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这就是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在这个迁移过程中，曾经伴随着种种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格局，至今仍具有重大的影响。学术界在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重心南移现象以及促成这一迁移的原因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角度，而从中国古代私学发展变迁这一独特的视角来观察这一现象，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私学的诞生时期：私学主要分布在北方
　　中华文化的原始中心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已为河南渑池仰韶村、陕西西安半坡村等地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到秦汉时期，处于这一区域的北方，在人口数量和物产总量等方面均大大优于南方，如当时的关中地区，“量其富，什居其六”；而这时的南方，却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处于原始开发阶段。据《汉书·地理志》统计，西汉时人口约有六千万，其中约四千万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北方，长江以南的人口仅为二百多万；当时全国百万人口以上的郡有13个，其中12个分布在北方，长江以南仅有1个。因此，从经济、人口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来看，北方都比南方发展繁盛。下面我们从先秦时期最著名的私学——孔墨私学的情况来看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态势。
　　春秋战国时期是私学的诞生和发展初期，百家争鸣促成了众多的学派以及私学的出现，其中，儒家私学和墨家私学最为著名，基本上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化教育发展的水平。这两家私学几乎都分布在北方地区。
　　据史载，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孔子77位较有成就的弟子的记载，可以看出其籍贯分布：

　　孔子较有名的77位学生在北方的达73人，占94．8％；在南方的仅3人，还是处于湖北、江苏两地的长江流域地区。因此，孔子儒家私学的分布和影响主要在北方地区，而且集中在山东地区，这说明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心主要位于北方。
　　墨家私学的活动区域和影响也主要在位于北方的鲁国地区。墨子在与公输盘辩论攻宋的战术时，曾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国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可见墨子的学生也多达几百人之众。
　　以孔、墨私学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最大的私学，其活动区域、影响范围、培养的人才均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这奠定了当时北方在全国的文化重心地位。
　　（二）中国古代私学的复兴时期：私学活动主要在北方开展
　　两汉时期，私学经历了秦时的停滞后得到了空前兴盛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大都通过私学的途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后，汉代教育出现了儒家教育私学化的倾向。因此，分析两汉时期开办私学者教育教学活动的区域分布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文化重心居于北方的事实。
　　据《汉书》和《后汉书》记载，两汉时期有据可查的从事私学活动的人士有138人。其中，籍贯可确切查考者有129人。从籍贯上看，这129人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山东、河南、陕西、四川、江苏、北京、河北、江西、湖北、山西、安徽、浙江、甘肃等13个省市。其中北方占7个省，有102人；南方占6个省，有27人。具体分布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北方私学发展最盛，这一时期的私学开办者几乎都在北方，人数达到了102人，占总数的73．9％。北方又以山东最多，为41人；河南次之，为37人；再次是陕西，为16人。这三个省都处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从这些数据的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到当时私学发展的事实：山东为孔子儒家私学的诞生和发展基地，人文渊薮，所以涌现的私学开办者人数最多；河南为中原文化的发祥地、华夏文明的中心，故人数与山东相当；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西安，为西汉时的京师所在地，故私学开办者数量也很多。
　　据《汉书》和《后汉书》记载，当时招收学生千人以上的私学开办者在北方有25人，他们主要集中于河南和山东两省。其中河南有12人，而且张兴和蔡玄两位私学开办者门下著录的学生居然达万人以上；山东有 9人，其中私学开办者牟长门下著录的学生也达万人以上。其他北方各省招收学生达千人的私学开办者，陕西西安地区有吴章和宋登2人，甘肃有张奂1人，山西有郭太1人。
　　与北方相比，这一时期南方的私学发展则十分有限。据表2统计，南方的私学开办者仅有27人，占总数的19．6％。其中几乎一半分布在四川地区，有13人，这与当时成都平原经济富庶和西汉时期文翁治蜀、重视教育，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除此之外，南方地区的私学开办者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长江流域一带。这也说明当时的南方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主要处在这些区域。
　　从招生上千人的私学开办者的数量情况来看，据《汉书》和《后汉书》记载，南方仅有3人，人数大大少于北方。这3人均处于当时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即四川的杜抚和杨厚以及江苏的姜肱。
　　总之，在私学的复兴时期，通过考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私学开办者的分布情况、收授学生规模比较大的私学开办者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两汉时期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北方，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及关中地区，而长江流域和成都平原等南方地区在当时则属于文化教育次发达地区。

　　私学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自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它也在不断地发展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主要体现为私人讲学活动，从整体上而言还不太具备正规教育机构的特征。汉代私学在经历了秦代的衰微后，开始恢复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比较正规的学校机构：既有较低层次的、面向童蒙的“书馆”，又有较高层次的、面向青少年成人的“经馆”。唐宋及以后时期，私学发展到制度化、正规化的书院阶段，达到了私学的高级形态。这一时期的私学，在教学和组织管理上向近代学校体系迈进，同时表现出很多重要的特点，如教育场所更具规模化、拥有专门的教育辅助设施、教育管理体系规范化、拥有专门的教育经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讲会”制度等等。
　　从历史地理的发展来看，由于山高水长的南方地区开化较晚，适宜躲避战乱，故历次大的社会动荡发生后，人们往往向南方逃离；加上南方地区固有的气候温和、江河湖泊众多、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等良好的自然条件，一旦拥有较高文化的士人大量迁居于此，加以开发利用，经济便开始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的重心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向南方迁移。
　　（一）东汉末年私学仍以北方为盛：文化重心南移的序幕拉开
　　东汉末年政局混乱，造成大量的人口向南方逃散，北方人口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大大减少。南方的吴、蜀两个鼎立政权，为了维持军队及生产单位，大量收容南逃人士。史载，青州、徐州流徙入幽州者有百万余口；“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当时在吴、蜀两国开办私学的，许多就是从北方逃到南方来的学者。不过，从总体上看，北方的曹魏政权仍是当时的社会中心，其政治、经济、文化都比南方的吴、蜀政权强盛。从《三国志》的《魏书》、《吴书》、《蜀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较有影响的私学开办者有20名，其中蜀国仅占1名（向朗），吴国也只占3名。其他16名全在魏国，可见这个时期北方仍是人才济济之地。
　　（二）西晋时期私学在南方开始发展：文化重心南移的条件得到增强
　　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对北方造成极大破坏，北方的百姓纷纷南渡躲避战乱。如徐邈，“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洛阳倾覆，中州士民避江左者十六七。”在战乱的打击下，西晋王朝的部分贵族官僚大地主也纷纷携带财物、家属及部属逃到江南，他们“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人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岑、丘、何、胡是也。”这些大族握有特权，在江南拥护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这些以族众迁移江南而居者，据《晋书·地理志》载，大多分布在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区，这为将来南方地区独特的私学——家族私学的繁盛创造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官学时兴时废，文化教育的发展大都仰仗私学。据《晋书》记载，两晋时期较有影响的私学开办者有32人，除2人无籍可考外，其余人士的籍贯分布在山东、河南、甘肃、陕西、山西、北京、安徽、河北、四川、浙江等10个省区。具体分布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北方是两晋时期私学开办者主要分布的地区，其人数达26人，占总数的81．2％。占第一位的仍是山东，有8人；其次为河南，有5人；再次为甘肃与山西，4人；而陕西却落于第五位了。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两个现象：北方几省的人数两晋时期差距不太大，与两汉时相比（见表2）数量却大幅下降。这是由于社会动荡，北方的文化教育受到较大的摧残，原来的不发达地区在战乱时接纳了来自发达地区的逃难之士，使得本地区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这样，本地区的私学开办者在这种外力的驱动下迅速崛起，从而使得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于是出现了北方各省之间的文化差距趋于缩小的现象。这从甘肃地区的情况可以说明：两晋时甘肃的私学开办者数占总数的12．5％，处于第三位。这与战乱时期知识分子迁居该地有关，史载：“永嘉之乱，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这些人士为甘肃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史学家陈寅恪对此评价道：“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区域性性质。”他分析了甘肃不发达地区由于战乱私学反而得到发展的情况，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社会历史原因。
　　这一时期南方地区的私学开办者仅有四位，占总数的12．5％，与北方的甘肃或山西的数额相当。而且，这时的私学开办者也比两汉时减少了许多，在范围上仅限于浙江、四川、安徽三省，数目也差距不大。对照表 3和表2可以看到，四川和安徽的私学开办者数在两晋时减少很多，这是因为四川北部与安徽西部临近中原、受战乱影响较大的缘故。而长江以南的浙江所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从两汉到两晋，私学开办者的数量几乎没有变化，都是2名。这是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对文化教育的保护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日后文化重心的南移、教育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不过，总的说来，虽然由于战乱的因素，经济文化已被动南移，且南方得到了较大的开发，但文化教育的总量仍不如北方，这一时期的文化重心仍旧处于北方。
　　（三）唐代南方私学的发展开始超过北方：中国文化北盛南衰的局面发生了变化
　　历时九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国破民衰，北方地区残破不堪。其后的藩镇割据与混战，使得北方人口大量向南逃迁，据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载，长安所在的京兆府开元时共有36万户，元和时只恢复到24万户，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洛阳所在的河南府，开元时有12万户，到元和时仅有1．8万户，减少了七分之六。

　　这一时期的南方由于相对安定，吸引了大量北方人士南迁。时人有云：“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随着南迁人口的增加，加上南方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南方的经济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当时的扬州和成都两个南方城市成为最繁荣的城市，扬州还成为当时最大的国际贸易大都市之一。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一文中说：“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当时唐朝政府的中央财政，几乎全靠东南的经济支撑，如韩愈所言，“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南方经济的发展已超越了北方，与之相适应的发达的文化教育也发展起来，于是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的重心亦相应南移。
　　唐代私学的发展已出现制度化私学——书院，同时，科举考试成为最重要的选拔官吏的制度。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文化重心南移的情况。
　　1、唐代书院的发展：南方盛于北方
　　唐代书院虽然发展规模比较小，但已具有了藏书、讲学等功能。我们从唐代书院的地理分布来分析这一时期北方和南方的文化教育发展状况。
　　据陈元晖等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一书所载，唐代的私立书院有籍可考者共有17所，其中位于北方的仅2所，南方占15所。从数量上看，南方书院已经远远多于北方。
　　又据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一书附录三“历代书院名录”所载，唐代的书院共有30所，分布在河南、山西、山东、陕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川、贵州等地。具体分布如表4。从表4可见，唐代南方书院的数量最多，达25所，占总数的83．3％，连偏僻的贵州也建有1所，跻身于南方拥有书院的6省之中。这与当时南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适于静居读书和设学授徒有很大的关系。而北方书院比南方少得多，仅有5所，占总数的16．7％，仍只分布在原来文化较发达的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省，而且除陕西有2所外，其余三省均只1所，仅与南方的贵州相当，可见北方文化教育已经衰落了。

　　2、唐代科举考试取士：南方人数迅速增加
　　唐代应科举的人士为两类：一类是出身官学的生徒，一类是出身私学的乡贡。其中由乡贡人仕的人较多。唐代南方应科举人仕的人数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以福建为例，唐代最早登进士第的是薛令之，“闽中长溪人，神龙二年 （公元706年）及第，累迁左庶子”。之后，福建未有进士及第的记载。直到“安史之乱”后的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才有另一位叫欧阳詹的再度登第，前后相距近百年。这之后，由于南方教育得到发展，福建科举入仕人数急剧增加，史载“盖七闽之地，自欧阳詹、王棨为之倡首，相继登上第，遂盛于时云”。又如湖北的荆南有进士及第也是在中唐以后，“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尔来余知古、关图、常修，皆荆州之居人也。率有高下，连登上科”。刘蜕在大中四年（公元 850年）及进士第，关图、常修等人与他的景况相同，都是由贫寒而及第。再如江西的情况也类似，当时卢肇在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年左右）登进士第，由于他来自稀出举子的江西袁州，还遭受别人的奚落。“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耶?’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由沅江出龟甲，九肋者盖稀矣。”这些史料印证了南方在社会变迁环境下，文化教育得到较大发展的事实。
　　由以上分析可知，唐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北盛南衰的态势已被打破，南方开始了迅速的发展。到唐末，南方经济发展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在文化教育上，则呈现出南北相对平衡、南方稍具优势的形势。
　　（四）宋代南方私学最为兴盛：中国文化重心已迁居于南方
　　“靖康之难”不仅使北方遭受到极大破坏，南方也受到摧残。宋室南渡之后，人才聚集于南方，在已有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的支持下，南方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心，北方文化由此衰微。史载“宋室南渡，不惟文人学者从之而南，即将帅武人之生长西北者，亦多居于南方。举各地优秀之人，皆居江、淮以南，宜江淮以北之民族，逐渐退化也”。顾炎武对此也有论述，他说：北方遭遇金、元时期的战乱，在文学修养上不及南方了，北方人“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他指出，“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认为北方文化教育已大大落后于南方。我们从宋代的书院发展、私人刻书、科举取士的情况来看这一现象。
　　1、宋代书院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
　　书院是私学发展规范化、制度化阶段的重要类型，是宋代最有特色的私学教育形式。北宋时期最著名的六大书院有4所在南方，即：白鹿洞书院（江西）、岳麓书院（湖南）、茅山书院（浙江）、石鼓书院（湖南）；而北方仅有嵩阳书院（河南）、应天书院（河南）2所。又据《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一文统计，宋代书院共203所，分布在南方的就占了95％强（其中74％强处于长江流域，21％强位于珠江流域），而北方仅占3．5％。
　　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一书登录的宋代书院共714所，是比较全面的数字。这些书院既有官办书院，也有私立书院，但绝大部分是私立书院。从这714所书院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私学的发展形势，也可以看出文化重心南移的态势。
　　从地域分布看，宋代书院大都分布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海南、贵州、香港等14个南方省区；北方则仅在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5个省区有书院存在。从数量上看，南方书院数量最多，占绝对优势。具体情况见表5。

　　从表5中可以看出，宋代的714所书院南方就占了687所，为总数的96．32％；北方仅有27所，占总数的3．78％。从各省区对比来看，南方书院以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最多；其次为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四川等地；就连南方颇不发达的广西，其书院拥有量也与北方素有文化渊源的河南相等，比山东这一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还要多出3所来。可见这时南方的文化教育已大大盛于北方，这些数据可以充分说明南方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所在，而且这个文化重心还具有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沿海地区最为发达的特点。
　　2、与私学发展有关的私人刻书在南方最发达
　　宋代的私人刻书对文化教育的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是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标志。当时的私刻本往往标以“某堂、某斋、某宅、某府、某家塾”等字样，刻书者很看重其名望，对书本的校订比较精细，对善本的选择也以优为上，故私刻本的质量都很高。宋代的私人刻书很多出自私学，即所说的家塾本刻书，它们是由家塾教师在教书过程中，就自己的兴趣和所长，或自己著述，或校勘、整理、注释、阐明前人的著作，并依靠主人的财力，刊刻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其时麻沙书坊，刊本最多，大抵出自乡塾陋儒。”此语反映出私人刻书与私学有着密切关系的事实。宋代家塾本流传至今的，有黄善夫家塾刻印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和《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蔡琪家塾刻印的《汉书集注》、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集解索隐》等。另外，岳珂相台家塾所刻《九经》与《三传》、建安刘元起家塾所刻《后汉书》、建安虞氏家塾所刻《老子道德经》等，都见于著录。私学中的刻书，对文化教育的传承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从刻书业的兴盛及刻书的质量上考察，又以南方地区最为优秀。宋叶梦得《石林燕记·八》记载：“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孙从添《藏书记要·鉴别》也说：宋代刻本“惟蜀本、临安本、御刻本为最精”。可见刻书作为宋代文化教育的载体，在南方的四川、福建、杭州等地最为繁荣，质量也最好，而北方则少有记载。这也印证了南方是这一时期文化教育发展的重心所在这一事实。
　　3、科举取士南方人数超过北方
　　从科举取士及入仕人数来看，宋代南方已经大大超过北方。据《宋史·宰辅表》统计，南宋宰相62人，南方就占56人，北方仅6人。南方诞生宰相的地区是：浙江（22人）、福建（9人）、江西（9人）、安徽（5人）、四川 （5人）、湖南、湖北、广东（均为1人）；北方诞生宰相的地区是：河南（4人）、山东（1人）、山西（1人）。可见南方通过科举入仕做宰相的人数已占明显优势。因而章潢在《图书编》卷三十四《统论南北形势》一文中说：“邹鲁多儒，古所同也。至于宋朝，则移在闽浙之间，而洙泗寂然矣。”排除主观人为因素，通过科举入仕人数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南方文化教育水平比北方发达的事实。
　　中国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在几次较大战乱的被动促动以及在南方适宜的环境、气候、交通等有利因素的推动下，文化教育的重心逐渐从北方移至南方。私学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变迁正反映了中国文化重以南移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