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大学（university），无论是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佛罗伦萨大学，还是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起源上都与宗教的力量、特别是教皇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密不可分。就大学的组织形式的世俗性而言，很类似于12世纪后逐渐兴起的同业公会，如商人公会、手工业者行会等等，赋予大学以超验性质的，恰恰是宗教。从史料上我们知道，大学作为学者与学子们自行组织起来的“同业公会”，在最初的年代，所受到的迫害主要来自地方当局和周边的市民，而为他们提供保护的，则是教皇及各级教会组织；甚至包括图书资料，也主要来自当时仅供罗马教廷人员使用的梵蒂冈图书馆及各地修道院里的藏书。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对此有大量记述，最典型的例子是教皇尼古拉五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让各地的抄书手为他搜寻资料并大量抄书，“范围之广，遍及半个世界。配罗托由于把波利比乌斯的作品译成拉丁文而得到了五百个金币；盖利诺由于译斯特拉博的作品得到了一千个金币”。尼古拉死后，把遗留下来的五千册或九千册图书全部捐给了罗马教廷，“它们被当作最高贵的装饰品保存在宫廷里边”。（见该书中译本第183－184页）这些图书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就成为大学里的研究资料。1174年，教皇曾专门授予当时的巴黎大学一些使其免受地方当局干扰的保护性特权。1200年，国王菲力普二世颁发特许状，承认并批准了这些保护性的具体章程；而这一特许状的颁布也就标志着巴黎大学的正式诞生。在英国，“1191年，集结在牛津的学生团体和学者们开始把牛津称为‘university’，意为这是一个保护教师和学生免受市民迫害的团体。1209年，学生与市民发生冲突而遭受市民报复后，一部分人向东迁徙而建立了剑桥大学。此事引起教会的抗议，后来罗马教皇专门作出了一个保护学校的重要决定，即授予林肯主教或其代表对学生行使司法权，这样就产生了牛津大学的校长，而且牛津大学也就此取得了流传至今的在司法方面的特许权”。（参见吕一民、钱承旦、许洁明等所著的《法国通史》、《英国通史》的有关章节）
    进行这样一种简略回顾，是想讨论两个涉及到大学理念的哲学问题：第一，大学作为一种社会团体的组织形式，到底是单个人的集合（类似于society），还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即所谓的unity），而这二者的区分，又与近代以来随着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对社会、国家所作出的重新解释有关，它在根本上所涉及到的是个人与集体（大学里的所有人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学）之间的关系；第二，大学作为一类独特的社会团体，既然其在起源上与宗教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而宗教组织或宗教活动又要求着某种自觉自愿意义上的“虔敬”（reverence），这种“虔敬”无疑与对某种超验性存在的信仰有关，那么以此推想，进入大学或大学自身在性质（品行、德行、资质）上应该有着怎样的非一般性的要求或理想？
    大学无疑是一个社会团体，而且首先是一个民间或民办的社会团体。问题在于：这个团体中的人是靠什么走到一起来的？或者说，维护这一团体存在的社会秩序是何以建立起来的？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时，是从单个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出发还是首先把学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学校当然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但学校同时又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这里的“整体”一点也不抽象，它就指的是“某个具体的或特殊的社会团体及其特殊的体制与表象”。比如我们并不认为就单个的人而言，同济大学的学生或老师与复旦大学的学生或老师有多大的差别，但同济大学与复旦大学作为两个不同的社会团体，却在具体的体制与表象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使得生活在同济与复旦校园里的人有了这样那样的差异。是从单个的人出发还是从整体出发，法国社会学家路易•迪蒙（Louis Dumont）在《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一开始就说，这几乎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学。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作者说，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其实主要起源于犹太－基督教的遗产，起源于“人是与上帝相关的个体”这样一个观念。作者说，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希腊化的过渡中，有一个大大的“缺口”（中断），这就是个体主义的突然出现。“城邦曾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是自足的，而现在被视为自足的是个体。这个个体或被视作事实，或被伊壁鸠鲁、犬儒派和斯多葛派视为理想。”（见该书第24页）
    也正因为出现了这样的自足个体，才有了以后的社会契约论，有了人与人的从属关系，有了出世与入世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有了与个人或人与人的关系有关的自由、平等、权利以及财产权、继承权之类的观念。当然，按照作者的说法，也才有了希特勒用“伪整体主义”伪装起来的个人主义，因为他所强调的“整体”只限于“种族”，也就是说，他用生物性的个体摧毁了国家这一实在性的整体，然后再把生物性个体缩减为同样具有生物性的阶级、党派、种族；这种缩减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突出了生物性个体间的“人与人的弱肉强食”（由社会达尔文主义演变而来），而且认为这本身就是一切价值的尺度。
    这里面更深层的含义在于，当社会成为单个人的组合（society）时，人们内心深处就会产生一种“革命的反弹”，这就是“unity”的复兴：人们开始重新渴望建立真正的宗教，渴望着人与人内心的相遇与相通，渴望回到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因为在城邦里个人与共同体之间有着一种价值上的共享结构，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几乎也就可以理解为在现代性浪潮中出自我们现在内心深处的某种渴望。
    问题在于，我们有过“真正的宗教”，有过“个人与共同体在价值上的共享结构”吗？如果有，恐怕就只能在孔子及其弟子，在汉代以后的太学以及晋代以后的国子学乃至朱熹、王阳明等人的书院中去寻找，当然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这种“大学”越为世俗的权力所控制，其脱离那种“真正的宗教”也就越远，这一点，在性质上与西方大学是否从一开始就被授予了某种脱离地方当局的“特权”有类似之处。
    这一点也同时告诉我们，无论是从单个的人出发还是从整体出发，大学作为具有某种特殊性质（其实也就是与对某种超验的、理想的、非功利的存在的追求与探索有关）的社会团体，其实也就体现着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追求与探索上的品行、德行和资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有怎样的大学，大学里的人对自己的大学的“体制与表象”有着怎样的感情，是否认可其秩序以及在价值观念上是否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学有着某种共享结构，这几乎就能反映出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对自己的国家所具有的思想感情。
    基督教除了为我们提供了个体主义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外，至少在中世纪还提供了一整套的教会制度、修身规则、管理办法以及强行灌输的思想原则。所有这一切，都披着“信仰”的外衣，而且似乎在管理制度上越严格也就越能体现出信仰的力量。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后来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所表现出的对宗教的批判，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那种宗教制度的批判，他们的关切点在如何以人的“灵魂得救”取代外在的“赎罪形式”，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更新教会社会。于是“虔敬”才成为教会团体的基础，而教会生活也就成为有虔敬之心的人的自愿组织，并被理解为人的社会结合的最完美的组织形式。

   这种对教会生活的改革，同时也就为大学生活的更新提供了一个样板。人开始意识到只有自己内在生活的价值才是第一位的，于是有了对灵魂生活（意识活动）的探索（这几乎也就可以理解为哲学的专利），有了从《圣经》中的“原罪”观念转变而来的意志自由——即愿望自由，有了从当初教皇所赋予牛津大学的特许权利转变而来的“人的特许权利”（the chartered rights of man），即所谓的“人权”（人类的自然权利）。按照埃德蒙•柏克的说法，这种自由之所以是一种权利，就在于它不是对美德的奖赏，也不是我们的勤奋所得，而是一种注定了只能在团体中并通过平等的限制而实现的结构或秩序。它可以理解为正义的代名词，或者说，就是智慧（理性）与爱（自然）的统一。所有这一切，都应该通过“大学的自由教育”而体现出来。所以最初的大学都只涉及三个领域的学说，这就是伦理学（今天的人文学科）、物理学（今天的自然科学）和逻辑学（前二者的共同基础），就具体学科而言，则划分为法律、艺术、神学、医学。它既反对单纯的灌输，也抵制大众化的通俗，全部目的在于唤醒人自身的优异与卓越，使学生和老师在共同倾听人类伟大心灵的交谈中培养与虔敬之心相呼应的自由之感。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说，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只有当时的“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有意识地以调和古代精神和基督教精神作为它的目标。这是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绿洲”（该书第491页）。也正是这一小块绿洲，使得“中世纪的神秘主义的回响在这里和柏拉图学说合流了，和一种典型的现代精神合流了。一个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知识的最宝贵的果实在这里已经成熟，只是由于这一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必须被称为是近代史的前驱”。而这种果实，确切而具体地说，其实也就是近代大学的诞生，是大学的精神生活方式的诞生。
    10月12日，在同济大学召开的“启蒙与法国当代哲学”的学术研讨会上，法国哲学家乔治•拉比卡（Georges Labica）专门作了一个《启蒙：昨天与今天》的报告，建议对“进步”这一概念作反思性的比较研究，因为“在第三个千禧年的最初岁月，我们面临着一堆反常现象，甚至无数的矛盾：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现代世界有可能创造许多绝无仅有的奇迹；另一方面，也恰恰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大规模暴行形式的野蛮现象，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达到了它的史无前例的顶点。恰恰正当人们说‘衰退’，喊出‘虚空的时代’、‘历史的终结’和‘乌托邦的死亡’等等口号的时候，各种形式的宗教，从虚幻到迷信，都纷纷复辟。以致可以说，蒙昧和黑暗取代了启蒙，而进步所固有的理性，却出乎预料地消失殆尽，或一败涂地”。这是典型的法国人的目光。同时参加这个会议的另一位更为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克劳斯•黑尔德（Klaus Held）从判断力的强弱入手讨论了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问题，他说，在对这样一些问题上，“人们判断力的反思运用从根子上已被削弱了。因此，没有人能知道，那些旨在更新判断力之反思运用的努力能否在现代社会结出硕果。因为人们不知道结果，所以人们在每一种此类努力中都需要运用勇气，因为那未来的不可知的新事物带来了畏惧。作为结论，我想请大家忆起康德关于启蒙的著名文章中的一句话……‘敢于运用你的判断力’”。
    然后，法国人就与德国人展开了辩论。老实说，他们在说些什么，我们基本上都没有听懂，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在上海大厦的第17层阳台上，在一场关于启蒙的争论之后，望着外面灯红酒绿、特别是东方明珠上闪烁的红白蓝三色的法国国旗，当拉比卡说“为古老的欧洲和年轻的中国而干杯”时，我不知道他与黑尔德教授是否看到了布克哈特当年所说的那个“引人注目的绿洲”，或者说，我们自己看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