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辨析了反分裂斗争的概念，从内外两方面论析了西藏地区近代反分裂斗争的具体内涵；以史论结合的方式， 科学 地概括并论述了西藏地区近代反分裂斗争的错综复杂性、起伏波动性和长期性的总体特点，揭示了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7种手段，指出了藏独头目的买办特色及其与西方列强在西藏独立 问题 上的差异点。

　　一、关于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内涵
　　近代 中国 的西藏问题，其核心是反分裂斗争，它又是当代西藏问题的 历史 根源。因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正确全面、实事求是地 研究 和阐述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历史 内容 ，具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是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西藏的稳定与进步，同国内外藏独及分裂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的迫切需要。鉴于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复杂性，要正确全面地了解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就必须首先澄清反分裂概念的含义和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具体内涵。
　　近来在藏史研究中有人提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即是独立与统一的斗争。对于西藏地区而言，就只能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同国内外主张西藏独立的各种势力的斗争，不能也不应包括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略、干涉我国西藏地区的历史内容。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西藏地区近代反分裂斗争的起点，最早只能始于清末，即20世纪初。我们认为，反分裂斗争与反侵略战争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又是两个紧密联系而又相互交错的概念。对于西藏地区而言，至迟到 18世纪末19 世纪初，西方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干涉同时已涉及分裂问题，此后的侵略与分裂更无法分割开来。这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是分裂西藏和藏独问题出现的总根源，而英帝国主义又是侵略和培植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及制造 “藏独”活动的总导演、总根源。其中，作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西藏开路先锋或者说是前奏的是从17世纪即已开始的传教活动；到18世纪，则是以东印度公司为工具的英国殖民主义企图以“商品重炮”来轰开中国西藏大门的活动。尽管西方传教士的渗透活动和东印度公司的“商战外交”尚没有直接从领土或主权上涉及对西藏的侵略和分裂，但是这些活动在客观上不同程度的均服务于英国的战略目标，即以印度为中心基地而逐步建立包括中国西藏及大陆在内的东方殖民体系，应当看做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分裂中国西藏的前奏和序曲，必须进行研究和论述。早在1600年，英国即已在印度成立了从事殖民掠夺的东印度公司。18 世纪中叶将印度变为其殖民地后，即把印度视为大英帝国逐步建立包括中国西藏及中国内地在内的东方殖民体系的中心基地，称为“英王皇冠上闪亮的明珠”。为此，大英帝国的战略家们在19世纪初开始提出了所谓“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的侵略思想。其中第一个缓冲区和第二个同心圆就将中国西藏纳入其中，要求逐步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来，变成“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从而达到为进一步控制中国、保卫以印度为核心的东方殖民体系的 政治 经济 利益和地位。而在第一个同心圆中，则将印度西北边境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东北边境即与西藏接壤的喜玛拉雅诸山国纳入其中。正是从这一战略构想出发，英帝国主义者从18世纪开始，陆续从印度西北入侵喜玛拉雅诸山国，进而在入侵中国东南地区的同时对西藏地方进行经济、政治、军事侵略，以谋分离中国的西藏，这已成为它既定的方针步骤之一。因此，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在取得大吉岭为进入喜玛拉雅诸山国根据地，侵占原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拉达克地区后，又陆续侵占或控制了锡金、不丹、尼泊尔等诸山国，为此后的两次侵藏，以谋将西藏纳入自己殖民统治范围奠定了基础。我们认为，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史的正式展开，是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基本同步的，即最早可以从1855年的尼藏战争算起，至迟也应从 19世纪 70年代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算起。这是因为英帝国主义发动公开入侵西藏的侵略战争之前，先是怂恿尼泊尔侵藏，曾向英国要求过援助的尼泊尔“想使西藏从清帝国的控制下彻底独立出来”，“并接受尼泊尔的保护”［1］（P54）。而英国确实向尼泊尔提供了武器。英国又于1876 年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关于英人入藏的附款，从西方对这一附款颠颠倒倒地解释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英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晚清政府对列强的妥协退让和掌握着对清政府在藏主权的是否承认来驱使清廷同意其进入西藏，另一方面又利用清政府的腐败和噶厦对清廷的不满来实现使西藏脱离中国进入英帝国主义殖民势力范围的双重企图。

　　我们认为，西藏的反分裂斗争是指对一切直接或间接分裂我国西藏的企图或举措进行的所有反击活动，对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 研究 自然 也应当涉及与此相关的一切 内容 。就分裂活动而言，针对近代西藏的实际 历史 状况，应当包括外部及内部两大方面。西藏的分裂及藏独 问题 是近代由外部引发的，西藏的分裂分子和藏独势力是西方帝国主义一手培植起来的。分裂西藏的活动,在外部主要是指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和仆从国以及其所派遣的帝国主义分子对我国西藏进行的各种方式的控制、侵略及分裂活动。内部主要指以擦绒、夏格巴等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和以达扎为代表的藏独集团所进行的各种分裂及“藏独”活动。
　　就反分裂而言，近代围绕捍卫 中国 对西藏的主权进行的斗争，主要涵盖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其一，是中国历届中央政府直接进行及领导的反分裂斗争的失实。这方面又包括内外两大方面：对外是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控制、侵略、分裂西藏的各种斗争；对内是反对西藏地方的亲帝分子及藏独集团进行的分离主义及藏独活动。其二，是以八世班禅、九世班禅、十三世达赖为代表的政教领袖及热振、格达活佛等为代表的僧俗上层爱国人士反对帝国主义控制、侵略及分裂西藏的主要活动。其三，是包括西藏人民（僧俗各界）在内的中国人民民间自发进行的反洋教、反侵略、反藏独和抗英抗日等维护祖国统一和保卫边疆领土的各种斗争。其四，是包括 政治 、军事、外交、 经济 、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当然，除了以上方面的具体史实以外，更重要的还有建立在这些历史事实基础上的经验 总结 。
　　二、关于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历史特点
　　西藏近代反分裂斗争的总体特点是错综复杂性、长期性和起伏波动性。错综复杂性首先表现为：制造西藏独立以谋分裂西藏的既有西方殖民列强及帝国主义分子，又有依赖于西方帝国主义的西藏地方的分裂集团；参与反对西藏独立和分裂西藏的既有中国中央政府，也有西藏地方爱国的政教上层人物，还有作为后盾的西藏广大爱国僧俗人民及全国人民。其次，表现为这一斗争方式的多样性，既表现为隐蔽的渗透与反渗透、通商与反通商等经济、文化方式的斗争，又表现为公开的外交、政治或军事方式的斗争。再次，西方列强分裂西藏的目的也与西藏的藏独分子的目的有一定的区别。西藏的藏独势力和藏独活动不过是西方列强侵略分裂中国的工具和筹码，他们的终极目的并不完全相同。而西藏地方的藏独活动即以龙夏与夏格巴为例，其手段和目标也有很大差异。就其时间性而言，西方列强分裂西藏的活动和西藏地方的藏独活动不是同步开始的，而是先有西方的分裂西藏的战略和活动，后有被西方列强培植扶植起来的藏独势力。但是，这两种分裂西藏的活动一经开始以后，就基本上贯穿于西藏近代 社会 的始终。在中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及西藏爱国政教力量及其僧俗大众的一再反击斗争下，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一斗争又呈现出时起时伏的波动，其间形成几次高潮，直到西藏和平解放才暂告一个大的段落。具体说来，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方列强分裂西藏的活动与西藏内部藏独活动的出现不是同步的。不同步的原因在于西藏的藏独势力是西方列强一手培植起来的，西方列强是“西藏独立”的制造者。无论是在西方教会力图进入西藏的17世纪之前，还是英国直接发动侵藏战争的19世纪以前，西藏作为中国疆域的一部分，从来没有出现过藏独活动，也没有“西藏独立”这个词汇。西藏地方藏独活动的正式开始，是以 20世纪初期的第一次“驱汉”活动为标志的。
　　以分裂西藏于中国本土之外的 “西藏独立”一词的发明权，“西藏独立”一曲的领唱权，并不属于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藏、汉等族中国人，而是属于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英、美等外国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驻印 度总督寇松（curzon），以及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Mc Mahon）、驻锡金政治专员柏尔（Bell）等人，撇开、越过中国的清王朝和民国政府，直接逼迫、诱使西藏上层统治者同意英国人在西藏开设商埠、割让土地，获取种种的殖民特权，以达其从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掠夺、领土上割裂西藏的目的，因而首先道出了“西藏独立”一词；这时，接受过英国人丰富馈赠的西藏大贵族擦绒·达桑占堆、司伦夏扎·班觉多吉等人就跟着唱起了“藏独”的调子。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俄英双方利用其对清廷的失望和不满，加紧进行拉拢和威逼。在此前后，联豫等在藏的新政改革和川军入藏镇压，激化了与藏族上层的矛盾，加剧了达赖的疑虑不安。

　　1909年底达赖返藏后，立即将因亲英而革职的夏扎等三名亲英分子复职并升任为伦钦，又接受了夏扎等人制作呈献的“圣地佛祖授记”字样的新金印，企图以此否定清廷授予的金印，表明夏扎一伙亲英分离势力开始分裂活动并在西藏地方政府占据上风，启用新印则成为亲英分离主义分子追随英国制造“西藏独立”的一个重要步骤。由此导致了清军入藏后，十三世达赖终于受夏扎一伙 影响 而离藏赴印请求英国保护。而英国公然怂恿支持西藏亲英势力与清廷及清军对峙，最终导致了“驱汉事件” 的发生。
　　 历史 事实说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所以一度能被英国拉拢、利用去搞“西藏独立”，首要的原因在于英国实行入侵西藏、分裂 中国 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政策，次要原因在于晚清腐朽昏聩的朝廷在处理英帝侵藏及对待十三世达赖等重大 问题 上执行的一系列错误的政策。
　　（二）英帝国主义分裂中国西藏手段的多样性与历史演变。
　　英帝国主义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是一个逐步演变的历史过程，其手段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不能简单等同视之。作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分裂中国西藏的序曲和前奏，从 17世纪到19世纪，英俄对西藏主要采取了传教、通商、 科学 考察等间接隐蔽的方式来向西藏“渗透”，并以1600年成立的英属东印度公司作为控制、侵略西藏的前方机构。19世纪初，英帝国主义在这些图谋一再碰壁并与西藏的直接交往以失败告终之后，不失时机地调整了政策，改为首先从事对西藏藩属邻邦的侵略。运用 政治 诱骗和军事高压相结合的手段，先后控制了尼泊尔、锡金、不丹，强占了原归属西藏的拉达克，以喜玛拉雅诸山国作为侵略分裂西藏的基地和跳板，形成对西藏的半月形控制带，为用军事手段侵略分裂西藏做了准备。
　　英帝国主义分裂控制西藏的第三种手段是发动间接的或直接的军事入侵。19世纪20—30 年代之间，英国抓住尼泊尔商人拒不纳税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生的矛盾，怂恿尼泊尔扬言进攻西藏。旋又向藏军供应军火，支持藏军为实现“大西藏国”的分裂目的二次东犯，制造川藏纠纷，以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达到其分裂西藏的目的。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先是东印度公司秉承英国主子的旨意而发动的森巴战争，1855年又指 使尼泊尔派兵入侵西藏阿里地区，再到20 世纪初为止的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英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发动了对中国西藏的五次武装侵略。
　　1911—1913年，在沙俄的默许下，英国又向西藏东南边境“外线”以北地区发动阿波尔远征，公开侵占萨姆部落地区。英俄帝国主义制造分裂西藏活动的第四种手段是在西藏内部培植安插藏独分子。其中，以培植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分子和势力集团来达到使西藏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统辖而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战略转变始于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当时英军虽侵入拉萨，但十三世达赖喇嘛为免受英人控制而出走库伦。英国的第一步棋是首先大力拉拢九世班禅，企图将班禅搞成其控制西藏的代理人。班禅虽然赴印会见了英国皇太子，但拒绝了英方的政治拉拢。英国这一阴谋碰壁后，又将目标转向拉萨的达赖身边的上层人士，终于以小恩小惠拉拢了以夏扎·班觉多吉为首的一小批上层官员，这就是西藏地方内部最初的亲英分离主义分子。随后形成包括噶伦强钦·阿旺白桑、雪康·次丹旺秋在内的早期藏独势力。后期则培植出以达扎活佛、夏格巴等为核心的藏独集团。
　　在西藏培植了分离主义势力以分裂西藏的另一个帝国主义是沙俄。沙俄主要是利用俄籍布里亚特僧人德尔智作为十三世达赖的堪穷来充当秘密政治使者，欺骗唆使达赖采取“以俄制英”来谋取独立的计划。对此，沙俄驻华公使曾供认不讳。他说：沙俄同西藏的关系，“是通过布里亚特人和阿斯特拉罕的加尔梅克人 （土尔扈特人）佛教徒来保持的”。［2］（P39）　

　　以武力为后盾的强权 政治 外交，是英俄帝国主义分裂西藏活动中的第五种手段。这表现在英国一手操纵的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15、1918、1921年三次胁迫 中国 政府重开西藏 问题 的谈判及1947年的 “泛亚洲会议”。旨在分裂中国西藏、策划“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因中国政府拒绝签约及西藏地方政府此后拒绝承认而破产，英印政府鼓动西藏地方政府擅自打出雪山狮子旗为国旗及制造独立形象的地图事件也因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而未能得逞。同时还在国际舞台上打压中国政府，千方百计为西藏亲帝分裂集团的藏独活动创造条件，提供机会。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英美及印度又从外交方面施加压力，特别是美国于1950 年唆使萨尔瓦多向联大提出议案，竭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破坏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和平谈判。
　　在西藏内部策动政变，打击爱国内向势力，是英俄帝国主义分裂西藏活动中的第六种手段。当西藏地方政府坚持内向而与中央加强联系时，为了分裂西藏，英印政府先后策动亲帝分裂主义势力阴谋策划了1924年的未遂政变及1941 年的热振事件，使西藏地方政府一度被达扎分裂集团控制。其次，是怂恿鼓动藏军于1917年、1930年两次东进及北犯。再次，是挑拨达赖与班禅的关系，阻挠九世班禅返藏以削弱藏内抗英反帝力量。
　　派遣帝国主义分子入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加紧制造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是英俄帝国主义分裂西藏活动中的第七种手段。主要有：沙俄秘密派遣德尔智多方 影响 拉拢达赖十三世；英国于1920年派遣柏尔在拉萨搞分裂活动，最终被西藏人民驱逐；1936及1939年，派使团两次入藏，加紧挑拨藏汉关系。特别是1946年第三次入藏的黎吉生一手操纵制造了热振事件和二次“驱汉事件”，一再掀起藏独浊浪。
　　（三）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和藏独势力的买办性及其与西方列强在“藏独”问题上的差异点。
　　前文已经指出，西藏内部的分裂主义分子和亲帝藏独势力集团是英俄帝国主义直接插手扶植培养出来的，不管是前期以夏扎为首的藏独势力，还是后期以达扎、夏格巴为核心的藏独集团，其主要成员都带有很明显的买办特点。其买办性表现在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贵族或西藏政教上层，许多人通过藏印贸易并均受到帝国主义的贿赂拉拢，从政治到 经济 上均依赖于帝国主义。从二次英军侵藏战争开始，英国就利用达赖离藏、藏政混乱之机，通过其驻亚东、江孜的商务委员，采取各种手段拉拢和收买西藏官员。公元1908年，驻亚东的英国商务委员麦克唐纳曾供认：当汉藏人民或官员之间发生争执时，他总是支持藏人反对汉人，借以挑起民族间的仇恨，离间西藏与中国中央政权的关系。驻江孜英国商务委员鄂康诺经常用各种礼物“馈赠”西藏官员、贵族及其家属，他曾以八百卢比和一支手枪作为“礼物”，收买西藏一个噶伦。特别是随着英国经济侵略的加强，藏印贸易迅速 发展 ，西藏上层一部分僧俗官员和贵族越来越卷入到藏印贸易中去，他们逐渐垄断了西藏的商业和对外贸易。英国也有意从日益增长的藏印贸易中，给他们以大量的方便和实惠，让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这种经济联系是促使西藏上层当权派中亲英派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这从藏印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上层官员和贵族中，逐渐分化出帝国主义在西藏的走狗——买办阶层。英帝通过他们把西藏经济纳入英印经济势力范围，并逐步转变这些人的立场，即由仇英变为亲英，进而把英帝国主义当作他们的靠山。英帝在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的收买、拉拢活动之后，果然在西藏大农奴主阶级中扶植起了像夏扎·班觉多吉、强钦·阿旺白桑、赤门·诺布旺杰、擦绒·达桑占堆以及后来的摄政王达扎及夏格巴等一小撮藏独势力。
　　以前期的夏扎一伙来说，夏扎出身贵族，在1893年以接洽官身份赴印了解中英藏印续约情况时，受柏尔贿赂拉拢，又因阻挠西藏军民武装抗英而一度被革职扣押。后与达赖逃抵大吉岭后，成为英国与达赖之间主要联系人，是亲英分离主义势力的头子。达桑占堆虽出身平民，但因在达赖逃印途中抗击清军有功而被达赖收为贴身近侍，后又送英国 学习 ，返藏后一跃成为亲英新贵族。他与出身贵族的孜本赤门·诺布旺杰均因亲英而被升任伦钦，成为夏扎得力助手和亲英分离主义的中坚分子。

　　这些亲英分子被视为西藏地方的“买办”人物，他们依靠英帝国主义极力将十三世达赖推向背离祖国的方向，并企图凭借十三世达赖实现“西藏独立”。这一时期，他们投靠英帝国主义进行分裂活动的近期目标是：“将西藏的外交事务置于英国控制之下，而由他们自己掌管（西藏）内部事务” 。尽［3］（p89）管如此，在“藏独”及如何分裂西藏的 问题 上，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与其培植出来的西藏地方的藏独势力是有区别的。亲英藏独分裂势力不过是英国借以实现其把西藏从 中国 分裂出去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工具。这正如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供认，英国支持“西藏独立”的真正目的，的档案中供认，英国支持“西藏独立”的真正目的，是使“西藏处于绝对依赖印度（即——英国）的地位，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效的机构，将中国和俄国都挤出去”［4］（P46 ） 。因此，当民国中央政府准备派川军打西藏分裂势力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公然于1912年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包括不允许中国“干涉西藏内政”，“西藏应当十分真心诚意地完完全全归属于英国的势力”在内的有关西藏问题条约的五项条件。9日又威胁中国政府若出兵西藏则英国当“以实力帮助西藏独立” ［4］（P46）。与此稍有区别的是，与英国一度争夺对西藏的控制权的沙俄，鉴于其所处的不利地位，改而要求“俄英两国共同充当西藏的保护者，取消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从而使“俄国和英国自由进入西藏”［2］（P209—210）。由此可见，英俄策动分裂西藏，支持藏独势力搞所谓的“西藏独立”，并不是藏独分子所希望的独立，他们之间必然也发生一些利益的冲突和矛盾。正因为如此，连亲英分裂主义分子夏格巴在谈及《拉萨条约》时也公开承认，英国当时“虽然是把西藏当作一个独立国家打交道的，”但这个不平等条约的 内容 “总的说来对西藏是不利的” ［5］（P20 ）
　　（四）西藏近代的反分裂斗争的起伏曲折性直接导源于内外分裂势力活动的起伏性。
　　正是由于西藏内部的分裂势力和 “西藏独立”是西方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这就必然造成了西藏近代的反分裂斗争的起伏曲折性直接导源于内外分裂势力活动的起伏性。大体说来，第一个斗争浪头表现为19 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以英军几次侵藏为标志的军事侵略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保卫祖国西藏领土主权的斗争；第二个浪头的表现为民国初年英人在背后操纵的第一次“驱汉事件”；第三个浪头是20世纪40年代达扎分裂集团上台后制造的“热振事件”和藏独势力在国际舞台上制造的一系列分裂活动，其背后操纵的黑手仍然是帝国主义；第四个浪头是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国内外分裂势力制造的“七·八”驱汉事件。伴随着内外分裂主义活动的公开化、尖锐化，中国中央政府、西藏地方爱国的政教上层和僧俗人民以及全国各界的反分裂斗争相应也一次次掀起高潮，并最终以西藏的和平解放而取得近代反分裂斗争的最后胜利宣告了这一 历史 时期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