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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藏竹书《从政》篇“五德”略议 ——兼说《从政》应该属于《子思子》佚篇           ★★★ 【字体:
上博藏竹书《从政》篇“五德”略议 ——兼说《从政》应该属于《子思子》佚篇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2-14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从政》篇是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文献,其中有“五德”的概念,而儒家有重视德治的传统,这一概念颇引人注意。该简文见于甲篇第五、六、七简,其原文是:

闻之曰:从正(政),□(用)五德,固三折(慎),除十怨。五德:一曰愋(宽),二曰共(恭),三曰惠,四曰仁,五曰敬。君子不愋(宽)则亡(无)(甲篇第五简)以(容)百姓;不共(恭)则亡(无)以除辱;不惠则亡(无)以聚民;不仁(甲篇第六简)则亡(无)以行正(政),不敬则事亡(无)城(成)。(甲篇第七简)

简文中的“□(用)五德”所阙之字,原释文为“敦”。何琳仪先生释为“用”,他说:“敦”左下从“羊”,与“墉”有别。按,简文“墉”当读“庸”。《说文》“庸,用也。”【1】可从。“用五德”即行用五种德行。“固三折(慎)”,中的“折”,原整理者认为“可读为‘誓’”。其他学者有的认为应为“制”,有的认为应为“慎”。我们认为读为“慎”是正确的,此字与甲篇第四简“君子慎言而不慎事”之“慎”字形相近。这样,“徳”与“慎”、“怨”所说都是“内在的情志”问题。所述“五德”,其中“一曰愋”之“愋”,原整理者认为当读为“宽”,即宽和、宽厚。《从政》认为“宽”与“恭”、“惠”、“仁”、“敬”共为为政者需要励行的美德。

在《从政》篇中,“德”属于政治道德范畴。该篇名曰《从政》,原整理者根据“两组竹简长度各异,编绳部位亦不相同”【2】,而将《从政》篇分为甲、乙两篇,研究者已经指出,无论在简长、字体、编绳数目与位置等方面,两篇都没有什么明显差别。而且,被分为甲、乙两篇的《从政》其实可以编连到一起,应属于同一篇。【3】

《从政》的定名与本篇主题相应,比较确当。原整理者张光裕先生指出:“甲、乙两篇内容多次强调‘从政’所应具备之道德及行为标准”【4】,而且“从政”一词两篇中也多次出现。还有,研究者已指出该篇内容与《论语·尧曰》倒数第二章之间的联系【5】,以前就有人说到该章可以名为《从政》。《论语》原有《齐论》、《鲁论》、《古论》的分别,篇数也有不同。《汉书·艺文志》著录《古论》二十一篇,其中有两篇《子张》,如淳在注《汉书·艺文志》时说:“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不知何据。但本篇定名为“从政”,也算是前有所承。

“德”的出现很早,在中国早期文化发展中有突出地位。阅读古代典籍,各式各样的“德”以及与之相同、相近的概念几乎随处可见。儒家重“德”,而在儒家学派形成之前,不少早期文献对于“德行”体系就进行过概括【6】。有的是归为三德、四德、六德、九德,有的归为三行、三达道、四道、五教、六行、七教、八政、九行、九守、十伦等等,名目不一,内容也有很大区别。就内容而言,这些德目有的表述了个人的品质,有的则是社会基本的人伦关系,有的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大要别之,有的属于政治,有的则属于伦理。但综合儒家学说,把这些德目放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考察,其实它们又没有严格的界分。这些所谓的“德行”分别出现于《尚书》、《左传》、《礼记》、《逸周书》、《周礼》等早期典籍,从中可以看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德行的传统,儒家的道德体系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7】

《从政》中出现了“五德”一辞,整理者说它是“先秦典籍中未之见者”,“于先秦典籍中乃首次出现”。其实,“五德”一辞先秦时乃多次出现,只是像所谓“九德”、“六德”、“四德”一样,名目虽同,内容却有差别。如:

《庄子·天运篇》:“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後调理四时,太和万物。”

《孙膑兵法·教法》:“处国之教奚如?曰……孝弟良五德者,士无壹乎,虽能射不登车。”

《管子·禁藏》:“夏赏五德,满爵禄,迁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

《逸周书·大聚解》:“五德既明,民乃知常。”

此外,《史记·夏本纪》有“出入五言”句,《索隐》引刘伯庄云:“五言谓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

这些典籍都是先秦时期成书。其中,《庄子·天运篇》的时代原有争议。《天运篇》属于《庄子》的《外篇》,一般认为,《庄子》的《内篇》比较可靠,《外篇》和《杂篇》则时间较晚。但新出地下材料改变了人们的这种认识,湖北江陵张家山、安徽阜阳双古堆两座汉墓中均发现了《庄子·杂篇》的竹简,根据研究,已经可以证明《庄子》的《外篇》和《杂篇》成书应该“距离庄子活动的时间不远”,很可能就在先秦时期。【8】

上述典籍中出现的“五德”,其内涵可谓各不相同,自然也区别于《从政》的“五德”。由此,我们可以对《从政》的“五德”进行具体分析。

儒家的“德”本是继承周人而来。新近公布的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珍贵的青铜器“遂公盨”,其铭文除记载大禹治水的经过,还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不足百字的铭文,仅“德”字就出现了六次,而且内涵颇为宽泛:要求民众既要注重修身养性,做人要“齐明中正”,还要孝顺父母、兄弟友善、婚姻和谐,注重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君王及官吏要有德于民,顾念黎民百姓,唯此百姓才能“好其德”,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遂公盨”铭文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是“周人尚德”的实证,表明当时中国“德”的思想已相当丰富、系统,“德治”观念已经形成。中国德治思想的渊源——孔子的“为政以德”主张,是对周人思想的总结与概括。【9】

孔子及其门徒提出的德目很多,这些德目有的见于儒家以前的典籍,有的属于儒家的揭示,反映了儒家重视德行伦理的学说特征。他们谈论“尊尊”而“亲亲”,常常论述“孝悌”与“忠信”;他们说到过“仁、义、礼、智、信”,又说到过“温、良、恭、俭、让”;《论语》中说 “恭、宽、信、敏、惠”,《从政》又说“宽、恭、惠、仁、敬”。其他例如“慈”、“友”、“直”、“刚”、“和”、“恕”之类。如果把这些德目大致以“家庭道德”和“个人品格”加以区分,《从政》篇所说的“五德”自然应该属于“个人品格”的范畴。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典型的宗法农业社会,孔子和早期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当然是由家庭伦理出发的。儒家思考社会人生的结果,要求人人“修身”、“修己”,进而“安人”、“安天下”。由个人而社会,由家庭而国家,最后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对“为政者”的个人品格提出了种种期望。儒家对于统治者的道德要求,都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出来的。

在《论语·尧曰》的倒数第二章中,子张问孔子如何才能管理好政事,孔子回答说应该“尊五美,屏四恶”。《从政》篇中有“四毋”之说,论者指出了其可与《论语·尧曰》的倒数第二章对读,即:

《从政》:“毋暴,毋虐,毋(贼),毋(贪)。不修不武,谓之必成,则暴;不教而杀,则虐;命无时,事必有期,则贼;为利枉(甲篇第十五简)事,则贪(甲篇第五简)。”【10】

《论语·尧曰》:“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将竹简《从政》与相关文献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有利于简文的编连与字词释读,而且可以加深对全文意义的理解。《从政》中的“四毋”与《论语》中的“四恶”说,还有《荀子·宥坐》、《韩诗外传》卷三的材料与之相通,可以对读。于此,学者已经指出,此不赘述。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政》中关于“四毋”的论述,下面紧接关于“五德”等的论述,也就是说,前者的结尾与后者的开头都在第五枝简上。由此启发我们细细观察《从政》“五德”与《论语》“五美”之间的联系。

《从政》中的“五德”谓宽、恭、惠、仁、敬。《论语·尧曰》中的“五美”没有完全凝成具体的概念,但孔子的论说却比较具体:

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孔子提出的“美”,当然是与“恶”相对的概念。大致而言,他所说的“五美”应当与“四恶”对立,所以,孔子论说“五美”时涉及的“费”、“怨”、“贪”、“骄”、“猛”,尤其是“贪”、“骄”、“猛”,应该与“四恶”中的“暴”、“虐”、“贼”、“贪”相近。后儒的理解也是如此,如有人说:“此章溯流穷源,见微知著,抉尽病根,只在‘贪’、‘骄’、‘猛’三字。”【11】

细细品味孔子关于“五美”的解释,实与《从政》的宽、恭、惠、仁、敬“五德”相互贯通。

宽:在《从政》中,“宽”说的是“容百姓”的问题。《论语》中孔子所说的“泰而不骄”,也是说“宽”。皇侃《论语义疏》即解释此语为“君能恒宽泰,而不骄傲也”。“猛”其实正是与“宽”相对的概念,《左传》昭公二十年记孔子之言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威而不猛”当然有“宽”的意思。

恭:在《从政》中,“恭”可以“除辱”。《论语·述而》记有子曰:“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与之相同。《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威而不猛”,也是说“恭”。徐伟长《中论·法象篇》引“威而不猛”而申说道:“《诗》云‘敬而威仪,惟民之则。’莫之则者,则慢之者至矣。”意思是没有恭敬,就会招来“慢”;反之,只有恭谨,才可不被“慢”,才可以“除辱”。

徐伟长又进一步解说道:“君子口无戏虐之言,言必有防。身无戏虐之行,行必有检。故虽妻妾不可得而黩也,虽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温怒而德行行于闺门,不谏谕而风声化于乡党。传称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盖此之谓也。以匹夫之居犹然,况得意而行于天下者乎?唐尧之帝允恭克让,而光被四表。成汤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区夏。”【12】“威而不猛”之于“恭”而“除辱”的关系,说得非常透彻。

敬:“敬”与“恭”是相联系的,二者意思接近。在《从政》中,孔子说“不敬则事不成”,徐伟长《中论·法象篇》也说到庄敬的问题,他说:“夫法象立所以为君子。”在他看来,“先王制礼”,为冕服,为佩玉等等,都是“欲其尊也,欲其庄也”,不可懈慢。《尧曰》中所记孔子之言“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说的正是“敬”。郑重其事,才能“成事”。

惠、仁:《论语》中孔子的话语中直接说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所说都是“惠”与“仁”的问题。

由上述看出,儒家的德目并不固定,不仅在谈到道德问题时,德目数量有所不同,即使同样谈论“五德”,其德目也往往有别。但是,孔子所说的很多德目都是彼此相通,互相关联的。一般认为,孔子重视“仁”,一谈到“五德”,人们自然想到“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常见的道德概念。实际上,孔子与早期儒家所谈及的德目,随着场合与话题的不同也有变换。例如,《论语·阳货》谈到“恭、宽、信、敏、惠”,就是孔子对弟子问“仁”时的回答,其实是对“仁”内涵的申说,而在《从政》中,“仁”又成了与“宽”、“恭”、“惠”相互并列的概念。

不同文献所记述的同一语境下对道德概念的解说,为理解文献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条件。我们指出《从政》“五德”与《论语》“五美”的相通相连,再比照《从政》“四毋”与《论语》“四恶”的相同一致,我们由此想到《从政》篇的归属问题。观察全篇,笔者认为它本来应该是《子思子》中的一篇。下面仅仅粗略谈几点理由,详细的分析俟之来日:

第一,从“闻之曰”的起始方式上看

《从政》篇中的“闻之曰”,从我们前面的研究中知道它与“子曰”相同,后面所引述的应该是孔子的话。《从政》篇的原整理者还举出该篇第十一简,其中曰:“闻之曰: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指出此语又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缁衣》、《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以及《礼记·缁衣》,惟前两者中“闻之曰”作“子曰”,说明“闻之曰”其实正是闻之于孔子所说。

《从政》篇以“闻之曰”开头引述孔子之语,显然该篇的记述者属于亲闻于夫子的孔门后学。《孔丛子·公仪》记鲁穆公与子思的对白,其实已经昭示了该篇出于子思。当时,穆公对子思说:“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以谓子之辞也。”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孔丛子》属于孔氏家乘,学者考证,其中所记述的关于子思的材料或即“采辑《子思》而成”【13】,这里所述不会无中生有。

《从政》通篇以“闻之曰”而记孔子之言。当时,由于孔子地位的提高,孔子的论述受到普遍的重视,因而,对于孔子言论的叙述,可能不会随意进行。子思是孔子裔孙,最有条件和资格传述孔子遗说。尽管如此,还有人表示怀疑。所以,以“闻之曰”的方式而叙述孔子学说,非子思莫属。

第二,从《从政》篇全篇的结构上看

我们综合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对《从政》篇进行分章研究,明显看出《从政》篇每一段落都应该以“闻之曰”起始。全篇完、残简统计,共出现了13次“闻之曰”,如果第十枝简的开头“曰”字前有“闻之”二字,则有14次。以“闻之曰”起始的每一节都集中论说一个主题,彼此相对独立。将这些竹简与现存在《礼记》中的《子思子》四篇(即《坊记》、《中庸》、《表记》、《缁衣》)进行对照,其结构完全一样。《孔丛子·公仪》记穆公对子思所说“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表明《子思子》中有很多是专门记述孔子的话。如果是这样,《礼记》中的《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和《从政》应该都是这样的篇章。

第三,从该篇与子思著作的联系上看

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填补了孔孟之间的一个缺环,这便是其中的儒家著作属于久已佚失的《子思子》。我们研究《从政》篇,发现它与已经知道的子思著作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联,除了《礼记》中的《缁衣》、《表记》等篇,其与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著作颇多有相通之处。只要稍稍留意,仅仅从原整理者的校语中也不难发现这一特别之处。【1】何琳仪:《沪简二册选释》,“简帛研究网”03/01/14。

  【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2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03/01/08。

  【4】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2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5】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03/01/08。

  【6】陈来曾对古代典籍中的有关论述进行了辑集分类。见《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来源》第306—307页,三联书店,1996年。

  【7】杨朝明:《〈尚书·皋陶谟〉与儒学渊源问题》,见杨朝明:《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

【8】1988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136号墓出土的《庄子·盗跖篇》,下葬的上限为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4期);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几篇《庄子》残简,据考证属于《庄子·杂篇》的《则阳》、《外物》、《让王》。该墓主人是西汉的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此人卒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韩自强:《阜阳汉简〈庄子〉》,《文物研究》总第六辑,黄山书社,1990年)。

【9】李学勤先生语。见曾嘉:《三千年前罕见青铜器发现记》,“中国新闻网”2002年10月22日。

【10】陈剑、周凤五、陈伟、刘信芳等先生已指出简文“四毋”见于《论语·尧曰》,提出新的编连意见,并对“暴”、“虐”、“期”等字作有正确的释读,对相关内容作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分别见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03/01/08;陈伟:《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从政〉校读》,“简帛研究网”03/01/10;周凤五:《读上博楚竹书〈从政〉(甲篇)札记》,“简帛研究网”03/01/10;刘信芳:《上博藏楚简〈从政〉“四毋”补释》,“简帛研究网”03/02/03。

【11】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三十九《尧曰》引杨名时《论语劄记》,中华书局,1990年。

【12】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四册第1373页,中华书局,1990年。

【13】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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