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教育发展的起点，可追溯至远古的原始社会。可以说，随着早期人类的产生，教育活动就在中华大地上萌芽了。“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随着原始农业的产生，教民农作的教育也相应产生，原始状态的教育存在于原始社会中还没有从社会生活中分化出来，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没有剩余产品，因而也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体脑劳动也没有分离，教育以口耳相传和模仿为主要手段，既没有从生产活动中分化出来，也没有从政治、宗教、艺术活动中分离出来，教育融合于社会生活之中，因而教育对每个人来说，机会都是均等的，教育在原始状态下是普及的。应该说，教育价值的起点也源于此。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可以积累足够的剩余产品，也就可以供养部分人脱离生产，从事智能性或管理类工作，于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一些人可以不劳而食，靠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为生，于是阶级剥削和压迫出现了，并形成了早期的国家。治理国家需要专门的知识、能力和才干，也就需要专门的训练，统治阶级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比较发达成熟的汉字系统，最终使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而成为专门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一变化的标志就是学校教育的产生。夏、商和西周都是推行领主贵族政治，并垄断文化教育，即“学在官府”，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学内容，也都是统治阶级成员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教育的社会作用主要是承担着社会上层建筑的职能。“礼不下庶人”，教育的阶级性、等级性是鲜明的。此乃教育价值的转折。
    春秋战国周天子权威尽失，列国纷争，旧的传统秩序完全被打乱，原来的官学教育体制也崩溃了。此时学术逐渐扩散到民间，学校教育从官府移向民间，形成了一个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特殊群体——士阶层。当时各国统治者为求生存和扩张，极力网罗和重用贤士。而学术和教育活动又是被统治者发现并重用的基础，于是私学兴起,养士盛行。孔子是创办私学最为杰出的代表，他实行有教无类，创立了儒家学说，奠定了教育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尤其是《学记》，更是儒家教育理论的力作。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的孟子、荀子，各有学术特色。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教育剧变的时代。学校教育从官府移向民间，私学兴起，养士盛行。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站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上，各抒己见，相互辩驳，相互争鸣，  而又相互吸收、补充，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教育经验的丰富，使得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构成了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一页。教育价值呈现多维度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文化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古国，专门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至少已延续了4000多年。在整个古代，文化教育可以说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将教育视为治国安邦之本，更是中国的一贯传统。秦代推崇法家学说，以暴力和苛政统一思想，焚书禁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结果迅速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王朝覆灭。汉初去秦苛政，推行道家的无为而治，虽有效地恢复了经济和民间学术文化，但不利于建立强有力的专制统治。到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学校，行选士，确立起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成为此后延续两千余年的文教政策。

    汉武帝所采取的文教政策，在本质上与秦始皇是一致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巩固专制统治，但是手段和措施是大不相同的。汉武帝以疏导、劝诱为主，一方面积极地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和教化；另一方面，将“学而优则仕”制度化，为通过各种途径学有所成的士人提供作官的机会，用官禄引诱读书人潜心研习儒家经典。这表明汉代统治者吸取了秦代残酷压制、以法代教的教训，在政治上走向了成熟。“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不仅促进了汉代教育的大发展；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更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近400年，是我国历史上处于分裂和长期战乱的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官学时兴时废，教育总的来说是不景气的。由于当时社会上佛、道、玄学盛行文学、史学、自然科学发达，儒学不振，退居次要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士人流徙迁移，致使汉代“乡举里选”为主的察举制度难以实行。这一时期豪强地主垄断政权，形成了势力强大的门阀世族集团。这个集团的内部要分配政治权力，这就必须对选士制度进行改革。“九品中正”选士制度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九品中正”选士制度，简而言之，是一种由“中正”官评定士人品级，朝廷按品授官的选士制度。但是自魏末晋初，世家大族的势力日益膨胀，中正官职几乎全部被朝廷的大世族所把持，中正总揽了大权，致使九品中正制偏离了选拔人才的方向，逐渐蜕变成门阀世族的政治工具。原本由德才和家世诸因素共同决定品第的九品中正制，演变成以家世为品评士人惟一标准的贵族化制度，、以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样就堵塞了寒门士子的仕进之路，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而那些门阀世族子弟也不屑学习。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学校教育。这是九品中正制的消极作用。

    到了南北朝时期，世族势力日趋下降，寒门势力逐渐上升。寒门士子强烈要求参政，九品中正制受到猛烈抨击，察举制度又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其考试选士的方法日益受到士人的欢迎。统治者为了控制选士的权力，扩大统治基础，也不断地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科举制度开始萌芽。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再次统一。隋朝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首先着手的就是官制和与官制密切相关的选士制度的改革。要加强中央集权、必须把选用人才的大权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要巩固统治，必须最大限度地网罗和笼络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参政的机会；全国统一，封建官僚机器日益完备，必须选拔大量的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的人才来充任各级吏员。这样，被地方官员操纵的察举制和被士族所操纵的“九品中正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于是隋文帝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依察举之制选拔人才。至公元606年隋炀帝始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唐承隋制，以分科考试选拔人才，逐渐成为定制，宋、元、明、清，历代相袭，在中国历史上推行1300年之久，对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科举制是选士制度的巨大进步，它纠正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机会不均。无客观标准以及选士大权旁落等弊病。科举制与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不同，它不拘门第，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考，给每位读书人提供均等的竞争机会。而且通过严格的考试，实行优胜劣汰。尽管考试的内容、方法等也有一些弊端，但是，这毕竟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科举制的创立和实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向中小地主打开了入仕的门路，有效地笼络了广大的中小地主，大大地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强了统治基础；为封建国家选拔出许多优秀的人才，提高了吏治水平，为封建国家增添了生机和活力；调动了全社会研习儒家经典的积极性，推动了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普及，促进了思想的统一。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中小地主的学习积极性和地方官吏、社会贤达兴学设教的热情。各类学校蓬勃发展起来。科举制犹如一根具有神奇力量的指挥棒，使教育完全成了科举的附庸。教师的教，学生的学，都是为了科举。考生为应付策试，则编辑旧策背诵，遇到类似试题，便依样套用，造成学子“不学史传，唯读旧策”的学风，所选其人，亦非其才。因此教育的内容方法与科举考试的内容方法完全一致，这样就使教育成了科举的预备活动，附庸于科举。科举制的创立和实施，对中国封建政治、文化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建立到繁荣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我国封建教育制度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备的时期。封建统治者经历了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这样一个历史否定之否定的艰难曲折过程，终于探索到了适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文教政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由于儒家思想适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情，  因而为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所尊奉，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佛、道的强烈冲击，在隋唐时期三教并用，最终都没能动摇它的统治地位。在“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指导下，封建教育制度在这个时期也从建立走向完备。建立了宫学、私学并举的封建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如教育价值论、道德教育论、人才观、师道观及家庭教育等方面都不乏新见。选士制度也经过了汉代察举制到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探索，至隋唐创立了科举制度。选士制度的演变过程，是一个选士权逐步集中、考试因素不断加强、选士标准日趋客观、入仕机会走向均等的过程。

    明清(鸦片战争前)500余年的历史，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达到了新的水平，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推崇程朱理学，采用八股取士，  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从学校的设置，到教育教学内容、教师学生的管理，都充斥着浓郁的封建专制色彩。这个时期，教育思想也相当的活跃。程朱理学在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在实践中日益僵化、空疏、空谈，遭到进步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猛烈批判。以王阳明为首的“心学”学派，为救弊补偏，提出“心即理”，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教育，体现了儒家的实习实行精神，具有经世致用的倾向和人本主义色彩。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颇具影响的实学教育思潮，以王夫之、颜元为代表倡导实学教育的思想家、教育家，对理学教育和八股取士发起了更加猛烈地进攻。他们主张“实学”、  “实用”，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并积极地付诸实践，使这一时期的教育依稀透出近代教育的曙光。可以说，这种新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是我国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度的桥梁，对中国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变革和教育的革新，起着重要的启蒙和推动作用。
    鸦片战争是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水岭，实际上，也正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引起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种剧变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是巨大的，教育也不例外，而且是首当其冲。与列强抗争的每一次失败都会促使国人反思对方的长处和自己的落后，而救国图强归根结底要靠人才的培养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旧的封建传统教育已完全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根本变革。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也像其他领域一样，是步履沉重的、缓慢曲折的，直到20世纪初，才大体上构建起近代学制。这期间生硬引入西洋和东洋教育模式的痕迹处处可见，同时封建传统教育仍在许多方面保留着它的领地和影响。尽管如此，这期间的教育毕竟实现了从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教育体制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轨，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划时代的一页。

    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确立、形成的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展了各种教育活动，利用教育来宣传革命思想，培养民主革命骨干，最终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内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革，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教育制度，颁布了民国教育宗旨，制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学校制度。蔡元培是辛亥革命时期教育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奠基人。他的教育思想为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近代中国教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在教育领域又掀起了一股复古逆流，从而导致了文化领域的一场，彻底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一批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团结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对封建复古主义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积极学习、引进西方的近代教育理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教育实验与教育改革，并最终产生了1922年学制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将教育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积极开展工农革命教育，培养革命干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开展，而且也为以后根据地的教育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是以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及其相关实施方针为指导的，实质上则是不断加强封建化和法西斯化的措施。但国民党政府在学制改革及推广国民教育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个时期出现的乡村教育对于加强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改善农村的经济与生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乡村教育运动的失败证明了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由于杜威及其他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使得这个时期的许多重要教育家都带有相当明显的实用主义教育主张的痕迹；而新的教学改革试验方法的尝试和推广，对中国传统的教学理论和实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要求教育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因而促进了职业教育的思潮及其实践活动的广泛开展。

    自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自己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并在自己控制的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民主政权，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文教战线是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一个主要战线，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育以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为指导，紧密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面向工农大众，走群众路线办学，建立起一个由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和儿童教育构成的全新的教育体制，在办学和管理形式、学制和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众多创新和改革。正是由于不拘于传统的教育模式和观念，一切从根据地的现实环境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革命根据地教育才能取得巨大的发展，在有力地支援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成效。即使是在教育领域，它也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教育观念、方针、政策以及教育教学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现代教育萌发于资本主义形成时期，形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时期。现代教育也包含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教育统称现代教育。虽然两种教育又各有自己的社会性质的规定性，但它们的共同的基础就是机器大工业生产．共同教育内容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建国五十年，中国共产党人顺利进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发展生产力，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回顾建国五十年的历程，我们坚持教育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制定了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教兴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促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始终坚持党对教育的领导和政府对教育的统筹，切实保证“科教兴国”战略和教育优先发展地位的落实。义务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奠基工程，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58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就分别提出过“用很大的努力有计划地、逐步地扫除文盲和普及小学义务教育”，“逐步做到普及中等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明确提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和社会发展史上都是一件大事。1990年我国在90％以上人口地区普及了小学教育。1992年党的十四大做出决策：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中央确定把基础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工作的重点，把“两基”作为当代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措施。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提出“两基”，到逐步明确“两基”目标和具体规划，是党和国家根据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多年酝酿，逐步成熟，并适时做出的慎重决策。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类正在经历着从生存方式到学习方式的全方位历史性变革。互联网的出现，使我们将面对从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又一次震撼全世界的教育革命。从现在的一些发展态势看，信息处理智能化、多媒体技术的实用化和网络通信与应用的普及化，这会给学校教育带来巨大的挑战和机会，也对学校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现代信息技术的主要成分是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发达的网络技术能够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从任何地点都可以获取到任何知识。多媒体技术能把文字、图形、视频图像、动画和声音等多种信息载体结合在一起，以计算机程序的形式对各种知识内容进行综合的处理和控制，以便于人们完成各种需要进行的人机交互式操作，再现或者允许使用者来创作、编辑体现一定学习功能的素材内容。现代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单纯以文字记录知识信息的绝对权威，引导人们追求建立在多种感觉通道基础上的，以获取知识的能力为主导的新的教育价值取向。今后学校的发展不仅考虑到学校的几何空间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空间的发展。因为，网络空间将为学校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信息、机遇、人才、经验、项目、资金、技术等等。学校的地理位置也将不再是影响学校发展的主要原因。

    21世纪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它不仅带来教育形式和学习方式的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对教育的思想、观念、模式、内容和方法产生深刻影响。面对滚滚而来的信息大潮，世界各国纷纷把信息技术教育摆到了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战略地位。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把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改革的中心议题。1994年美国仅有35％的公立学校联通了国际互联网，而到2000年秋天几乎所有(98％)的公立学校都接人了国际互联网络，几年前中小学之间的差异、贫困生比例不同的校间差异以及城乡差异，现在已基本消失。1998年，英国以立法形式规定将中小学原有的信息选修课改为必修课，并拟定中学信息技术课评价的九项标准。把教育称为“灰色经济”的芬兰早在1995年就制定了《国家信息社会发展战略》，教育机构被列为信息社会投资的重点。日本政府1997年12月开始在全国中小学开设信息课程，以培养学生的现代信息处理能力，并开通使用互联网络的“百校工程”。韩国教育改革委员会，早在1995年5月就公布了《以建立主导世界化、信息化时代的教育体制为目标的教育改革方案》。该方案强调只有把尖端信息通讯技术引进教育，才能使韩国进入未来知识、信息化社会的前列。2000年10月，我国教育部做出重大决策：“从2001年起用5—10年左右时间在全国中小学基本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全面实施‘校校通’工程，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的现代化，努力实现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来临，教育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无论个人还是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重要作用已经不言自明。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事实表明，对于国家来说，国民受教育的程度和水平如何将关系到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对于个人来说，教育是使个人获得生存发展能力的基本手段。人们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改变自身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平等。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将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将越来越突出。今天世界各国对教育的作用已经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教育尤其是全民教育不仅是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途径，是社会和国家走出危机、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消除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不平等、不稳定因素的重要途径。
现代教育较之于古代学校教育的质的差异，就在于它的生产性，由“生产”和“管理”两个维度而展开，教育是造就各种劳动力的最基本的最有效的途径。教育价值轮回到教育的原始属性。教育的普及性是现代教育的又一特点。现代生产不仅要求培养各种专门人才，而且要求每个劳动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现代教育发展到今天，彻底屏弃了古代学校教育鲜明的等级性。全民教育的理念，包含有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成分。教育价值的轮回不能片面地看成观念的倒退，恰恰相反，今天的教育正围绕其原始属性，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浪潮中，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朝着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对中国现今教育的反思

一、问题的提出

2003年1月18日，在辽宁省丹东市锦江公园的狮笼里，两只活泼威猛的狮子相继死去，在临终前，两只狮子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据事后丹东市动物园检疫站出具的《动物检验报告书》是这样写的：“狮子肺部出血，气肿，边缘出血严重，头颅内出血，腹内发现氟乙酰胺剧毒化学物质，为中毒死亡。”据现场有关调查发现的情况，此次事件为人为投毒导致狮子最终死亡。
2002年的某一天，在西安市的双水磨小学里，发生了一场悲剧。该校一个只有7岁的一年级学生涂迁，因为没有完成规定的作业被罚在教室外补作业，而天性好动的涂迁因一时贪玩不慎跌入水中被活活淹死。事故发生后，该校从校长，班主任到学生一口咬定涂迁当天没有来学校上课。其中一位就是涂迁的同桌同学。然而这个世界上毕竟还存在一丝希望的灵光，一位涂迁的同学公布了实情的真相：当涂迁事件发生之后，学校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假行动，从校长，老师到班主任，他们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竟集体教唆孩子们说谎。
以上两个例子不过是现今社会中常发生的事件，但它又一次次地向我们敲响警钟。中国的教育，你怎么了？

二、“教育”的概念

　　关于教育的定义，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学者从各种角度对教育是什么都做过尝试性回答。我国的蔡元培先生提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就认为：“教育是美好生活的准备。”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文中指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教育本身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种种释义，各有千秋，都从一角度通向真理之门。让我们更深层次的理解的教育。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教育研究报告说：“教育是保证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发面的自由。”
由以上概念看来，教育是以影响人身心发展为直接目的的社会活动。那么，教育的本质意义又在于什么呢？

三、教育的本质

　　我们对教育本质的探索从孔子到今天，也有几千年了，但人类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在不断发展，因此对教育本质的研究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意见一致的，就是认为教育应具有按意图主动影响他人的作用。
《说文解字》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其对“教育”的定义，包含有由“上”对“下”实行影响和意义。一次，这个说法与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教育是一些人有意图的影响另一些人的活动的意义接近。
　　1657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发表了人类社会第一部以教育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著作。他在《大教学论》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教育就是“把一切事物交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发展了亚历士多德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名著《爱弥尔》中提出教育就是要让儿童的天性获得率性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国外的教育学家多注意被教育者的发展，这种发展可能受到了被人的影响，也可能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国外的教育并不是一种强调教师按既定目标的影响学生的教育。
可见，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是见仁见智的。强调教师按既定意图影响学生的教育，并不是教育的本质特性，这只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传统特色。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对人本身的一种完善，是人从不完善走向文明、完善的一个过程，应该是一种综合的教育过种，培养文明、杰出的人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余者应该都过程、手段，当目标与手段不一致时，我们都知道应该调整手段，当然，前题是目标必须正确。

四、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反思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同当时的中央负责人谈话，指出中国不允许乱。同时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得不够。”弹指一挥间，16年过去了，让我们看看中国的教育现状吧！
　　反思之一：溺爱，中国家庭灭杀孩子的头号刽子手
　　每当我们踏过校门口，会发现中小学校门口每到中午、下午放学时间，都在上沿着当年八路军进城时的热烈相迎的盛大场面。无论是寒风肆虐的冬天，还是酷暑难当的夏天，这一出出戏是常演不衰的。我们称之为“陪行”。
　　夜晚来临，看到对面楼里的灯还亮着，桌前坐着一名学生模样的孩子正在写作业，旁边的母亲正坐在一旁，不是为孩子驱赶夏日蚊蝇。我们称之为“陪读”。
　　每当还暑假来临时，我们会看到许多父母手里抱着古筝、手风琴、电子琴等，领着孩子去各个辅导班去学习。教室里，孩子们继续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劳作，而父母呢？却在校门口呼吸着污浊空气的同时，幻想着从孩子的琴声中飘出帕尔曼式的悠扬与激情。这也许就叫做“陪练”吧。
　　这种“三陪”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司空见惯了，孩子们在家庭中所受到的教育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孩子们在家中学步到任何生活技能，又谈何将来的伟大人生呢？中国的家庭教育已经严重变形，比起美国、日本，我们落后了许多。还记得中日青少年的野营生存较量是以中方青少年的惨败而告终的。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能培养“高分低能”的学生，但家长在其中有做了些什么呢？运动会帮助孩子请假，军训时找医院开假证明，这样的孩子能够在现今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中生存下去吗？
　　我想说：不要再以“爱”的名义来束缚孩子了；不要再让孩子背负一个原本不属于他们心灵的重担了；不要再等到悲剧发生是咋哭声中呼喊你们的爱子爱女了……
　　反思之二：中国“格式化”的教育
　　看着中国学生在世界各项竞赛中获得金奖的确值得我们欣慰，但我们的学生从没有获得诺贝尔大奖也是不争的事实。难道中国学生却是缺少创造力，还是我们的教育出了一些问题呢？
　　走进中国的教学课堂不难发现，中国的教育就是一个“格式化”的过程。所有的人都在全力以赴的记忆那些僵死的、芜杂的公式，使用同样的方式说话，用同一个模式去思考问题，做同样玩文字或者数字的游戏题目。于是“生产”出了大量思维僵化、创造力枯竭的学生。看看试卷上一样的答案，看看画纸上一样的图案，这难道不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国家自然科学奖曾4年出现一等奖空缺的现象，不又说明了我国教育的僵化吗？
　　看看中国所谓的“天才”、“神童”，又有谁创造出了第五大发明？他们成为了学习的奴隶，而不是学习的主人。看着三四岁的孩子背出柳永的《雨霖霖》，我得很想问，他们真得很想问，他们真得明白其中的意思吗？还是只是在充当记忆的工具？
　　醒醒吧！我们的教育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个会发音“电子辞典”，而是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的人哪！虽然这些年我们在不断地推行“素质教育”，但是“应试教育”还是根深蒂固，所以我们应对自身的教育进行自救。
　　教育不单单是靠老师传授知识，还要靠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身教育的相互配合。陶行知先生说过：“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达到心的深处”。是的，真教育应是在理解和沟通的基础上教育，是自身对自身的理解；是老师对学生的理解；是家长对孩子的理解；是人类对社会的理解。人格只能用人格来铸造，情感只能以情感去点燃，只有拥有一片奉献之心、一片理解之心、一片平等之心、一片责任之心，才能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
 
请问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反映了哪些哲学原理？
众所周知，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当前中国教育中的主要矛盾。
在中国，应试教育可谓是源远流长：自隋代创建科举制度直到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的一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科举始终是大批文人学子踏上仕途的唯一途径。而自明朱元璋制定八股文以后，科举考试的应试色彩愈发浓烈。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高考的迅速发展而形成的“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局面使应试教育达到巅峰。但应试教育的弊端很快显现：
重分数，轻发展；重少数，轻多数；重知识，轻能力；重死记硬背，轻灵活运用；重应试学科，轻视其它学科。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使备种教育因素不协调，造成了学生学得死，负担重，甚至畸形发展。
就在此时，针对应试教育的缺陷，素质教育正式提出——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和主动精神，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力为核心，注重开发学生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强调的是培养和发展人的基本素质）。至此，关于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正式展开。
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并非对立，水火不容，它们既有不同点，又同时有着相同点。
差异：一、目的差异，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心素质，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教育；应试教育就是选拔淘汰教育,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思想道德教育。体育活动、劳动教育。
二、功能差异，素质教育的实施，使学校能够紧密地结合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以及未来趋势，预测对人才素质和人才结构的要求，构建更加贴近地方实际的教育体系和目标。
三、个性发展差异，应试教育对学生个性的发展缺乏重视，而素质教育，要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基础上发展学生的个性。学生的个性特长能在教师的引导下得到充分的发挥，素质教育是充分发挥每个人潜能的教育。
四、质量观差异，在应试教育中，教育质量的好坏通常与升学率挂钩； 素质教育认为教育质量的内核是学生素质，教育质量不能单靠考试分数去评价，而要看学生全面发展的水平，看学生个性发展情况，看学生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
五、能力差异，未来的人才必须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良好个性心理品质，能适应社会竞争，积极参与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应试教育所选拔的学生当中高分低能的现象比较严重，学生的动手能力普遍偏差；而素质教育则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同时，辨证地去看待问题，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必然存在着相同点。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都是一种教育的手段方法，其本意均是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
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间的矛盾必然会推动教育形式的进步发展，而发展的路程又必然是漫长而曲折的。所以，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这两种教育方式还会共存较长的一段时期。“实施素质教育要有长远眼光，要有虔敬之心。实施素质教育，发展学生各方面能力与素养，将是一个长期的内化过程，它既不象经济投资那样可以立刻见到实效，也不象“应试教育”那样通过一系列的试卷、分 数“立竿见影”，不能用急功近利的态度来看待素质教育。教育决策者和实施者不能没有长远眼光和虔敬之心。”1 同时，要对现前的制度加以改革，使应试教育平稳地向素质教育过渡，确保办学质量，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中国的应试教育制度由来已久。从古代的科举制度到今天的“黑色五月”，“考试”依然做为一种近乎是唯一的选拔和认可方式，充斥着中国。应试教育的模式一直在延续，尽管关于教育改革的呼声不断，素质教育也已从有关部门的案头提上日程，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素质教育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教育模式需要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期间，应试教育依然以它的某种方式决定着一部分人的命运。
在古代，人们很难去对一个人的综合文化水平进行一个客观而清晰的认定，科举制度的应运而生，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产物，在当时的社会状态和形式下，它是一种有较为有效的考核模式，也使绝大多数人接受，尽管在“乡试”“殿试”“进京赶考”中有不少人名落孙山，乃至部分人家破人亡，但迫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压力，人们不得不认可这种方式，并为了通过这种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悬梁刺股”。
    而在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越来越感到“应试教育”所带来的弊端。从古至今，无数学子，尤其是平时成绩优异，被老师和同学看好的学生，在考试中由于某种原因（怯场、带病考试、发挥失常等）而被拒之门外，从此，命运也由此而改变。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考试只能做为一种临时的考核手段，它只能是考生在某种状态下的一种表现，而很难全面的反应一个考生的综合水平整体表现出来。
关于教育模式的改变，早就有人提出，目前有关部门也在积极的倡导实施。无奈，“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素质教育还不能在短时间内取代它，这个过渡将会是漫长而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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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教育模式的改变，才能有更多的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