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笔者在UCLA写作研究班的一篇论文发展而来，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黄宗智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忱。同时非常感谢两位评审人艾仁民博士与夏明方教授仔细的阅读与犀利、中肯的修改意见。但文中存在的任何观点与事实错误概由笔者负责。

一  引    言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总体上由阶级斗争学说与市场经济学说主宰。1950～1970年代主导农民、农村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根据这一学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村仿佛充满了受尽压迫与剥削而被逼揭竿而起的农民。1980年代初以来流行的则是市场经济学说。在这一学说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仿佛都是受利润驱使、想尽办法挣钱的理性投资者。前一种学说明显是受到了当时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后种思潮则与1970年代末农村改革以来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不能否定，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不断的农民起义，也存在蓬勃发展的农业商业，但造反、逐利毕竟只是农民中的部分或他们的部分特性，他们中的多数及农民的主要特点还是力图适应当地环境而生存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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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江汉平原范围大致相当于清末的荆州府(不含宜都)、汉阳府(不含黄陂)、安陆府、荆门直隶州(不含远安)及武昌府江夏县。由于1949年以来这些政区的名称与辖区频繁变更，行文中行政单位名称除洪湖(1951年建县)外基本上指清及民国时期，没有改成现今采用的新名。

    阶级斗争学派因为意识形态太浓而在中国学界日趋沉寂，市场经济学派却不断普及并逐渐形成其主导地位。在小农研究领域，这一学派以舒尔茨理性小农的理论影响最为广泛。按照他的说法，为适应市场刺激与机会，农民会寻求最大的利润。为此他们会最有效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Schultz，1964：36～48)。换句话说，市场决定了传统农业中资源的最理性运用，而农民表现也像资本家一样理性。他承袭的是亚当·斯密的理论，斯密认为市场竞争与个人追逐利润相结合会导致劳动分工及生产专业化，并反过来导致资本主义发展(Smith，1976 I：7～16)。他们两人都认为市场刺激是农村转变的主要动力(黄宗智，1992：8)。

然而斯密与舒尔茨都忽视了环境因素。斯密考虑的是稳定环境条件下可利用资源的使用，他没有考虑不确定环境条件下对这些资源利用的可能变化。舒尔茨则干脆撇开环境因素，他甚至把那些受到水旱灾影响、有新建大坝的社会排除在其考虑之外(Schultz，1964：37)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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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诚如吴承明指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吴承明，2001：21)但既然水灾是影响江汉平原农业生产的极重要因素，在我们的分析中就无法将其忽略。

但在理解、研究传统农业时，我们却不能无视环境的作用。即使现在，农业生产仍受到不稳定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这与在可控条件下进行的工业生产完全不同。在舒尔茨看来，传统农业社会也是一个没有人口压力的社会，“所有想要和能够胜任工作的劳动力都得到了就业”  (Schultz，1964：40)。但明清以来的中国农村并非如此。

    因此，这一解释受到夏明方的强烈批评，他认为斯密、舒尔茨以及那些利用他们学说的中国学者把前工业社会的农村经济浪漫化了。他特别批评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环境变迁(特别是自然灾害)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自然灾害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如民国时期华北农村不确定的环境条件迫使农民选择粮食生产以确保生存；在高度的生存压力下(人口压力加上缺少生存资源)，贫民也会冒高风险卷入市场以追求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回报。他认为这才是农村商业化的真正动力(夏明方，2000a)。

    夏的批评代表了中国学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重视环境因素的趋势①。在西方的中国小农经济研究中，这一趋势早就出现了(黄宗智，1986、1992)，而且也表现在广义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裴宜理，1980；周锡瑞，1987；濮德培，1987；Scho- ppa，1989等)，并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保护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等的影响下显得更加突出(伊懋可，1993；奥思本，1994；伊懋可、刘翠溶，1995②；马立博，1998；彭慕兰，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