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新的课程政策所倡导的意义系统与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之间经常发生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就是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研究是课程改革研究中十分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一个新的课程政策如果没有文化抵制，说明新课程政策并不“新”，这种课程政策的推行不能触及课程实践的根本，这样的课程政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一项引发真正意义上的课程改革的课程政策总有文化抵制产生。因此，对课程政策文化抵制进行研究是必要而紧迫的。但在课程政策制定与推行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只侧重于课程政策的结构调整要求，而对课程政策的文化影响因素重视不够。因而在课程改革中，需要对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给予充分关注，从现实层面、理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展开对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全面研究。

一、课程政策发展去文化抵制取向研究：现实思考

随着课程改革力度的加大，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不支持或不完全支持课程政策所倡导的意义系统的现象凸显出来，课程政策文化抵制进一步显性化。

(一)行为与理念的背离

当下课程理论话语似乎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学生观、学习观和知识观等教育的主流话语发生了重大变迁：由群体本位的学生观向人本主义学生观转变，由接受为主的学习观向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转变，由静态的知识观向动态的知识观转变。概念重建可以改变话语模式，但改变话语只是一项改革的开始，改变行为才是目的。不是简单地促进话语“替换”，而要以支持话语背后的假设的方式，推进话语改变。在教育改革领域我们往往用一元的思维方式推行着多元的新教育理念，这种行为和理念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性存在，并未关注支持新话语背后假设的文化境遇，因此课程政策面临强大的文化抵制，这样是不可能取得显著效果的。所以。必须在与理念相容的氛围内和与理念相容的意义系统支持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话语重建，才能真正生成课程政策所倡导的意义系统以及其意义系统倡导的课程实践。

(二)技术化地对待课程政策

长期以来，研究一开发一推广范式一直是课程政策发展的主流范式，而这种范式是一种技术取向的课程政策发展范式。在课程政策的制定方面，这种范式表现出简单的去抵制取向，即倚重某一教育理论，强调实证主义的单一论证模式，运用线性思维，使课程政策从起点开始就过分单一化，有时把某一理论或理论假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然后予以推行，而不考虑这一理论本身的不足以及与本国教育传统的关系。在课程实施层面，简单的去抵制的课程政策实施取向，无视课程政策的意义系统与支持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之间的意义空间，没有很好考虑课程政策的意义系统与学校原有的意义系统之间的距离。因此，课程政策的意义系统与学校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之间的矛盾得不到合理化解。

(三)简单化地对待教师

简单对待教师的倾向主要体现在“防教师”的课程上。防教师的课程反映出一种排斥教师甚至不信任教师和崇尚价值无涉的倾向，这种倾向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当课程改革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时就把责任推给教师。这一倾向不重视研究支持原来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对原来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和教师的知识、信仰和行为习惯及其意义假设或者忽视或者停留在经验判断上。同时，在这种取向下，教师不了解课程政策的意义系统，不被鼓励去反思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与课程政策所倡导的意义系统之间的差别，教师会按照他以前的知识、信仰和行为习惯“弱化”课程政策所倡导的意义系统，形成对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教师是课程的最终实施者，他们想什么、信仰什么、如何构想对课程变革过程以及课程政策转化为课程实践的方式，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因此，在课程实践中认识到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认识到教师的知识、信念和行为习惯是作为学校教育实践的意义系统的一部分而存在，在课程改革中了解而不是无视教师的知识、信念和行为习惯，对课程政策进入课程实践时减少不必要的文化抵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实践者的教师们使用他们自己的解释框架提供一个内部人的观点，这个观点不同于外部观察者看到的……”

二、课程政策研究窄化文化抵制倾向分析：理论审视

一个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否被充分研究，是这一领域研究是否成熟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为数不多的研究只停留在教师是如何客观或主观地阻碍课程政策实施方面。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纳入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研究的视野。课程政策研究窄化文化抵制的倾向，主要表现在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性质、层次、利益相关者和代价等维度。

(一)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性质问题

改革被意识形态化后，许多改革的领导者便把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不加反思地看成是一件坏事情，对改革有不同意见便被看成是“保守的”，从而无视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存在，不能形成对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理性把握。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分为积极的文化抵制和消极的文化抵制。也就是说，变革抵制不都是坏事，也不总是改革的阻碍。特别是当抵制作为一个深层次问题的征兆时，抵制通常服务于一种建构性的目标，对课程政策的理性质疑对课程政策自身的完善和改进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课程政策的出台没有文化抵制，恰恰说明课程政策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而如果课程政策无视文化抵制，则说明课程政策是缺乏开放性的。

(二)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层次问题

传统的课程研究认为，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只发生在课程实施阶段，只发生在“消极怠教”、“顽固不化”的教师身上，在课程实施中由于教师不能很好地接受课程政策和教师原有的落后观念影响了课程政策实施。这样一种对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狭隘认识掩盖了我们对课程政策文化抵制存在于课程政策制定等其他环节上的事实。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可以分为课程政策制定的文化抵制和课程政策实施的文化抵制。课程政策的不足越在前面发现越好，而课程政策的不足更多不是在逻辑上发现，而是在制定与实施中发现，在具体文化情境中发现。在课程政策制定阶段发现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并对其进行研究，采纳其合理的成份，比之后发现要好。如果等到课程政策的实施阶段才发现，那课程政策的代价就会增加。因此，要研究不同阶段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

(三)课程政策文化抵制中多元利益相关者问题

在现实的课程政策制定中，多元的利益相关者往往变成精英集团。课程决策精英化取向在课程政策制定时无视不同意义系统持有者的声音，无视课程政策的意义系统与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之间的意义空间，无视课程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文化抵制。课程政策发展的实证主义论证模式和精英模式强化了少数人在政策制定者的合理性，这客观上导致了课程政策研究对文化影响因素的忽视，以致在课程政策走向实践时发生了文化冲突，甚至是不必要的文化冲突。这是影响课程政策实施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课程政策文化抵制中的多元利益相关者不仅涉及精英，也涉及普通大众，课程政策往往以惠及多数学生、惠及大众为名义，因此，课程政策制定中要增加他们的利益代言者，使课程政策文化抵制中的多元利益相关者进入课程政策制定过程中。

(四)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代价问题

从文化抵制的后果看，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研究有一个代价问题。任何一项课程政策都想努力减少政策代价，但政策研究往往更侧重于政策的经济代价，而对文化社会代价研究较少。因此，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至少可以有利于减少政策的文化社会代价。课程改革中的课程政策不宜频翻花样，这样会使教师无所适从，不能很好地建立起对改革的认同感和完整的教学文化。因此，和平发展时期任何一项课程改革都是基于对传统的超越或者是与传统的一种妥协，强调与过去的连续性，而不是告别过去的“冲动”。

三、课程政策研究轻视文化抵制惯性探讨：方法论反思

应对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要求，课程改革频度加大，改革成本不断提高，而国际社会多数教育改革的结果并不令人鼓舞。Verspoor和Leno在对300个世界银行资助项目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实现预期的结果中，有不到10％的项目取得了中等和高度成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而文化抵制是其中至关重要而又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的因素。对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忽视与课程政策研究思维中缺乏方法论视野的文化关注有着直接关系。

(一)课程政策研究思维中文化关注缺失

近年来，教育研究中也出现了文化热。有些学者把文化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或分析标准引入教育研究，把文化的相关理论框架直接套用于教育研究。有些学者把文化作为思想方法，把社会学中关于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推论性地运用到教育研究，有些学者用文化作为审视教育的标准，但忽略了教育本身也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存在。教育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应该将学校教育实践作为独特文化存在进行反思和重建。有些学者把课程定位为文化，但是落入后现代的陷阱，不能为课程研究走出困境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智慧。正如自然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中的滥用一样，文化研究的范式在教育研究中也有被滥用的迹象。把课程政策当成文化存在，以文化研究的态度，借用文化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进行课程政策研究并没有完整地纳入课程政策研究之中。

(二)课程政策比较研究中文化逻辑缺位

当我国的课程改革逐渐进入到世界教育体系时，各国的课程政策平面化地显示在我们面前。当我们同其他国家进行课程政策比较时，我们对课程政策会获得新的“发现”。从某种意上讲，比较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研究国际课程政策不仅可以了解了别人，也可以发现自己。这种发现是一种文化发现，对国际课程政策了解的文化程度越深，就会越多地发现自己。借鉴异质文化的课程政策实质上是对他国文化的学习，而非仅仅是文本的学习，这种学习最终是为触及我们的行为及行为背后的假设。别国课程政策的意义系统与我们的课程实践的意义系统必然存在意义空间，别国的课程政策必然与本国教育实践存在文化依存关系，课程政策既然是在文化境遇中产生，就需要将其放人产生的文化境遇中精细解读。而现实中，我们对课程政策比较的文化逻辑关注还远远不够。因此，当别国政策引入中国课程实践中，必然面临课程政策所倡导的意义系统与课程实践所拥有的意义系统之间的矛盾。

(三)课程政策应用研究中本土研究缺席

充分的课程政策本土研究可以减少课程政策的社会代价，以提高课程政策的影响范围和实践效果。“当发展建立在本土价值上时，它的社会代价，比照抄外部模式所造成的人类痛苦和文化破坏要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本土价值是一种基体，人们从中得到生命的意义、认同感和文化完整性……”这涉及到在课程政策研究中如何对待课程政策本土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课程政策本土研究，在理论上至少要做出这样两个承诺，一是不能高估任何单一教育理论的包容性，不能夸大一种教育理论比另一种教育理论的优越性，更不能盲目崇尚所谓新理论，要回到课程实践，发现属于自己的“小”问题，不把别国或国际“大”问题套到中国课程实践。只有从中国本土中发现对中国课程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才是中国课程本土研究的标志。二是必须看到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话语吸引力的理论未必有好的实践效果，如果理论指导实践的命题可以成立，理论要全面指导课程实践的前提是理论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本土研究显然不拒绝外来的理论与方法，但这种理论与方法不具有解释中国课程实践的更高合法性，因为这些理论与其产生的语境是相依的，外来理论在中国本土实践中解释力必然衰减。忽视本土研究，课程政策就会遭到在本土文化中存在并由之赋予意义的课程实践的文化抵制。本土研究的过程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并不那样令人兴奋，是一个认真和冷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收回崇拜的目光，去除自卑的心态。本土研究不排斥对别国课程政策研究的借鉴，也不否认课程政策比较研究的必要性，而恰恰表明合理利用别国课程政策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寻找有解释力的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分析框架，研究课程政策文化抵制的机制，可以提升对课程政策认识的文化理性，可以增加课程政策的实效性。但是，世界范围内课程改革的一个通病就是，当课程改革效果不明显时，往往继续进行下一轮的改革，而不是去反思在课程政策充分考虑文化抵制的条件下可能的收效。或者说，在新的课程政策开始之初，课程政策制定者没有充分考量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因此，无论是从现实层面、理论层面、还是从方法论层面看，课程政策的文化抵制问题都是当前课程研究乃至教育研究领域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它对于制定出台适宜的课程政策，改进和推行课程政策，合理地预测课程政策的可能实效，进而最大可能地减少课程政策成本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