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斯丁与张爱玲这两位作家是女性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她们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本文试图从两位作家的生活背景、婚恋观以及她们作品人物着手，比较两者的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异同。
　　关键词：女性意识 背景 婚恋 女性形象
　　
　　引言
　　人类社会虽然千差万别，但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情感、心理和思维结构等等却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这就使得反映与表现它们的文学有了超越时空的相似性。不同的国家、民族、时代的文学存在着共同的文学规律，这使文学有了“可比性”。通过对中西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平行研究，人们可以归纳出中西共通的文学现象和审美心理，并上升为一般和真理。①奥斯丁与张爱玲这两位作家是女性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两位女作家对她们所处的时代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英国著名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有句名言说：“在所有伟大作家当中，简·奥斯丁是最难在伟大的那一瞬间捉住的。”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张爱玲辟专章，称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由于是女性作家，她们作品的主人公无一例外也是女性，内容是女性的爱情与婚姻，她们和其他女作家一样在作品中用女性独特的视角刻画人物，擅长描写心理，对细节的把握得心应手。她们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一、不同背景下的女性意识
　　
　　奥斯丁的一生大半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统思想与习俗比较顽固的英国乡村，这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的眼界与思想，她的父亲乔治·奥斯丁是汉卜夏郡斯蒂文顿教区的教区长，兼管邻近的两个教区，靠着两个教区的收入，加上招收学生，养活九口之家，维持着农村中等阶层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奥斯丁的生活圈子主要限于乡村的中等阶层，她本人过的基本上是中产阶级妇女的悠闲生活，正如她书中描写的那样。较为悠闲富裕的生活环境使奥斯丁得以阅读很多书籍，并能够和她的姐姐卡桑德拉走亲访友，参加乡村舞会和其他社交活动。凡此种种，既使奥斯丁拥有了写作的基本条件，落后的教会家庭与相对闭塞、狭窄的乡村生活也使她难以摆脱保守的道德习俗。
　　相对于奥斯丁，出生于二十世纪的张爱玲所处环境要复杂得多了。张爱玲1921年生于上海，家庭门第显赫，从小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古典文学的训练，以及传统文化风习的耳濡目染)，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四十年代的上海，东西方两种文化、两种层次的文明多面碰撞，多层次的矛盾冲突也时时缠绕纠结，这种社会历史环境对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影响很大。作为一名有着清醒认知又具有非常敏锐眼光的现代知识女性的张爱玲有着更为复杂的情结。身处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独特条件下，特殊的家庭背景，在香港求学时遭逢战争的经历，这种种际遇加诸于张爱玲这样一位现代知识女性之身使她把目光从社会收缩到自身、以对人性尤其是女性内心的透彻审视代替对当时各种社会潮流的盲目趋势。对女性在命运的拨弄下所做的种种选择进行解析，无论她们是主动或被动，张爱玲的笔触所至都没有导向道德上的谴责，而代之以深刻的心理剖析。这种对女性的理解包含着浓浓的叹息与悲哀。深刻的心理透视也无疑折射出了女性千百年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遇的社会历史根源。②
　　18、19世纪之交的英国正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在世界上的地位与日俱升。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尚处在潜伏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相较于经济发展也都暂居于次要地位。此时的英国社会，尤其在乡村的中上阶层中，弥漫着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呈现出一副歌舞升平的宁静安逸面貌。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并起的风雨飘摇时期。出生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分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的国民的张爱玲和奥斯丁，且不说她们的家庭背景、生平阅历已大大不同，单此时代背景，奥斯丁心中也不可能有张爱玲那样互相激烈撞击的复杂冲突。对旧观念施加于女性的压抑与禁锢也不可能体验得像张爱玲那样深刻。奥斯丁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萌生的，这也决定她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的叛逆者，相反，对社会的顺从构成了她性格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她的作品也便于含蓄的反讽之中呈现出一股轻松愉悦的戏剧气氛。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奥斯丁“不僧恨，不怨愤，不胆怯，不反抗，不讲道地写作。……她的天才和她的环境配合得极其完美。”③
　　总之奥斯丁处身的社会及其地位家庭环境，决定了其生活还是相对稳定自在的，最起码社会对她的限制还没有发展到无法生存的地步。而张爱玲的命运就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了，尽管西方社会文明侵入了当时的社会，在此影响下，一部分进步女性萌生了独立自主、自己把握命运的主体意识，但保守的封建势力惟其腐朽，也更加顽固。当时的女性处于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地步，对社会的迫害已承受到极限。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的变态与疯狂也正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
　　
　　二、婚恋中不同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上海为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在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依然受长期形成的封建习俗禁锢。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通过心理分析，作者关注了受压抑女性的女奴意识对婚恋的影响。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④无论是有知识的如白流苏，还是无知识的如霓喜；无论是为经济的如淳于敦，还是为爱情的如葛薇龙，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
　　奥斯丁生活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已影响到文化的深层，连远离喧嚣城市的宁静乡村贵族、地主青年在婚姻问题上也部分反映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关于人性和人道的思想观念。伊丽莎白的婚姻观充分表现了奥斯丁所推崇的理想模式，在她与达西的交往中，始终坚持着自己人格的平等和尊严，把高尚的情操、情感的需要视为人生价值和人生幸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⑤这种婚姻态度的心理基础正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对人格尊严、平等独立的坚持。所以奥斯丁笔下的理想婚姻包括双方相互的理解、尊重、平等和自由，正是这些品质，人们才有可能超越家长制的束缚，实现自我。⑥《劝导》中克罗夫特夫妇共驾一辆马车的方式让安妮设想到他们是怎样处理日常生活的。“她冷静地往旁边一拽缰绳，车子便侥幸脱险了。后来还有一次她急中生智地一伸手，车子既没掉到沟里，也没撞上粪车”。从描述中可以看出，克罗夫特太太并不是盲从丈夫，而是设法改正他的错误，激发其斗志。奥斯丁笔下的夫妻之间不是依赖与被依赖、统治与被统治的主从关系，而是平等互助、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婚姻观念和行为反映了当时文化突变在乡村的影响，即乡村贵族青年思想已开始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主流相合拍。
　　
综上所述，奥斯丁对于女性价值、男女相知相爱的过程乃至于步入婚姻殿堂，都展现了不同于传统习俗的看法。可以说，她自己也正是身体力行地实现她独特的女性价值的。尽管她对金钱在婚姻中的价值给予了相当的肯定。然而，她却更加不能容忍那种只认金钱的实利主义。⑦因此，在痛失一个心心相印的男友之后，她宁愿独身，也不愿接受一个出于世俗考虑非常美满的婚姻。与其说现实中的选择是很沉重的，倒不如说这种生活中的沉重倒给了奥斯丁轻松面对生活的胸襟。她在自己的作品中用机智的笔墨、反讽的语言营造了一片笑语，一片春光。于欢声笑语与明媚的春光中道出了她对于女性、对于婚姻的睿智思索。对比奥斯丁，张爱玲是一个很少幽默感的作家。奥斯丁在作品中在一定程度的顺从中婉转阐述了很多正面的见解，表达出了她自己不同于传统习俗的看法，而且借情节的大团圆结局表现了自己进步思想的胜利，女性主体意识的胜利。而张爱玲同样清醒的双眼不但让她看到了女性当时的被动处境，也让她看到了女性处境改善的艰难性与不可能性。于是，她在作品中避免作正面的阐述，而代之以负面的解剖。也就是说她把奥斯丁那种对于世俗的“幽默的嘲讽”代之以女性在这种环境下的垂死挣扎，代之以冷峻深刻的心理透视，尤其是对于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各种心理活动的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三、作品人物的女性意识
　　
　　出于对传统习俗的反抗奥斯丁在作品中也塑造了一系列正面的女性形象。这样的女性，正是奥斯丁在深刻体察生活，细心观察生活现实后所创造出来的如她自己一样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已迥异于传统女性的新型女性。伊丽莎白无疑正是这样的一个光彩四溢的女性形象。其他女主人公如凯瑟琳·莫兰的纯洁真诚，玛丽·劳福德的热情大方，爱玛的活泼自信，范妮·普莱斯最后的反抗，安·爱略特最终走向爱情的坚贞和毅力等等，尽管这些人物身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但她们都已与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有了根本的差异，都闪耀着女性主体意识的光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奥斯丁在《劝导》中塑造了一位克罗夫特太太，她不是盲目服从丈夫，而是时时纠正他的错误，并激励他的努力。为了更凸显出这类女性，奥斯丁也在作品中刻画了其他的女性类型。一类是温柔恭顺一味驯服的传统女性。如伊丽莎白的姐姐吉英、《艾玛》中的哈丽特、《理智与情感》中的姐姐埃利诺等，这一类女性通常善良贤淑，性格柔弱，头脑并非不清楚，只是过分顺从世俗，夏绿蒂·卢卡斯也可归入这一类；还有一类女性如彬格莱姐妹、一味姑息丈夫的帕默夫人、伽苔琳夫人母女、以及班纳特太太等，这类女性的言谈举止、思想意识乃至思维方式大都以占有社会经济地位的男性位置、男性角度为出发点，不自觉地站到了传统与社会的一方，不自觉地背叛了自己身为一个女性的立场，她们一般头脑不清、愚蠢乏味，即便学了一点钢琴、绘画等才能，也只是多了一些向男性搔首弄姿的资本而已。这后两类女性在奥斯丁的作品中虽然也出现不少，但与伊丽莎白一类的女性一起出现就成了陪衬，尤其如班纳特太太、伽苔琳夫人等，常常成为作者嘲笑与打趣的对象，她们的出现更衬托出新型女性的睿智与四射的光芒。
　　与奥斯丁一样，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有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与奥斯丁凸现正面女性不同，张爱玲多是从负面刻画女性的无奈与被动、疯狂与变态。《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作为一个上流女性的挣扎自不待言，就连《封锁》中的一瞥、诊所里《等》中的一顾都入木三分地勾画出了几个活生生的女性人物。郑川嫦作为一个美梦幻灭的女孩子夭折了，她病中的怅惘画出了她不为人注意的自生自灭；虞家茵收拾行囊离开了她投注了一腔真情的夏宗豫，情感的失落至少使她保存了自己完整的人格；葛薇龙为了养活一份爱情不得不做了别人赚钱的工具，于悲哀之中尚有一份欣慰；至于小艾（《小艾》）在苦难的童年过后总算还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就连《十八春》中被命运剥夺了幸福的顾曼祯也还曾经与世钧相知相爱过……这些女性的命运都不能算是完美的，有的甚至很凄惨、很可悲，然而，这一个个人物形象又是那么血肉丰满、动人心弦。张爱玲敏感细腻的笔触画出了她们心头的挣扎与无奈，她们坚韧的生存意志和强悍的生存本能。
　　总之，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所有女性的命运都是被动与不幸的，她们本身或是充满智慧或是生命力顽强，但最终都免不了命运的摆布，成为不完全的生命，她们要么失去生存的依靠，要么失去真挚的情感，要么二者皆不可得。结局也无非三种，或安于做失语的奴隶，或苟且偷生，走向极端的就只能是发狂、变态。⑧如果说张爱玲是通过塑造一批不幸的女性来展现女性的不幸的话，那么，奥斯丁则通过塑造出伊丽莎白等一批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女性人物，使男性与站在男性立场上的传统女性黯然失色，以作品喜剧性的结局赋予作品鲜活明快的色彩，赋予她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以欣悦与期冀。
　　
　　四、结语
　　
　　奥斯丁与张爱玲两位作家都把对女性命运的探索伸向了女性传统的生存空间——婚姻和家庭，都把剖析女性在这一生存空间中深层次的生存状态作为自己创作的重点。在她们的作品中，女性不再是一个扁平的性别符号，不仅仅只是一个携带有种种服务功能的综合物，而是具有了自己生存价值的思考，拥有了实现自我，在外部世界获得支配权的需要与追求。
　　
　　注释：
　　①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②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③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
　　④宋红芳.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观[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5，(1).
　　⑤付明瑞.“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社会学和心理学视野中的张爱玲与奥斯丁[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⑥郑莉青.试论简·奥斯丁小说中的妇女婚姻观[J].温州：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1).
　　⑦朱琳.奥斯丁小说主题意义初探[M].北京：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1987.
　　⑧林幸谦.荒野中的女性——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