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张军和施少华（2000）。
　　附图
　　图3 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1978-1998）
　　关于中国转轨经济的技术或动态效率的变动模式，现有的文献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例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特别是国有工业部门）的技术效率变动的经验研究文献（如，Chen and et al，1988；Jefferson and et al，1992，1996）。尽管这些文献中不乏对已有经验估计的批评和针锋相对的争议（这些争论涉及到数据的来源和可靠性，涉及到研究所遵循的理论及处理数据的方法和技术），但是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改革以来技术效率的变动是很有意义的。
　　考虑到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分所有制部门进行的，于是，我们在另一项研究中利用现成的数据资料选择对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做了总体性的估计（张军和施少华，2000）。在那个研究中，为了从总体上观察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把估计的时段扩大到了1952—1998年。与很多研究一样，我们使用了规模报酬不变的总量生产函数：
　　ln（Y[，t]/L[，t]）=lnA[，0]+α[，T]t+α[，K]ln（K[，t]/L[，t]）+β[，1]D[，1]+β[，2]D[，2]+β[，3]D[，3]+β[，4]D[，4]+ε[，t]其中D[，1]、D[，2]、D[，3]、D[，4]这四个虚拟变量分别控制四个比较特别的时期。D[，1]代表1961—1964年，由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前苏联撤回对华援助的影响，这几年的产出明显较低；D[，2]代表1967—1969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1978年之后开始推行的经济改革政策则分成两个阶段分别用D[，3]和D[，4]来代表。之所以把这一阶段分为两部分，是因为1984年之前主要是农业的改革，而工业改革实际上是在1984年之后开始的。
　　我们对上述计量方程实施了最小二乘法（OSL）的回归。估计出的资本的产出弹性为α[，K]=0.499，劳动的产出弹性为α[，L]=1-α[，K]=0.501。然后，将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或TFP定义为：
　　TFP[，t]=Y[，t]/（k[0.499][，t]L[0.501][，t]）
第t年的TFP的增长率为：
　　tfp[，t]=（TFP[，t]/TFP[，t-1]）-1
　　根据这个公式，同时令1952年的TFP指数为100，我们计算出1952—1998年的TFP指数及具增长率。这里仅将1978—1998年间的计算结果描绘在图4中。我们发现，改革后的1979—1998年间的平均TFP增长率上升到大约2.81％，TFP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也上升到了大约31％，（注：我们的这一估计结果与李京文等人（1993）的结果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说明经济改革对生产效率的改善起了显著的和积极的影响。（注：我们还注意到，1977～1988年，平均TFP增长率大约为4.1％，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大约为41.9％，这是中国经济TFP增长的黄金时期：在这12年中，TFP一直保持着正增长。）但是，计算表明，TFP的增长率在1992年以后有明显递减趋势。正如图4所显示的那样，尽管TFP指数还在缓慢增长，但是它的增长率在1992年以后却显著恶化了。事实上，这个计算结果使我们想到了大琢启二郎、刘德强和村上直树（2000）对国有部门的TFP在90年代以后增长减慢的估计结果，同时我们的结果也与谢千里、罗斯基和郑玉歆（1995）对国有和集体工业部门1988—1992年间TFP增长率下降趋势的估计相当一致。他们对这个估计结果的含义有过这样的评论：
　　附图
　　图4 中国经济的TFP增长率（1978—1998）
　　“对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出现减慢趋势的更深层原因也应该引起足够注意，这一趋势是否意味着中国在改革的潜力释放之后最终要象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曾经历过的那样，走外延增长的道路？其内在必然性如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资本形成与过度的工业化
　　以上从经验上说明，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实际上经历了资本的快速积累过程，这个过程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已经典型地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TFP的增长率。由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后增长主要是由以乡镇企业部门的扩张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进程所推动的，因此，资本形成的加快与持续的工业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在经验上检验过度工业化现象是否存在，我们打算观察中国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模式。我们在表2中给出了1980—1996年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率的变化。在计算资本—劳动比率时，我们分别使用了官方公布的名义资本数据值和按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的实际资本数据值。在计算实际值时，我们使用了卢荻（Lo，1999）在“对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绩效的再评价：1980—1996”一文中提供的数据。在这个总量数据中，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均按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大中型部门做了细分。其中资本的数据按照资本的价格指数做了平减。1980—1991年的资本的价格指数来自于谢千里等人（Jefferson，etal，1996）的研究，而1992—1998的资本价格指数则是作者根据资本的价格指数与出厂前的工业产出价格指数之间的稳定关系推算出来的。将名义值换算成实际值的方法如下：第一，△K[，t]=K[，t]-K[，t-1]；第二，△K′[，t]=△K[，t]/P[，k]；第三，K′[，t]=K′[，t-1]+△k′[，t]，其中K为名义值，而K′为实际值，P[，k]为资本的价格指数。
　　我们发现，在1980—1996年间，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无论是国有企业部门还是集体企业部门都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的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集体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得比国有部门更快，而且无论是按名义值计算的资本—劳动比率还是按实际值计算的资本—劳动比率，结果均为如此。这说明，集体企业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实际上经历着非常迅速的资本深化过程。考虑到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是“增量改革”中新兴部门的主要代表，这个结果的含义自然就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说，新兴的工业化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实际上上升得更快，这自然意味着一个资本不断深化的工业化过程。
　　我们的这个观察结果与现有的一些研究也是一致的。例如，陈剑波（1999）的研究也发现，8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表现出令经济学家不能完全预料的特征，那就是它的技术选择道路开始出现偏差，它的技术变化并没有如正统的理论所期望的那样沿着技术中性或节约资本要素的路径发展，相反，资本的密集却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在陈剑波的数据里，乡村两级企业在1978-1996年间经了资本-劳动比率以及平均资产规模的显著上升。
　　表2 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1981-1996）
　　　　　　　　 名义值　　　　　　　　　　　　　实际值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大中型企业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大中型企业
1981　　　　　　0.8　　　 12.62　　 -0.01　　　　 1.74　　　5.27　　　0.33
1982　　　　　　3.61　　　6.07　　　2.62　　　　　2.28　　　9.56　　　1.67
1983　　　　　　6.23　　　10.64　　 13.45　　　　 5.03　　　10.10　　 12.06
1984　　　　　　4.41　　　7.62　　　8.07　　　　　3.76　　　4.15　　　6.99
1985　　　　　　13.75　　 14.81　　 4.74　　　　　5.48　　　4.97　　　0.78
1986　　　　　　8.23　　　12.77　　 8.34　　　　　6.37　　　7.82　　　3.34
1987　　　　　　11.54　　 15.52　　 10.25　　　　 5.47　　　8.85　　　2.76
1988　　　　　　12.14　　 18.02　　 12.06　　　　 6.55　　　11.41　　 5.58
1989　　　　　　13.91　　 19.02　　 13.52　　　　 6.51　　　12.52　　 4.38
1990　　　　　　13.23　　 14.21　　 11.78　　　　 6.73　　　10.24　　 4.50
1991　　　　　　14.62　　 12.70　　 13.80　　　　 6.01　　　6.32　　　4.08
1992　　　　　　13.84　　 15.16　　 13.04　　　　 6.83　　　7.23　　　3.10
1993　　　　　　9.01　　　20.04　　 2.22　　　　　7.39　　　11.78　　 1.25
1994　　　　　　21.37　　 31.05　　 27.56　　　　 13.50　　 19.29　　 13.21
1995　　　　　　31.66　　 8.20　　　22.89　　　　 16.91　　 21.26　　 10.83
1996　　　　　　30.88　　 23.09　　 23.65　　　　 15.50　　 13.29　　 10.45
平均增长率　　　13.08　　 15.10　　 11.75　　　　　7.25　　　9.06　　　5.39
（1981-1996）
平均增长率　　　17.85　　 17.94　　 15.61　　　　　9.55　　　10.47　　 6.37
（1988-1996）

　　
　　注：本表的单位为％。计算时仅保留了小数点以后两位，未做四舍五入处理。
　　资料来源：根据卢荻（LO，1999）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
　　除了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外，在表2中我们还计算了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结果显示，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明显低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部门。出现这个结果的一个原因自然是，在改革初期，大中型企业本身已具有相当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并始终保持着与小型企业在资本—劳动比率上的差距。例如，我们在计算中发现，在1980年，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几乎是集体企业部门的7倍。众所周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长期执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在大多数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不仅规模大而且装备了资本非常密集的技术。但是，由于集体部门的资本深化速度非常快，所以到1996年，集体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已经上升到大中型企业部门的1/4。当然，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仍在增长，否则，按照现有的增长模式，集体企业部门在资本—劳动比率上很快就会赶超大中型企业。
　　这里我们想指出的是，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快速上升并不是主要因为乡镇企业面临的劳动力价格上升过快（陈剑波，1999；大琢启二郎等人，2000，中文版）。而是一个“过度进入”和“过度竞争”的结果。我们的含义是，由于特定的财产制度和需求环境，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介入，乡镇企业向工业部门的进入遵循了“古典竞争”的特征，从而导致过度进入和不断升级的投资。根据这一解释，不断提高的资本密集度主要不是劳动力实际价格的上升或上升过快的结果，而是乡镇企业部门过度投资的产物。
　　诚然，在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之前，乡镇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还依赖于与国有企业的非正规联系而获得。国有企业淘汰的设备以及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成为乡镇企业获得技术的重要来源。因为如此，乡镇企业实际上选择了劳动高度密集的产品的生产。典型的情况是，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它往往不是生产许多产品，而是集中单个产品的生产，而大多数生产是向城市国有企业分包来的（Naughton，1995，p155；陶友之，1988）。然而，这种分包关系并没有演变为稳定的分工和合作的契约关系。不仅如此，在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乡镇企业试图减少和摆脱对国有企业依赖的动机非常强烈。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发现，在无锡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向城市国有企业的分包所占的比重在1981年超过了70％，而在1985年下降到了21％。（注：这一数字是从世界银行的研究出版物中间接得到的。参见波德和林青松主编的英文版《中国的乡村工业：结构、发展与改革》（Bvrd and Lin，1990）第5章“市场关系与工业结构”的有关论述（尤其是第97页）。
　　事实上，在80年代中后期，作为政策，虽然政府鼓励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进行广泛的所谓“横向联合”，但是这个努力并未得到乡镇企业的积极响应，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在1987年组织了对上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与外地乡镇企业的“横向联合”的大型调查，为我们了解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联合的复杂动机和方式提供了大量值得认真分析的信息。参见这一调查的研究报告《企业改革与发展新路：上海工业企业横向联合调查报告集》（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1988）。）而如果没有与国有部门之间形成特定的分工和合作的稳定契约关系，那么，乡镇企业的进入在事实上就成为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对手，我们认为，认识到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两大部门的这种进入—竞争关系对于解释乡镇企业部门快速的资本深化是非常重要的。为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的竞争方式提供任何理论的解释并不是本文的目的，相反，我们希望为这个竞争方式提供一些经验的描述，以帮助说明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快速上升的原因。
　　为了描述这种竞争方式，首先我们必须指出，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进入并不能简单地和孤立地用乡镇企业较之国有企业的“比较优势”来解释。由于在8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扭曲还存在，乡镇企业的进入既可能是因为它们有较之国有企业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可能是对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现存的一些经济扭曲的理性反应。具体而言，在一些国有部门留下的未被满足的需求场合，乡镇企业的进入有助于矫正过于重化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在这些劳动非常密集的生产领域，乡镇企业的确发挥了它们在利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
　　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如纺织业，乡镇企业的进入则更可能是因为被扭曲的高利润环境所吸引，而且它们的进入实际上争夺了国有企业的产出和利润。世界银行出版的中国企业改革的研究报告（Byrd，1992）提供了反映80年代中国工业组织结构特征的一些背景资料。例如，中国的纺织行业典型地表现出了多种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并存的组织格局。尽管有大量的国有大型企业，但80年代初，在17100家纺织企业中，有2/3的企业为地方小企业，仅有1/3隶属于纺织工业部和地方政府的纺织工业局。这当中，国有企业为3261家，城市集体企业2314家，国有与集体联营以及与香港企业合资的有66家（Sabin，1987，p231）。（注：从分部门来看，1990年乡镇企业进入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的企业数量分别为5648和3839家，进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企业数量分别7603和3506为家。在钢铁工业这个规模报酬递增并以国有大企业为主导的部门，乡镇企业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些乡镇企业主要生产最终产品（钢材）。《中国统计年鉴（1995）》（国家统计局，1995）显示，1994年生产钢铁的乡镇企业达到17455个，它们提供了钢铁工业总产值的26％。）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进入是否在总体上提高了经济的效率，似乎是不能肯定的（注：哈勒根和张军（Hallagan and Zhang，1998）发展起来的关于“过度进入”的福利分析的理论模型讨论了这种过度进入的福利后果。最近杨格（Young，2000）关于中国区域生产结构趋同问题的统计分析似乎也支持这样的观点。）。不仅如此，由于过度的进入和竞争，该部门的赢利能力实际上恶化了。诺顿（Naughton，1995）曾经分析了乡镇企业进入纺织业的情况。他发现，由于乡镇企业过度使用了劳动力，其生产并不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因此他也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制造业部门，乡镇企业的进入和增长实际上可能恶化了社会福利水平。
　　对于前一种情况，虽然乡镇企业发挥了比较优势，但是由于乡镇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乡镇企业的社区产权的性质所决定，这种竞争往往带有典型的“新古典调整”的特征；一个新的市场机会将迅速诱使大量的模仿者进入，价格和边际利润随之下降，直至市场饱和，利润趋于为零，出现均衡（Bvrd and Zhu，1991）。这种竞争虽然会导致效率的一次性改善，但由此形成的工业组织则毫无疑问缺乏持续的和动态的改进机制（如创新、重组、稳定的买卖关系和信誉等）。而在与国有企业直接竞争的场合，由于国有企业部门，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装备水平比较高，所以乡镇企业必然面临如何能跨越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直面竞争实际上就是乡镇企业不断缩小（和赶超）与国有企业装备水平（即资本—劳动比率）差距的过程。这可以从乡镇企业新建项目的固定资产的平均规模和每个项目的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中得到部分证明。1986年，乡村企业新建项目固定资产的平均投资规模为17.51万元，平均每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为17.21万元，而到1992年则分别为42.83万元和26.19万元，比1986年分别增长144.6％和51.65％（陈剑波，1999）。
　　乡镇企业能够实现快速的资本深化自然又得益于地方政府在信贷上的支持。在现有的文献中，地方社区政府与乡镇企业的关系常常被解释为乡镇企业的一个效率源泉（Weitzman and Xu，1996，Nee，1994），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地方政府的介入降低了乡镇企业在进入市场中的过高的交易成本。但所忽视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介入干预了信贷市场，帮助乡镇企业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预期，导致了普遍的过度进入和过度投资（过度生产能力）的形成。而面对过度的进入，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又往往进一步选择提高装备水平作为竞争的策略，因为地方政府干预了信贷市场使得资本的取得比现有生产能力的组织重构更容易。因此可以说，地方政府的全面介入既是推动农村工业化，也是导致过度工业化的主要原因。
　　 六、简短的结论
　　在本文，我们给出了一个帮助理解转轨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概念框架和经验描述。在这个框架里，我们还特别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10年来所表现出的下降的必然性。简单地说，在我们的框架里，这个下降趋势大概可以由过度的工业化进程来解释。
　　在现有的文献里，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早已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并且在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东亚经济的大量经验研究而再次引起讨论。但是，在转轨经济学的文献里，虽然经济学家试图解释中国的改革为什么避免了产出的显著下降和经济的衰退，可是现有的理论基本上没有把中国的经济转轨、增长与工业化联系起来。而我们之所以将工业化的问题纳入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转轨方式的思维过程中，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近年来越来越表现出静态的特征，至今尚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转轨过程则又典型地表现为以新兴工业部门的进入和扩张为特征的持续的工业化过程。
　　检验过度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量标是资本形成的速度。我们对资本形成的经验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中国的经济的确开始经历了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趋势，而且在过去的10年，我们在经验上没有发现动态效率的持续改善的趋势，相反，所估计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大约1992年以后出现了显著的恶化。换句话说，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在80年代经历了“增量改革”所创造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总体性改善之后，似乎开始表现出“粗放”增长的特征：相对于产出的增长，资本的形成加快了。事实上。这也就同时给出了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趋于下降的深刻背景。如果这个增长的模式持续下去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必将面临东亚经济所面临的增长持续性的相关问题。因此，对于中国这个遵循“渐进主义”和“增量”式改革方式的转轨经济来说，挑战性的问题将不再是逐步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是否导致了经济的增长，而是增长将怎样避免过度依赖持续的工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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