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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 【字体:
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9-29    
十六大提出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效率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研究具体的产业发展形态。其中,产业集聚是一个需要引起足够关注和重视的问题。下面结合前一段时间对珠江三角洲和浙江省杭州湾地区的调研,就产业集聚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概念和现象
  所谓产业集聚,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与此相对应的英文是cluster,也有叫产业集群等的,含义大体相同。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产业集聚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产业集聚区内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很大,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较大份额。产销量往往以“亿”为单位,令人惊异。比如浙江诸暨大唐镇的袜业市场,年交易量达60亿双;嵊县的领带市场,年交易量达到2.5亿条;绍兴的一个新建的织布厂,年产量达上亿米布。在浙江,这类产业集聚被称为“块状经济”。据统计,浙江有52个“块状经济”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0%以上;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有56种以“块状经济”方式形成的产品居全国第一。在珠江三角洲,彩电、计算机等产品的产量也占到全国的较大份额。例如,目前全国最大的四家彩电企业的生产基地、最大的几家计算机企业的生产基地都设在珠江三角洲。
  二是产业集聚使专业化分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空前发展。通常以“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式存在于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在这里大量地分布在不同企业之间,每个企业只做一个部件,甚至一个部件的某个环节。企业分工的特点是,对技术含量较高、零部件较多、价值量较大的产品,如彩电、复印机等,不是一个主机厂(总装厂),而是几个厂在同一区域,为其配套的零部件供应商也不是一家,而是若干家。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样,一个零部件厂可以同时给多个主机厂配套,容易到达规模经济要求,从而降低成本;而对主机厂来说,有多个供货商可供选择,有利于通过供货商的竞争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对技术含量和价值量不高的产品,如袜子、领带等,则有大量成品生产企业集聚在一起。在其前道生产环节也有细致的分工。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配套体系,是这些产业集聚区最重要的优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IT、家电等产业的聚集已经形成。在这一地区一百公里左右的范围内,90%以上的计算机零部件、80%以上的手机部件,将近100%的彩电部件都可以采购得到。
  三是分工深化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据介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彩电、计算机、手机等产品零部件的采购成本比其他地区低30%。而浙江“块状经济”的产品成本和价格,也可以说低到了极致,比如在北京市场上卖五六十元的布料,在当地不到十元;在外地市场上卖五六元的袜子,在当地仅几角钱。
      二、形成机制与优势
  这种区域性的产业集聚的过程和机制更是意味深长。在浙江,基本上是市场与产业互动的方式。先是在某个地方出现某个产品的集中生产,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几十家、几百家乃至更多家这样的生产单位集中在不大的区域内,所谓“一乡一品”、“一镇一品”。为了给这些产品找销路,便出现自发性的市场。市场出现和扩大后,促进了市场背后的生产发展,然后进一步推动市场的扩展。地摊式的市场形态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在国际上是罕见的,但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以一种非常自然的形式出现了。市场一旦形成并逐步成熟后,便会促成自己的合理秩序。在浙江绍兴的“中国轻纺城”,形成了高效率的通达全国各地的物流系统,其他地方的客户,经常宁愿绕路也要到“中国轻纺城”发货,因为这样才能更加快捷、可靠、便宜地将货运出。义乌小商品市场也有这个特点。
  而在珠江三角洲,产业集聚有着多种机制。
  一种是加工贸易带动。以东莞的美能达打印机、复印机为例,先是来料加工,以后发现成本很低,总装厂也进来,并带来了更多的配套厂家。美能达在东莞的生产成本比在日本至少低30%,人工成本仅为日本的十三分之一。在竞争压力下,美能达的主要竞争对手佳能、理光也陆续进入这一地区。
  另一种是内源型品牌企业带动。顺德的科龙、美的、格兰仕等名牌产品带动了一大批配套厂家的发展。科龙的冰箱、空调等的外部采购率达到70%以上。
  还有一种类型是OEM、ODM产品带动。顺德勒流镇的东菱公司,专为欧洲市场做小家电的贴牌生产,80%以上的零部件就近采购。仅在勒流镇,与小家电相关的生产企业有四千多家。
  最重要的是,不论在广东,还是在浙江,产业集聚事先都没有政府的计划和规划,没有事先的宏大设想,基本上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不仅政府部门没有这种预见,就是当事人本身也没有这种主观意识,只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回头一看发现出现了产业集聚现象。政府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顺势而为,创造好的外部环境。浙江几个成功的大市场,都是先有自发性市场出现,并达到相当规模,然后政府引导,加以规范和提高。政府作用除了积极一面外,也有“不积极”、“消极”的一面,在有些市场自发出现的初期,当地政府部门认为“乱来”、“不规范”,曾经驱散、关闭,但总是关不了,以后被迫默认,再以后态度转为积极、承认、扶持、提高。在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形成的优势,是理解产业集聚现象的关键所在。
  那么,产业集聚主要有哪些优势呢?可以有如下初步的概括。
  一是,零部件供货商向多个主机厂供货,可以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如有的日本厂商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采购成本可以降低30%。这是向单个主机厂供货时所达不到的。同时,分工深化,不仅主机厂,而且零部件厂,以及为其配套的次一级零部件厂,都有较高外部采购率,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更加集中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综合来看,这种分工模式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分工细化双重好处。
  二是,零部件和总装厂之间减少了由于资产专用性强而带来的合作风险。以某手机生产厂为例,其重要部件至少有三个供货商,各占70%、20%和10%的份额。主机厂在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引入竞争,依据供货质量、及时性、价格等调整不同厂家的供货比例。而在单一供货商的情景下,则可能出现由于经济学上所说的机会主义倾向而引致的“要挟”行为。
  三是,区域内的大量采购和销售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例如,宁波的服装业,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纺织面料供货商到宁波设点销售,由于供货的批量大,成本相应降低。
  四是,有利于技术、管理知识的交流和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利用。类似硅谷“酒馆谈话中的技术转移”现象,在产业集聚区也普遍存在。一家企业采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其他企业易于就近模仿。专业人才和熟练工人,不在某一家企业干了,可以方便地进入同类的另一家企业,存在着人才供给上的“外部性”。
  五是,有利于专业性外部服务业和配套设施的发展。产业集聚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性,使这些服务业或配套设施具备了经济上的合理性。例如,宁波“L”型的十公里左右的地域内,集中了一两千家服装企业,一年一度的服装节,受益面宽,等于做了一个集体大广告,积累了众多企业都可分享的无形资产;同时,如此多的企业也可以在经济上支持这种大型活动。又如,绍兴的生产力促进中心面向众多的纺织企业开展技术开发和服务,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形成了“金昌现象”。地方政府也反映,当地形成产业集聚后,政府部门也积累了许多专业性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如绍兴市政府认为在为纺织面料特别是化纤面料生产企业服务方面,情况熟悉,得心应手。宁波市政府促进服装业发展方面亦有同样感受。
      三、关于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几点政策性考虑
  第一,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从国际范围看,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某类产品与某个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在美国,底特律的汽车,西雅图的飞机,硅谷的电子产品,等等。欧洲、日本也大体如此。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通过对十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提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成功的产业集聚区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展出坚实稳固的竞争优势。从国内一些产业集聚区的历史看,在起步阶段也曾经历过“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到一定阶段后,才向特定区域集中,分工协作体系逐步深化。目前已经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趋势:就同类产品而言,采取产业集聚方式的那些地方的竞争力,显著地强于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地方,而且出现了其他地区的企业向产业集聚地区转移的势头。如果说以前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相关度还不高的话,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这种关联度已经并将进一步增强。对大多数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而言,在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地方,总是存在着一定形态的产业集聚;而没有形成产业集聚的地方,或者没有产业竞争力,或者曾经有过也会衰落下来。由此可以考虑引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而且这种关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强。
  第二,讲产业发展一定要有产业集聚概念。这是上一个判断的逻辑推论,但实践含义要更强一些。不论全国还是某个地区,产业发展都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要具体地落实在某个具体区域,当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有了密切关联后,如果某区域并不具备某个产业集聚的条件,强行要上这种产业,失败的概率将大大增加。也就是说,当产业竞争力对产业集聚形成依赖后,区域产业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的盲目性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一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产业蓬勃发展,而产业中心随之转移的现象。以纺织工业为例,过去的长时期内以“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为生产中心,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方以及内地的诸多纺织工业基地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纺织企业普遍衰落,不少已经破产关门。与此同时,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迅速,并成为世界上纺织品出口最多的国家。那么,这种增长来源在哪里呢?看看浙江绍兴等地的纺织业,答案就清楚了。中国总体上仍处在经济的较快增长时期,相当多的产业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这种增长机会是否属于某个特定区域,尤其是那些历史上和目前具有一定生产基础的区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较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些区域是否具备相关产业集聚的条件,集聚的进程是否开始,已经达到了何种水平等。对此,不少地方和企业目前还缺少足够的认识。一些地区在规划产业发展时,往往提出“大而全”的计划,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如一个县)范围,要三次产业均衡发展,要发展一系列热门产业,如汽车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而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样样齐全。这种状况表明对新形势下产业发展的规律性缺少基本认识,特别是缺少产业集聚的概念。而在产业集聚发展迅速的地区,地方政府负责人则是另外一种思路,他们能够明确地强调发展哪一类产业,甚至是某一类产业中的某个环节,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通过产业集聚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逻辑。
  第三,老工业基地振兴要与产业集聚结合起来探寻新思路。老工业基地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企业内部大而全、小而全,企业之间条块分割,形式上看一个区域内集中着大批企业,但专业化分工程度很低。这种形态只能说是一种企业集中区,与上面述及的产业集聚有着实质性区别。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通过发展装备工业来振兴老工业基地。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制造业的发展,装备工业有很大可能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但这种机遇是否就一定属于老工业基地,恐怕还很难说。如果老工业基地不能通过企业改革、市场发育,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实现由传统工业区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产业集聚的转变,将会与这一机遇失之交臂。在人们的印象中,浙江工业的特点是“轻”,但在宁波,已经出现了由一千多家塑料机械企业构成的产业集聚区,其中有目前国内最好、国际上竞争力相当强的注塑机生产企业。中国的装备工业有希望得到大发展,但装备制造中心,至少是部分生产基地,很可能发生区域性转移。对老工业基地来说,一方面要创造条件,利用好机遇,另一方面,也不一定把宝都押在装备工业上。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生产基地往往无法全面反映当地的优势,特别是这些年来新形成的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形成产业集聚并且有竞争力的,也会有其他一些产业。在这方面,部分老工业基地已有了成功案例。
  第四,产业集聚对流行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形成重要挑战。过去我们讲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主要是区位优势、政策优势等,随着交通信息条件的改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些优势已不再明显,或者不复存在。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地点和优惠政策的重要性明显下降的阶段。产业集聚使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天优势”,即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配套条件。这一条件一旦形成并趋于成熟后,再转向其他地区的成本就大大提高了。事实上,外来投资者(外商和内商)选择投资地点时,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其他方面的条件差距缩小的情况下,产业配套条件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产业集聚形成后,显著加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这种状况对流行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提出了重要挑战。原来我们所期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工、纺织等产业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会随着经济成长逐次向中西部转移,很值得重新研究。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向我国进行制造业转移,主要目的是分享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其前提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自然人流动(不难想象,如果允许这种流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产业就不会转移到中国大陆)。而在我国内部,中西部向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自由度是较大的。这意味着,东南沿海地区可以分享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而东南沿海地区一些产业集聚条件形成后,中西部地区要获得这些条件的难度就大大增加。在低成本劳动力与产业配套条件的组合中,中西部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没有出路了,而是说,中西部地区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创造条件逐步形成能够体现和发挥自己优势的产业集聚,而不要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上。这方面,中西部的有些地区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例如,在西安市,民办高等教育的产业集聚已初成气候,全国最大的前十名民办高校,西安就占了一半左右。
  第五,产业集聚使行政性重复投资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如前所述,产业集聚较成熟的那些地区,相关产品的交易和生产成本大幅度低于其他地区。这样,如果其他地区在这些产品上搞重复投资,特别是政府驱动的行政性重复投资,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失败的概率会更高,损失也会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集聚对行政性重复建设是一个有力的制约因素。问题在于,相当多的地方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去年以来,汽车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刺激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和准备大干快上汽车制造项目,而且重点是总装项目。汽车产业是一个对产业集聚有较高要求的产业。中国真正具备产业集聚条件的潜力的地区只能是少数。在这些地区之外的汽车制造项目,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很大的失败概率。
  第六,如何有效地促进产业集聚?当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的关联度显著提高以后,对一个地区来说,如何促进当地的产业集聚,就成为产业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对此,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文中提出的钻石理论,有一定参考价值。当然也仅仅是参考价值,这不仅因为该理论本身是不完善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情与波特教授研究过的国家国情有显著不同。在如何促进产业集聚问题上,政府扮演什么角色是首先要搞清楚的。有的地方学浙江发展“块状经济”,由政府规定某个地方发展某个产品或产业,规定一些企业为另一些企业配套,用行政性办法人为“造市”,这类做法就将事情搞歪了,丢掉了浙江发展“块状经济”即产业集聚的精髓。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好公共服务,如果本事再大一点,可以做一些提升生产要素质量的工作,如培训、提供信息等,至于能够形成何种产业集聚,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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