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罗伯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0、12、16版；EIU Country Report 2001,USA,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imited,p.28;U.S.Census
Bureau(http://www.census.gov/hhes/www/img/inceovo/)
　　从表中不难看出，从1990年开始，除了最高的20%家庭的收入大幅增长以外（由1990年的44.3%增长到2000年的49.7%，提高了5.4个百分点），其余四组的家庭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由低到高分别下降1、2.1、1.7和0.5个百分点）。美国联邦统计局2002年9月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美国的贫困率同比上升了0.4%（从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1年的11.7%）；中位家庭收入同比减少2.2%；最低的20%家庭所占社会收入的比率从上年的3.6%下降到3.5%。虽然没有高收入阶层收入变化的具体数字，但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报告指出，美国上层收入所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以及收入总量在增加，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注：See U.S.Census Bureau Wabsite(http://www.census.gov/hhes/www/img/inceovo/）.
　　　　二、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从根本上说，要归因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来，推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新因素对美国社会愈益扩大的贫富鸿沟所起的作用则更为直接、明显。
　　　　1.以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驱动力的“新经济”
　　早在10多年前，托夫勒就预言：“知识是终端放大器，它是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的关键。”（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得建立全新的市场模式、企业模式和职业活动模式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突飞猛进。这既提高了自身产业的生产率，又通过其辐射作用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但这种推动是以生产者拥有良好的素质和把握先进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在今天的美国，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拥有必要的生产技能、是否掌握信息技术，已成为影响一个人能否分享“新经济”催生的财富“蛋糕”以及所能分配到的份额大小的重要因素，社会成员之间知识上的差距也就表现为收入上的差距。据统计，1992年至1998年，美国信息产业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年人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万美元。（注：参见刘劲松：《“数码鸿沟”对世界、亚洲和中国的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4期。）
　　许多贫困的家庭由于难以负担高昂的教育费用，无法保障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致使这些家庭中出来的非技术或低技术职工在新经济的大潮中被边缘化。而富有的家庭能够支付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高昂费用，这些家庭的孩子就能够相对容易地找到高薪工作。另外，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美式企业中，号称“资本盈利”的不分红政策日益泛滥。就这样，美国国内原本存在的贫富差距，在新经济时代由于对智力投资能力的不同以及企业模式的改变，而被进一步拉大。
　　　　2.飙升的股市
　　华尔街股市在1990年代的非理性兴旺，把贫富差距问题更加凸显出来。1990年代，美国的众多公司，特别是新经济的受益者——高科技公司通行向职工发放股票期权(stock optiom)的做法，只要公司的股价上涨，这些职工就能够获得极大收益，一些高科技产业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的90%以上是通过股票期权获得的。股市的繁荣意味着那些拥有先进知识或者高技能并获得了公司股权期权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身价陡升，而大部分人，则由于没有可以投入股市的存量资本，又不拥有可用来换取股票期权的先进知识和高技能，就只能同飙升的股市擦肩而过。
由于资本拥有量的不同，导致了进入股市的人们所获信息及股票收益能力的不同。这是股票市场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原因。当美国社会底层的40%与顶端的1%的家庭分别将他们数量迥异的资本投入到股市交易时，就分别成了股市中的大户和小户、散户。大户可以相对清晰地了解股票的真实情况，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操纵股价的变化来获取利润；而小户、散户只能够根据股票交易市场所显示的股价变化来进行投机交易，结果很容易被资本大户设计的陷阱所俘获。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家庭拥有股票。正是由于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依靠股市来积累财富，一旦在股市上出现问题，就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家庭财富的总值。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信息，二者形成良性循环。由此导致了财富分配的更大的不平等。
　　　　3.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
　　生产要素的全球化为美国公司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追求更多利润，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原有的低技能或无技能的劳动者必须面对其劳动力价格下降的威胁；而掌握了先进生产技能的劳动力，虽然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毕竟小得多。由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和技术上都拥有相当的优势，进行相应技术开发和高技能生产的成本相对较低，资本家会选择在这里进行此类经营活动。这样一来，掌握了高技术的劳动力仍旧能拿到较高的薪酬，结果工资结构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高技能劳动力的薪金有所增加，而可以在全球范围被替代的普通职工的市场空间则被挤压，薪金大幅下降。（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4页。）
　　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美国很多原来兴旺的产业——汽车、钢铁、机器制造、家用电器等制造业——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挑战，本部门的工作机会减少。而这些都是属于中等技能、工资也相对较高的产业。当这些产业减少工作机会的时候，那些中等技能工人劳动力价格被下压。因为，如果条件允许，公司当然愿意雇用那些拥有高一级技能的职工从事低一级职工就能胜任的岗位。这样，每一个技术等级中都有人被挤下去做下一技术等级的工作。结果，除去部分高技术及高层管理人员之外，中等及中等以下人员的工资都下降了。而部分技能最低的人员则不得不转移到比制造业工资平均低1/3、比汽车、钢铁、机器制造等制造业工资低得更多的服务业中来。（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75页。）这就在工资收入占其家庭财富中的大部分比例的劳动者中间拉大了原有的收入差距。
　　　　4.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困境
　　效率取向第一的市场竞争必然会产生失败者，而公平问题则需要国家在市场之外来解决，社会福利便是国家为了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给弱势群体的一种补偿手段。但作为资本代言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并不必然会这么做，也即，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条件。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缺乏人性的竞争在各国内部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1929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既是各种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同时表明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制度创新是惟一出路。另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在20世纪初期结出制度之果。在内外压力下，资本主义加强了国家干预，采用福利国家制度，减缓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的内在张力。在美国，这一进程始于罗斯福新政。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缓和了阶级矛盾。由于苏联解体，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以及新技术革命等因素的出现，自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摆脱了内、外制度竞争的双重约束，回归到符合其本性的发展轨迹上去。促进了那种威胁社会整合的不平等的发展，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鸿沟越拉越大。（注：孙辉、卿文辉：《对全球化时代社会贫富分化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1期。）
　　　　5.工会组织保护工人利益、影响收入分配能力降低
　　工会曾经是美国社会中一支引人注目、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对收入的分配起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美国社会在社会保障、最低工资、集体协议等方面所获得的积极成果无不与工会为保护工人的权力和福利而进行的斗争有关。但自1990年代以来，工会力量的下降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工会随着传统工业化部门的减弱而下降，而工会影响不大的服务部门则发展很快。”（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页。）而社会产品的分配状况除了受各社会力量权力关系的支配之外，不服从任何特定的法则。（注：［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由此决定了社会收入分配必然向资本倾斜。据弗里德曼估计，美国工资差距扩大的l/5是由于工会组织的衰落引起的。
　　　　三、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的出现、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外部制度威胁的消失，美国经济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美国也乘机再一次拉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但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使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缓解的社会矛盾又渐次加剧，并进而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政治和社会稳定。
　　　　1.两极化发展将又可能对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历史已证明，过度的竞争及对市场与效率的盲目崇拜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必然会损害效率本身，威胁经济持久良性的发展。投资、消费、人才这三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或有可能影响这三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首先，长远看来，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导致过低的储蓄率，进而可能导致投资供给不足。在整个1990年代，美国的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来投资支撑起来的。"9.11"事件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公司的诚信危机爆发后，外来投资有撤出美国的趋势，这就要求依靠国内储蓄填补外资万一抽走后留下的空缺，即需要美国提高储蓄率。但研究表明：贫困阶层由于没有多少能力来进行储蓄，所以边际储蓄率较低；富裕阶层的人由于对将来的收入有良好的预期，虽然有很大的储蓄能力，也不愿过多储蓄，故而其边际储蓄率也不高；位于中间阶层既有储蓄的能力，又担心将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对更高层次生活的向往，相对于另外两个阶层的人来说，他们的边际储蓄率最高。（注：Debra J.Ray,Development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p.197-248.）随着上层和底层之间差距的拉大，中间阶层逐步缩小，必然导致新增社会财富的平均边际储蓄率相对于贫富差距较小的情况下有所下降。长远看来，这样会使美国社会对国民经济进行再投入的能力相对减少，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当前美国整体储蓄率的下降，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贫富差距拉大所引起的新增社会财富平均边际储蓄率的下降，无疑是原因之一。
　　其次，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利于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培养。美国的新经济形态对各方面技术人才甚至普通劳动力的素质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现在的关键是，如果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机会仅限于高收入阶层和特定的集团，那么，一方面将会成为对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导致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的劳动力的供应不足，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诚然，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技术移民的最大吸收国。在199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和全球化，更多高素质的廉价的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涌往美国，美国高素质人才并不特别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即缘于此。但随着其他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再加上美国经济自身周期的影响，目前的人才流向美国的趋势可能会减缓，甚至可能出现人才回流的现象。到那时，美国自身高素质劳动力的不足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就会凸显出来。
　　最后，两极化发展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这将可能与上述因素一道影响美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分配效率较低会损害要素使用效率。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指出：“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如果把适当数量的资源从较富的人那里转移给较穷的人，并把这些资源投资于穷人，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那么这些资源由于增强能力而在额外生产上所得到的报酬率是会大大超过投资于机器厂房的通常的利息率的。”（注：参见厉以宁、吴易风等：《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M]，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页。）鉴于贫富差距对储蓄率、投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方面的影响，它对生产效率提高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既取决于资本投资和工人的技能，也取决于社会的消费能力。就前者而言，个人技能的提高又明显受制于家庭收入的多少。由于1990年代以来美国大部分人的收入实际处于下降状态，可能直接影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将损害公司效率并进而损害社会效率。就后者来说，理论上，贫富差距使低收入阶层购买力下降，无力消费；再加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的增长通常也远远落后于其收入增长幅度，从而导致全社会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现实也表明，消费者开支的下降已经成为令人不安的经济的致命弱点，它限制了企业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注：See Robert B.Reich,"The Challenges of Inequality",The Times,May 19[th],1997,p.5.）
　　　　2.两极化发展正在成为美国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过高的收入差距易于引发社会的不满和政治的不稳定。如果说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对美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损害在今后年代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而现在还不是很明显的话，它在社会方面造成的损害近年来已经相当突出。
　　首先，中产阶级队伍的缩小动摇了美国社会的稳定基础。庞大的中产阶级（美国一度有80%的人自称自己是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的稳定器，美国社会中间阶层逐渐缩小必然不利于社会稳定以及社会长远发展。在一个被称为“大熔炉”(melting pot)的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国家，中产阶级向各个形形色色的群体提供了一个可望而又可及的奋斗目标，使他们能够凝聚共识，拥有共同努力的焦点。即便是身处下层的美国人也大多拥有通过个人努力而不是诉诸暴力进入中产阶级的梦想。事实上，中产阶级观念已经成了大部分美国人共同的价值观和梦想，并为美国政治带来了稳定。但现在的关键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分裂，一小部分进入上层社会，一大部分跌入下层，留在中间的那一部分也在苦苦挣扎。更为不幸的是，下层的人进入中产阶级的希望正变得越来越渺茫。如果说广大的中产阶级是美国民主政体的支柱，是美国社会的“稳定器”，那么中产阶级的消失必然会影响到美国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其次，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美国社会信用缺失的重要原因。弗郎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信任》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以及其参与竞争的能力与该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曾经造就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存在于个体之间高度的信任——近年来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则是其中原因之一。福山在该书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美国社会面临的信任危机问题。他说：“今天，随着就业机会流向海外及资本也能流向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持续的资本主义革命破坏了本地社区；人们纷纷背井离乡，忠实的员工在裁员的名义下被解雇。19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这些年来，美国上演着一个熟悉的历史剧：内部纽带牢固的小型家族企业被大公司收购；新来的不苟言笑的无情经理管理着公司；工作很长时间的老雇员被解雇或为他们的工作提心吊胆，以往的信任被猜疑所取代。”（注：［美］弗郎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部分“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第273-208页。）其后，他又在《大分裂》一书中忧心仲忡地指出：贫富悬殊加剧，不仅导致美国广大阶层的经济、社会不安全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也是导致对政府、国会以及现行政治机制产生严重信任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已经跌到历史的最低点。（注：［美］弗郎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最后，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将有可能把美国推入危险境地。历史早给人们以警示：分配严重不均是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美国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导致美国社会危机加深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目前面临的种族矛盾加深、家庭破裂、无家可归者增多、城市骚乱和暴力犯罪严重等社会问题，都同贫富差距扩大有密切的关系。
　　西蒙·库兹涅茨强调，社会要有能力安置在变革中的受害者，要么帮助他们再培训，要么保证促使变革中的受益者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些由于变革而受到威胁的人们就会通过政治或暴力手段来阻止这种变革。（注：Simon Kuznets,"Economy growth and income inequlity",AmericanEconomic Review 45(2),1955,pp.1-28.）在美国，通过福利国家制度，资本、劳动、政府三者之间曾经达成一种社会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劳动——政府三者利益的契合。使市场竞争中的“赢家”给“输家”以补偿，这不仅仅关涉伦理上的公平问题，也是政治稳定所必需。如果让输家承受太大的痛苦，他们将不会再支持这个制度。现在，三方的利益契合已经被打破。在世界各地进退自由的美国多国公司正在设法减少或停止交纳维持社会契约的捐税。有人指出，美国正在形成一种世代相传的贫困文化，一种代代传下去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使人感到绝望，低人一等，形成不同的家庭结构、语言、社会心态和世界观；这种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对主流社会抱有敌视或怀疑态度；这种文化滋生犯罪，其最终产物是城市暴乱。（注：James L.Nolan,The Therapeutic State:Justifying Government at Century's End(New York:NYU Press,1998),p.174.）
　　　　四、结论及启示
　　　　1.认为经济增长会自动缩小贫富差距，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则肯定是对理论的误读
　　美国社会1990年代的两极化发展已经昭示：这实际上是一种盲目乐观且极为有害的想法。上述观点为实力雄厚的权势集团及依附于他们的所谓IT精英、学者和政客积累财富、扩大权势提供了心理安慰，成为这些仅占人口少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幸运儿的意识形态。
　　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揭示了以下这样一个简单但并非不重要的道理：经济增长虽然为民众福利增长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但并不必然会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反，经济的增长还可能伴随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贫富差距的缩小不仅依赖于经济总量的增长，更依赖于国家对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
　　　　2.公平与效率虽然有矛盾，但二者相互妥协完全是可能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在对一项发展战略进行评估时，人们不仅要根据它对国民收入产生的影响，而且也要根据它对失业或更一般地，它对不平等所产生的影响。有如此之多的人生活在难以忍受的贫穷之中这一事实，常常使得以增长率为最大目的的发展战略不可能得到推进。”（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约翰·罗尔斯在其传世巨著《正义论》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一个正义的社会，不仅需要正义的第一原则，同时也需要平等的第二原则；在不违背自由的前提下，强者有义务给予弱者以各种最基本的补偿，使后者能够像前者一样有机会参与社会的竞争。（注：［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表明，极端的两极化发展最终危害的不仅是劳动者的利益，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危机便是极好的例证。
　　总之，一个相对公平的、顾及到穷人利益的社会发展战略，对社会的团结进而经济的持续和谐的发展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相信以上论点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适用于美国，而且对现代化征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也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2-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