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资本主义制度模型
政治力量与私　　　　　　　　　　　　　　　　　　　　　　　　　　没有长期短缺、
人产权、市场共 →私有制占支配 →市场协调占据 →硬预算约束、价 →买方市场；长期
同体亲密配合　　 地位　　　　　 优势　　　　　 格发挥强有力　　 失业、商业周期
发挥力量　　　　　　　　　　　　　　　　　　　 调节作用　　　　　波动

　　
　　乍看起来，以上的模型及体制的“品性”概括，与科尔奈过去的一些研究结果并没有质的区别，不过是将其系统化了而已。但他以这二个模型为起点，进一步说明了“过渡”或“转轨”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同层次的体制品性不断被代替的过程，从而阐发了他的论文主题。
　　所谓不同层次，科尔奈认为，每一模型的前三个方块可以称为每一制度的基础性特征：政治力量特征；产权的分配特征；协调机制特征。一旦这三个方块的内容“到位”，它们就会决定第四个方块：经济行为者的典型特征和第五方块：经济运行特征这两个内容。当然，这里列出的经济特征是主要的。在这五个方块中还可以举出许多现象。有些特征没有列上去，如在各种经济中大规模组织都显示了扩张的倾向，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这种倾向才会转向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密集的和持续的“投资饥渴”状态。有的是互为对照的。如，从长期来说，所有经济的经验都证明会偏离瓦尔拉斯均衡，但从长期来看，总体上的短缺状况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会产生。而长期失业状况也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会产生，所以就把这两者作为“制度的特殊品性”放在第五个方块加以对照。
　　科尔奈强调，还要注意分辩系统特征和非系统特征。如，货币的贬值并不是体制的系统特征，而输入货币的可兑换性却是市场协调机制所要求的一种体制变化特征。同理，医院床位的减少不能作为一种体制特征，而家庭医生的私有制却是一种体制特征，它跨越了从国有到私有的樊篱。
　　科尔奈指出，作为制度发展来看，要刻画第4和第5个方块的特征，仅仅靠第1至第3个方块中一个的内容是不够的，必须把1至3这三个方块整体进行把握。正因为如此，奥地利（它有很大比重的国有经济部门）或法国和瑞典（它们有强有力的行政协调力量和再分配机制），还须归在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类。
　　以上模型的设立和体制“品性”的刻画在过渡经济的理论分析中有什么作用呢？科尔奈认为这很有用。它可以用来回答什么时候“过渡”开始以及什么时候“过渡”结束这两个带有宏观和历史时间跨度的问题。科尔奈的答案是：当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开始偏离原有的体制特征时，特别是前3个方块的特征时，可以说“过渡”开始了；而到了或具备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前三个方块的内容或体制“品性”时，可以说“过渡”结束了。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科尔奈进一步对改革的历史进行了概括。他认为，理论模型是纯粹的、纯净的，但历史的现实却往往表现为两种制度的混合和扩展。尽管一个国家的制度特征，就像交响乐一样，有时候会有一个主旋律和变奏的同时存在，但从长时期观察，仍然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属性。因此，过渡就是一个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社会主义国家运用现行的体制去创造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
　　 二、萨克斯等：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
　　由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三位教授共同撰写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也是一篇有重要代表性的论文。这不仅是由于萨克斯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张“激进改革”而闻名，后二位也是长期研究转轨的华人经济学家，经常到中国作报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历经十年关于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辩论中肯定中国式的渐进改革的观点占了相当比重的情况下，该文特别设计了一个理论框架来重新定义“转轨”的含义，分析“过渡”的本质，从而为激进改革作辩护。这篇论文的中心思想是，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才能说是真正完成了过渡。由于这篇论文也是由研究过渡问题的专家所作，且多次论述中国改革问题，论文已经中译并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4月号、5月号和6月号分三期连载。
　　这篇论文首先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引出了全文的讨论：如果十九世纪法国的宪政转轨是渐进式的话，是否转轨将更加成功，人民的福利会更加改进？要回答这个问题，要解决三个困难：首先，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不容易彼此区分。有些宪政改革对短期有负面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却有长期正面经济效应，如《拿破仑法典》的产生对法国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效应，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有短期负效应，但却有长期正效应。显然，这是作者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转轨”中出现经济下降现象的一种新的解释。
　　第二个困难在于渐进式的改革与双轨制之间国家机会主义与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而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并不能兼容，因为前者要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可信为特征，而后者则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
　　第三个困难在于转轨或宪政改革涉及到不同几代人之间总贴现福利的比较。如美国独立战争增加了盎格鲁——萨克森传统内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增加了年轻人几代人的福利而以年老几代人的福利为代价。法国大革命加剧了法国大陆文化和英国普通法传统之间的竞争，这可能增加了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为人类社会的福利改善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当然，如果这样的利益存在，它是由许多国家的年轻几代人享受而以牺牲法国年老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该文认为，由于宪政规则的转变通常要涉及到许多阶段，分析转轨的单一阶段的全部影响非常困难。因此，研究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比研究宪政规则转轨的许多阶段之一的短期经济影响更重要。
　　那么什么是宪政呢？该文并没有直接阐述，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既定概念直接使用。这时引用另一个海外学人的阐述加以解释：“所谓宪政，就是国家以成文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并能得到切实可靠的保护”。“宪政的滥觞是英国，宪政制度的最终确立，还是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肯定了人权是天赋自然之权。为了保障人权，在国家权力架上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三权分立被写进了宪法”。“一个人权、一个分权，构成了现代宪政的不可或缺的两项内容。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成果。”（注：包遵信：《宪政和中国政制转型》，为张伍桦《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所作的序，美国2000年版。）看到这个解释，读者就可以清楚，宪政实际上就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所谓宪政转轨，也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中采用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萨克斯等人的基本思想是，只有完成了这种宪政转轨，才算真正完成了“过渡”，仅仅完成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并不能算完成了“过渡”。
　　根据以上理论框架，萨克斯等人在论文中进一步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模式和中国、越南等国家的改革模式。他们认为，在前苏联和东欧国有所采用的改革模式中，市场取向的改革只是宪政转轨中的一部分内容，大量的过渡还表现在与市场取向改革同步进行的宪政转轨中。而中国的改革是在共产党的规则下实施的。这种约束表明中国的改革只能沿双轨制前进。而采用这种方式所产生的长期代价，很可能超过它的短期好处。他们认为，中国的双轨制并没有提供世界上其他地方制度试验不曾提供的多少新讯息。因此，现在断言中国改革会成功还为时过早。
　　萨克斯等人在文中有用这样一段话表达了他们的基本思想：所有的历史经验表明，存在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三、什么是过渡经济的本质
　　以上两篇论文虽然分析框架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或转轨，就是指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科尔奈的制度模型转换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萨克斯等人所主张的宪政或转轨的内容。这两篇论文的作者长期研究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们的观点一致性，实在给我们提出了如何估量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和发展前景的理论任务，而在理论上搞清这一问题，对今后中国经济改革又有着方向性的意义。本节首先讨论过渡经济的定义和本质。
　　前面介绍的这两篇论文，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关于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孰优孰劣的讨论沿续了近十年后出现的。因此，简要地回顾一下这场讨论对进一步分析是必要的。这场讨论的缘起是如何从理论上解释韦茨曼教授提出的“怪事”：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不那么正宗的或者说是形迹可疑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注：M.Weitzman，”Economic Transition：Can Theory Help？”European Economic Review，37（1993），PP.549-555）中国改革由于它独特的道路和良好的业绩（市场调节比重达到60％以上，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而成为一个过渡经济学的理论命题：“中国之谜”。破译这一谜底的工作成为国际主流经济学家90年代的重点课题。根据统计，1992年至1999年在国际上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上讨论有关中国改革问题的论文就有近千篇。现在回过头看，国际经济学界对韦茨曼教授提出的“中国之谜”的解释大体是有四类：一是“大爆炸”的鼓吹者萨克斯教授等的“起点不同论”。他们认为，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绩效不同是由于它们两者改革启动时的经济结构不同所致。由于中国经济中有个庞大的农村部门，可以通过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而促进经济增长，在低效率的国有部门的危害未超过整体经济的承受能力之前，渐进式改革还可以产生一定效果（不过以后就必须推行“大爆炸”方式了）。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则过度工业化，国有部门过度膨胀，于是就必须推行激进式改革，迫使劳动力向高效率的非国有部门转移。（注：代表作有J.Sachs & W.T.Woo，“Reform in Chi na and Russia，”Economic Policy，18（1994）PP，101-145。）二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进行解释。90年代由中美经济学家合作或单独进行的这一系列研究的结论都很一致，表明是由于包括国有部门在内的中国工业经济的生产率有显著改进，从而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因而劳动力转移并不足以解释整体经济增长的原因。（注：代表作有K.Wang；Y.Zheng，G.Jefferson & T. Rawski，“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ese lndustry，1953-- 1985"，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2（1988）PP.570 -591。）三是通过经济演化分析来解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演化表现为一种增长与市场形成的相互作用过程，强调市场形成是一个过程，而非一场“大爆炸”（价格自由化）就能形成的。在市场机制加强、配置效益提高和生产率改进方面有一个因果关系。其中市场竞争是重要的引致因素。（注：代表作有B.Naughton，”What is Distinctive about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State Enterprise Reform and Overall System Transformation"，Journal of Comporative Eco nomics，18（1994），PP.470-490。）四是从经济模式、文化因素等方面进行的探讨。如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及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用不同改革模式的原因，在于经济模式采用了深M型（地域原则、块块为主）的结构，而苏联和东欧国家则是V型（条条为主）的结构。（注：代表作有是钱颖一，许成钢：《中国非国有经济出现和成长的制度背景》，载《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甘阳等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总的来看，这场讨论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结论，但却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肯定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道路的观点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二是在讨论中采用的“过渡”、“转轨”、“改革”等概念的基本定义，都是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From Planning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反映了经济学界对“过渡”这一概念的一般认同。
　　90年代的国际经济学界所采用的“过渡”一词，之所以是以“从计划到市场”作为基本定义，是因为它较形象和深刻地概括和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一种特定现象。它的历史推进和逻辑演进过程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长期的实践中证明是低效率的，所以这些国家不约而同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先后展开了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特征的改革，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激进式和渐进式改革两条道路。过渡的结果，一部分国家推翻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框架，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相配合；另一部分国家却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了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经济发展的良好业绩。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后一条道路的探索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发展的由来和走向。所以从这一实际进程和逻辑进程来看，“过渡”所代表的“从计划到市场”这一基本含义，既有包容性，可以广泛地包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这一实践现象和改革的各种模式，又有高度抽象性，可以较深刻地概括过渡或转轨的本质内容，就是实现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或者说是用市场机制置换计划机制。它在90年代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是与它的这一基本含义的广泛包容性和高度概括性分不开的。简言之，过渡的基本定义是“从计划到市场”，也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形式，走什么道路，只要你展开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过程，就可以看作过渡开始。只要你已用市场机制置换了计划机制，并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可以认为完成了“过渡”。从这一定义出发，中国、越南等国的经济改革道路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一种重要的代表性模式。90年代的讨论也正是从这一基础上展开的。
　　在这个背景下看科尔奈和萨克斯等新发表的这两篇论文，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他们重新定义了过渡的含义，重新规定了过渡的本质。科尔奈认为，所谓过渡，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这种转变就表现在他所归纳的制度“品性”的取代过程。萨克斯等人则认为，过渡必须以宪政规则转轨为标志，所谓市场取向的改革仅仅是宪政规则转轨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而所谓宪政规则如前所述，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因此他们认为，过渡的本质就是指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从这个标准或定义出发来观察中国的经济改革，自然就会得出中国经济改革是不完全、不合格的结论。原来理论界对渐进式改革的良好评价和高度肯定在这个新标准面前也就站不住脚了。
　　从理论上分析，这种对过渡的定义或判定的标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能成立。首先，它混淆了制度变革的几种形态，企图利用制度变革形态之间的可转化性而否定了这些形态各自独立存在的意义。人类社会对改变社会制度和体制的实践有革命、改革、改良这三种基本形态。革命是指推翻原有社会基本制度的社会剧烈变革；改革是指在保持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对原有的体制进行大规模或根本性的变化；改良则是在基本制度和体制都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具体管理方法进行细致末微的变动。当然，这三种形态在实践进展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及其走向就是一例。这些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中心的经济改革，但由于这种断断续续的渐进式改革并没有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最后导致了80年代末的东欧事变和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在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走上了激进改革的道路。从这一过程来看，这是改革向革命演变的一例。中国的辛亥革命是另一例。清朝末年，最高当权者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也搞了一些改良运动，如“百日维新”等，对社会政治管理运作的一些具体办法进行改变，但最后仍不能摆脱灭亡的命运。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统治，成为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这可以看作从改良向革命演变的一例。此外，80年代中国改革中的计划取向与市场取向之争，也可以看作是改良（对计划体制修修补补）还是改革（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这两种制度变革类型在实践中碰撞的表现形式。实践的结果是改革取代了改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就是这场改革的直接导向和逻辑结果。但是，这三种类型之间的互通，并不妨碍这三种类型的独立存在及其意义。它们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作用都要有一系列的条件作为支撑的“平台”，或者说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不能因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最后导致了社会变革，就得出所有的改革都要走向推翻原有的社会制度的革命的结局。正像不能因为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曾出现的改良最后走向了改革，而否定改良这一形态独立存在的意义一样，因此，用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走向来概括和定义经济改革、转轨和过渡的本质内容是不恰当的。“过渡”，作为一个反映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变革和体制转换的一个特定范畴，它的本质内容是指从计划到市场，而不是反映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至于在过渡过程中出现了两条道路，即有一些国家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中发生了基本制度层面的变化，另一些国家则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中进行机制置换和体制的转换，应该看作是过渡在各个国家具体展开过程中一种“路径依赖”的结果。而不能用前一条道路的出现来修改过渡的定义，用以规范走后一条道路的国家。
　　其次，用基本制度急剧变革的某一种形态来规定过渡的定义，在形式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设有一个总的集合包含两个子集合，即在过渡这个总的集合中包括了两种类型的子集合，正是因为这两个子集合都有从计划到市场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作为一个同质的东西可以被包括在一个集合中，并用过渡这统一的名称来命名。现在有人要用一个子集合的特征（革命、激进式改革、宪政转轨）来重新定义、概括总集合的本质，用以规范和制约另一个子集合（渐进式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向，显然逻辑上就有问题。这个问题，读者一看就明白，这里不拟展开讨论。
　　再次，修改过渡的定义实际上是在为激进改革辩护。萨克斯等人强调宪政转轨，并拿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等属于基本制度变革类型的革命性质的事件来论证宪政改革尽管有短期负面效应，但它的长期正面效应却大的多，显然是为他们在90年代初为俄罗斯提供激进改革方案的做法做进一步辩护。他们的意思是，前苏联、东欧国家采用了以“大爆炸”为特征的经济体制转换方式，虽然连续几年经济下降，至今许多国家仍无大的起色，但从长远来看，却会收益大于付出，下一代会享受到这一变革所带来的福利。对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我们固然不能以经济增长率的一时下降就一概认为是采用的改革方式有问题，但是也不能以从长期来看收益会大于付出的观点来掩盖对经济改革方式缺陷的理性评判和检讨。对改革的研究，是过渡经济学的中心内容。过渡经济学的成果已经证明，改革方式或曰转轨道路的合适与否，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大规模的产出下降和金融危机经济现象的存在，往往会中断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正常进程，而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混乱。这种代价是否有必要？这种损失是否能够以今后的增长来弥补？历史并没有给予肯定的结论。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由于改革方式存在重大缺陷而影响经济发展现象的存在，更应当使当年激进式改革的倡导者检讨一下自己的改革理论和“大爆炸”政策建议有无不当之处，而不能拿历史作掩护，用重新修改过渡的定义，规定过渡本质的办法为自己辩护。
　　从实践层面看，把过渡规定为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有违于人类社会多样性发展的趋势。正像冷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走向多元化一样，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过渡和转轨过程也必然充满了制度多样性的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就是这种多样性实践的一个代表。这种制度实践的本质，就是为了汲取人类文明成果和智慧力量，总结社会主义制度兴起和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创造出一种既能保持公平，又能促进效率的经济体制，为人类的发展探索一种更好的制度基础。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家既要分析计划经济兴起和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更要探索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实践多样性提出的学术多样性的必然。对于中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许多经济学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如著名经济学家诺思在近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指出：“‘路径依赖’能够产生一个依赖于文化沉淀和特殊历史经济的广阔的模型。中国乡镇企业的成功并不符合我们原来预计的成功的组织结构和体制。中国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一独一无二的路径已经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事例严肃地提醒我们，我们还有许多要学习的地方。”（注：Douglag C.North，"Path Dependent and Economy lnstitution"，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Theoretical Eeonom ics，2000.MsKh.）而上述两篇论文的作者断然否定这种探索的意义，希图用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来规定过渡的结局封杀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道路，必然在理论上顾此失彼，既不能圆满概括过渡的实践，也不可能很好地指导改革的未来，与人类发展多样性的现实和学术研究多样性的原则相去甚远。
　　 四、转轨效果的实证分析
　　绝大多数转轨经济学家会在以下这一点取得共识，即由于计划模式无法继续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和降低人民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选择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也就是说，这些转轨国家，无论其在转轨途径上如何选择——是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还是采取稳健的渐进式改革；是先进行政治变革再实施经济转轨，还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辅之政治体制改革——其最终的福利目标都是为了改善本国的经济状况，重新启动本国经济，使国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即在终极意义上都是为了实现国富民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引出一个结论，对转轨模式的绩效考察必须以国民的福利是否提高作为最重要的指标，转轨是否成功最终也需要以国民福利水平提高与否来进行衡量。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福利绩效，现存最有效的方法是判断是否符合帕累托原则。根据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个人是他本人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这样的改进称之为帕累托改进。如果合乎帕累托改进原则，那么我们就认为这种福利变化有效率，反之则无效。故而对改革模式的福利绩效考察，也必须从帕累托原则出发，否则将是不经济的。
　　一个基本事实是，影响一国民众福利水平高低的最关键因素是该国的经济状况。因为经济状况的好坏决定了国民经济福利的高下，而经济福利是国民所有福利的基础。因此，考察福利绩效势必须从国家经济状况入手。
　　一般而言，描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最重要的三个指标是：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失业、通货膨胀和低增长始终是每个国家经济的最大困难。其中失业和通货膨胀更是直接影响到国民的实际生活质量，故而可用其合成一个表示经济困难程度的痛苦指数，来反映人民所处的经济福利状况的变化。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那么痛苦指数很高，则该国百姓的经济福利将很低，而痛苦指数较低，百姓的经济福利就相对较高。因此不同转轨模式究竟对国民的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可以通过它们各自的痛苦指数变化来进行比较。我们选择了20世纪90年代捷克、保加利亚、波兰、俄罗斯和中国的数据来进行痛苦指数和GDP变化率的比较。具体可见表一、二。
　　表一：各国痛苦指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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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　捷克　　│　保加利亚　│　 波兰　　 │　　俄罗斯　　│　中国　　│
├─────┼─────┼──────┼──────┼───────┼─────┤
│　 1991　 │　4.1　　 │　13.89　　 │　 12.9　　 │　　——　　　│　2.33　　│
├─────┼─────┼──────┼──────┼───────┼─────┤
│　 1992　 │　2.71　　│　20.07　　 │　 15.74　　│　 20.09　　　│　2.36　　│
├─────┼─────┼──────┼──────┼───────┼─────┤
│　 1993　 │　3.84　　│　29.8　　　│　 18.7　　 │　163.39　　　│　2.74　　│
├─────┼─────┼──────┼──────┼───────┼─────┤
│　 1994　 │　3.68　　│　41.52　　 │　 19.36　　│　653.38　　　│　3.04　　│
├─────┼─────┼──────┼──────┼───────┼─────┤
│　 1995　 │　4.43　　│　56.47　　 │　 19.47　　│ 1933.01　　　│　3.07　　│
├─────┼─────┼──────┼──────┼───────┼─────┤
│　 1996　 │　5.25　　│ 112.83　　 │　 19.28　　│ 2852.59　　　│　3.08　　│
├─────┼─────┼──────┼──────┼───────┼─────┤
│　 1997　 │　7.18　　│　1227.76　 │　 17.17　　│　3272.84　　 │　3.13　　│
├─────┼─────┼──────┼──────┼───────┼─────┤
│　 1998│　　9　　 │　1498.3　　│　 17.32　　│　4176.94　　 │　3.09　　│
├─────┼─────┼──────┼──────┼───────┼─────┤
│　 1999　 │　11.37　 │　 ——　　 │　 22.23　　│　7750.54　　 │　3.09　　│
├─────┼─────┼──────┼──────┼───────┼─────┤
│　 总计　 │　51.56　 │　3000.64　 │　 162.17　 │ 20822.78　　 │ 25.93　　│
└─────┴─────┴──────┴──────┴───────┴─────┘

　　 注：所谓的痛苦指数是一国消费物价年增长率与年失业率之和，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困难程度的指标。其判定标准为，当指数超过20％，表示该国经济处于悲惨状态；在10％-20％之间则还算可以；如果未满10％则表示该国经济表现优异。详见各种宏观经济学教材。
　　表二：各国GDP变化率表
┌────┬─────┬──────┬──────┬──────┬─────┐
│　年份　│　 捷克　 │　保加利亚　│　　波兰　　│　俄罗斯　　│　 中国　 │
├────┼─────┼──────┼──────┼──────┼─────┤
│　1990　│　-1.2　　│　 -9.1　　 │　-11.6　　 │　　-4　　　│　——　　│
├────┼─────┼──────┼──────┼──────┼─────┤
│　1991　│ -11.5　　│　-11.7　　 │　　-7　　　│　　-13　　 │　　7　　 │
├────┼─────┼──────┼──────┼──────┼─────┤
│　1992　│　-3.3　　│　 -7.3　　 │　 2.6　　　│　-14.5　　 │　12.8　　│
├────┼─────┼──────┼──────┼──────┼─────┤
│　1993　│　 0.6　　│　 -1.5　　 │　 3.8　　　│　 -8.7　　 │　13.4　　│
├────┼─────┼──────┼──────┼──────┼─────┤
│　1994　│　 3.2　　│　　1.8　　 │　 5.2　　　│　-12.6　　 │　11.8　　│
├────┼─────┼──────┼──────┼──────┼─────┤
│　1995　│　 6.4　　│　　2.1　　 │　　7　　　 │　　 4　　　│　10.2　　│
├────┼─────┼──────┼──────┼──────┼─────┤
│　1996　│　 3.9　　│　-10.9　　 │　 6.1　　　│　 -4.9　　 │　 9.7　　│
├────┼─────┼──────┼──────┼──────┼─────┤
│　1997　│　　1　　 │　 -7.4　　 │　 6.9　　　│　　0.4　　 │　 8.8　　│
├────┼─────┼──────┼──────┼──────┼─────┤
│　1998　│　 1.4　　│　　3.5　　 │　 6.5　　　│　 -0.4　　 │　 7.8　　│
└────┴─────┴──────┴──────┴──────┴─────┘

　　
　　注：表一、表二数据均整理自《国际统计年鉴》1990- 2001年和格泽戈尔·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2000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其中“——”表示该数据缺省，总计数据中不含缺省年份数据。
　　从表中可见，（1）采用激进式转轨的国家痛苦指数普遍偏高。在东欧改革中采用比较渐进改革的捷克始终未突破10％，算是表现优异。而波兰则在20％左右变动，情况还过得去。而采用激进式改革的俄罗斯、保加利亚则出现了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经济状况极端悲惨。同时，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的中国9年来一直处在3.5％以下，状况极佳。（2）采用激进式转轨的国家痛苦指数基本呈上升趋势，其中俄罗斯、保加利亚的痛苦指数还呈火箭式上升。而中国则基本保持了稳定的状况，痛苦指数没有丝毫随改革深入而出现飞速上升的迹象。（3）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激进式国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负增长之后，还继续处在波动中，似乎“休克”后的“休眠”还未结束。而中国则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
　　据此可得如下结论：在这十年改革中，采用激进式改革的国家并没有迅速达到改革的“彼岸”，而是处在持续的“休克”和“休眠”之中无法苏醒，国民的福利受到严重损害。而采用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则处在高速稳定的发展之中，经济状况良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可见，这两种改革模式在改变国民福利方面取得了不同的效果。激进式改革或者说“休克”疗法在改革中采取先破除国民原有的福利，而后再力图改善的道路，用萨克斯等人的说法就是以牺牲一代甚至几代人来换取未来人的福利。但是当代人的福利又如何与未来人的福利进行效用比较？这虽然在一个理论上还没有一个很好进行分析的方法，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提出一个问题的办法来讨论：
　　定义K为改革总成本，并用痛苦指数总和来表示，则根据表一，从1992～1999间，中国的K约为26，俄罗斯的K约为20000，是中国的780倍。有两种可能才能弥补这个福利差距。一是，假定中国经济维持原来水平，那么就需要俄罗斯经济数十年的类似美国“新经济”的高速增长（在高增长的同时又维持低通胀）；二是中国经济发生了长期的严重混乱，而且俄罗斯经济又保持了相对稳定增长。这两种情况发生的现实可能性有多大？经济学家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
　　总之，尚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激进式改革是一种肯定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改革，而渐进式改革则有现实依据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帕累托改进原则。因此，即使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也没有理由否定坚持采用渐进方式的中国改革。它以增量改革的形式，由外向内来推进改革，尽量在不损害国民原有福利的情况下来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自始至终都以提高国民福利为目标，是过渡或转轨的一种重要方式。
　　 五、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与走向
　　理论讨论源自实践的需要。中国经济改革“路在何方”？这才是我们进行理论讨论关注的出发点和重点。我们不同意上述两篇论文作者提出的走向资本主义才是唯一的转轨方向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改革在新世纪初期就没有新的内容。本文最后简要讨论一下中国改革的基本性质及其走向。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陈甬军曾提出一个概括性的论断：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中用市场机制对原有的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这一性质规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这一目标具有动态不完全信息的特点，从而又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渐进方式的选择。（注：参见陈甬军著：《从计划到市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选择》，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其它学者也有类似的研究结论。如张宇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的市场化，它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注：参见张宇著：《过渡之路：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里所指的宪法制度，就是指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结构与框架。这种对中国经济改革性质的基本判断，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改革仍将沿着这一“主轴”发展。
　　由于新的情况出现，如世界上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化的推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加入WTO后扩大开放、国内经济增长态势转变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自然环境与生态保护的新要求，等等。新世纪的中国经济改革也必然会体现新的内容和重点。
　　改革的重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化巩固新的经济体制，加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个属于经济层面的问题主要是要为已经基本成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创造良好的运行条件和环境。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必须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深化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解决好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发展中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沿着一个“主轴”，进行两个“深化”就是新世纪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走向。
　　讨论到中国改革的基本性质和走向，自然会提出中国改革的时间表及判断标准问题。科尔奈认为，完成了制度“品性”的替换，即可表示过渡的终结。我们不同意他的标准，但同意他的改革或过渡也有终点的思想。作为社会变革行为的一种表现形态，改革自然也有它的起点和终点。既然过渡的基本含义是“从计划到市场”，或者是“用市场机制置换计划机制”，那么这个置换过程的启动，就是改革的起点。我们已用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改革开始的起点。同理，如果达到了市场机制为主调节并得以稳定有效运行的程度，也就意味着到达了改革的终点。如何判定这个到达的程度或标准？大体可以提出三条：一是市场机制调节比重基本达到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一般在70％左右；二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得到基本清理和转化，主要表现为现有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和国有银行债务重组基本完成；三是保证市场经济稳定有序运行的社会基本条件得以形成，这包括市场本身的条件和法规与管理系统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发展等。这三个标准也可以合成为一个基本标准，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已能够在实践中有效地结合并在运行中取得较高效率。如果能够基本上做到这一条，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特色的过渡之路顺利结束，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照这一标准，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面临最后“攻关”阶段的风险，谨慎而以积极地在这一阶段取得新的突破，从而取得改革的最后成功，可能是对科尔奈和萨克斯等教授理论观点最好的回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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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张宇：《过渡之路：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99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张军：《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1998，山西出版社。
　　[8]陈甬军：《从计划到市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选择》，1999，福建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