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1992-2000年外资净流入占GDP的比重（注：表中数据不包括预算外基金）
　　（单位：%）
　　附图
　　注：b 2000年上半年数据；c GDP是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后以美元表示的。
　　资料来源：俄联邦相应年份国际收支差额与国民账户数据，转引自［俄］《经济问题》2001年第3期。
　　在考察俄罗斯经济转轨期间外资流入的影响时，必须注意到，转轨开始后俄罗斯境内的国际资本流动是双向的。在外国资本流入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国内资本流出。而且，必须注意到，俄罗斯的国内资本外流动机主要不是追逐利润，而是出于安全动机，是私有化初期积聚起来的私人或集团资本为了规避国内政治经济风险而出走国外。尤为严重的是，每年俄罗斯资本外流的规模都大于资本流入。IMFl997年的数据表明，1992-1997年间，俄罗斯外资流入减去资本流出的差额是负979亿美元，即有979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出（注：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俄罗斯经济学家A·布拉托夫根据俄罗斯国际收支帐户估算的1992-2000年上半年间俄罗斯资本外流高达2900亿美元（不包括走私）。1992年到2000年上半年，俄罗斯外资流入、资本流出和外资流入净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见表3。资本的净流出成为俄罗斯经济转轨期间资本投资连年下降的重要原因。
　　 转轨时期外资流入的制度转型效应
　　外资流入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外资流入的制度转型效应和外资流入的经济增长效应。总体上看，外资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的积极影响要大于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而对经济增长的静态效应又大于其长期动态效应。
　　1.资本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的积极影响
　　首先，俄罗斯转轨期间的外资流入在特定时期为市场化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在特定时期，在改革矛盾尖锐化而又无法调动国内经济资源平息矛盾的时候，通过利用外资赎买改革中弱势群体的支持和平息利益受损阶层的反对声音，稳定了改革的方向。
　　经济转轨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核心是制度替代和制度转换。它意味着：第一，原有的财富配置结构和生产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将发生重大变化（因为制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产权配置方式和规则），财富的重新分配将产生社会摩擦，既得利益者需要得到补偿，否则经济转轨可能会被逆转；第二，新制度的建立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实施成本等其他制度转换成本；第三，在制度转换和制度替代过程中，社会可能暂时失去维持自身生存的正常生产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上述种种问题意味着，经济转轨期间要求有一定的社会资源为转轨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因此，转轨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必然是转轨的资本支持问题。外资可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
　　前面的分析表明，俄罗斯1992-2001年间利用外资规模尽管相对较小，但在其使用的外资中，“其他形式外资”占的比重很大。“其他形式外资”主要是来自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外大型商业银行及银行集团的“国际信贷投资”以及在国内外债券市场上筹措的外资。表1的数据显示，这部分外资在1996年以后占俄罗斯利用外资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1998年甚至接近70%。这部分外资除了部分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务以外，主要用于社会转移支付目的，用来补发拖欠的退休金、教师工资，以及用于其他缓解社会矛盾的社会保障目的，起到了重要的社会稳定作用，从而有利于经济转轨的继续进行。
　　外资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所起的第二个积极作用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产权改造提供了资金支持，并推动了俄罗斯国内资本市场的形成、发展和成熟。
　　俄罗斯国有资产总量巨大，私有化改造方案一经实施即遇到资金问题。事实上，俄罗斯选择“大众私有化”而不是捷克或波兰的“基金私有化”方式，即有出于私有化产权运作的资金制约问题的考虑。但“大众私有化”只是简单地把企业产权由国家手中转移到千千万万的民众手中，在实现产权在市场上的流通和重组之前，私有化的资源重新配置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而俄罗斯自己国内拥有的资金还不足以推动产权的有效流通，需要外部资金的注入。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俄罗斯政府通过颁布相关政策吸引国际战略投资力量购买和持有俄罗斯企业私有化证券。相应政策措施收到了一定的预期效果。仅大规模私有化的1994年，外国投资者在8月、11月、12月三个月里用于购买俄罗斯企业股份的资金投入就达9亿美元。这一数量相对于俄罗斯庞大的国有资产总量可能微不足道，但它在俄罗斯证券市场所发挥的边际推动作用的意义却不能低估。
　　投入到俄罗斯金融市场上的外国资本，除了向转轨提供信贷投资，以弥补转轨当期收益与当期成本的“赤字”差额以外，还在客观上推动了俄罗斯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外资基金在管理制度、金融产品服务种类、投资技巧等方面都拥有俄罗斯当地金融投资者不能比拟的优势，他们参与俄罗斯金融市场的投资运作，客观上推动了俄罗斯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长期资本在俄罗斯总外资流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但其对俄罗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所起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合资企业”是外资在俄罗斯进行经营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根据俄联邦司法部企业注册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00年上半年，在俄罗斯注册的“合资企业”总数为28000家，约占俄罗斯企业总数的1%，其中大约40%的“合资企业”的外商出资份额为100%。在俄罗斯企业私有化由“证券私有化”过渡到“现金私有化”阶段后，在第一阶段形成的企业经理和职工等“内部人”控制的公司产权治理结构开始发生缓慢的变化，企业股权在证券市场的运作下逐渐集中，外国投资者和一批“新俄罗斯人”等战略投资者开始主导企业的控制权。他们（特别是外国投资者）逐渐使企业的治理结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并且实现了较好的企业经营绩效。“俄罗斯经济监测中心”1995、1997和1999年对俄罗斯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企业进行的样本调查显示，由战略投资者拥有多数股权的外部股东控股企业和管理者控股企业效益好于金融机构控股企业和职工控股企业。“合资企业”经济效益一般好于内资企业。外资推动了俄罗斯企业产权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评价上述外资流入对制度转型的积极影响时，必须考虑由于流入外资的规模较小，其发挥的积极作用非常有限。
　　2.资本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的消极影响
　　资本国际流动（特别是外资流入）在俄罗斯制度转型中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俄罗斯对制度转型目标、方案和路径的自主性选择。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初始方案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注：约瑟夫·斯蒂克里茨对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形成的一种共识——即严厉的财政政策，加上放松管制和贸易自由化，就足以摆脱经济“停滞”，启动经济增长——的概括性说法。）。这一方案受到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鼓励，并被允诺将对这一方案的实施提供资金援助。对预期的滚滚而来的资金援助的渴望，加上某种政治原因，一种叫做“休克疗法”的政策组合在改革之初被付诸实施。这一政策组合的不良后果是经济深度衰退和社会矛盾尖锐化，经济转轨步入非良性循环的轨道。俄罗斯通过挖掘内部资源来弥补改革成本，从而进行自我救助的能力丧失殆尽，政府陷入严重依赖外部资源才能干预转轨过程的尴尬之中。这种局面要求对转轨的目标模式、转轨方案等做出调整。但众所周知的是，此后的政策调整受制于其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每次调整几乎都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部力量的首肯。
　　从1992年到2001年，在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政府财政资源枯竭的背景下，俄罗斯不得不严重依赖IMF、世界银行和国际银团贷款以及在债券市场融资来维持政府影响经济转轨和干预经济运行的能力。俄罗斯的许多国外融资都用于紧急目的，而这些外部信贷融资又都被附加了严厉的条件，要求俄罗斯的制度变迁遵从他们的标准。虽然俄罗斯尽力满足他们对俄经济转轨的要求，但俄罗斯最终得到的融资总额与被允诺的信贷额度之间仍存在着巨大差距。这本身既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自主性，又加剧了改革中的矛盾。
　　外资流入在制度转型方面的另一个不利影响是，风险资本在俄罗斯金融市场上的投机和炒作行为，在迫使俄罗斯努力实现金融市场规范化的同时，也提高了俄罗斯金融市场和整个经济的系统风险，进而把俄罗斯的制度转型置于全球性风险之中。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就是这种系统风险的总爆发，它在一定时期内破坏了经济转轨进程。
　　 转轨时期资本流入的经济增长效应
　　外资流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包括两个方面：外资流入的直接产出效应（或曰静态产出效应）和动态溢出效应。外资流入的综合经济增长效应的后果及其大小，与外资流入净余额相关，与流入外资结构及其用途相关。
　　1.俄罗斯外资流入的静态产出效应
　　外资流入的经济产出效应取决于流入外资的总量、净余额以及形式、用途和地区结构。
　　就净余额而言，流入俄罗斯的外资减去从俄罗斯流出的资本，其净余额一直为负（参见表3）。据估算，俄罗斯每年外流资本超过其年偿债量的3倍，相当于出口收入的1/4。资本大量外流对俄罗斯经济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俄罗斯经济转轨时期的持续投资饥渴和国际收支状况恶化。某种意义上，它是加剧俄罗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就流入资本总量而言，俄罗斯的利用外资规模较小。1998年8月金融危机之前，外商投资占俄罗斯国内长期资本投资的比例最高的年份是1997年，仅为4.3%，相对于其巨大的投资需求微不足道。由于外资参与经营活动的企业数量很少，尽管这些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同类俄罗斯企业的2倍，但对整个90年代俄罗斯加工工业劳动生产率总体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对外经济关系上，1996年这些外资企业产品出口占俄罗斯出口总量的比重不超过6.5%，其进口额却占了进口总量的11%。这些都说明，其在整个GDP中的贡献不大。
　　就外资流入的形式结构而言，除了1992-1995年外资流入总量较小的几年里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大之外，1996年之后，俄罗斯利用外资总量的增长更多表现为“其他外商投资”流入的增加，其比重达到外资流入总额的1/2-2/3。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以信贷投资为主体的“其他外资”，其绝大部分被用于行政性开支、偿还外债和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开支，和外资流入的直接产出效应关系不大。
　　对经济产出产生直接影响的是长期直接投资。俄罗斯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燃料能源工业、食品加工工业、通讯业和商业饮食服务业。转轨时期，这些领域生产的增长与外商在这些领域直接投资的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与其说是外资流入促进了这些领域生产的增长，毋宁说是这些领域生产的增长吸引了外资流入。燃料能源产品对俄罗斯国内经济形势依赖程度低，食品工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需求收入弹性低，通讯业和商业饮食服务是经济景气的前哨。这些行业需求特性决定了生产恢复增长的特性，而低风险、投资回收快或投资回报稳定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因此，不可否认，这些行业的生产较早恢复增长与外资流入有关，但外资流入不是其增长的主要原因。
　　总体上看，外资流入在俄罗斯经济中的直接产出效应非常小。反而由于外资中短期信贷融资比重和累积存量过大，在面临还债压力和国际金融资本冲击的情况下，诱发国内金融危机。
　　2.俄罗斯外资流入的动态溢出效应
　　外资流入后，除了引起所投资企业产出的增长外，在长期里第一，由于经济发展的产业关联效应和企业集群效应，外资投入将引发相关产业和地区经济的增长，并可能带动受资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第二，在一个特定地区或经济体，一般都存在一种特定的“技术群体结构”，外资流入将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或拉宽“技术群体结构”的金字塔；第三，外资流入还可能带来管理溢出效益，推动受资国企业制度和其他市场制度的进步，提高一国的经济竞争力。我们把外资流入产生的这些间接经济影响称为外资流入的动态溢出效应。外资流入能否产生积极的动态溢出效应，也取决于外资流入的形式结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和绝对额。
　　能够产生动态溢出效应的外国投资主要是外国长期直接投资。俄罗斯实体经济领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是燃料能源工业。俄罗斯能源原材料生产的扩张和增长主要依赖国际市场行情，与国内经济形势关联度较低，能源原材科出口的收入多用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而非用于国内投资。能源原材料生产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以及俄罗斯能源出口收入的非生产性用途，决定了这一部门外商投资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积极明显的动态溢出效应。食品工业属于投资报酬回收较快的行业，这些领域外资企业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其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大。
　　能够对投资的动态溢出效应产生积极影响的是国民经济装备部门，如机器制造、金属加工和电子信息技术部门。这些部门不论从产业关联的角度，还是从企业集群的角度，还是从“技术群体结构”的角度看，都处于核心地位。而恰恰是这些部门处于俄罗斯外商直接投资的边缘，外资流入很少，难以通过吸收外资来提升自身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出能力，也就不能对其他行业和部门产生动态溢出效应。
　　在俄罗斯外资流入中，用于当期非生产性用途的信贷融资和其他短期资本融资，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变成巨大的债务负担。如果这些还债负担不能在债权结构和时间结构上得到合理安排，会演变成动态国际收支风险，并对长期经济增长造成不良影响。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不过是这种风险的表面化。
　　本文的结论是，俄罗斯的市场化经济转轨过程，作为一个植入外部市场制度和对国内制度进行市场化边际调整的过程，吸收和利用外资可以对经济转轨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无论外资流入的结构如何，总量怎样，外资流入对包括企业产权制度、金融市场制度、市场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变迁的积极影响都要大于其消极影响。但是，外资流入的经济增长效应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外资流入的形式结构（直接投资、间接投资或信贷投资）以及用途结构（流入哪些部门）等因素。俄罗斯外资流入的形式结构、用途结构及其相对规模和净余额等，都不利于外资流入产生积极的经济增长效应。不论从外资流入的静态产出效应，还是从外资流入的动态溢出效应看，我们都没有发现俄罗斯外资流入的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
　　上述结论对于其他一些经济转轨国家可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