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贵州中水遗址近年来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稻谷遗存，它们与临省发现的稻谷品种不同，可能是属于适合当地高原环境、在本土生长的稻谷品种。贵州出土的早期农具中，石刀和杵臼的数量较多：其中石刀类型多样，是主要的谷物收割工具；杵臼形制简单，是主要的谷物脱壳工具。岜沙苗族人的现代生活场景是古代谷物收割、加工方式的最好诠释。

[关键词]稻谷遗存；石刀；杵臼

Abstract: Plenty of historical remains of char paddy were discovered recently in Zhongshui site of Guizhou province.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addy varieties found in nearby provinces, possibly belong to the local variety suitable to the local highland environment. Stone knives and Chu-Jius are the part of early farm tools unearthed in Guizhou. Stone knives have many kinds of shapes used as harvesting tools. The shape system of Chu-Jiu is simple, which is major cereal husking tool. The modern life scene of Ba-Sha Miaos is the best explanation of ancient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Key words: Historical Remains of Paddy, Stone Knife, Chu Jiu

 
一、贵州发现的早期稻作遗存

 
    农业的产生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在我国历史上，有关农作物的分布及其传播规律，很早就有粟类作物由北而南、稻类作物由南向北、麦类作物由西向东的传统说法。大多学者都认为亚洲是人工载培稻的最早起源地，我国考古发现的稻谷遗存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为主，在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出土了大量的稻作遗存：如20世纪70年代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桐乡罗家角遗址[2]发现了大量炭化稻谷。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稻壳遗存[3]，这一发现的年代更早于河姆渡遗址。商周时期的稻谷遗存，在河南安阳殷墟、郑州白家庄、江苏东海焦庄、湖北圻春毛家嘴、汉川南河等地都有发现，较之新石器时代，分布的范围更为广阔，几乎遍布长江流域各省区，还向北扩展到黄河流域。

    位于云贵高原的云南，至今为止共发现野生稻采集点100余处，是我国目前唯一分布着现代野生稻的全部3个品种的省份，同时云南还发现了早期稻谷遗存。因而有学者以为：云南可能是人工栽培稻起源地之一。但云南出土的稻谷遗存时代较长江中下游地区偏晚，如：滇池区域贝丘遗址的时代约距今4260年[4]、宾川白羊村遗址的时代约距今3770年[5]、元谋大墩子遗址的时代约距今3210年[6]、剑川海门口遗址的时代约距今3115年[7]。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侧，古人类遗址众多，内涵丰富。“从大范围讲，应包括在长江流域地区之内，它的稻作农业应当出现较早，也是合乎逻辑的事”[8]。早在1980年，贵州省博物馆联合黔西南州文化局和普安县文化馆，对普安铜鼓山遗址进行了发掘：普安铜鼓山清理了房屋一座，分南北两室，南室小，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5米，东西宽1．7～2．4米，南北两室内共利用5块较平整的原生石作居住面。南室内及室外周围堆积有大量已炭化的农作物，分布面积8．5平方米，这种现象在与其邻近的次一级台地上的试2探方第四层内亦可见。碳化物标本经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测定，其年代分别为距今3910±140年和3855±190年”[9]。报告称是农作物，会不会是稻谷遗存?由于诸多原因，现在已经很难有结论。

在威宁中水的2次试掘和正式发掘中，出土了炭化稻谷。1995年、2002年在威宁中水吴家大坪大河湾先后试掘的k2、k3中，发现大量的炭化稻谷堆积：K2坑内填土较紧密，夹有陶片、红烧土和炭屑。内坑距北壁约20厘米处有红烧土夹稻谷颗粒堆积，范围约是长70、宽20、厚15厘米，呈带状不规则堆积；送测碳化稻谷的C14检测数据为3120±65年。K3坑口长210、宽165、深60～68厘米，坑内堆积可分3层。其中第2层堆积为红烧土夹碳化水稻颗粒层：厚16～22厘米[10]。

    2004—2005年我们发掘了中水鸡公山遗址，该遗址与吴家大坪遗址相距不到1500米，都是属于鸡公山文化的遗址。该遗址与祭祀活动相关的各种坑是数量最多的一类遗迹……南北两侧的坑区别明显，北侧的坑较大，且多有火烧痕迹，坑内填土夹大量木炭、红烧土和炭化稻谷[11]。在发掘的120个坑内，经浮选，80％以上的坑内出土有炭化稻谷，稻谷的放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成团放在坑内并被烧焦，一种呈散粒撒在坑内[12]。其中的K31的第四层发现有大量成团的炭化稻米，其碳十四测定年代为3115±40年[13]。经过浮选法分析，该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中以炭化稻米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共发现完整的稻米888粒，破碎稻米5600余粒，合计6500余粒。这些稻米的形态十分独特，与现代稻米相比较，粒形异常短胖[14]，发掘者以为这些稻米比现在水田种植的粳稻还短小，不象是水田种植的，可能是旱稻。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在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旱稻农业的实物遗存[15]。鸡公山遗址所在区域为海拔l 8002000米的高原地区，无论该遗址出土的稻谷属于何种属，它们肯定是适合于高原地区生长的稻谷类型。

从该遗址炭化稻谷颗粒的大量出土，可以窥见当时的贵州西北高原地区稻谷的种植具有一定的规模。贵州与云南出土的稻谷标本的时代均较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晚，云南出土的稻谷全部属粳稻类型，中水遗址发现的稻谷的属性虽然并不明确，但目前看来并非从云南传播过来，很可能是适合当地环境在本土生长的稻谷类型。贵州至今仅在黔西北地区发现了稻谷遗存，其余地区没有发现，这可能与考古发掘工作开展得不够普遍深入，或者是保存条件不好而发掘时又未能采取更为先进技术等有关，我们期望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会有更多收获。

二、石刀与杵臼——谷物的收割和加工工具

    镰与刀主要用于收获的，学界认为镰的出现早于石刀。贵州考古资料显示：在贵州重要遗址出土的早期农具中，收割农具以石刀(主要是系绳石刀)的数量较多、类型丰富，在贵州出土的早期农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石镰发现很少，仅在鸡公山遗址中发现一件[16]。

    石刀是在中国原始农业已出现数千年、并有相当发展之后才出现的一种专业化较强的谷物收割工具，这种收割工具的盛行，象征着当时一种新的谷物收获方式的出现与普及。我国石刀基本类型可分为六个大类：即缺口石刀、长方形单孔石刀、长方形双孔石刀、直刃半月形石刀、弧刃半月形石刀、桂叶形石刀[17]。贵州目前石刀出土了共计五个类型：即长方形单孔石刀、长方形双孔石刀、直刃半月形石刀、桂叶形石刀、以及鸡公山遗址出土了首次发现的弧壁穿孔尖锥状石刀。可见，贵州出土的石刀不仅类型丰富，而且具有地域特色，其时代相当于商周至西汉中期。

    至今没有直接发现系绳石刀上所系绳索的遗迹出土。由于没有直接的考古学的证据，对石刀功能的研究更多依赖的是民族学和民俗研究材料。关于系绳石刀功能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20世纪20年代以前，由于这种石刀的外形与爱斯基摩人等民族在食物加工处理时所用的石刀相似，所以一般都将它视为庖厨等用的切割加工用具。在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根据当时河北地区收割时使用的双孔半月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四边形等铁刀，推测史前的石刀也具有同类功能。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又用显微镜对日本的系绳石刀进行微痕研究，结果表明日本的这种石刀主要用于摘取稻穗[18]。

    用石刀来收割谷物的收获方式是与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相联系的：早期农业不能选择作物品种，农作物的成熟期有差异，一株一株的收获可以根据农作物的成熟程度有选择的进行收割，以保证获得最大的收获；或者那时的农作物品种和现在有很大不同，保留着更多野生品种的特性，一到成熟时期极易掉粒，用手握住谷穗用刀摘取就可减少损失[19]。考古资料反映出来的例证是：如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石镰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相当工整，是该文化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生产工具之一，石刀的数量较少。但继此之后，石镰并未获得更大发展，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得更多的反而是石刀、陶刀、蚌刀之类较为简单收割农具。这是因为原始农业收获粮食是只摘取谷穗而不是连杆收割的，人们在实践中发现石刀收获谷物较石镰更简便适用，因而石刀较石镰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在我国的某些地区发现的如东北的捏刀、华北的爪镰、布依族的摘刀、黎族的捻刀、珞巴族的收割小刀等，它们为长方形铁刀，或在木板上嵌一铁刃，但皆在中央偏上有一孔，供拴绳索之用。不过也有不穿孔和拴绳的，如贵州有些侗族也以长方铁刀为摘刀，在偏上中央的部位横安一木棍，使用时将刀握在手中，以食、中两指夹住木棍，同样起到绳套的作用[20]。显然，这些不同名称的收割工具都是由系绳石刀演进而来。

    杵臼是早期的脱壳工具。稻谷收割后，还要进行去稗、脱壳等加工后方可食用。《论衡·量知》亦说：“谷之始熟，舂之臼”。这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周易系辞下》云：“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从目前考古发现的资料看，杵臼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文化类型中，没有明显的从型式上分期、分类的意义，因为杵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工具，各地发现的臼也没有时间上的差异。贵州的早期谷物加工工具主要是杵臼。杵臼脱壳的方法在贵州流行时间较久，从新石器时代直至秦汉时期仍在沿用。飞虎山遗址出土的石臼体积比较小，笔者以为这可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关：飞虎山新石器时期遗址的时代偏早，农业应处于一种原始农业状况，很可能采集经济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毕节瓦窑遗址出土石杵一件，两端均有使用痕迹[21]，遗憾的是该遗址并未发现臼，但结合该遗址出土了石刀8件，该石杵作为谷物加工工具是可以确定的。普安铜鼓山遗址的试掘和两次发掘出土的杵臼较为集中：试掘发现石杵、石臼各1件，第一次发掘出土石臼16件、石杵6件。(第二次发掘的资料未整理，具体数目不清)这些石杵用砾石磨制而成，有长圆柱体和近圆锥体两式，均有使用痕迹；石臼均敞口、浅穴、厚底。该遗址同时出土了石刀14件。发掘者将该遗址时代定为春秋战国——西汉时期[22]。

    自雍父掘地为臼开始，其后穿石为臼，逐渐又发展为玉、铜、铁质料的臼，只是质地的演变与改进，并没有减轻劳动强度，效率是比较低下的。以后，发明了更为先进的谷物加工工具——脚踏石碓，劳动效率得到了提高。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臼亦两种，八口以上之家，掘地藏石臼其上。舂量大者容五斗，小者半之。横木穿插碓头，足踏其末而春，不及则粗，太过则粉，精粮从此出焉”。脚踏石碓较杵臼的劳动效率有了较大提高，时至今日的一些偏远地区，仍在使用。

仅从考古发现的谷物收割、加工工具去了解当时稻谷从收割到脱粒加工的过程，显然十分困难，现代的民族学调查材料对我们很有启示，是对古代稻谷收割加工方式的最好诠释：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有一个由5个小寨2100人口组成的一个山村，称岜沙苗寨，这些生活在现代的岜沙苗族人还保持着这样古朴的生活场景：他们收糯谷的工序精细至极。那田里的糯谷不是用镰刀割，而是用一个小巧得如同剃须刀一般的、嵌在木架上的刀片，将禾穗一根根地割下，谷草则留在田里。十斤左右的糯谷穗子捆成一束，集得一挑以后，直接挑到禾晾那儿，由人爬上去一排排地挂起来。每个禾晾大约五六米高、四五米宽，禾晾成片地集中在一起……糯谷穗要在禾晾上晾晒一两个月，任风吹日晒，待每一束糯谷穗由10斤晾成了5斤，就可收回每户的禾仓里。禾仓是一栋栋方形的小木屋，它不靠民居而集中成片，多为杉木皮盖顶，也有的是瓦顶，……糯米是岜沙人的主食。要吃的时候，就到禾仓里去拿上两捆糯谷穗子，放进脚踏的石碓里春，那份随意，就像城里人到米柜里撮碗米来煮饭一样。[23]。

 
    参考文献：

    [1]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年。

    [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4]黄展岳、赵学谦：《云南滇池东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考古》，1959年4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滇池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1年1期。

    [5]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6]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考古》，1977年1期。

    [7]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考古》，1995年9期。

    [8]张勋燎：《关于今后开展夜郎考古研究的几点意见》，《贵州文物工作》，1997年1期。

    [9]、[22]刘恩元、熊水富：《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贵州考古四十年》第65页。

    [10]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威宁县吴家大坪商周遗址》，《考古》2006年8期。

    [11][16][23]张合荣、罗二虎：《试论鸡公山文化》，《考古》，2006年8期。

    [12][24]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8期。

    [13]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加速器质谱(AMS)碳—14测试报告》，《贵州威宁中水史迁至汉代遗址》，2006年(内刊)。

    [14]赵志军：《贵州威宁鸡公山遗址浮选结果简报》、《贵州威宁中水史前至汉代遗址》，2006年(内刊)。

    [15]《贵州威宁中水史前至汉代遗址》，2006年(内刊)。

[17]罗二虎：《中国古代系绳石刀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4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

[18]須藤隆等：《東北地方石庖丁》，《日本考古学协会第五回総会研究表要旨》，1985年。

    [19]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2期。

    [20]宋兆麟：《我国的原始农具》，《农业考古》1986年1期。

    [21]席克定、宋先世：《贵州毕节瓦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4期。

[23]钟越：《从江岜沙：枪不离身的苗人精魂》，《贵阳晚报》2007年6月15日，《人文贵州(3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