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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 | |||||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2-14 | |||||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即所谓小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与儒家经学的独尊和繁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彼此渗透,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特别是经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之后,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成为各种学术门类建设、发展的理论依据和至上权威,语言文字学更是如此。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内容非常丰富,经书训诂本身就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它们与经学的关系极其明显,笔者在本文中不再涉及,而主要以几部专门的语言文字学著作为考察线索和研究对象,展开分析、论述。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 通过儒家经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窥见我国(这里主要是指汉族地区)语言文字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情况。像汉字的产生,前人依据《周易·系辞下》之说,将上古结绳而治或伏羲作八卦与文字的起源联系起来。这尽管是一种传说,但并非空穴来风、向壁虚造。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发现,完全可以证明,我国文字的起源,正是在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时代。再者,不少经书还论及语言文字问题,特别是《论语》中孔子的有关论述更多。《先进》记有孔门四科,其中“言语”是仅次于“德行”的一科。《子路》则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正是本着这一原则,孔子十分注意字词的斟酌,力求恰如其分,并在整理六经尤其是修《春秋》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孔子在鲁国旧史的基础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这种《春秋》笔法不仅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上影响巨大,而且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也颇多沾溉。胡适先生曾经特别强调《春秋》及其体现出来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语言文字上的影响”,指出:“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一句话,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气味。……大概孔子的正名说,无形之中,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2](P90)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中国修辞学、训诂学的萌发,并非《春秋》一书使然,而是时代之必然,但毋庸讳言,《春秋》在其中确实是起着促进作用的”[3](P22)。另外,《周礼·地官·保氏》还有关于文字“六书”的记载,只是未见具体所指。更为重要的是,大致在战国时期,本用于经书训诂的《尔雅》诸篇相继问世,使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实现了一次飞跃。凡此种种,表明具有兼容各科知识特点的儒家经典及经学,一开始就与语言文字学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继甲骨文、金文之后,中国早期的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书或者说童蒙识字课本的编写表现出来的。相传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则接连出现了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三者多取于《史籀篇》,广泛流传。可惜今已亡佚,仅有辑本和部分残简传世。入汉以后,又有司马相如《凡将篇》等一批新的字书陆续推出,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仓颉篇》的影响,或取其正字,或加以续补。但与《仓颉篇》不同,它们已经带有较为明显的儒家经学的色彩,成为经学独尊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直接反映。在这里,就文字而言,“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4]((汉书·艺文志》)。遗憾的是,在这些著作中,仅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撰作的《急就篇》流传下来。 《急就篇》提到:“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厉身,智能通达多见闻。”这就是说,为仕宦所必需学习的各种知识中,《诗经》等儒家经典占有核心地位,人们从小就应培养读经入仕的思想。我们知道,汉武帝独尊经学、以经取士之后,研习儒家经典成了最主要的仕进方式,甚至几乎发展到非通经学,不能作官的地步。特别是在西汉后期,朝廷公卿大都通过经术而进身。士人学子也普遍意识到读经与入仕的关系。曾以《洪范》察变的夏侯胜就常对弟子们讲:“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4](《汉书·夏侯胜传》)这种氛围,自然会对学童的启蒙教育有所影响。因此,本于为封建政治服务的经学之旨,《急就篇》极力渲染刘汉皇朝的威德和业绩:“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5]另外,从书中似乎亦可窥见经学自身的演变。汉武帝尊崇的经学,实际上是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立于学官、设置博士的都是今文经。直到元成之时,古文经学尚未走上前台。在社会上,人们接受的也主要是今文经学的教育。如《急就篇》有言:“圣贤并进,博士先生。”[5]还有它罗列的一些姓名,唐人所见“《易纬》中颇有姓名与此同者”[5](颜师古:《急就篇注》)。这说明,与今文经学密切关联的谶纬之学对《急就篇》十分看重,多有取资。应该说,这些都透露出经学领域今文经学独盛的信息。
扬雄是一位多有建树、卓有成就的学者。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语言也有古今之异、雅俗之别,有口头语和书面语的不同。这给研习经书造成诸多不便,连扬雄都感到“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7](扬雄:《与刘歆书》)。于是,他以为“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8](卷10上)。《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周秦时期,常有官员奉命到各地调查方言。“輶轩使者”就是古人对调查方言官员的称呼,本于《尚书·夏书·胤征》之“遒人”、《周礼·秋官》之“行人”。扬雄收集了大量当代以及部分周秦时期的方言词语,尽管没有明标门类,但大致是按照《尔雅》的体例,采用分类编次的方法,分为13卷。在解释词语时,主要是将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集中起来,先作一简略的解释,然后说明异地方言的不同,这明显地是受到《尔雅》的影响。《方言》中也有不少词语见于此前的经传。如卷一:鞠,养也,汝颍梁宋之间或曰艾。悼,伤也[7]。按《尔雅·释诂下》:艾,养也[9]。《诗经·小雅·蓼莪》“母兮鞠我”毛传:“鞠,养。”又《小雅·南山有台》“保艾尔后”,《鸳鸯》“福禄艾之”,毛传皆曰:“艾,养。”《诗经·卫风·氓》“躬自悼矣”毛传:“悼,伤也。”[10]这也反映出《方言》与经学著作之间的某种关联,显示出它在经学史上的意义。惟其如此,后世学者一方面推崇它在语言文字学特别是训诂学方面的奠基作用,一方面又往往将它与经学著作联系起来。王引之在《〈经籍纂诂〉序》中说:“训诂之学,发端于《尔雅》,旁通于《方言》。六经奥义、五方殊语,既略备于此矣,嗣则叔重《说文》、稚让《广雅》,探啧索隐,厥谊可传。”[11]黄侃先生也指出:“扬子云纂集《方言》,实与《尔雅》同旨。今考其书,大抵可与《尔雅》相证明。”[12](P263)更为重要的是,《方言》的撰作,与否定汉大赋一样,也进一步反映了扬雄在经学上的立场,即倡导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众所周知,挟有官方之势的今文经学到了西汉末年,已经弊端日显。由于功名利禄的驱使,今文学者的学问变得更加浮躁、空疏、烦琐,并与谶纬之学结欢,使经学出现日益严重的宗教化、神学化倾向。这也导致了对经典文本有意或无意的误读,既不利于经学的发展,也不利于语言文字学的进步。扬雄坚持古文经学严谨、朴实的学风,致力于进行活的语言调查,通过《方言》的撰著,以自然口语为本体,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文献语言,彰显了被今文学者文饰、遮蔽和割裂的经典文本的原义,客观上支持了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当年刘歆怀着急切心情致书扬雄,求取《方言》,也不能排除其中有这一方面的考虑。
许慎认为,当时今文经学影响下的语言文字学界极为混乱,以一些今文经师为代表的“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14](《说文叙》)。也就是说,今文经学解经说字有违原义,不利于弘扬“五经之道”,所以许慎才撰《说文解字》。作为许慎此旨的首要表现,《说文解字》屡屡称引儒家经义以解说文字。据有的学者统计,《说文》直接引“经(《诗》)传”为403处,有90字直接引《周易》,173字直接引《尚书》,29字直接引《仪礼》,9字直接引《礼记》,190字直接引《春秋传》(三传相合),36字直接引《论语》,4字直接引《孝经》,31字直接引《尔雅》,8字直接引《孟子》。所引儒家经典的比例,在九千余字的《说文》中已相当可观[15](P11—12)。再者,《说文》暗引、化用六艺经传内容之处,更是不胜枚举。另外,《说文》“博采通人”中的“通人”,经学大师居绝大多数。当然,《说文》中的经说主要是古文经学之说,其所称述之“通人”,也是古文学者居多。对于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的“六书”,许慎承于刘歆、郑众等古文学家的统绪,作了新的界说,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六书”理论。 《说文》“分别部居,不相杂厕”[14](《说文叙》)的文字编次原则,也体现了儒家经学特别是《周易》和易学的影响。在《说文叙》中,许慎称述《周易·系辞》之语,将汉字部首比作八卦。在他看来,仓颉“初造书契”与伏羲“始作《易》八卦”[14],都是基于对物类的模拟和统摄,二者有着同样的功能:《周易》强调八卦“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17](《系辞上》);许慎则强调《说文》540部“引而申之,以究万原”[14]。八卦的基本符号是阳爻“—”与阴爻“- -”。《说文》以“一”部开头,意在凸显这样的思路:“惟初太极(一本作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14]这源于《易传》的太极阴阳理论。《说文》最后一部为“亥”,又反映出“亥而生子,复从一起”[14]的意思,实际上是发挥了《易传》带有循环色彩的通变思想。徐铠曰:“天道终则复始。故亥生子,子生丑,复始于一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义也。”[18](卷28)此乃《说文》始一终亥的根本意蕴。 《说文》得儒家经学之沾溉,主要还是通过解释字义表现出来的。众所周知,天人合一是以《周易》和易学为代表的儒家经学的最高追求。《易传》借助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以人效法天地、效法自然为基础,试图构筑一个天人合一、天地人一体的宇宙图式,并推出了太和、中正的政治理念。《礼记·中庸》也曾提出中和之说。这些都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巨。许慎撰著《说文》时就多有体现。比如说:“三,天地人之道也。”“中,和(一本作内)也,从口丨,上下通。”[14]儒家经学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同样成为许慎阐释字义的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如《说文》:“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古文象君坐形。”“臣,……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14]当然,许慎也曾强调统治者应该重民爱民,对广大百姓实行仁义德治。这从他对“仁”、“义”等字的解释中,可以得到证明。
此后,刘熙撰作《释名》[19],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以声训为主,以音求义,探寻事物命名由来的专著。以文字声音说义,这在儒家经典如《周易·说卦》、《礼记·中庸》、《孟子·滕文公上》中早已出现。入汉以后,特别是在带有更多今文经学色彩的《春秋繁露》、《白虎通》及各种纬书等著作中,在解释文字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意义时,声训多有使用,并成为其宣传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等神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在《说文》中,声训的例子也有不少。《释名》对此都曾加以取鉴。就体例来说,《释名》略同于《尔雅》而有所发展,可谓赓续和补充《尔雅》之作,所以后人又将其称为《逸雅》,或将其视为《尔雅》之羽翼。 应该说,《释名》的声训基本做到了主要以文字的自然特色和发音特征为依据,但它对儒家经典的有关内容还是多有引述的。如《释天》、《释地》解释“天”、“地”时曾引《易传》之文。书中源于《尔雅》的文字更不在少数。再者,与经学著作不同训而其义实同的文字,在《释名》中也有很多[20](P207—211)。另外,刘熙在表述自己的语言文字观时,也曾称述儒家经义。而在对涉及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文字进行解释时,刘熙更是继承、发挥了儒家经学的传统说教。这些都显示出经学对《释名》的深刻濡染。但必须指出的是,《释名》成书之时,历史已经步入汉末,社会思想的主流业已开始了朝玄学方向的转变,儒家经学受到冲击而大大衰微,对语言文字学的影响力也有所削弱。因此,单就引述经义而言,较之经学极盛之时的《说文解字》,《释名》中的这类现象是明显减少了。
当然,这些并不能掩蔽语言文字学的本来面目和特有辉煌。比如,《说文》固然可以视为解经之作,而它又反过来大量援引经学著作来解析文字结构,推求文字本义。正是因为这样,黄侃先生一方面说“经学为小学之根据,故汉人多以经学解释小学”,说“段玉裁以经证字,以字证经,为百世不易之法”[12](P23),另一方面又强调“经学训诂与小学训诂有异”[12](P219),强调“《说文》一书,为说解文字而作,其中间有引经之处,乃以经文证字体,非以字义说经义也”[12](P88)。况且《说文》引书并不仅仅限于儒家经典,而是“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14],管子、老子、墨子、韩非等诸子著作以及汉代法律、军令等均在援引之列,对其思想观念也有所展示和吸纳。再比如,扬雄撰《方言》,既是对《尔雅》等经学著作的继承,又是对它们的一种超越。《方言》的一些内容,“由地域上分别说明许多形音不同的同义词的差别,比起《尔雅》的并列几个同义词,只下一个简单的说解而不加区指的训诂方式,是精密得多了”[21](P51)。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包括古文经学在内的经学研究几乎都执迷于书面语言,对自然口语不太重视,而扬雄则颇异其趣,推出《方言》一书,为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带来了活力。必须指出,与专门的经学研究不同,作为一个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重要的学术门类,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毕竟有着自己的特殊轨迹和规律,即使在被称为经学时代的两汉时期也是如此。经学能够而且已经对它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人们也完全可以将汉代古文经学家与小学家视为一体,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经学或其他什么学术、什么理论都无法取代语言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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