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文论题而言，中国大学的时间指向是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过程，但是坐实在当代中国大学。空间指向是“大中华”地区，即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当然讨论问题的时候主要是以大陆为主体，这是讨论者的当下关怀注定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所谈的不是“中国大学的”处境，而是“中国的”大学处境，意思是要强调，谈论对象尽管限定于中国大学，其实是通过谈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大学处境问题来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处境问题。无疑，这是一种审视大学的布鲁姆式[1] 的思路。在一个具有全新特点的全球化时代，后发外生的中国大学面临着与它寄居的社会一样严重的问题。本来，从传统到现代、封闭到开放、专制到民主、计划到市场的多重转型的中国社会与中国大学，现在必须同时面对它所模仿的西方现代社会自身的全球化转型。就此而言，认知社会的结构特质、针砭中国大学的时弊、矫正大学的建构理念、树立大学的健全思维，已经成为一个象征着中国社会转型状态的重要指标。

　　全球化与大学

　　 显然，今日之大学面对的社会背景，已经大大地不同于此前。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逐渐造就了一个新型的全球社会体系。到199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们已经断言这种新的社会体系在人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如吉登斯就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必定在社会科学辞典中占据关键地位的术语。”[2] 这一断言，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现实。只要我们在互联网上键入“全球化”这个术语，就会出现汗牛充栋的文献目录。中文世界所出版的关于全球化的书籍充斥着图书市场。而我们中国在加入WTO前后的几年时间里，对于“全球化”的体会就更是直接而现实了。汉语思想界围绕全球化问题展开的争论，则成为近年汉语思想界的一大景观。

　　 全球化的内涵是复杂的。全球化首先出现于经济领域并获得疾速的发展。全球贸易与全球市场、全球金融与全球公司是已经为我们所熟悉的事物了。而新近为我们所认识的全球政治——诸如全球军事关系、全球恐怖活动、全球治理问题、全球公民社会、全球政治组织等等，也日益走进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协动性的强化，全球文化的互动、乃至全球化的文化，也不是一个远离我们现实生活的问题了——世界宗教、跨国意识形态、全球趋同的大众文化，构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3] 

　　 在全球化的文化兴起的时代里，大学面对全球化问题的挑战、以及应对全球化设计新的大学体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了。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现代化时期，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已经为人们所认识。诚如金耀基指出的，“现代化最终的动力与实力是知识，也即是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4] 对于全球化过程中处境占优的先进工业国家来讲，他们已经意识到大学对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今天，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了：它越来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潜力，而且，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影响国际的竞争和工业地位的选择。” [5] 对于落后国家来讲，意味着急起直追，加强教育的结构合理性和功能有效性。“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解决之道非常道，其解决之途非常途。”它关系到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人口变动、政治状况、文化因素。因此，教育成为显示后发外生现代国家社会整体发展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6] 这中间，高等教育的核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高等教育不是“免费的午餐”，它已经不是在义务教育的范畴内可以做道义讨论的问题，而是在社会发展动力与社会公平标尺的意义上看待的问题。[7] 

　　 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大学教育的重视，是一个共同期待的结果：它都是期望大学给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基点上的产物。但是，这种期待所得到的结果是大为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它之在先起的现代性运作过程中获得的现代社会运作硕果，为它的大学发展奠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现代性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全球化局面中，它之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现代大学发展的诸条件来看，政治民主化提供给西方国家大学以独立的社会地位，使之获得了学术自由和学术评价的开阔空间。经济的长期持续的增长，提供给大学以充裕的物质财富的支持，使得大学有雄厚的财政支持，满足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需要。而现代文化理念与文化体制的形成，为西方大学提供了开放的文化观念与广阔的文化胸襟。这些现代大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与西方大学发展的长期有效的内部整合相结合，促使西方大学获得了现代历史上大学发展的“典范”地位。尤其是19世纪英国与德国对于传统大学的现代改造，造就了西方大学的“现代”品格。英国人纽曼与德国人洪堡的大学理念，以及对于大学建构的实际效用，成为后来非西方国家建构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就具有象征性地表现西方现代大学“典范”意义的作用。这是西方大学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条件。

　　 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大学发展而言的这两种优势条件，西方国家加以了自觉的延续甚至强化。[8] 西方大学继续成为全球大学发展的“典范”。一方面，他们仍然提供着大学发展的基本范式——比如大学体制之类。另一方面，他们直接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发展，既直接将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教育资源直接吸纳到发达国家（比如提供留学基金吸收发展中国家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并在他们毕业后将之纳入大学再生产过程），又以全球化时代普遍化的教育交流将自己的大学模式向非西方国家推广。再一方面，全球化中资源的集中化态势使得西方国家足以为大学提供更为充足的支持条件。这些条件还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后发展、或发展中国家所可以比拟的。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状况还不足以给大学以充分的发展空间。我们的经济增长也还不足以给大学最充足的物质资源。我们的现代文化发展史还非常短暂，时常还有文化的抽搐、曲折。这当然给我们一种发展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压抑感。而且面对西方大学的发展态势，也确实使人感觉到一种西方大学文化的侵略性。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排拒西方大学的发展借鉴性。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大量输送自己的优秀人才到英国或欧洲留学的时候，他们也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压抑感觉。但是美国的潜心学习、模仿、创造与超越，使得今天美国能够执西方大学教育的牛耳。全球化时代，我们中国的大学教育更要有一种全球心态，从学习型的大学文化的建构，到超越型的大学文化创造，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重塑中国大学的进路。

　　焦躁的大学

　　 可是，必须承认，在一个全球化景况中，中国的大学陷入了一种显见的焦躁状态。这种焦躁可以被合理地称之为全球化格局中中国大学做出本土回应的状态的反映。这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证明：从表象上看，当代中国大学都陷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旋涡之中。大学、尤其是综合型研究型名牌大学的目标设计，不是定位在大学自身内在架构的完善上、定位在大学体制的改革上、定位在大学发展的诸社会条件的改善上，而是定位在“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式行为上。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不少旨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诸如以建立一流大学定位而展开的“211计划”、“985计划”、“2加7方案”、“2加8方案”，都是这种心态下的产物。这种心态现在已经投射到香港地区，像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最近也就是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宗旨下为香港政府和香港中文大学某些预谋中的举措辩护的。另一方面，围绕这类“计划”，这些著名大学设计出一系列“追赶实施计划”。比如在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浪潮中被寄予最高希望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就有一系列大学史上的崭新举措：北京大学专门制定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并不断围绕“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目标展开了学校的“改革”——早期埋下伏笔的是俗称“大师班”的教学改革，其中大学人才产出的“短平快”理念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则出台了着意培养“通才”的“元培计划”。而清华大学则以直接引进海外专才引起关注——年薪百万引进海外一些大学任教的人士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成为新闻传媒追踪报道的热点。“中国应有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时成为政府当局与大学集群、社会各界的豪言壮语。

　　从大学的重组上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促使中国大学的大规模重组。这次大学重组，对于中国大学发展的影响，绝对不亚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一方面，它象征着中国大学理念的一个重大改变，意味着中国大学在自觉地走出1952年以来长期制约中国大学发展的苏联模式。这是一种积极的改变。但是另一方面，大学重组的行政指令性质是两次院系调整共同的特点。差异只是在于，前一次大学重组旨在使得欧美化特点已经外显的大学苏联化。这一次重组的宗旨则是还原中国大学的欧美化框架。而且，由于这次重组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心意图下进行的，大学重组的对象限定于知名大学。所以重组的大学多被认定为“强强联合”。这中间存在的严重的无形资产浪费和“拉郎配”现象，已经引起教育界的重视。[9]各有特点的知名大学被行政命令联结起来，是否有利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还是需要长期观察的问题，但是大学无形资产的严重流失，则是一个现实问题。加之这种重组的功利性较强，而合并在一起的知名大学是否能够有机地运作，也还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这就势必造成新生的合并大学在规模上急剧扩展之外的很多问题，比如大学运转机制的紊乱、大学认同的错位、大学内缘发展的曲折。

　　从大学运作上看，大学的高效运转主要依赖于两个条件，一个是有宽松的社会政治空间。再就是要有稳定有序的大学内部运作机制。从前一方面讲，目前中国大学的社会政治运作条件显然并不是优良的，而且改善还会相当缓慢。政治因素固然不必多说。经济因素成为制约中国大学、尤其是大陆大学发展的瓶颈，已经早就为人们熟知。大学的经费短缺对于大学改善研究条件极其不利。而政府对于大学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任务，又促使大学追求当下的物质产出——即将研究成果直接向生产领域的转化。这更是把大学放置到了一个无法根据科学研究规律来制定研究规划和发展科学的不利位置上。就后一方面来看，大学自身的良性运转依靠两个基本要素：充裕的财力资源与优质的人力资源。由于中国大学发展史的一度中断，人才断层的问题，大学的人才储备严重短缺。而世界一流大学显然需要一流人才。像清华大学那样试图直接从海外高薪而短期聘用人才，对于其他试图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来讲，完全是一种奢侈。于是在国内高校“挖角风”兴起。无序的人才挖角与有序的人才流动，对于大学人才的使用无疑具有不同的作用。前者会造成人才的浪费，比如占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最有利地位的两所学校，有些系科可以一下子从其他大学调进多名知名教授，以致于一个学院一年之内就有了20多位教授。但是由于年龄、资历、背景的相近性，他们并不能各自将自己的长处在教学科研中展示出来。这就是一种浪费。至于财力的严重不足，则不用多说。教育经费一向就处于低位考量的状态。这使得大学在作为专门教育机构的同时，还必须同时成为一个创收机构。教育捐助的有限与慈善事业的欠发达，以及教育成本的上升和教育期待的提高，使得大学无法有效应对它的使命履行问题。人才的短缺与财力的短缺，将中国大学推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

　　从大学产出上看，中国大学的产出与其投入一样，令人困窘。大学的投入与产出具有正比关系。无疑，现代大学经历了一个从较为单纯的学术机构到引领社会生产的专门机构的变化。[10] 大学的学术产出与大学的经济动力变得日益统一起来。以大学产出的数量与质量来衡量大学的水准几乎是公认的标准。但是，中国现代大学的产出状况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学术贫困的状态。[11] 在当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中，这种状况不仅没有改进，反而有加剧的趋势。一方面，中国（大陆）大学的论文生产量比较有限。而且论文质量堪忧。至于学术界四处曝光的剽窃事件，就更有些令人心惊。另一方面，主宰中国大学的“理工科”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没有令人骄傲之处。2002年度在中国召开的世界数学大会，作为主办国的中国数学家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惯例给予前沿数学家的1小时或45分钟的大会报告。令当时传媒一阵惊呼。后来我们大肆庆祝2002年亚运会金牌数第一，而恰恰在今年，日本拿了两项诺贝尔奖。传媒感叹这两个奖具有的含金量要高于我们的140多枚亚运会金牌。虽然这中间不无激愤之词，但是基本事实则是明摆着的。

　　从大学评价上看，中国大学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评价来自于教育主管部门的导向与“民间”组织的评估。从前一“评价”方式来看，政治导向还主宰着大学评价。这无疑有碍大学的健康发展——因为大学发展最为紧要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就此处于一种行政隔离状态。而教育主管部门给予大学办学权力的有限、承诺大学的专业开设资格、高层次（硕士、博士）教育设点、经费拨付等等，还有严重的行政指令性质。指标的限定与数量化导向，难以给大学发展以健康指引。至于民间的大学评估机构，力求做到公正。但是数十年中国大学的理工科强势局面，使得这些评估机构给予一所大学评价指标的权重，极其严重地向理工科倾斜。而且因为缺乏权威机构的承认，每年这类评估结果一在传媒公布，就会引起相当大的争议。[12]

　　 这种焦躁的大学状态不是人们自愿陷入的，但是中国的大学又不能不陷入这种焦躁状态，这是各种原因注定了的。简单地将这些原因归纳起来说就是：其一，社会对于大学的定位是有问题的。其二，权力当局对于大学的管制是有问题的。其三，大学的布局存在内在困难。这中间包括“大中华”地区智力资源的严重分散、丧失整合、严重浪费。其四，大学的社会产出（知识产出、财富产出等等）不足以提供给大学自尊的资本。

　　 分析地看，中国大学陷入一种焦躁的状态，是具有正面与负面两个方面的意味的。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大学在全球化处境中对于发展自己的自觉。以及中国大学在全球化处境中急于占据有利位置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大学在发展举措的选择上的混乱，大学制度安顿问题上的欠缺。

　　“大学病”

　　 毋庸讳言，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存在一种“大学病”。假如我们不是怀抱一种讳疾忌医的态度，我们可以对于这些病症加以全面的指认。这些病症，大致体现于下述十个方面：

　　第一，政治走向。这在大陆表现为对于大学的政治化处理，在台湾、香港表现为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性的政治心态。从前者来看，大学在国家政治生活格局中的政治地位是颇受重视的。国家领导给予大学的“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战略性重要位置”的结构定位，以及对于教育创新具有的“科教兴国”、“中华复兴”的功能定位，[13] 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定位本身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大学运行过程中，这样的定位就会赋加给大学以难以承受的政治重荷。在近50年历史上，大学一直是某种政治意图或政治争斗展示的场所。以某种固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意图来模式化的制约大学培养的人才样式，已经给大学造成了难以自主的历史局面。当经济发展成为所谓的最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之时，大学的政治赋加也就转换为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机构。这中间具有的某种强制意味可以被解读为是对于大学的政治制约的新形式。就后者来讲，台湾、香港的大学也在一种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观愿望的支配下，展开了强势的合并“喊话”。近期香港教育统筹局长对于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并的急切表态，以及由此引出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的恳切释疑，显示了香港已经加入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合唱队伍。台湾一些大学校长的发言，也明确表示建立国际一流大学的意图。[14] 台湾和香港对于大学的直接政治制约要弱于大陆。掌校的官员们表达的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望，所具有的政治涵义，多半是出于文化竞争考量的。这中间自然也是有政治内涵的——只不过这种政治内涵是基于文化竞争或民族自尊而已。

　　第二，布局失衡。这里的布局失衡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地域布局的失衡。这当然不是说在中国的每一个地区都应有朝世界一流大学奔去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但是仅仅是在北京地区依靠中央权力集中资源扶持两所大学迅速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显然又是不当的。其二是资源提供的失衡。一方面由于财政收入的有限和财政拨付的局促，高等教育得到的资源就是有限的，教育主管部门得采取“撒胡椒面”的资源分配方式；另一方面，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大量财政支持的常识，使得教育主管部门试图将资源集中而有效地投向10来所“重中之重”的大学。尤其超重量级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得到胡椒面的学校入不敷出，而得到重点支持的大学也照样资源短缺。并没有根本改变学校兼创收机构的大学错位的双重架构。其三是政策布局的失衡。大学是一个国家的高端教育。它依赖于中等和初等教育的积累。要将资源集中到高等教育来，更要将资源集中到极少数综合型研究型大学来，就必然将本来稀缺的教育资源政策性地调拨给某些政策需要倾斜的大学。于是，真正有助于改变中国教育落后面貌的中小学教育也相应处于政策性的资源短缺状况。

　　第三，配置欠佳。大学资源的配置，既需要与中小学资源的配置大致平衡。又需要与社会各个部门的资源配置相吻合。这样大学才能获得一种持续发展的健全动力机制。而中国大学获得的资源与中国教育获得的资源在整体上的短缺状况，长期以来没有改善。在大学与社会的资源配置关系上，从来就没有获得来自社会各界的资源再配置的“源头活水”。穷财政与穷教育的一致，就是正常现象。而富财政与穷教育的对比，在今天也不是罕见之事。加之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部门之间，教育的辅助性地位一直是人们的顽固思想，因此，教育只是人们想要它出结果的时候才被想起。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势状态与教育经费短缺的鲜明对比，与日本处于疲弱停滞的社会经济状态而绝对不减少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经费开支，恰好成为说明中日两国在教育资源配置上的巨大差异，也恰好足以说明中日两国得到的科研收益的巨大差别。

　　第四，产出匮乏。中国大学一流研究成果的匮乏，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除开前述的事例以外，中国科学发明奖一等奖连续几年的空缺，也是让人尴尬的事情。就是在台湾、香港的大学，也没有举世关注的重大研究突破。大学陷入结构性的产出匮乏状态，即几乎所有学科都没有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人文学科没有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不说，也没有解释清楚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与传统的基本关系。社会科学没有足以解释清楚中国现代变迁的鸿篇巨制。这就远远无法与18、19世纪崛起中的德国人提供了崭新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巨大成就相媲美。边缘交叉科学（如管理学科）就更是在一种粗浅的引进西方理论的境地中挣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工科提供的创新技术严重地与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脱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脱节。即使与我们一向轻视的印度这样的国家比较，我们也已经显露出落后的迹象，更不说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第五，功利心态。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定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强制推进，理工科“大学”地位的飙升等等，给中国大学带入了不健康的发展心理。人们不是将大学看作自由的教学研究机构，看作与社会健全互动的创新之所，而是看作给社会带来现实的、直观的好处的廉价机构。教育主管当局，不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给大学一点投资，就强烈要求大学成倍地给它以有形物质回报。基础研究被忽视、长期行为被讽刺、机制问题被悬搁，仅仅为经济发展服务被看作大学天经地义的事情。大学建立起上市公司、建立起科技园、建立起培训机构，创收活动冲击了大学的正常教学与科研秩序。大学的从业者为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所付出的心力几乎超出了为教学研究付出的心力。

　　第六，动力缺损。大学体制的阙失是大学发展动力缺损的重要原因。中国大学的制度供给一直处于不足的状态。制度供给之所以不足，与中国大学来到世间就被定格为振兴国家的半政治机构有关。[15] 官僚性色彩始终不曾从中国大学身上完全褪去。这既使得大学无能获得它应当具有的独立性，也使得它无法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制度体系。虽然中国大学走过了百余年的现代历程，但是大学的基本制度建构还远未完成。诸如大学的制度定位、大学的管理方式、大学的资源组织、大学的教育研究制度、大学的教师权利安顿、大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大学的流动体制、大学的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大学的层级制度，等等等等，都几乎没有坐实。其中特别严重的是大陆吃大锅饭的习性在大学里根深蒂固，严重影响了大学在差异性中寻找动力资源。大学的持续发展就此显得疲弱起来。

　　第七，传统短暂。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有过历史性的中断。1950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已经大致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传统。可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大学经历了结构的改组。苏联式的政治化大学定位，伤害了中国大学发展的健全肌体。到1980年代中国大学才重新获得了它现代成长的空间。严格地讲，中国大学还没有自己独立的传统。因为历史给予它的时间太短暂了。大学是一种传统，世界一流大学都是自己传统悠久的传统，它代有自己的创立者和创新者，没有绝无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在传统短暂的情况下，中国大学又试图通过运动型的提升大学水平活动，达到一种投入少、费时短的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理想状况，这当然是不现实的。就此而言，中国要想建立世界一流大学，还得首先树立起“比慢”的现代精神——慢工出细活。如何继承古典太学的优良传统、如何接引西方国家大学良好的大学办学经验、如何在大学与社会互动的边缘上寻找到大学的发展契机、如何在历史的演进中为大学提供优化的动力，是中国大学面对传统时必须思考的大问题。

　　第八，恶性竞争。教授制度的缺席与“挖角”造成的恶性竞争，是今日中国大学不得不直面的事情。由于教授的评定长期以来主要取决于任职资历和人缘关系，教授的质量没有保证不说，教授对于大学事务的介入也相应较少，教授的流动性也比较弱。加之评上教授之后缺乏激励机制，教授的学术进步比较缓慢、甚至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高质量教授的稀缺，使得中国大学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激烈竞争中高度缺乏一流师资。于是，高校之间为竞逐优质师资，便展开了挖角的恶性竞争。以致于名牌高校之间也不得不求助于教育主管部门，来阻止挖角风波的蔓延。而在名牌大学校长认为当今中国大学的名牌效应只是因为它的历史效应，不是因为它的师资力量，即名牌源自学校的名声而不是教授的水平的当下，被一些人认为有利于显示大学当局重视人才的挖角，显然是值得怀疑的事情。何况这种竞争还延伸到办学资源的恶性争夺、校际评价的恶语相加等方面，负面影响就更是值得重视。

　　第九，量质错位。以数量导向的办学方针，对于中国大学的影响也是使人疑虑的。目前，教育主管部门试图将以往对于大学采取的完全的行政指令性管理转变为指导性管理，这种变化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教育主管部门对于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所带有的复杂性认知不足，所以转换一下子落实到“数目字”上面。一所大学有没有资格获得某种办学政策许可，已经变成为一所大学有多少博士硕士点、多少学科专业、多少重点学科、多少重点实验室，甚至是否是行政当局划定的“重中之重”范围之中的比较结果。而民间大学评估大学的主要依据的也是论文发表数量。以致于大学同行评价并不怎么高的某些大学的某些学科，可以在这种排位中高居榜首，引起同行的非议。但是，数量后面的质量支撑显然是不足的。否则就不会出现一所大学有人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校方大方地奖励300万元的惊人举措。[16] 结合中国大学的产出状况进行分析，更不难看出这种量质颠倒对于中国大学发展的消极影响。

　　第十，评估失准。自我定位的“世界一流”，似乎成为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调。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硬指标体系是怎样的，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大学生存与发展的软环境质量，是否有助于大学创建世界一流，还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结合起来讲，我们似乎没有明白，世界一流大学乃是世界发达社会的产物这一点，我们还没有予以充分的认识。我们还需要首先对于中国大学进行纽曼式思考、洪堡式改造，需要对于中国大学的软环境进行改良，需要对于中国大学之作为独立的现代机构特质加以确认，需要对于中国大学之获得丰足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形成全民族的共识。否则，我们提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不过就是在表达一个发展中国大学的远期理想而已。而那些愈是自我许诺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大学，就愈是有可能落为大学笑柄。

　　基础问题

　　 中国的大学病，准确地讲不是全球化时代落下的。也不是一个短时间落下的。它是中国在区域化发展时期延续到全球化发展时期慢慢形成的，换言之，它是慢性病症。诊治慢性病症是不能下急性药方的。我们得有耐心。要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关键的问题还不是运动式的鼓噪、追风式的赶超。而是潜心研究清楚中国大学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然后从根本问题着手来解决问题。这样，中国大学才有希望取得扎扎实实的进步，世界一流大学才是我们中国大学发展的现实目标。因此，有效地诊治中国的大学病，需要从解决相关的病根这类基础问题下手。

　　追问中国大学病的根源，不外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政治根源。大学的出现是确定无疑的现代事件。现代政治对于大学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现代政治是法治政治、规范政治、分权政治。就此它与传统政治发生完全的分野。在传统社会里，也有大学这样称谓的机构，但是绝对没有现代大学这样的机构建制。因为传统政治的权力要求是绝对的、非规范的、集权的。传统政治兼容不了自有其权利与权力分割与制衡体制的现代大学。它只能将大学纳入单一权力体系之中，并硬性要求传统大学为传统政治统治服务。传统大学就此成为附庸性的机构——或依附于直接的世俗政治权力体系，或依附于宗教权力体系。西方中世纪的大学，虽然为后来西方大学的发展奠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没有工业革命以来对于西方大学的自觉改造，尤其是洪堡式的改造，我们就无从设想今日西方大学的状态。中国古典的太学，也为中国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蓝本，但是，没有对于西方现代大学理念与制度的系统引进和创造转化，我们也殊难设想中国大学的现代景况。

　　可见，现代大学的存在与发展，与大学获得独立的社会政治空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分别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一方面，是在现实社会——政治的整体空间中大学获得的空间大小问题。另一方面，是大学的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的合理分流问题。就前一方面而言，大学需要独立的社会政治空间。它是一种足以与组织起来的社会政治权力体系相抗衡的“话语权力”体系。它是整个现代分权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不是一个随意由组织化的社会政治权力体制支配的可有可无的机构。在一个大学可办可不办、可设可撤消的政治状况中，大学的发展绝对是没有足够的空间的。大学发展就此还需要政治的稳定性保障。在一个欠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大学是没有捍卫自己发展空间的余地的。西方大学之所以得以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因为它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条件。它本身已经成为大学典范的“世界”模本。是我们据以归纳出现代大学发展为一流大学的政治条件的原型。

　　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中，这两个氛围性的政治条件不说是欠缺的，起码也应当说是欠佳的。建立起一个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还是我们长期努力的目标。我们的社会政治权力分化程度还是很不够的。有效限制权力的社会政治体制正在建立的过程中。政治权力的有效制约力量也还显得孱弱。诸如大学这类现代机构在限制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政治权力方面的功用，还有待人们加以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对于大学获得自己的独立社会政治空间而言，急需解决的问题还是大学的政治依附性问题，还是大学脱离社会政治体制直接干预的问题。对于大学有否获得独立的社会政治空间这个问题来讲，有两个显示指标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大学的知名教授专家对于社会政治事务的干预权威性有没有得到社会的公认。他们能否直接进入合理化运作的政治权力体系的高层，将政治的理性思考和规范设计直接带入权力的运转过程，而不是以他们只是书斋知识分子为由加以排斥。二是大学的话语权有没有获得公认。他们能否对于社会政治问题、专业问题发表自由的见解，并且不因为这些见解遭到专业的或社会的排挤、打击。换言之，公共空间与大学发展空间的相互配合余地有没有开辟出来，成为检验大学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是否优良的一个重要指标。

　　就大学的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的合理分流问题来看，大学的宏观发展布局当然是政府的事情。大学获得的基本学术自由保证和足够的财力物力支持问题，也是政府的事情。但是政府对于大学的宏观管理也就就此止步。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不应当干预大学的具体管理问题。在诸如大学的专业设置、发展趋向、财政开支、学术评价等等方面，大学主管当局只应当借助于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引导性的评估，而不应当直接加以行政干涉甚至僵化规定。西方国家的大学之所以能够长期引领社会发展的路向，提供给社会发展以持续的动力，就是因为它的发展有足够的内缘调整能力。尤其是美国发展得很好的私立大学，政府的干预很少，自主的空间很大，足以自律的私立大学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讲，“管得太具体，大学没希望”。

　　中国的大学，至少目前还处于细致入微的主管部门的管理之中。大学的自主管理还没有得到合法的承诺。大学的具体事务还处于教育主管当局的直接干涉范围之内。从大学的生死存亡到大学的专业设置、从大学的经费来源到经费的具体使用、从大学的人事制度到大学的职称评聘、从大学的地位给予到大学的政策空间、从大学的合作合并到大学的拆散分离、从大学的学期设置到大学的运作放假，主管部门都有直接的管理权力。大学是戴着镣铐跳舞的机构。大学是在狭小的空间里营造大世界的机构。当然，大学的发展态势之不令人鼓舞，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第二，经济根源。大学处于良性发展的格局之中时，它既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又带来大量的经济活力。分析大学发展的经济根源这一问题，就此可以区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问题与经济投入的力度问题两个维度。

　　就经济发展对于大学发展的内在需要而言。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大学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在一个经济欠发展的国度里，它对于大学的发展便处于一种需求不足的状态。大学也就缺乏经济支持。放眼世界，一流大学主要都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诞生的。这是因为，经济愈发达，经济发展的规范性就愈强。经济发展的规范性愈强，需要的经济创新动力就愈急迫。而大学在规范的现代经济活动中，恰恰是持续地、不断地提供创新经济动力的机构。现代大学与现代经济内在地相互需要。正是与现代经济活动的紧密关联，大学得以与现代日常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加塞特强调，“大学必须对其所处时代的整个现实环境开放，必须投身于真实的生活，必须整个地融入外部环境。而且，所有这一切不仅仅是因为生活在快速变化的历史与现实环境中符合大学的目的，同样，人民的生活也确实需要大学的参与，需要大学发挥其作用。”[17] 对此，从西方大学与现代经济联动性的发展史，可以获得广泛而深刻的理解。就目前中国而言，经济发展对于大学创新动力源的需求，是无须多言的。问题是怎么能够将这种需要融进大学的运作过程之中，一方面促进大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保有大学的特质，而不至于将大学改铸为经济机构。

　　就经济投入的问题来讲。长期的、巨大的、有效的投入，是现代大学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大学是不可能无投入地产出的，也是不可能低投入高产出的。这是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简单道理。西方国家的大学之所以能够主宰现代知识的产出，成为现代知识的绝对主流的生产者，而不是我们这样的较为单纯的现代知识的消费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经济的强度投入。后起现代国家如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发展的科技动力，也就是因为日本对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全力投入。即使在近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日本也没有减少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投入，所以它可以保持知识生产的旺盛势头，不断获取旨在奖励科研前沿成就的诺贝尔奖。没有长期的、巨大的、有效的投入，中国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恰恰是在投入方面，中国大学显露出自己捉襟见肘的尴尬。这是对于中国大学发展最实际的、也是最严峻的制约因素。

　　第三，文化根源。大学不仅是现代社会政治与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产物。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化具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关联性。现代文化愈是发展到晚近阶段，大学文化愈是与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分别从社会文化与大学文化的两个端点来观察问题，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大学文化。大学是社会文化制约下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一方面，传统的社会文化会影响现代的大学文化。另一方面，现代的活的文化也会制约大学文化的发展。就前者讲，大学是否与其生存其中的环境文化协调，是大学文化是否获得社会支持的条件。西方大学从中世纪渐渐发展起来，它取得了西方社会文化的广泛认可和深度承诺。所以它足以从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吸取资源。可以说正是在现代西方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互动中，大学获得了它广阔的文化发展空间和文化发展资源。[18] 正是因为如此，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是渐进积累的传统的产物，而不可能是急切“创建”的结果；只能是社会发展中外部客观评价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大学中人主观愿望的产物。

　　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积淀为大学提供了丰厚的养料。现代文化在中国广袤土壤里扎根下来，也为中国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文化养料。但是，就文化氛围来讲，较为单纯的人文传统确实宥限了中国大学文化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欠发展，使得中国大学文化的社会土壤显得稍微贫瘠了一些。这是需要花费大力气改善的。

　　从大学文化之作为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大学的自治自律是大学的希望所在”。大学必须具有一种自律自治的制度安排机制。管理的机制、学术的机制、激励的机制、评价的机制、学习的机制、研究的机制，在与自律自治的大学文化精神相匹配的情况下，成为大学发展的自主文化的象征。而大学对于自己文化的基本关系的处理，诸如专精与通博、教学与研究、学术独立与自由、知识与德性、书院的文化生活与品性之培养、象牙塔与服务站[19] 等等关系的适当处置，成为大学文化得以健康发展的内缘动力。据此，大学的自我评估，行业的自我把握，大学发展的自我控制，成为大学获得公认成就的基础。

　　就大学的自我约束来讲，中国大学还处于初级状态。大学的自我约束不仅是不够的、甚至是松弛的。面对急促变化的社会局面，大学的应付能力还较低。面对经济需要的紧张性，大学的应对措施还是单一化的。而大学在“掘金”机会面前的自我把持能力则是严重不足的。影响大学质量的创收举动，对于大学还有极大的吸引力。这对于大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大学的行业自检能力也还有待培养。大学的自我评估、社会评估的合理性、科学性还有待加强。这对于大学文化的发育发展都还是在底线意义上讲起码的、必须的。

　从全球处境出发

　　 校正中国大学发展的偏差问题，医治中国的大学病，是中国大学得以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大学病如何可以得到有效的医治，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处理好的问题。显然，思考这一问题不能只是在中国的范围内展开。原因很简单。因为现代大学的典范不是我们中国自己树立起来的，而是由西方国家提供的。在中国大学发展的需要与西方大学的典范性边沿上面，我们才足以寻找到大学发展的“阳关道”。这需要大视野。这需要从中国的大学的现实处境——一种全球化处境出发考量问题。

　　 从全球处境出发，最为优先考虑的大学发展的社会问题是全球化对于中国大学发展的社会意义。最为优先考虑的大学自身发展的问题是“大学何谓”、“大学何为？”。从前一个方面来讲，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意义是确认它对于中国大学的意义的基础。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带给中国以发展的机遇。又对中国的发展形成挑战。机遇之说是基于全球化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新的空间、新的切入点。在此特定角度讲，“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进入全球化进程的历史。”[20] 挑战之说则是基于全球化对于中国运行中的各种制度都构成了一股促使其改革甚至重组的力量。一方面以它具有的风险性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以它具有的成本要求制约我们加入全球化游戏的可能。我们当然不能对全球化怀抱一种单纯乐观的态度。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是不能回避全球化进程对于中国的影响的。我们只能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来处理全球化与中国的关联性问题。至于全球化施加给中国的影响和对于中国的挑战，投射到中国的现代大学建设之中，驱使我们看到中国大学在发展中调整、在进步中完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一方面，在全球化处境中的中国大学首先要根治自己的大学病，从现代大学的根性上着眼反思中国大学定位与运行的基本问题。既看到大学的全球化、国际化趋势，又看到中国大学在这种情势下的改革处境。前一个方面启示我们，全球化格局中的大学一般处境对于我们大学处境的同构关系。全球化时代大学的国际化办学路向，是我们必须接受和实行的。因此与教育国际惯例接轨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这种国际化特点体现在大学办学之中，要求我们的大学必须在教育的目标上国际化、在教育内容上国际化、在教育合作上国际化，换言之，教育的国际化、产业化与规模化是我们的大学必须适应的新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学的应对措施在理论上容易厘定的，诸如论者指出的以增强国际化意识、建立相应机构来推动的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以加快重中之重大学的建设工程、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增加国际教育课程、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带动的寻求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之路。[21] 但是，真正紧要的是对接国际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经济支持方式与文化演进模式的惯例。这是最基本的要件。于是，中国大学在全球化处境中推进大学的发展，之从自己的全球处境出发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从全球处境出发考量中国大学发展的诸问题，关键是要确定考量这一外问题的视角。如此才能明确“大学何谓”（何种情形中大学才足以被称为“大学”）与“大学何为”（大学在现代社会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解答进路。这里有四个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视角值得强调：

　　其一，这种考量，必然是全球化的。这是中国大学的全球化处境所注定了的，是毋庸特别伸言的事情。

　　 其二，这种考量，必然是大视野的。所谓大视野，就是要胸怀全球考量中国，胸怀世界一流大学考量中国大学的发展问题。而不是自我鼓舞性质的、短平快式的拼接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必须确认“大学的世界精神”。大学之具有世界精神，是因为大学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就具有的先天品格所致。大学兴起于中古，“中古已成为历史之往迹，但中古大学的世界精神却已成为今日大学最光辉的遗产。” [22] 这里的世界精神就是指的大学所追求的普遍价值具有的世界性品格。所谓“大学之为大学，即在其拥有一种学术没有疆界的世界精神”就是强调的这一点。大学的世界精神也就是一种开放的精神。它不单是对于大学内部各系科的开放，使得大学足以锻造出人文精神、科学理性、技术手段有效交融的大学文化；而且也是对于社会的开放，使得大学既与社会的健全发展健康互动，让社会发展的良性因素有效引导大学的发展，也让大学的新兴观念作用于社会，从而促进教育与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增进全社会各个阶层的福祉。而且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大学的开放与否已经不是对于大学机构内部的和外部社会的开放问题了，而是对于国际社会的开放问题了。国际公认的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大学运作机制、大学举措，就应当获得它相应的国际化的中国回应。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已经丧失了以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理由拒斥国际化的大学理念、制度机制、举措的合法性了。于是我们中国的大学，应当习惯于一种国际化的大学运作方式。教育管理当局应当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大学应当学会自律有效地应用这些权利。大学当局应当审慎地采纳国际化的教育进路、教育方案、教育内容、教育机制。诸如教育内容的国际化标准、知识传授的普遍化准则，都是我们应当纳入国际化大学建设的议题之中的。为此，我们的大学应当增强当局与大学的互动，增强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增强大学内部各个部门、系科、师生之间的互动，这也是建立一流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三，这种考量，必然是希望形态的。我们的大学发展是落后于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我们的大学发展态势相比于西方大学也是令人忧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大学发展就是没有希望的。相反，我们对于大学发展态势的反省、我们对于大学发展问题的反思、我们对于大学发展的合理预期、我们对于大学发展的理智筹划、以及对于大学发展的扎实支持，是我们中国大学发展，乃至于生长一些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劲动力。希望就在我们的行动中展现。我们能否走出发展现代中国大学的急功近利境地、告别约束大学发展的社会政治僵化理念、有效控制大学发展的宏观局面、强化大学的自治自律意识、增强大学有效产出的比率、解决大学发展的制度短缺问题，对于我们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希望具有现实的制约。只要我们“怀着期望前行”，努力推进“现代大学”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会出现在中国这片土壤上。

　　 其四，这种考量，必然是当下针对的。从全球化的视角考量中国大学发展的问题，不是仅仅着眼于未来的一个理论游戏。它是要针对中国当下大学发展的问题，找出中国大学发展的病症、病因，发现它的病理与救治之方。所以，我们思考的指向是远大的，但是关怀上是当下的。我们得动心忍性，对于中国大学发展中存在的弊端痛下决心加以治理——这对于教育主管当局而言就是要改变支配性地对待大学的态度，对于大学当局而言就是要组织有效资源为大学发展提供健全机制，对于大学教师而言就是要寻找到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的契合点，对于大学学生而言就是要确立学习与超越的有机交汇意识，对于社会而言就是要宽容大学的独特性而不是僵化地要求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如公司、行政机关）那样投入产出。这样中国大学的发展就有希望从当下开始诊治它的政治病、社会病以及机构病。就此而言，全球化处境中的中国大学发展绝对是行动形态的，而不是观念争执的。

注释：
[1] 参见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参见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3] 参见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4] 参见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中“现代性，全球化与华人教育”。三联书店2001年版。
[5] 参见弗兰斯·F·范富格特主编：《国际高等教育比较研究》“前言”、“第一章：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总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 参见陆建华：《中国社会问题报告》，第七章“教育问题”。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
[7] 参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前言：重温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8] 参见《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中对于发达国家教育政策的描述与分析。
[9] 参见杨东平：《恢复教育的人文性、民主性和公正性》，载《2001——2002·东方·人文备忘录》，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陆建华：《中国社会问题报告》“教育问题”部分。
[10] 参见金耀基：《大学的理念》中“在世纪之交谈大学之理念与角色”部分。以及刘安之、黄俊杰主编：《大学理念与实践》中“从当前台湾高等教育脉络论大学与产业界之关系”一文。逢甲大学、台湾通识教育学会1999年版。
[11] 参见任剑涛：《学术贫困与学者自律》，载《2001——2002·东方·人文备忘录》。
[12] 关于学术界近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大学评价的争议，可以参考著名的学术网站“世纪中国”（网址www.cc.org.cn）近期的“世纪沙龙”。
[13] 参见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4] 参见台湾中央大学校长刘兆汉“大学特色之建立”，载刘安之、黄俊杰编：《大学理念与实践》。
[15] 参见任剑涛：《大学的主义与主义的大学——北大百年与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嬗变》，载《东方文化》1998年11期。以及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16] 参见《南方日报》2002年10月22日“时政”版相关报道。
[17]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第9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8] 参见同上书，第五章“文化与科学”。
[19] 参见金耀基著《大学的理念》中所收“大学之理念、性格及其问题”一文。
[20] 参见杨雪冬、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1] 参见王留栓：“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及其中国特色之路”，载同上书。
[22] 参见金耀基：《大学之理念》所收“大学的世界精神——为‘新亚书院龚雪因先生访问学人计划’之成立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