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本文认为，乡村民主选举，作为国家权威下的规则输入，影响其运行和绩效的关键性因素，是具有特定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的利益格局。在因乡村选举而进行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国家利益、社区利益、个人利益及家庭利益，都是通过“习惯”来表达的。“习惯”将行动者对财富、权威、秩序和面子等现实需求，模式化为村民选择行为的预期和过程，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乡村选举的结果。由于“习惯” 的固守和演进与国家制度化方式及乡村社区模糊化进程处于互动的链条之中，乡村选举对“习惯”的改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民主选举；制度环境；利益结构；习惯；习惯演进

    有研究者认为，在实行村民自治过程中，民主选举作为权力资源的分配方式和大众参与行为，要受到诸如利益格局和体制架构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这一建立在现实观察基础上的结论，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共识，为我们解释和描述乡村选举提供了基本框架。但是，众多乡村政治研究者对利益格局的内在结构和表达方式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也就是说，学界尚没有深入探讨，当民主选举这种制度性规则输入到中国乡村社会时，基层党政、农村社区、村民和家庭这些利益主体所进行的博弈，是通过什么样的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来影响和制约乡村选举的过程和结果的。这种理论上的不足，已经影响到了人们对村民自治绩效的评价。

    为此，我们考察和比较了两个处于同样制度环境、但具有不同经济背景的村庄所进行的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试图用“习惯”这一模式化的概念作为解释性工具，从利益结构和习惯演进的双维视角，为构建乡村选举的解释模型提供个案事实。

    一、比较对象：岳村与南村

    我们研究的村庄是湖南省衡山县B镇的岳村和南村。

    B镇的岳村，离镇政府1.5公里左右，当年毛泽东曾到此考察过农民运动。该村有7个村民小组，678人，196户，其中农业人口648人，农业户178户，非农业户17户，常年在外打工的53人，另有手工业者10人，占全村劳动力的19.8%。全村主要由李、杨和周姓三大姓氏组成。周姓，同宗的有21户，82人；李姓分为两宗，其中一宗有82户，307人；杨姓，属同宗的有14户，48人。全村共有党员30人，其中有4位是离退休回乡定居的国家工作人员，按姓划分，杨姓为4人，周姓3人，刘姓1人，李姓为22人。村民居住地较为集中，基本上沿一小山坡一字形排开，家家相联，小组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全村有耕地面积524亩，其中水田508亩，旱地16亩，农业人口人平耕地0.81亩，主要依靠1976年修建的水渠从距村12公里的新桥水库引水进行农业生产，是较为典型的水利社会。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大队所有的公共财产基本上都分到各村民小组，村委会除一个约10亩的林场每年有1000多元收入外，基本上没有集体收入。为了支付1997年改建水渠的涵洞时欠下的近6万元贷款，村里规定每年每人上交村提留10元。到1999年底，岳村共亏损18050.4元。长期以来，村里的主要权力基本上由三大姓分享，村三主干（支书、主任和秘书）由李、周、杨三姓人员分别担任，其中，自1961年5月中共岳村大队支部成立以来的11书记，除1980年至于984年由周姓党员担任外，其它各任均由李姓人员担任。镇党委和政府负责人认为，该村由于宗族势力强，班子不团结，没有召号力，工作开展得不好。

    B镇的南村，离镇政府2公里左右，但与岳村方向相反。该村有10个村民小组，1079人，318户，其中农业人口1042人，农业户315户，非农业户为3户。全村姓氏较复杂，没有明显的大姓，且居住地较为分散，每个村民小组均为一自然村落，有较明显的界线。全村耕地面积为824亩，其中水田706亩，旱地118亩，农业人口人平耕地0.79亩。全村约155人常年在外打工，占劳动力的21%，有11户已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全村有集体林地4800亩（以彬木林为主），1992年―1999年伐木收入达100多万元。按照80%用于基本建设，20%用于分红的原则，村里投入20万建成了村小学，投入10多万元用于架电网，并修建了约4公里的村级公路。村委会从来没有向村民收取村提留，村民参加修公路等集体劳动时按15-20元/人天支付了工资。镇党委和政府负责人认为，该村由于有一定的集体经济，班子团结，有召号力，能很好地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