又到爱情的失落，这些因素无不是促使她创作心理转变的根源。有着精神或缺的张爱玲，她渴望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家园中有可精神对话的伴侣，而这一切最终落空了。她的一生，并不曾真正获得精神上的归宿和安稳，在她的作品中无不透露出她对时光易老及精神家园无法企及的惆怅。

参考文献：

①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13页

②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编，1982（2），第15页

③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