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呈现出兴旺的局面。本年度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七届年会于8月8日至12日在山西大同召开，有近200位海内外学者参加，是历届年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日本学者近40人。此外，本年度出版的专著有：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三联书店)在近年来15篇最新研究成果中引入“品位”、“职位”等新概念，对乐师、史官文化的传承，汉代的禄秩，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的官品、散官等作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将传统的典制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考察了北魏政治史中后党、迁都、六镇等重大事件及其对北齐、北周政治的影响。胡阿祥《六朝疆域与六朝政区》(南京大学出版社)对六朝疆域变迁、政区沿革等作了综合研究。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运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方志笔记等，并吸收天文、地理、建筑、艺术等多种成果，是近年来六朝史研究内容最全面的著作。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人民出版社)对魏晋南北朝并州地区的人文、宗教、政治形势及其演变等作了全面研究。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分城址、石窟寺、帝陵和石刻、世家大族墓等九个部分介绍了魏晋南北朝考古资料及研究状况。此外，《中华姓氏谱——卢》(卢美松著)、《中华姓氏谱——萧》(杨师群著)(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二书分源流、人物、人文、文献四篇，将魏晋南北朝门阀土族当作传统姓氏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将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新视角。除了专著外，论文集有：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本年度发表的230余篇学术论文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从数量看，政治史最多，约有50多篇，思想、文化、学术史其次，约有近40篇；社会史类约有近20篇。人物、历史、地理、民族方面的研究不乏突破。文物考古的收获则提供了新的资料，尤其走马楼吴简作为第一手的真实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学者对吴国经济、田制、赋税、户籍等方面的认识，成果日益增多。以下试分类介绍。

　　　　　　　　　　　　　　一、政治  制度  史实事件  人物
  
　　政治制度。阎步克《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补论》(《燕京学报》新1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通过对汉代因病、丧一度离职的禄秩情况和尹湾汉简所见“贬秩”的考察，认为虽然直到东汉散官仍是“官”而非“阶”，但诸大夫至郎官的闲散已开启了魏晋以下散官不断虚衔化的进程。张金龙《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官、武官与禁卫武官释义》(《江海学刊》第3期)对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文官、武官、禁卫武官的含义作了考察。何德章《北魏初年的汉化制度与天赐二年的倒退》(《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北魏天兴、天赐年间整体文化、制度发展的反复作了考证，并从政治文化背景解释原因。张旭华《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中正品与官品间不存在一致性，乡品的获得唯有中正评定一途。他的《东吴九品中正制初探》(《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了东吴的中正组织、职权及选任，认为东吴实行九品中正制适应了孙吴政权全面江东化的发展趋势，兼顾了北来流寓特别是淮泗集团的利益。高敏《从〈金石萃编〉卷30〈敬史君碑〉看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南都学刊》第2期)认为《敬史君碑》不仅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僧官名称和中央、地方僧官系统不误，而且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分封、分食制度。张兴成《西晋王国职官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第4期)对西晋王国职官的组织系统、职能、特点及其演变作了全面考察，并在注释中对唐长孺先生西晋王国官不受人重视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还在《两晋宗室管理制度述论》(《文史哲》第2期)中考察了两晋宗室中宗正、宗师的人选、职掌、属官、属吏以及与宗室管理相关的机构、具体制度。张学锋《西晋诸侯分食制度考实》(《中国史研究》第1期)对西晋的五等诸侯与列侯两个封爵体系的分食制度作了研究，结合作者对西晋占田课田、租调等制度的认识，认为西晋的五等诸侯与列侯之间的禄俸礼秩不是通过封户的多寡，而是通过分食比例的高低来表示的。赵向群、翟桂金《北齐食干制度新探》(《西北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北朝时期干的身份是一般的编户齐民而非杂户。北魏到北齐食干者所食的干是受政府敕准，由应付力役的编户所交纳的代役钱。干禄制的实施减轻了国家对均田户的人身束缚，促进了人口增长。
　　军事制度。张鹤泉的《西晋永嘉、建兴年间都督诸州军事制度探讨》(《史学集刊》第1期)和《北魏都督诸州军事制度试探》(《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分别对西晋永嘉、建兴年间和北魏的都督区、都督设置的时间、特点作了考察。陶新华《论魏晋南朝地方武职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兼论武职官被轻视的原因》(《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魏晋南朝的武职官官品较高，地方武职官有俸禄、军资、“送故”等收入，比民政官品秩更高。人们对武职官的轻视主要因为士族文化条件下的观念。陶新华《魏晋南朝的地方护军和都护将军；兼说都护与督护》(《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魏晋南朝存在以统领若干支军队并使之统一行动为职责的护军、随地方都督而置的都督护军、管理少数民族及边境事务的杂员将军三类地方护军。此外他还在《南朝军府中的特殊府僚——典签》(《历史教学》第5期)中从《南史·吕文显传》“七职”一词的重新解释为切人点分析了典签的职责和普遍设置。张金龙《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兰州大学学报》第6期)利用史传及碑志资料对孝文帝两次官制改革(993/996)后的北魏禁卫武官制度作了考察，认为领军一左右卫一武卫将军构成北魏后期禁卫武官的主体。他的《东魏、北齐京畿大都督考》(《文史哲》第1期)还对东魏、北齐京畿大都督的设立原因、职能、地位、罢废等作了考证。
　　礼仪制度。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第4期)勾勒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吉凶军宾嘉五礼逐渐系统化的过程，并对制度化后的五礼内容作了较全面的考察，认为魏晋南北朝的五礼在“师古”的同时起了维护等级秩序、强化伦理道德、彰显国家尊严等多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了五礼制度化的原因。郭善兵《就宗庙制度的损益看魏晋时代之特征》(《许昌师专学报》第3期)亦认为魏晋宗庙制度在承袭先秦、汉以来的古礼的同时，根据客观现实的需要进行了灵活的相应变革。
　　政令、法律。卫广来《求才令与汉魏嬗代》(《历史研究》第5期)将三令与同步进行的曹操建国活动联系起来分析，考察了曹操在建安十五年之后颁布的三道求才令，认为曹操的佐命人才在建安十三年以前已全部到位，求才令颁布后，实际没有吸收新人才。汉魏皇权嬗代是在求才三令的政治引导下通过和平过渡的让贤方式完成的，是儒学君位让贤这一国家学说的第一次成功实践。楼劲《关于北魏后期令的班行问题》(《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北魏太和至正始年间修令、班令的史实作了考证，认为北魏末班行的少数令如学令、祀令，有军政文化背景等原因，因此程树德《九朝律考》认为北魏高祖以来所定诸令未行的说法不尽正确。他的《对几条北魏官制材料的考绎：太和年间官制整改与官制诸令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通过对太和十五至十九年三个官制令篇的修撰过程、体例、内容和太和二十三年“复次职令”内涵的推绎，梳理出当时官制整改与官制诸令修订的脉络。叶炜《北周〈大律〉新探》(《文史》第54辑)通过对北周《大律》篇次、《大律》与北齐律在赎金、十恶等制度上的相似性、《大律》与隋律的承继关系，及《大律》流刑、赎刑的仔细考察，认为自程树德、陈寅恪先生以来认为北周律是“礼律凌乱”和“非驴非马”的认识有厚北齐薄北周的偏颇，这也使学者对隋唐制度的渊源认识更深入了一步。
　　此外，其他各种典章制度的研究成果有：赵昆生《曹魏尚书研究》(《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庞骏《北齐储君制度探论》(《许昌师专学报》第1期)、张敏《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第5期)、魏崴《北魏法律的封建化进程》(《文史杂志》第3期)、张萍《北魏以来均田令的演变与修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5期)等。
　　史实、重大事件。三国、晋政治方面，于涛《论汉魏禅代的“军府”模式及其影响》(《山东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曹操的军府通过在司空府中增充军事参谋职官、领护军成为司空属官等措施，使汉尚书台成为军府附属，军府成为取代汉廷的新朝廷，曹丕以禅让的方式最终完成王朝更替。这一“军府”禅代模式被魏晋以后中古各王朝所仿效。王永平《曹魏苛禁宗室政策之考论》(《许昌师专学报}第3期)考察了曹魏苛禁宗室的主要措施(虚封、严禁交结、禁锢诸王)并认为曹魏宗室政策是失败的。他还在《曹操立嗣问题考述——从一个侧面看曹操与世族的斗争》(《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中认为在曹丕、曹植争嗣背后隐藏着曹操与世族势力的冲突。
　　两晋南朝政治方面，龚荫《晋代北方民族政权诸王辑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4期)对晋代北方11个民族政权诸王之驻地、族属、世系、事迹四方面问题作了梳理和考证。陈金凤《西晋安吴与东晋立国江东》(《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对西晋平吴后采取的一系列安抚、吸收江东士族入朝的政策作了考察。他还在《试论东晋守国的中间地带战略》(《江西社会科学》第4期)中认为东晋积极争夺和保持对中间地带(淮南、荆襄、秦岭)的控制权确保了政权的生存与发展和淝水之战的胜利。李小红《论义兴周氏与两晋之际的江东政局》(《宁波大学学报》第3期)考察了魏晋时期江东武力强宗义兴周氏，认为义兴周氏在两晋之际三定江南又三次反晋，反映了江东大族与皇权和“侨姓”士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庞骏《东晋士族与兵权》(《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提出的“士族专兵”的现象作了具体的量化考察。张兴成《晋末宋初东晋宗室政治活动略探》(《浙江学刊》第5期)认为整个东晋时期宗室势力对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起了平衡作用，有效延缓了晋宋禅代的进程。孙丽《晋宋之际门阀士族由竞进到退让的历程》(《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l期)对刘宋统治者对门阀士族的限制、打击，迫使门阀士族一步步退出权力中心作了考察。李琼英《刘宋时期宗室内乱原因之我见》(《许昌师专学报》第1期)认为刘宋内乱原因在于宗王势力过大，帝王及宗王素质较差，皇位继承失序。张灿辉《雍州势力与梁代政治》(《文史》总第56辑)探讨了雍州势力崛起、发展、鼎盛及衰落的过程。李天石《试论南朝奴客的身份问题——以刘宋符伍问题的讨论为中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关于“符伍”问题的辩论反映当时士庶之间在法律规定的量刑标准上并无明确区别，奴客在法律上已逐渐由权利客变为有部分权利的法律主体。
　　十六国北朝政治。吕一飞《匈奴汉国的政治与氐羌》(《历史研究》第2期)对匈奴刘氏建立的汉国中氐羌地位作了考察，认为氐羌与匈奴间的矛盾是汉国灭亡的原因之一。[韩]李椿浩《十六国时期的“勤王”及其政治功能》(《晋阳学刊》第1期)以前凉、前燕为典型，考察了十六国时期“勤王”旗帜出现、发展至结束的过程。二文均为填补空白之作。何德章《鲜卑代国的成长与拓跋鲜卑初期汉化》(《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了鲜卑拓跋部在幽并边地汉族士人的影响下改变部落形态向专制政体转变的过程。刘长旭《巫筮图谶与北魏前期的政治斗争》(《许昌师专学报》第4期)讨论了拓跋鲜卑的卜筮习俗和汉族士大夫参政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认为巫筮图谶在北魏前期政治斗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张承宗、朱慈恩《论北魏前期的“新民”》(《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北魏前期的“新民”是指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被北魏迁往京师平城及其附近地区的人民，到后来新民的含义扩大为新附之民。北魏在新民中实行计口授田制度加速了北魏封建化的进程。
　　此外这一领域的论文还有：余世明《个体人格与人才聚合：论三国鼎立的决定性因素》(《贵州大学学报》第2期)，李文才《义熙伐蜀与晋末宋初政局》(《河北学刊》第1期)，张承宗、孙中旺《会稽孔氏与晋宋政治》(《浙江学刊》第5期)，陈春雷《京口集团与刘宋政治》(《苏州大学学报》第4期)，唐春生《萧嶷与齐武帝之“夙嫌”析——兼及与文惠太子之关系》(《重庆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等。《成都大学学报》第2期开辟了“三国与诸葛亮”专栏，收录了6篇有关论文。对相关问题作了研究。
人物。黄少英《魏晋人物品题与寒门仕进》(《学术月刊》第12期)认为魏晋时期人物品题在魏晋之际、两晋之际和晋宋之际为寒门仕进打开了路径。王仕举《南朝人物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许昌师专学报》第4期)认为整个南朝人物分布涉及县数最多的省是今山东、河南、江苏和浙江。在具体人物研究上，宋战利《试论曹操的自卑感》(《史学月刊》第3期)、李兴斌《论曹操的军事才能》(《济南大学学报》第6期)对曹操的心理、能力作了考察。孟祥才《论荀彧》(《史学月刊》第1期)、孙明君《荀彧之死》(《东南大学学报》第3期)都认为荀彧即不是拥曹派，也不是拥汉派。此外研究人物的还有何日取《浅论王粲在曹魏政权中的政治地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5期)、郝虹《王肃与魏晋礼法》(《东岳论丛》第1期)、唐春生《论萧子良的政治悲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曹道衡《论梁武帝与梁代的兴亡》(《齐鲁学刊》第1期)、熊明《皇甫谧考》(《文献》第4期)、刘建新《陶渊明人格价值再认识》(《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 等。

　　二、经济

　　本年度经济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沉寂。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历史研究》第4期)认为在中古时期，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经济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具体表现为：畜牧区曾向内显著扩张、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羊取代了猪成为主要肉畜，但一段时间后畜牧业重新渐转衰退。这与游牧民族的内徙、“胡化”和“汉化”过程有关。蒋福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在北方由于战乱出现过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但在北朝中期以后的北方、东晋南朝的南方，与两汉相比差距并不大，甚至略有发展。朱和平、马丽《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蠡测》(《许昌师专学报》第4期)亦认为商品经济在江南和北中国的边远地区仍然保持了上升的势头。游明谦、孙建党《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交州农业》(《许昌师专学报》第1期)考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农业的类型、发展水平等，以及交州农业繁荣的原因。朱和平《北朝时期官僚经商的历史考察》(《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指出北朝时期官僚的普遍经商促进了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其消极面远超过积极作用。王鑫义《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商业和城市》(《史学月刊》第5期)认为魏晋时期战争使淮河流域商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但进入南北朝以后商业又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军事、政治成分重于经济是这一时期淮河流域城市的突出特点。张旭华、罗萍《魏晋时期的奢侈性消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两晋时期门阀士族奢侈性消费的膨胀造成社会生产的萎靡和工商业畸形发展。胡阿祥《论土断》(《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对史书确载的十次土断作了具体研究。罗新《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史料的钩沉，对吐谷浑之路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路段的昆仑玉贸易进行了具体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走马楼吴简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宝贵资料，这将在下文“吴简研究”中叙述。

　　　　　　　　　　　　　　　　三、思想文化  学术  宗教

　　文化总论和地区、时代文化。胡戟《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陈寅恪先生将微观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对历史问题抓关键和转折点，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作了极有深度的发掘，并开拓利用敦煌遗书、梵文道藏、碑刻墓志、诗文故书等材料研究历史的蹊径。但先生治史较少关注经济研究，偏重政治，关注民族、文化和社会问题。刘振华《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论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扬州大学学报》第6期)亦认为陈先生“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观点对学术研究有重要贡献。曹文柱《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史学集刊》第2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导文化从儒学转变为儒、释、道并立，胡汉两种异质文化从冲突到兼容，地域文化从中原一脉发展成南北分明。刘玉堂、陈绍辉《刘表与汉末荆州学术文化》(《江汉论坛》第3期)认为刘表统治下的荆州学术文化一度取代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刘表殁后骤然衰落，与其在荆州执政期间的方略有关。王永平《略论东吴时期侨属士人的文化贡献》(《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东吴侨属士人在经、史、子及文学艺术各领域都留下了许多著述与创作，并沟通江东与荆襄、中土的文化交流。夏毅辉《东晋门阀政治存在的思想文化省察》(《学术月刊》第12期)认为东晋门阀政治文化中，“无君论”思潮的冲击淡化了君臣伦理观念；玄学的推进及“君主无为”理论和佛教“空无”哲学、“出世”观对东晋君臣都有影响。
　　北朝文化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考察》(《历史研究》第1期)为重要成果。该文考察了流传于北魏宫掖与鲜卑贵族间的《代歌》，认为它是拓跋族的民族史诗和道武帝时撰的北魏早期历史《代记》的渊源，而《魏书·序纪》大体是以《代记》为本。辑集《代歌》和修撰《代记》的邓渊冤死，崔浩又死于国史之狱，北魏史官视修撰北魏前期历史为畏途。考察《序纪》的来历，可看出拓跋族面对其民族早期历史的某些问题时陷入的痛苦和窘境，这是中古时期民族融合浪潮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案例。高照明《从国史之狱看北魏时期民族融合中的文化冲突》(《扬州大学学报》第3期)从胡汉文化在崔浩身上的冲突探讨了“国史之狱”的原因。
　　思想史。徐兆仁《论中国韬略思想在三国时期的发展》(《北京社会科学》第1期)对传统的奇正、虚实、有无、阴阳等思想在三国时期的发展作了研究。阎世平、董虹凌《刘劭的才德观研究》(《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吴家驹《试论刘劭〈人物志〉的人才思想》(《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对刘劭的人才观作了研究。王大良《六朝世族思想信仰主流的再认识》(《西北师大学报》第4期)认为六朝时期琅邪王氏的主流思想尽管曾受玄、释、道的冲击，但都未从根本上动摇儒家思想的地位，其家族也在南朝中后期早于其他家族完成儒学回归。徐华《洛、许名士与汉魏之际的学风演变》(《史学月刊》第1期)认为从董卓之乱前到许下，士人的精神风貌发生的剧烈转型为此后魏晋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石。彭玉乎《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并对清谈与著论在内容、形式以及文风上的彼此渗透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刘运好《援儒人玄——西晋中期思想论》(《孔子研究》第3期)认为西晋中期思想界可分为理想派、宏放派、折衷派。由理想派祟儒到宏放派尚玄，再到折衷派援儒入玄是西晋中期思想演进的轨迹。徐嘉《论名教与自然之辨的伦理价值》(《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玄学家将本体论与伦理学结合起来，在理论上是有价值的。王晓毅《郭象“性”本体论初探》(《哲学研究》第9期)认为郭象笔下自生独化，无形实有的混沌“性”本体是魏晋玄学本体论的成熟形态。他的《论东晋清谈的积极意义》(《史学月刊》第4期)认为东晋清谈在政治偏安的状况下能使人感到生命的尊严和文化的价值。
　　张承宗《魏晋经学的演变》(《苏州大学学报》第4期)探索了郑玄经学、魏石经的刊刻、王肃及西晋儒学。申屠炉明《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三论》(《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论述了南北朝经学义疏与汉代经注、佛学、玄学以及唐代五经正义的关系。
　　宗教。王承文《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对民间巫道的批判——以天师道和古灵宝经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第7期)在对天师道和古灵宝经的具体内容和旨趣作深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汉晋天师道和古灵宝经对民间巫道的批判是东晋南朝之际道教变革极为重要的内容。万毅《敦煌本〈升玄内教经〉的南朝道教渊源》(《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通过对敦煌本道教《升玄内教经》中南朝道教渊源的辨析，揭示该经在承袭魏晋以降南方道教各派教法的基础上，受到玄学和大乘佛教般若性空思想的共同影响，在道家精神和佛学智慧的交互启迪下消除巫术、进行追求理性的探索。该二文考察精细，对以往研究多有突破。此外，李刚《曹操与道教》(《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从曹操与道教的关系作为切入点，追寻汉末魏初道教与政治、军事、科技、文学的一般面貌。朱和平《北魏时期洛阳寺院的几个问题》(《洛阳工学院学报》第2期)对北魏洛阳寺院的建立途径、经济条件、土地来源、寺院生活等作了考察，揭示了当时洛阳寺院的内涵。
　　其它成果还有孔定芳《南北朝时尚文化之地域观照》(《中州学刊》第2期)、孙立群的《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第5期)和《论魏晋士人的“觉醒”》(《聊城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周兆望《六朝画坛述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2期）等。《江海学刊》第2期开辟了“六朝历史与文化”专栏，刊登了张旭华《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张华《论六朝佛教文化》，魏向东、张承宗《魏晋南北朝旅游风俗初探》，卢海鸣《六朝饮酒风尚及相关问题研究》等论文。

　四、社会史  民族史  历史地理  中外关系史

　　社会生活。卢华语《蜀汉重庆人口考》(《西南师大学报》第6期)考证蜀汉时重庆人口为户199650，口689700。薛瑞泽《北魏的内河航运》(《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对北魏的内河航运作了考察。张承宗《魏晋南北朝风俗观念与风俗特点》(《浙江学刊》第4期)、沙忠平《魏晋薄葬论》(《文博》第3期)、刘锡涛《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生活胡风现象》(《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对魏晋南北朝的丧葬、生活习俗等作了研究。
　　婚姻、妇女。何红英《论三国时代的再嫁婚》(《四川文物》第1期)，薛瑞泽《蜀汉婚姻的特色》(《文史杂志》第3期)，金仁义、张静《东晋皇家婚姻初探》(《安徽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刘则永《刘宋皇室之婚媾》(《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对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婚姻作了分析。段塔丽《北朝至隋唐时期女性参政现象透视》(《江海学刊》第5期)、《北魏至隋唐时期女性参政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二文从历史地理学和女性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对女性参政的地域分布作了细致考察。刘淑丽《论魏晋妇女生活及思想中的新因素》(《浙江社会科学》第5期)、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精神风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分别考察了魏晋、北朝妇女思想和生活状况。
　　民族。都兴智《略论东北古代族名与山水之名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考察了勿吉与张广才岭、濊貊与松花江、豆莫娄与兆儿河的关系。李殿才《高句丽民族的社会生活与习俗》(《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考察了高句丽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习俗。辛迪《关于库溽官氏的族属——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实例》(《内蒙师大学报》第4期)对库溽官氏作了考察，考订其为乌桓。王万盈《论拓跋鲜卑民族的融合》(《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认为民族意识是民族融合的关键。
　　历史地理。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远甚今日，黄河、淮河、海河、长江的流路与河性及湖泊、海岸线与今日颇有不同。   
　　中外关系。周伟洲《公元三至六世纪的南海诸国及其与中国南方诸政权之关系》(《燕京学报》新十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详细考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林邑国、扶南国及其属国，以及三至六世纪中国史籍所见其他南海诸国的情况。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宗教、神话传说和东西文化交流》(《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详细考察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宗教、神话传说，认为西域地区已成为汉、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文化及游牧文化荟萃之地，并认为西域诸国之间、诸国与中原王朝、塞北游牧部族之间的种种矛盾往往有文化的色彩，这是异种文化交流乃至融合的一种表现形式。

　　　　　　　　　　　　　　五、史志典籍  文物考古  吴简研究

　　史志典籍。胡宝国《〈三国志〉裴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研究了《三国志》裴注出现的背景。宋志英《晋代史论探析》(《南开学报》第3期)认为史论无论是在撰述形式方面(“总论”和历史评论专书的首创)，还是内容关注现实，历史观念上的理性思维精神等，都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庞天佑《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认为佛教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解放，改变了学者文人的知识结构，提高了整个时代的思维水平；影响了这个时期史籍的内容，导致了与佛教有关的史籍类别的形成。方志方面，胡宝国《魏晋南北朝的州郡地志》(《中国史研究》第4期)对这一时期的各地异物志、山水地志作了细致考察，认为异物志的大量出现跟当时求异的社会风气有关，并在指出唐代与六朝土人在对待异物、地志、小说之类逸闻方面不同旨趣的同时，进一步澄清了隋唐诸学术之源。吴金华《〈三国志斠议〉续例》(《文史》第50、51辑)是作者《三国志斠议》一文的补充，继续对不同版本的《三国志》注本进行校正勘误和比较研究。张玉春《〈史记〉六朝残本考》(《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以抄于六朝的两卷残本为据，揭示了六朝古本的特点，订正了今本《史记》的一些讹误。萧放《〈荆楚岁时记〉作者、注者与版本源流考述》(《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该书是公元6世纪南北民俗的真实记述，自南朝著成之后流传于隋、唐、宋，元初已佚。明人重辑成书，清代有多种刻本传世。[日]贯井正《论〈后出师表〉应系诸葛亮所作》(《晋阳学刊》第2期)分析了《后出师表》产生的社会背景、内容、文体风格、语气，并通过查阅文献、参考既有成果，认为《后出师表》确为诸葛亮所作。
　　文物考古。《江西吉水城郊2号西晋墓》(《文物》第2期)、《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村魏晋墓》(《文物》第4期)、《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第1期)、《湖南邵阳南朝纪年砖石墓》(《文物》第2期)、《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第3期)、《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第7期)、《北周宇文俭墓清理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介绍了有关墓葬的发掘收获。2001年5月2日《中国文物报》刊登的《咸阳发现北周最高等级墓葬》介绍了有关信息。3月28日的《中国文物报》刊登了杨哲峰的《北魏墓葬考古五十年》，是对北魏墓葬资料的系统总结，张肖马、霍玉华《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第7期)介绍了有关出土资料。考古遗迹和文物研究方面成果有：王志高、周维林《关于东晋帝陵的两个问题》(《东南文化》第1期)，[日]盐泽裕仁《六朝建康的城市防卫体系试探》(《东南文化》第1期)，刘涛《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路秦《后秦〈吕他墓表〉与〈吕宪墓志〉》(《文博》第4期)，[日]吉村怜《南朝法华经普门品变相——论刘宋元嘉二年铭石刻画像的内容》(《东南文化》第3期)，杨明《论固原北魏墓漆画棺盖绘画的内容和渊源》(《宁夏大学学报》第6期)等。
　　吴简研究。高敏继续将吴简资料与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吏民田家莂〉
中所见“馀力田”、“常限”田等名称的涵义试析》(《郑州大学学报》第5期)对“馀力田”、“火种田”、“二年常限”田等见于嘉禾吴简的名词作了研究；《从〈嘉禾吏民田家莂〉中“诸吏”状况看吏役制的形成与演变：读〈吏民田家〉札记》(《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通过对嘉禾四、五年《吏民田家莂》中“诸吏”的状况与孙休永安元年十一月中“诸吏”的比较，探知“吏役”制从其初期形态到典型形态的演变过程；《〈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释文注释补正——读走马楼简牍札记之八》(《郑州大学学报》第4期)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上册的释文六十余处漏注、误注予以补充和订正。王子今《走马楼许迪剧米事文牍释读商榷》(《郑州大学学报》第4期)对走马楼J22—2540号木牍中“廖事宜”、“罪深重”、“审前后”等文句提出了自己的释读意见。张荣强《孙吴“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第1期)对嘉禾吴简中的“丘”、“二年常限”等名词作了考订，认为“吏民田家莂”为当时百姓交纳租税的券书，并对简牍中反映的亩制与亩产量、租税征纳制度、仓吏专人分区经办制度等作了研究。《历史研究》第4期开辟了“走马楼吴简研究”专栏，登载了王素《吴简所见“调”应是“户调”》、罗新《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孟彦弘《释“还民”》、韩树峰《吴简中的口算钱》、侯旭东《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汪小烜《吴简所见“肿足”解》、刘聪《吴简所见“关邸阁”试解》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