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西方主要国家 责任教育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就公民的道德责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那么高校学生德育教育应如何实施责任教育呢？笔者有意检索了一下西方主要国家的具体做法，拿来分析一下，对我们有不少启发。

    一、西方主要国家高校德育重视责任教育 

    1、责任教育是西方主要国家高校德育的主要内容

    美国的学校德育，强调培养青年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道德推理能力，在塑造国家精神的同时更注重发展青年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创造新生活的品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提出了"责任公民"的概念，其主要内含是指要承认他人享有法律上规定的各种权利的责任，遵守各种规则，信守诺言的责任。为了促进学校德育的落实，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推出了500余个教育法案，鼓励学校制定系统的德育评估标准。并有21条德育准则，其中主要有12条，即：自立、值得信赖、勇敢、自信、成为真正的自己、尊重别人的权利、正直、勇于承认错误、信守体育类行业道德、谦恭有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创造性。突出了责任教育的倾向性。

    英国高校德育具有典型的保守主义倾向，但是，在最近十几年来，在德育目标上也有同美国接轨的倾向，并开始重视学校德育的责任教育。要求学生成为学会如何与别人相处，有高雅自由的生活，能够考虑别人的需要，有丰富的情感和高雅情趣的自律者。其主要教育内容是莱斯特中心负责筛选的"四个核心"和"六个关系"，即：强调对别人的尊重、公正与合理、诚实和有信用。处理好与最亲近的人的关系、与社区和社会的关系、与人类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非人类的关系和与上帝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关键是行为主体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在《联邦德国教育总法》中规定："培养学生在一个自由、民主和福利的法律社会中……对自己的行为有责任感。"[1]在巴伐利亚州法中，规定得更详细，对于 1 8岁以后的学生，在道德方面的要求是培养"尊重人的尊严、自我克制、责任感、乐于负责与助人，能接受一切真、善、美的胸怀，以及对自然和环境的责任心。"[2] 
    
    法国教育部1977年在《法国教育体制改革》文件中指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自由社会的公民，使每个青年具有头脑，从而使他能够独立地重申社会协约，或他认为在需要时能够修改这种协约。"[3]法兰西学院全体教授在向总统提交的正式报告中建议学校不能回避义不容辞的实施伦理道德教育的责任。"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植学生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批判能力"。[4]

    日本的高校德育一直遵循着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的要求进行责任教育。《教育基本法》规定："教育必须以陶冶人格为目标，培养出和平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爱好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注重劳动和责任，充满独立自主精神的身心健康的国民"。[5]《学校教育法》中还进一步规定："大学作为学术中心在教授广博知识的同时应以教授和研究精深专门的科学、艺术并发展才智、道德及应用能力为目的。"[6] 

    2、为实施责任教育西方主要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创造了一些适合责任教育的德育教育理论。西方主要国家中，美国在德育理论研究方面起步最早、成果最丰富。从19世纪末开始，以杜威主义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德育思想开始深刻的影响美国的学校德育。杜威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道德教育"，"任何增进学生对社会生活理解的学科都具有道德意义"。[7]德育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儿童与生具有的"要贡献，要做事，要服务"[8]的倾向，进行积极的引导，"使他们自己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朝着这个方向进行"。[9]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战后美国社会问题增多，特别是60年代的学潮、反战，青年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因此，形成了道德认知理论、价值澄清理论、人本主义教育观等，强调了学生在德育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学生的道德选择能力增强，从而在理论上为学生自主的承担道德责任建立起了联系。使美国成为现代世界学校德育的发祥地。

    其次，创造了一系列适合责任教育的具体方法。受美国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理论的影响，世界主要西方国家在学校德育责任教育方面也探索出了系列的教育方法，而且各有特色。

    全面主义与德目主义或称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是当代世界学校德育主要形式。美国是典型的全面主义德育。建立起了有宗教组织、社会团体、慈善机构、社区中心、等组成的制度化的联系，立体化的网络。当然，最近，美国高校德育也产生了由全面主义向兼有德目主义的方向发展趋势。

    日本民族善于吸取外来文化，在学校德育教育中兼有全面主义和课程主义。它借鉴了法国和美国的道德教育方法，并借鉴了中国儒家的思想，形成了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大德育体制，成为世界上德育教育和研究网络建设最完备的国家。

    在具体方法上，实践性活动是世界各国学校德育的主要选择。通过组织学生参与一些社会活动，自然而然的让学生体会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责任关系，来达到道德责任教育的目的。

    另一方面就是各国重视课堂教学的改革。最有影响的是"隐蔽课程"概念的提出与实践。隐蔽课程也叫潜在课程 (Hidden Curriculum)它是美国教育学家杰克逊1968年在《班级生活》中首次提出的，是学生本位（中心）课程（the student centered curriculum）的变体之一。隐蔽德育课程是指，教育者为了实现德育目标，有组织、有计划的在教学范围内以各种方式通过受教育者无意识的和非特定的心理反映，使他们获得道德情感方面的经验的教育，是所有隐蔽课程的主要构成因素。柯尔柏格认为，德育如果不关心隐蔽课程，无论如何达不到预想的效果，隐蔽课程是实现德育教育的桥梁。

    美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品格教育，特别注重教授价值观。品格教育主要代表人里可那在《品格教育》一书中，把"尊重(Respect)和责任(Responsibility)"视为普遍道德价值观的核心，是学校必须教授的3R课程(读Reading、写Writing、算Arithmatic)之外的第2R课程，它们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都有客观的重要价值。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瑞恩总结出品格教育的6E法：在学生的理智作用下，与学生进行有关的对话，向学生解释(Explanation)某些规则，给予学生某种启示；教师鼓励学生的自我评价和评价(Evaluation)各种价值观，并且提供各种评价机会；学生应该参加各种活动，亲身体验(Experirence)；为学生创设良好的道德氛围，发挥环境期待(Environment Expectation)的作用，这些方法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与责任行为。品格教育代表人里可那提出了种品格教育的方法，其中包括合作学习、鼓励道德反省、教育学生关心课外世界等，这些都是培养责任意识的有效途径。

    二、学校实施德育责任教育有其必然性

    1、责任及其前提

    道德责任，是指道德主体应当对其自主作出的选择承担相应的义务。康德把道德责任称为伦理义务，并从人性与人类的目的出发，区分为对自己的义务和他人的义务。意大利思想家朱塞佩·马志尼对人的责任依次划分为四种：首要的是对人类的责任，其次是对国家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意志自由是人的道德责任的前提。恩格斯提出："如果不谈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讨论道德和法的问题。"[10]意志自由是人的"类特性"，是人的自主理性。它表现在道德实践中，就是道德主体在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之间进行思考、权衡，作出抉择并采取行动的自由；在内容上是自觉的，是理智指导下的道德意志的具体化；在过程中是自控的，理智与意志的综合贯彻选择的始终。只有这样选择的行为才具有道德责任属性。主体在自由选择行为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自由选择了责任。所以，一个人只有在他拥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行为负完全的责任。 "你们是自由的，因此是负有责任的。"[11]一句话，自由意味着责任。在这里，自由与权利、责任与义务是一致的。因此 ,马克思的结论是："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2]

    2、责任教育是人的发展本质的要求

    黑格尔认为道德就是关系、要求和应当，应当就是人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责任这样一种意识。"[13]在一定意义上，道德就是自觉履行责任。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担，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不是人而是物。这表明，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培养自己的道德责任感的过程。责任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对自己负责，彼此负责，才能创造并推进健全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社会是以人为主体的。

    人的道德责任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规定、一种使命，相对个人则是一种无可推托、必须完成的"任务"。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人必须承担一定的职责和任务。这是由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为他人和社会服务，即承担自己所扮演社会角色的职责和任务，这既是个人的生存手段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维系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纽带。另一方面，人必须对自身行为的后果负责。既然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在社会实践中选择的结果，那么，人对自己选择的行为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定责任也就意味着否定了选择，否定了权利和义务，或者从本质上说，这就意味着否定了人之存在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价值。[14]

    责任的本质性特点决定了责任的重要价值。一方面，责任可以激发人们对社会负责和不断创新的激情。责任感是一个人意识到并下决心履行个人的社会角色时的心理反映，反复的反映便构成意志，对人的行为产生持续的推动力。责任感既是道德主体发展的动力基础，也是道德主体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协调一致的具体表现。当道德责任升华为道德主体的责任感时，社会的道德就会成为道德主体发展的一种内在需要，道德需要必然引起道德主体的行动欲望，即道德实践的要求与选择。道德需要和选择又会促使道德主体产生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并萌发改造和发展社会的热情。所以，激发学生的责任感是德育教育的核心目标所在，它同时也是人们强调道德责任教育的依据所在。

    另一方面，责任可以校正权利和自由。责任与义务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的道德基础。重视道德责任，实际上是重视塑造人的心灵秩序，以此为中介，建立人类社会的运行秩序。马志尼认为责任能遏制扭曲的权利、膨胀的物欲的泛滥，实现人类真正的幸福。道德责任既能为社会与人类的永存与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又能对人类文明进化与社会化程度作出质量上的规定。

    3、责任教育是社会发展向人类提出的要求 

    中国历来重视对年轻一代的责任教育。中国很早就把教育的目标确立为"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孔子的"当仁不让"，孟子的"舍我其谁"，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不仅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信仰，更是他们崇高历史使命感的人生实践。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科技社会。我们对现代技术系统的结果，"即大规模发生的事情难以考察，强大的事情难以管理，复杂的事情难以理解。" 因此，"出现了把道德责任视为困难的倾向"。[15]因为高科技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可以很好的为人们提供方便的服务，甚至可以推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但是，另一面，它也同时给人类带来了环境污染、技术依赖等副面的后果。为了消除这些问题，确保全球可持续发展，罗马俱乐部认为，提高人的素质的核心是建立人民对全球发展的责任感，也即人们在思考和采取行动前，要以世界的发展为前提，而这种责任要从青年抓起。所以，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这一报告中，就确定教育发展的方向之一，是使每个人承担起包括道德责任在内的一切责任；1989年该组织将"面向21世纪的教育"国际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学会关心"，呼吁一种道德关怀与道德责任。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明确提出，高等教育首先要"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的公民"。2001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

    三、对中国高校德育责任教育的启示

    1、中西方高校责任教育的比较

    中西方学校德育责任教育各有长短。西方主要国家学校德育基础是建立在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人的自由、独立和自我发展。与其自由的经济社会基础相适应，又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法律制度，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经济社会的自由。在这里实际上非常明确地体现了自由与法律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以及选择与责任的统一。学校德育责任教育则是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向学生传输自由与法律、权利与义务、选择与责任的统一性。 这种道德教育有两个好处，一是学生不仅是在明确自身权利，特别是明白自己对道德具有选择权的条件下来接受教育，而且是在自己明确要对自己作出的选择负责的条件下来接受教育。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学生具有较大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二是学校德育的目标和要求同主流社会价值以及社会规则的要求相一致，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其不利的一面在于，价值观和德育内容的选择，容易出现偏差，甚至是错误。个人主义容易导致享乐主义，道德处于社会的边缘化地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代沟问题日益加深。这表明，西方主要国家在青年道德教育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学校德育不同，我国学校德育责任教育的重点是培养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集体主义原则是中国德育的核心。在学校具体道德教育中，以道德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以灌输和自省为主要方法，注重自我教育、自我修养。中国德育的目标体系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是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有着儒家深刻的大一统文化背景，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约束力。这种教育的好处：一是具有丰厚的儒家传统文化背景，有利于民族道德文化的认同；二是相对于现实经济社会文化的具体实践具有一定的超然性，有利于人们对人类自身及其环境的终极关怀思考，具有了世界性的道德价值。但是也应看到，过分强调传统，缺乏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随机应变的灵活性。特别是在人的个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对财富的追求成为整个社会最大诉求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在构建现代学校德育教育中，还没有寻找到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平衡点。

    中西方学校德育责任教育的经济和文化基础有较大差异。任何社会的文化都是该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中西方教育包括学校德育的差异是同各自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有一定联系的。目前，大家都比较公认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民众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凭此便认为西方国家学校德育教育要比中国好，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我们认为，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优势和文化背景优势是产生这种错觉的主要原因。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条件下，民众的主要精力不在集中于谋生，精神生活成为他们的重要追求。西方的传统人文背景、民众的高文化素质以及发达的宗教体系，为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创造了条件。这就为西方主要国家实行全面主义（日本是全面主义和德目主义）的学校德育教育模式奠定了基础，从而显示出了学校德育的有效性。然而在中国，谋生还是人民群众的主要追求，民众的普遍文化水平不仅相对较低，而且还有较大差异。整个社会的文明素养还不可能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因此，尽管我们学校德育付出了劳动，社会的影响还是给予了较多的抵消。

    2、中国高校开展责任教育的对策

    首先，高校德育思想要作出实事求是的转变。道德具有历史性，更具有现实性，道德教育需要为现实服务。那么，我们面临的现实社会又是什么样的呢？目前，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有9亿是农民。在改革开发以来，原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质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村个人私有制。2001年度，全国共有城乡劳动力中，只有十分之一多的劳动力真正在从事集体经济。其他大部分劳动力在从事私营、中外合资、独资或其他经济单位的工作。

    因此，我们的社会尽管还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绝大多数公民已不再属于集体，而是在肢解了的原来的共同体，使得人们成为在市场经济当中追逐独立的个人利益的个体。"这个过程正在今天的中国处于逐渐展开的过程当中，也就是群体的消亡之中，建立在群体基础之上的集体主义、群体主义同时处于衰亡，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16]个人在成长之中，个人主义也在发育之中，在这样一个时代，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法律和个人的权利结合起来。"[17]

    这样的时代背景，为高校实施责任教育创造了条件。为此，学校德育的思路和做法应当同这种社会现实相适应，否则，要么我们是在做无用功，因为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德育还在用原有的、教育者本人都不认同的道德教条来对学生灌输；要么是在误人子弟，因为我们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的道德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影响青年的社会化进程。 

    其次，高校德育要同社会协调。道德教育说到底是道德实践教育，尽管中国学校德育以德目主义为主，却不妨碍学以致用。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是学校德育同社会道德协调，即走学校德育的全面主义道路。要走好这条路，一方面，学校自身要认清社会现实，认清道德主体的现实，不做无用功；另一方面，就是既要在教育实践上适应于社会道德状况的变化，又要使德育教育目标和道德水平处于社会道德水平的相对高度，使学校德育教育同社会主流道德观相一致。引导学生选择接受水平较高的并与社会需要相协调的道德，勇于承担道德责任。

    第三，高校德育要遵循教育规律。对中国的学校德育教育来说，道德教育既是道德理论教育，也是道德实践教育。不论理论教育还是实践教育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这些包括道德认知规律、道德需要规律、道德实践规律以及道德教学规律等，在这方面，西方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学校德育责任教育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这里，我们想特别强调的是，要争取改变道德教育的"高大全"形象，即在道德教育中，认为道德教育的地位越高越好，道德层次的水平越高越好，道德教育的内容越全越好。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学校德育的地位，科学的确立道德教育的层次，悉心选择道德教育的内容，运用科学的道德教育理论和方法来实施学校德育。反对学校德育教育中的两种倾向，一是无所事事或无能为力的观点，二是过高地估计学校德育的作用。

    
    [1][2]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3页，286页，232页，
    [3]教育学文集·法国教育改革.第22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
    [5][6]教育学文集·日本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 51页，62页
    [7][8][9]杜威教育论著选[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06页,105页，9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2-153页
    [11]马志尼著，吕志士译：《论人的责任》，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 ,第137页
    [1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 1979版，第157页
    [14]雍自成《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1998.1
    [15]高兰·斯考特 原载《高校理论战线》1998.7
    [16]曹锦清《怎样认识巨变中的中国》 2002.6.18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
    [17]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
 摘  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古老的中国社会被迫嬗变。文章基于历史背景，述评了当时浙江教育的近代化及其特点。 
关键词：近代化；教会学校；社会思潮；新式教育机构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浙江民众一直有崇尚书学，尊重知识，兴学育人的优良传统，故素来人杰地灵，有“文物之邦”的美称。1840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军事侵略的胜利，开始大肆进行文化侵略。“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1]（P.624）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从此被打破，开始走上一条无奈而痛苦但又别无选择的近代化道路。

一、影响浙江教育近代化的主要因素

（一）在浙外国教会学校的创办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浙江的宁波成了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传教士从此纷至沓来，他们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往往通过开办学堂的方式向儿童灌输教义。1844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传教士爱尔德赛（Miss Aldersey）到宁波传教，首创女塾。这是浙江第一所教会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医生麦嘉缔（D•B•Mccartee），在宁波开设男生寄宿学校——崇信义塾。这是浙江最早的男子洋学堂。该学堂后迁入杭州，又易名育英书院，是日后之江大学的前身。《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传教士取得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办学、置产等特权。于是，他们以宁波为跳板，逐渐向浙江各地扩展。美国浸礼会、青年会、圣公会，英国的安立甘、内地会等也陆续在宁波、杭州、湖州、嘉兴、金华、绍兴、台州、定海、温州等地相继开设男女学塾。据统计，到1907年，仅天主教在浙江省所办的文教事业，就有训练任神职者之学校3所，学生计58人；普通学校115所，学生计1207人。[2](P.12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会学校多创立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有在鸦片战争后即已创立的，远早于国人自办的公私立新式学堂。这对浙江教育的近代化而言，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特别是女子教育，早在1844年时宁波就有教会女校的设立，不仅对浙江，而且在全国女子教育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教会学校在浙江的创办，尽管其主观上是为了传播教义，为扩展教会势力而培植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助手，试图藉此而达到经济、文化侵略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也给古老的浙江大地带来了许多较之封建教育确乎进步的东西。如数理化课程的开设与一些科学实验机会的提供，使学生学到了在传统旧学中难以学到的近代科学知识。其它如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等，都使一部分有爱国心的青年因此引起思考，燃起富国强民的思想，从而培养了一批区别于旧式文人的知识分子。这在促进浙江教育近代化方面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1851年（咸丰元年），浙江学政吴钟骏在目睹教会学校给宁波各层面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所带来的变化后，向上呈报时称：“宁波府城诸夷杂处，左道易惑”，因而建议“见饬各学教官于乡镇劝立义学，以正人心。”[3](P.3)可见其影响之大。

（二）挽救民族危亡的客观要求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逐渐增强，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彻底打碎，唯我独尊的“天朝”时代已然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华夷”共处之时。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频繁，客观上急需大量“通习外国文字之人”；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也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人才。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欧风东渐的前沿，其情形更加明显。而这又与现行的科举制度相悖。作为封建官僚的李鸿章，在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之后，不得不承认科举制度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认为我国并非没有聪明才力之士，实因士大夫大多耽搁于章句贴括而不知寻求至富至强之术，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指出“西人学求实际……”[4](P.868)而中土人才则大多空谈学问。因此，相互间应该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可见，李鸿章主张兴西学，通过改变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教育模式，来改变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局面。这种兴学强国的思想较典型地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特别在官僚阶层）的共识，并直接成为其支持并创办近代教育的指导思想。

（三）近代社会思潮及其对浙江教育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风雨飘摇，动荡不安。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爱国志士纷纷提出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思想和主张，形成五彩缤纷的社会思潮。它们中主要的有爱国主义思潮、变法维新思潮、君主立宪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及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等。每种思潮的出现，无一不对教育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其中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则影响更甚。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以“救亡图存”为已任的维新派就大声疾呼：要救国，必须改革教育！因为他们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处境，当先变法。但要变法就要找到本原。而本原就在教育。在他们年来，今天形成“北托于俄，南摄于英、法，东割于日本，岌岌几不国”的局面，其“所以倾败之由，在民愚之故，”[5](P.124)并明确指出是科举制度与传统的学术（即汉学、宋学、词章之学）使“朝无才相，阃无才将，疆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6](P.971)成为无益于国、无益于民的废物。因此，他们竭立主张，欲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改革教育。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乃至洋务派官员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即是代表。

洋务运动后期的张之洞，教育救国的思想十分明晰。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得以长治久安，能否得以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日多，则国势日强。1895年，在其《吁请修备储才折》中，更是提出了“广开学堂”的见解。其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学制“癸卯学制”，以及充分体现其“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论著《劝学篇》等，无不贯穿了他的这一思想。这一点，康有为较之张之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明确地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根本手段，其论著《大同书》和《长兴学记》基本上是采纳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中许多科学教育的因素。从表面上看，随着“戊戍维新”的失败，他的教育救国主张也随之破产了；而事实上，其重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人才，积聚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新生力量，其改良社会和发展教育的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诚然，在民族危亡之机，教育是救不了国的。而且若是只从现象来看，旨在挽救清王朝的教育救国思想实施的结果，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但是，如果从民族的新生及其近代教育的发展这个角度来看，则张之洞们的教育思想在摆脱我国传统教育定势的教育近代化上，以至在摆脱落后、走向发展上，显然是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的。而教育的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也决定了该思潮在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

与教育救国思潮同时出现、而对教育界有着直接影响的还有实业救国思潮。实业救国论者主张通过举办实业、振兴商务来增强国力、民力，进而达到抵御外力入侵之目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郑观应、张骞、汤寿潜、汪康年等。郑观应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7](P.586)其他如张骞等也持是论，认为应以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

应该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末，实业救国思潮的声势并不大。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8](P.259)于是他们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殖民地化更加加剧，这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重要原因。1895——1898年，一度出现投资设厂的热潮，其中有不少企业因此而获利颇丰。这在客观上给许多人以无穷的诱惑。许多官僚、地主和商人也纷纷加入投资近代企业的行列。可见，有利可图也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内因之一。

然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最终“实业救国”论者往往也是“教育救国”论者，因为当为了发展实业而兴办教育以培养实业人才时，两者就自然地合二为一了。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出现，无疑给浙江的教育界带来极大的冲击，其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兴学育才的热潮。“广立学堂，储为时用。”[9](P.963)许多人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而走进教育界并为之奋斗终生，也有不少人或募集资金，或捐献巨款兴办学校，甚至有不惜性命去惊醒“当道”，兴学自强的。①(P.1090)其它如女子教育思潮、美感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潮等等也莫不如此。浙省教育界由此而出现一批新式的近代教育机构。

二、近代浙江新式教育机构及其特点

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发布办学“上谕”，明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著各省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10](P.4719)虽然“中外政治艺学”仍以辅之，但毕竟已被纳入课堂而合法化。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的学校制度；1905年，清政府“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清廷设学部，以管理全国学堂。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劝学所及教育会、宣讲所。

    1897年，寓居上海的杭州人汪康年回到杭州。试图在浙江兴办新学。后因顽固官绅从中作梗而未能如愿。但此举对兴办新学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是年，杭州知府、福建候官人林启，在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的普济寺首创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招生30名。于当年四月二十日开学。林启自任总办，并延聘士绅名流为教习，讲求实用之学，学制五年。开设国文、英文、算学、格致、化学等，后又添设选修科目日文。之后，又先后创办了养正书塾（即浙江省立杭州一中）与蚕学馆（即后来的蚕桑学校），从此风气大开，如孙诒让创办的温州蚕学馆、瑞平化学堂（1905——1908年间，温处两府创立了300余所新式学校）；吴锦堂在慈溪创办的初等实业学堂（即后来的锦堂师范）；陈屺怀在宁波创办的宁波府师范学堂、旧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等，全省各地各类新式学堂竟如雨后春笋。（见下表） 

根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浙江省的学务统计，其情况如下表：

统计学务
 学堂数
 职员数
 教员数
 学生数
  

注：小学堂

包括高等、两等及初等小学堂。
 
专门学堂
   4
 26
 38
 762
 
实业学堂
 13
 27
 79
 968
 
优级师范
   1
 25
 30
 393
 
初级师范
 18
 44
 102
 1288
 
传习所等
   2
   4
   9
 153
 
中学堂
 30
 136
 276
 2256
 
小学堂
 1451
 1793
 4365
 50831
 
合计
 1519
 2055
 4899
 56633
 

（资料来源：《浙江教育官报·报告一页89，第15期。》

纵观浙江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发展的重点在以普及文化为主的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主要原因是：①小学为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处于关键地位，基础教育的优劣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有更紧密的联系。②新式学堂多为邑绅主动兴办，创办小学堂相对于创办其它更高层次类型的学堂，其所需资费少。囿于个人实力，只能取前者。当时浙江各地盛行赴日、沪或京师留学之风，故社会上举办高等教育的要求不十分强烈。

第二，这些新式教育机构大多改变了旧式教育的空间位置，缩短了士人的空间距离，增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互相砥砺影响的机会，利于养成团结之心和群体意识。

第三，在体制上参酌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学习年限和学习目标。在教育的组织和内容上，改从前的个别教学制度为班级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已不再是单纯地学习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括帖制义等课程，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西方先进技术以及与职业有关的其它课程，也即已经更多地世俗化。教学方法上更注意使学生理解，不再单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更趋民主化。

第四，注意学生的出路。传统上，各类士子都十分注意将来的前途，这是其为学的根本动力。近代新式教育机构能否给他们带来同样辉煌的前程，直接影响着旧式士子对西学的接受与否及其程度。浙江同样如此。因此，近代教育机构很是注意与科举“正途”者的结合，使西学者（无论在国内、国外）享受与之同等待遇，以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激励机制，从而最终有利于西学和近代教育在浙江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大开了社会风气，改变了人们固有的观念。如在新式学堂创办之前，浙江的知识分子多居家攻读，足不出里。然而，随着新式学堂的创办，许多有志之士则远离家乡，奔赴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及海外求学，固守之习为之一变。

第六，传播了近代科学知识，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新式学堂的大量创办和教育内容的改变，扩大了青年学生的知识空间。一则以综合性科学教育取代家庭式经验传承，知识面与知识结构大为优化，改变了单一纵向比较的传统价值评判准则；二则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的各个社会层面，相互交流信息，拓宽了眼界；三则学生掌握了语言文字工具，可以直接面向大众传播媒介。这些新式人才聚集在大都市和中小城镇，其接受外界信息的速度、容量与影响社会的能量、质量，远非昔日以天下己任自诩的士人所能企及。

第七，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也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不断扩大的新式人才队伍，使得传统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通过这些学堂毕业生对政、教、军、警、报及工商各界的渗透，改变了各分支部门的内在结构，初步形成以国内毕业生为基干，留学生、开明人士和外籍人员为引导和补充的近代化人才体系。

总之，浙江近代新式学校教育已成为浙人近代化的重要途径，加上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对社会风尚形成有力的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行为方式发生剧烈震动，对于更新民族心理素质，改良文化土壤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①杭州贞文女校创办人、校长惠兴女士,在贞文女校开学典礼上,割臂肉痛陈：“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倘以此日推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倘这女学校半途停废，我必要把这身子，来殉这学校的。”后终因缺乏固定收入，至次年秋，已几次停课。惠兴便以身殉学。在遗书上她写道：“愿将一死，以动当道。”——《惠兴女士殉学记》.《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1090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624页.

[2]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七十四（1985）年五月再版. 第128页.

[3]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咸丰东华续录十[M].光绪二十五年仿泰西法石印.第3页.

[4]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868页.

[5][6]徐勤.中国除害议.戊戍变法（3）[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9.第124页.第971页.

[7]夏东元.盛世危言·商战.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9.第586页.

[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M].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6.第259页.

[9]张之洞.劝学篇·序.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3.第963页.

[10]清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12..总4719页.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of Zhejia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in modern times in Zhejiang Province

Bai  Jinbiao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imperialist powers, the old Chinese society was forced the transmutation. This article because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review the modern times taking and characteristic that Zhejiang educate at that time.

Keyword: Melt in modern times; Missionary school;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New-type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