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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轨国家的经济波动与社会发展 | |||||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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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等概念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强。（注：在发布反映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世界发展报告》的十几年之后，开始出现评价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状况的报告，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报告》。）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是否重要。经济增长无疑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物质前提。但是，强调社会综合发展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模式或质量至少同样重要，因为正是它们决定着经济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即全体人类生存和福利状况的不断改善。 从纵向上说，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基本吻合，而横向比较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人文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是同义语，两者之间不具有完全的对等或比例关系。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社会发展方面依然存在差别，两者一高一低的例子也不少见。有趣的是，社会发展指标在发达国家往往比较接近，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存在更大差别，包括那些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 这个观察并不出人意料。有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和福利制度，在决定一国人口生存状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发展指标就越有可能落在经济发展指标的后面，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如果那里的收入分配比较平等，同时伴随可行的社会福利措施，它们的社会发展指标往往显著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的甚至超过比自己远为富裕的国家。在亚洲，常常提到的案例包括改革前的中国和斯里兰卡，它们尽管都属于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它们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印度的喀拉拉邦也是一个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的突出典型。（注：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Thomas Isaac and Michael Tharakan,"Kerala:Towards a New Agend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ldy,5-12 Augnst,1996;Richard W.Franke and B.H.Chasin,Kerala:Radical Reform as Development in an Indian State,New Delhi:Promilla and Co.,1994.） 本文讨论前计划经济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发展变动趋势，探讨这些变动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判断社会发展不如判断经济增长那么一目了然，原因之一是衡量标准比较复杂。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人口发展，第二部分讨论社会发展，第三部分讨论体制转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人口发展指标的变动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先后走上市场化道路。这个转轨过程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了重新安排，引起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由于各国初始条件、改革战略、具体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体制转轨的后果差异很大。 首先，各国的经济表现大相径庭，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从经济增长速度看，中国和越南无疑属于最成功的，改革以来维持了较高的年平均增长率，相反，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产骤然下滑的剧烈痛苦。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先后走出低谷，其中一些国家获得了连续几年的增长势头，另一些国家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大部分国家都未恢复到转轨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在前苏联地区。 其次，各国人口发展平均指标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变动。这些指标通常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富裕程度，表明人口平均拥有的物质财富，通常表现为人均收入，也反映在例如耐用消费品、住房、食品等人均拥有量以及人均个人储蓄等。(2)能力指标，表明人口的社会平均行为能力，其中首先是预期寿命、死亡率和疾病率等，这些指标对人类生命至关重要，因为人必须首先活着才能有所行动，而在活着的人当中，病弱者比健康者在行为能力上通常受到更多限制。此外，在现代社会，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越来越依靠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因此，普遍教育水平是衡量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3)人口变动指标，例如生育率、结婚、离异等，这些虽然是个人行为，但总体变动趋势往往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折射人口对未来的预期，这在社会处于相对动荡时期尤其明显。 从这几方面来看，各国的变动大体与本国经济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即主要福利指标随经济业绩起伏。以亚洲转轨国家为例，（注：Lu Aiguo and Manuel F.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odon:Palgrave,2002:In Aiguo,2001,"The Impact of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y on Welfare Changes: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sian Transitional Economies",World Economy & China,No.2,pp.46-54；冒天启主笔，朱玲、罗德明副主笔：《经济转轨与社会发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例如中国和越南，随着人均收入增加，与经济资源总量有关的所有指标都得到改善，例如人均热量摄入以及人均消费品、居住面积、公共消费品等。物质条件的改善有利于提高人均预期寿命，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入学率。应该承认，这些方面的变化不完全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变动，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其中某些指标的改善跟不上经济增长步伐，甚至出现种种问题，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向前发展的。 中国和越南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大量人口脱贫具有世界意义。过去一二十年间，包括不少转轨经济在内，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人口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东亚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整个世界的反贫困成绩无疑更加逊色。（注：UNDP,2002,Human Development Repor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在经济下降的亚洲转轨国家，福利状况或者得不到改善，或者出现倒退，这种情况在东中欧国家也很普遍。一系列数据和和跟踪研究结果显示，（注：UNICEF,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Conditions,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1,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3;UNICEF,Crisis in Mortality,Health and Nutrition.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2,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4;UNICEF,Poverty,Children and Policy:Respanses for a Brighter Future,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3,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5;World Bank,From Plan to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ranko Milanovic,Income,Inequality,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ed to Market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1998;Lu and M.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ndon:Palgrave,2002.）转轨开始的最初几年，中亚和东中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人口福利状况急剧恶化。经济下滑越剧烈，人口平均富裕程度的下降幅度越大，生活水平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严重，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大量人口迅速陷入贫困，使各国在一定时期内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所谓“过渡性贫困”问题。物质条件的恶化还导致教育、医疗等领域资源萎缩，影响人口社会能力的提高。由于经济下降持续时间较短，或者由于政府采取了某些补救措施减轻冲击，一些国家避免了更坏的后果，但另一些国家就不那么幸运了。在俄罗斯，人口预期寿命大大下降，尤其男性人口，由此造成的人口数量减少不亚于一场战争。（注：Giovanni Andrea Comia and Renato Paniccia eds.The Mortality Crisis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尽管各国情况不同，但总的说来，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遭受的严重挫折，或者说市场转轨的代价之高，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料。 转轨国家人口福利的变化改变了它们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位置。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1990年以来，中国在人类发展中的排名继续上升。在中亚和东中欧，经济转轨带来的损失使大部分国家排名大幅度下降，其中，俄罗斯和乌克兰1990年以来下降了20个名次，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下降了30多个名次，只有匈牙利和波兰的排名有所上升。（注：2002年7月24日在马尼拉关于《人类发展报告2002》的新闻发布，见"Norway,still First,US Sixth in Human Development",Press Kit,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2/en/。） 总的说来，上述人口福利指标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状况直接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假定人口数量一定，经济增长扩大了财富总量，提供了人口得以分享的更多资源，从而为人类发展创造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但另一方面，人均或整体指标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发展的全部真实面貌，有时甚至掩盖了社会现实，因为现实中生活着的是具有性别、年龄等特点和各种社会属性的人，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经济增长能否最大限度地为全社会分享，能否转化为相应的人类社会发展，最终都会在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上表现出来，这些关系本身同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社会发展状况 社会发展包括以下内容：(1)人口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说人类生态状况，由社会保护、公共安全、个人安全、自然生态环境等内容构成。人类渴望生活在安宁、健康、有尊严的环境中，希望不受动乱、暴力、犯罪、污染、腐败等侵犯和威胁，因此，保证人人享有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2)社会分化状况，它反映经济增长受益人口的分布。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人口越广泛，社会成员分享的份额越平等，社会进步的成就越显著。毋庸置疑，转轨国家一直存在各种社会差异，不但在阶级、阶层的意义上存在，同时具有性别、地域、民族、年龄等方面的特征。在转轨过程中，社会差异的变动反映了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模式的转变。 在这些方面，转轨国家发生的变化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些变化似乎与经济增长或下降没有直接关系。这首先是各国收入不平等显著扩大，其次是新形式犯罪和腐败问题突出。目前，转轨国家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完全改变了这些国家原先的社会面貌。计划经济时代，与同等发展程度的市场经济相比，转轨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收入分配相对平等，各国基尼系数最高不超过0.28。但在转轨开始后的一二十年内，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在改革前的中国，虽然城乡之间存在较大收入不平等，但城乡内部收入差别很小，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仅为0.26，以至中国的分配模式被称做“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度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不平等未见扩大的良好局面，但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不平等势头趋于强化，到21世纪初，基尼系数达到0.417的高度，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0.4的所谓国际警戒线，使中国由一个以平均主义分配为特征的国家跃居为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之列。现存的不平等既由于城乡差距更为严重、地区差别扩大，也由于城乡内部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注：参见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22页；李实、张平、魏众、仲济垠等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Bjom Gustafsson and Wei Zhong,"Determinants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China & World Economy,No.5,2002,pp.41-49。） 在其他转轨国家，尽管程度不同，但收入不平等都无一例外地扩大了。前苏联地区各国在短短10年时间里，基尼系数急剧上升了10～20个百分点。（注：见本期科尼亚的文章；Branko Milanovic,1998，前引。）这些国家迅速形成了新富人和新穷人群体，后者虽然远不及前者那样引人注目，但他们无疑是更为庞大的一群。 犯罪是迄今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的社会恶疾，转轨国家即使在计划体制下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犯罪形式，例如贩卖人口、吸毒贩毒、嫖娼卖淫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以前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从未达到如此泛滥的程度。犯罪率在各国不同，有的国家相对平稳，不少国家出现上升趋势，还有的国家形势相当严峻。例如，俄罗斯的犯罪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为10‰，转轨开始后，从1990年到1993～1994年间直线上升到19‰，此后尽管有所起伏，到2001～2002年还是达到了超过21‰的高度。（注：见《苏联国民经济》和《俄罗斯统计年鉴》有关各期。）如果说俄罗斯的犯罪增加与经济衰退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在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犯罪也成为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改革以来，城区住宅防盗门窗由盛行到普及，反映出人们对遭受犯罪侵扰的普遍担忧，是安全感下降的一个明显信号。 腐败的滋长是转轨国家面临的另一个共同问题。1995年以来，在有关腐败的一个国际比较研究中，绝大多数转轨国家被归入高度腐败类型，而在最腐败的10国中，转轨国家年年榜上有名，1999年和2000年分别有3个和4个，俄罗斯、中国、越南在不同年度都曾不止一次地被列入其中。（注：见透明国际1995年以来各年度腐败指数表，http://www.transparency.org/index.html。）当然，这种排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纳入国家的数量、衡量标准等，因此，未必完全反映世界现状，但在转轨过程中，权钱交易、少数人合伙瓜分资源的猖獗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能不导致大面积腐败。在中国，严重腐败甚至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公众中引起强烈不满。（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各年度版。）腐败是对公平的经济活动、公正的政治运作以及社会安全的嘲讽。难以遏止的腐败为扩大贫富差距推波助澜，削弱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赖，冲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 转轨过程还无一例外地带来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结束了转轨国家完全就业的历史，失业成为经济过程中的常规现象。正像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经济增长能够减轻失业的压力，但无法消除失业，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迅速，吸收了大量新劳动力，但城市失业率却不降反升，越来越成为导致城市贫困的重要原因。 市场化过程为社会边缘人群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乞丐、妓女、吸毒者、童工、流浪者等这些绝迹多年的人群重新出现。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面临更多的生存和安全问题。由于他们处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边缘地带，更容易成为犯罪活动的牺牲品，他们的生存方式又往往使之游离于正式的社会组织和传统的家庭网络之外，从而得不到任何一方的保护。在转轨国家，边缘人群的存在呈现永久化趋势。边缘人群的重新生成以及包括更大量生活贫困、就业困难者在内的所谓“弱势群体”的出现，最直观地反映了体制转轨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后果。 当然，在各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还有另一类变化，这类发展通常被认为具有积极意义。例如，不少转轨国家在建立政治选举制度方面迈出一大步，同时，所有国家在个人自由方面都变得更加宽松，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把这些发展看做是社会进步的话，那么，这些进步显然与社会领域发生的其他负面变化并行不悖，它们能否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缩小收入差距中发挥积极作用还有待观察。 体制转轨和政策 经验表明，转轨过程中经济发展好坏对人口基本福利状况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人均收入、预期寿命、消除贫困等方面。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人文社会发展的停滞或倒退是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而较快的经济增长对人民福利带来积极影响。（注：World Bank 1996,From Plan to Market: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Oxford Unviersity Press,1996;Marie Lavigne,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但是，正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模式）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只有后者才决定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人文社会发展的进步。事实上，人们仍在探索，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才能真正惠及社会各阶层，例如在理论界，经济增长能否为社会各阶层都带来好处依然是没有结论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能否改善穷人生存的问题上。（注：2000年，世界银行发表一篇研究文章：《增长有利于穷人》，标题指明的这个结论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反对和赞成的意见莫衷一是，例如，反对意见针锋相对地提出，只有平等基础上的增长才有利于穷人。这些争论虽然加深了人们对增长和贫困之间关系的认识，但问题本身并没有解决，有待进一步研究。见David Dollar with Aart Kraay,"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Economic Growth Research Working Paper,The World Bank,March 2000;"Growth with Equity is Good for the Poor.A Response to the World Bank Report",Oxfam Policy Paper 6/2000,www.oxfam.org.uk。） 转轨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业绩对某些人文社会发展指标的影响比对另一些更直接、更重要，而在另一些领域，相对经济业绩似乎并不发挥作用，例如，各国普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加剧并不依赖经济是否增长。事实上，决定这些领域变化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即受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政策制约的增长模式。只有在适当的体制和政策配合下，经济增长才能从人文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转化为充分条件。 不难看出，转轨过程中的人类社会发展显然与体制转变有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配置资源，社会发展纳入国家总体发展规划，各国都建立了全国性福利制度。由于计划经济比较强调平等的收入和福利分配，同时注重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福利措施实现政府对社会发展的承诺，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的覆盖面得以扩大，从而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获得了更大或“超前”的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注：中国一度被当做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典范，有研究认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在健康和营养方面的变化是出类拔萃的。”见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Hunger and Public Action,p.204,198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越南和中亚5个国家转轨前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超过GNP排名的差距，从1到40不等，见Lu and M.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p.12,2002,London:Palgrave。） 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计划体制中导致人类社会“超前”发展的条件已经改变，原来的一套做法显然不可能继续下去。市场机制既有引发竞争、刺激经济发展的一面，同时具有分化社会、扩大贫富差距的内在冲动。一方面，在转轨国家中，由于种种原因，市场机制刺激经济发展的功能在各国表现不一，不少国家仍在等待它带来“奇迹”；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社会分化功能却已经表露无遗，到处形成了不平等扩大的新局面。 扩大的不平等不仅反映在收入差距上，而且反映在影响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其中，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是最基本的要素，是其他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转轨过程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各项主要指标的变动，都或多或少地与不平等状况联系在一起，例如，在犯罪这个异常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仍不难找到贫富差距或不平等的影子。 在市场体制下，既然市场机制本身具有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倾向，而不平等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那么，依靠市场运作本身就不会改变这种局面。加以矫正的力量只能主要来自社会、来自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 实践表明，在建立市场体制的过程中，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社会政策和福利体制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中亚和东中欧国家，人口福利状况一度出现大幅度倒退或停滞，除了由于经济不景气、政府采取措施削减福利开支之外，国家从福利责任中有意识地全面后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甚至在经济增长的转轨国家，政府也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在提供、管理甚至协调社会福利和保护措施中的作用。 国家从社会领域的全面退却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原来完全依靠国家预算支持的学校、医疗机构和其他福利机构面临很大困难。国家经费不足导致教育和医疗服务体系迅速衰落或者服务质量下降。非国有社会服务部门虽然有所发展，但无论就覆盖面还是作用而言，都难以取代原有的社会服务网络，而由于服务价格昂贵，尤其无助于维持或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同时，由于社会服务部门在这些国家通常属于低工资部门，国家退出进一步扩大了与其他部门的差距，使大量福利部门工作人员外流，甚至干脆流到国外，后者在越南和一些中亚国家一度比较突出。（注：Asian Development Bank,Arnual Report 1995,pp.27-28,1996,Manila:ADB.） 国家预算减少对福利的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一般来说，原有的福利体制对国家预算的依赖越大，影响就越大。但是，两种体制切换的机制仍然是重要的，在经济同样出现大幅下降的地方，一些国家的福利状况相对好于另一些国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削减福利方面采取更为谨慎的做法，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尽可能地维持原有体制下的保障措施，从而避免了人类发展可能遭到的更大损失。 但是，总体来看，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转轨国家的社会政策普遍落后于经济和体制变化，因而，无论各国经济业绩如何不同，各国人口所享有的福利保障都不同程度地呈现一减再减的趋势。在中国和越南，农村社会安全网随集体体制一道解体之后，很长时间未能建立起替代机制，广大农村人口长期缺乏任何形式的社会福利保障和保护。福利保障制度方面的缺陷，正是导致人类社会发展在某些方面滞后或未能跟上经济增长步伐的重要原因。 转轨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建立市场体制的过程中，国家作用的重新限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政府在福利领域无所作为或者主要着眼于削减国家福利支出，把社会发展问题长期置于经济目标之后，而指望经济增长或市场机制自动提供解决办法，要维持和扩大人类进步成果是非常困难或不可能的。社会领域的改革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在这个领域的作用，政府即使不扮演社会福利惟一或直接提供者的角色，也应该承担起推动和协调福利体系发展的主要责任。 总之，如果转轨过程中的社会政策着眼于削减福利和社会保护，或者主要着眼于推向市场，而不是努力建立覆盖面更广、更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增强能力的平等权利，这些国家的人类社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结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场社会大变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注定会引起种种矛盾、断裂，甚至造成剧烈社会震荡。在转轨国家中，比较成功的如中国和越南，因取得了长足经济增长而减轻了转轨可能带来消极后果，但即使在这些国家，市场机制和经济增长也并没有提供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答案。 以上讨论指出，虽然经济增长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福利的改善创造了物质条件，但社会发展并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自动地水涨船高，因为把经济增长转化为社会发展需要一系列条件，包括经济社会体制、经济增长模式、社会政策等，而在政府主导的转轨过程中，决定政策导向的发展思路发挥很大作用。 目前，转轨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如何保持经济增长，二是如何克服收入不平等扩大问题，后者已经越来越成为这些国家人类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不平等的迅速扩大，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主导思路有关，那就是发展经济、效率优先的思路，平等往往至多被放在“兼顾”的位置上。这种思路相信，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效率。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储蓄导致增长，认为由于富人比穷人具有更强的储蓄边际倾向，收入分配结构向富人倾斜将提高储蓄率，从而导致经济迅速和持续增长。（注：Nicholas Kaldor,"Altem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3,No.1,pp.83-100,and 1978,Further Essays on Economic Theory,New York:Holmes & Meier,1956.）但是，这个理论受到很大质疑，尤其近年来，由于拥有更多高质量的统计数据和经济计量分析的改善，一些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减少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注：Alberto Alesina and Roberto Perotti,"Income Distribution,Political Instability,and Invest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0,No.6,pp.1203-1228,1996;Nancy Birdsall,Thomas C.Pinckney and Richard H.Sabol,"Why Low Inequality Spurs Growth:Savings and Investment by the Poor",1998;Klaus Schmidt-Hebbel and Luis Servin,"Income Inequality and Aggregate Savings:The Cross-Country Evidence",both in Andris Solimano ed.,Social Inequality:Values,Grouth and the Stat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pp.68-81 and pp.82-119,respectively,1998.）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大量人群缺乏支付能力，压抑消费品市场需求，在一定条件下可能造成供需失衡，从而制约生产力发展。总之，到目前为止，即使在主流经济学内部，关于增长和不平等的关系，无论在实证还是分析基础上，都仍然存在很大分歧，并不能做出贫富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把效率和平等对立起来，尤其以经济增长为由牺牲平等的观点，是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据的。但在现实中，这种信仰似乎严重影响着转轨国家经济社会决策的思路，因而，我们才会看到，转轨国家的贫富差距在各国政策放任下变得日益严重。 同样的发展思路往往把解决贫富差距的希望寄托在经济增长上，但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会自动减少收入不平等，例如，南非和巴西的人均收入相当于中国的2～3倍，而这两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仍然比中国高出许多，是目前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注：巴西、南非和中国的人均GDP（按PPP即购买力平价计算）在1999年分别为7037、8908和3617美元，而基尼系数分别为0.591（1997年）、0.593（1993～1994年）和0.403（1998年）。见UNDP,2001,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41-144,pp.182-185。）历史表明，没有社会力量的能动作用，收入不平等从来不会随人均收入的提高自动减少。政策制定者应该抛弃这种想法，即一个国家能够依靠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或者政府能够等待一定的时机来面对这个问题。（注：在中国，我们常常听到：虽然基尼系数迅速上升表明贫富差距问题严重，但并没有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不能对所谓“社会承受能力”做出科学判断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是完全缺乏依据的，作为指导政策的思路可能是危险的。）解决贫富差距的难度非常大，任务非常艰巨。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消除甚至缩小不平等从来就是最困难、最棘手的难题之一，除非发生激烈的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国家能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要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把扭转不平等扩大的趋势、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作为一个紧迫任务提到政府的议程上来，采取必要措施，积极有效地推行矫正政策，并准备为此进行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无疑，对转轨国家来说，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收入不平等是一个新的课题，即使决心已定，方向明确，也仍然需要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和借鉴各国成功经验，才有希望取得实质性进展。 说到底，所有这些讨论涉及一个根本问题：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的目的。无论是体制转轨还是经济增长，只有表现为促进人口福利的改善、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才有意义。建立市场经济本身，或者经济增长本身，都只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手段。只有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才能建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从而确定政策优先，把维持和不断扩大人类社会领域的成就放到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位置上，矫正市场运作造成的偏差，实现改革向社会允诺的长期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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