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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渊源 | |||||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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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人类发展史上，尤其是在当今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的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为过。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教育就没有人类的今天，当然也不可能有人类的明天；我们还可以说，有无有意识的学习与传承，也即教育，更是人类与其他动物最重大、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等等。然而，教育并不神秘，它就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对教育作一个宽泛的理解，而不拘泥于它的现代形式，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经验的传递」1，那么，祭祀和布道应该是人类最早的公共教育方式，而庙堂和祭拜场所则是人类最早的公共学校。事实上，根据考古发现，人类最早的、有一定规模的公共教育事业，就是所谓的「祭司教育」，它大约是出现在四千年前的两河流域2。由此可见，宗教与教育之间的天然联系就是不言而喻的。在这当中，基督教3与现代教育体系，尤其是与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历史渊源，又是人类所有其他宗教所不可望其项背的。本文对《圣经》与现代大学教育之间的历史渊源作一点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旧约圣经》与希伯来人重视教育的传统 宗教起源于人类的生存需要，这已经是不刊之论；《圣经》的成书与基督教的产生则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现存被基督教会确认的《圣经》正典主要由《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两部分组成4。《旧约圣经》的历史比基督教自身的历史还长，它来自于古代希伯来人；而《新约圣经》的成书则与基督教产生的早期历史结伴而行。 《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究竟成书于何时？它的作者又是谁？人们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是非常自然的。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已经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智慧，研究了千年以上，至今仍然还在研究，而且还不断地有新发现、新见解，甚至形成了新的知识门类，例如哲学解释学。 《旧约圣经》原本是希伯来人犹太教的经典，而早期的基督教也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非正统的支派。因此，基督教奉《旧约圣经》为自己的正典是很正常的，如果这样做最初只是一种生存与发展的策略需要的话，──就这一点而言，基督教的创始者们做得非常成功！──那么后来则更成为其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即使在有了自己的《新约圣经》以后，基督教也一仍旧惯，只不过为了与《新约圣经》衔接，对《旧约圣经》在内容和编排上动了一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手术。这也就是《旧约圣经》的历史比基督教自身的历史还长的原因所在。 毫不奇怪，《旧约圣经》中有很多关于希伯来人的历史记载。在古代，正如美国学者S•E•佛罗斯特所说的那样：「对于希伯来人来说，宗教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5因此，《旧约圣经》就和希伯来人的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对现代学者来说，写一部可信的希伯来人早期的历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从收集的民间传说、传奇、诗歌、戏剧以及夸大的英雄伟人故事、道德故事和实际发生的事件的报导中，现代学者力图形成一部希伯来历史。」6 翻开这部历史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文明奋斗史，也是一部民族流浪史7，还是一部独特的把宗教、法律与教育融合在一起的历史。 大约是在五千多年以前，希伯来人就开始有了上帝崇拜，只不过这时候的上帝还只是一个名叫耶和（Yahu）的迦南雷神，是希伯来人诸神中的一位，没有独尊地位8。后来，耶和更名为耶和华（Jehovah），还在耶路撒冷建起了专门的神殿，并逐渐成为希伯来人独一无二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这就是至今仍在延续的犹太教。 现在已经很难准确考证，希伯来人重视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的传统来自何处。但是至少是在西元前十二世纪，也即距今三千多年以前，希伯来人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正规学校。而在此之前，尽管没有正规学校，重视儿童教育的传统也已经存在。S•E•佛罗斯特在描述希伯来人西元前十二世纪以前的教育状况时写道：「生活本身就是儿童的学校和教师，儿童通过集体生活和参加集体生活进行学习；长辈把自己所掌握的技能传授给儿童。另外，长老还有计划地让儿童了解作为一个成年人所负担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整个教育内容包括一些必须熟练掌握的技术、狩猎的技能、获取食物的方法、巫术和一些民间传说。这一时期的整个教育是实际的，它和自然及社会环境中的生活有紧密的联系。」9 到西元前5世纪，在所有《圣经》典籍中内容最古老的《旧约圣经》中的「律法书」，也被称作「摩西五经」的已经成书，「并且成为希伯来人教育内容的核心。学生们用希伯来语背诵它的大量内容，倾听老师的讲解，讨论它表面的和内在的含义。不久，希伯来的儿童教育就以此书为课本。」10 大约到西元一世纪，希伯来人已经建立起一个由学前教育（以家庭为单位）到小学教育（教堂小学），由小学到中学（主要是法律学校），再到更高级的学校（没有固定的形式），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全民教育体系，并且通过法律和行政命令的形式实行强制性的初等义务教育：「在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城市都要为儿童任命教师，年满六岁的儿童必须入学。」11 这种把宗教、法律与教育熔于一炉的做法，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造！S•E•佛罗斯特满怀深情地写道：「在研究希伯来历史的时候，在很多方面会对如下事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为了未来；他们曾失去了自由，在自由时期他们编写和留下了他们的历史；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一本书（《圣经》）和一个宗教；在若干世纪中，他们能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成一个整体；他们塑造了一种教育能把这个传统、这本书和这个宗教传授给世界各地的青年人。甚至在现代，尽管希伯来人生活在世界各地，并且继承了异族文化，但他们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喜好。他们有自己的礼拜堂，自己的经典，自己的神。正是这些东西把各地的希伯来人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12 二 早期基督教与教育 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是个希伯来人，而且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这是充满了争议和虚幻的基督教的历史上最确凿、最没有争议的公论。「早期的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产生的，最初这个运动的皈依者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新约常提到基督徒在犹太的地方会堂讲道。在外人──例如罗马当局──看来，这两个运动如此相似，以致他们把基督教看作是犹太教中的一个教派，而不是一种独特的新运动。」13 尽管大约在西元一世纪后半期，基督教逐渐有了自己的崇拜物件和经典，于是便从犹太教中独立出来；但是，基督教不仅继承了希伯来人几乎所有的优点：一本书──《旧约圣经》、一个一神宗教，以及重视教育的传统，等等；而且还消化、吸收了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文化的一些营养，克服了希伯来人的致命弱点：把一个单一民族的排他性的宗教改造成一个可以包容所有人的普世性宗教，从而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包括对人类教育事业的贡献。 根据希伯来人的宗教观念，希伯来人的历史还是一部获得上帝拯救的历史。在他们看来，《旧约圣经》就忠实地记录了这些被拯救的故事。因此，《旧约圣经》的主题就是论述上帝与希伯来人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使上帝与犹太教取得合法性。应该说，《旧约圣经》的创作者们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耶稣及其门徒们非常聪明地继承了希伯来人的成功，从而免去了重新论证上帝的合法性这一苦差事。也正因为这样，当愚笨、率直的马西昂要愚蠢地斩断《旧约圣经》与基督教的连续性的时候，结果只能是马西昂于西元144年被开除出基督教。 既然上帝的合法性已经无可置疑，那么，只要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代表，或者甘脆就是上帝本人，基督教的合法性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证明。而这正是《新约圣经》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应该说，《新约圣经》的创作者们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也已经被历史事实所证明。于是，翻开《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圣经》的核心是上帝；《新约圣经》的核心则是耶稣，而根据基督教的神学观念，上帝和耶稣是可以合一的，所谓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位一体。而这一点正是基督教与犹太教最根本的区别之一，也是基督教与犹太教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期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挤压和罗马帝国的迫害的双重逼迫下成长起来的，充满了苦难和曲折。不仅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且他的十二个最杰出的门徒中有多人被下狱，甚至被迫害至死。至于一般信众的遭遇，就更加可想而知了。但是，基督教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愈战愈强，愈战愈勇，靠的是甚么？检索基督教的早期历史，如果剔除其神秘主义色彩，从无神论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早期基督教最强有力的武器不是上帝，不是组织，更不是暴力，而是宣传、教育，即布道。耶稣的核心事迹就是布道，十二使徒实际上就是耶稣最亲近的十二个学生；而《新约圣经》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对耶稣及其学生布道的记录。因此，无论是从希伯来传统来看，还是从基督教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基督教重视教育都具有某种先天性。所以，阿尔文•施密特（Alvin Schmidt）说：「几乎很少有人对耶稣是一位元迄今为止我们认识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教师这一事实提出疑问。他使用的言词、比喻以及人类生活的例子，无论是他的朋友或敌人都为之震动。…… 有人曾说过：『即使基督离开人间时没有预备任何人继续他的工作，他仍是历世历代最伟大的老师，他的生活和榜样，仍对整个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14先知与传教士则成了人类最早的专职教师。 大约在西元前四世纪，西方世界进入希腊化时期。希腊化对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到西元前200年为止，大多数犹太人，包括许多祭司的家族，都被希腊文化所征服。…… 正是大祭司吉生（High Priest Jason）──他的希腊姓名，表现了他对希腊文化的倾心──应对下述情况负责。『因为他热切地创办了一座体育馆，并使得最高贵的青年们追求仿效希腊精神，因此产生了一种极端的希腊风尚；而且，由于吉生不敬神，招来了一种外国宗教，所以他被称作罪孽深重的人，并被褫夺了大祭司的职位。』这里提到的希腊体育馆，不仅仅是一个锻炼的场所，而且是年青人的一所学校。这座体育馆的创立，真正意味著希腊教育方法已传入犹太人之间。……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犹太人力图把他们自己从希腊文化的征服拯救出来时，竟为他们的儿童采用了希腊的学校制度，并为其青年们采用了希腊的辩论风尚。由于使用希腊的教学方法，一个东方民族成功地从希腊影响下获得自由，这正是希腊文化巨大能力的一个显著铁证。」15 希腊化对早期基督教在教育方面最重大的影响是教义问答学校的建立。基督教第一所教义问答学校创办于西元二世纪后期埃及的亚力山大城。当时的亚力山大城是那时候西方世界的文化传播和学习中心。在这里有当时西方世界最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和教堂，其中包括一座基督教的教堂，汇聚了当时西方世界最杰出的教师、传教师和学生；这里还云集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学者，有希腊哲学家、犹太学者、东方神秘主义者、无神论者、科学家以及奇特教派的宣教者。正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激荡中，基督教需要为自己的信仰辩护，由此导致了第一所基督教教义问答学校的诞生。随著形势的发展，这所教义问答学校的课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地，学校课程从单一的宗教与教义内容扩充到各种学科，构成了普通教育体系──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东方的信念认为古典主义学问是深入理解基督教的基础，忠实于此，学校开设了除伊壁鸠鲁主义外整个希腊哲学体系的课程，包括形而上学、伦理学、逻辑、物理学、几何、天文、解剖学、神学、教义说和教堂礼拜仪式的解释。还有一个高级课程是《圣经》注释。」16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教义问答学校遍布各地，但亚力山大城的这所教义问答学校一直是基督教学者的主要学习中心和其他同类学校的典范。 对于教义问答学校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和西方教育史上的地位，西方著名教育史家博伊德教授在他的传世之作《西方教育史》中写道：「教义问答学校的影响巨大而深远。通过它，基督教第一次在全世界文化中成为一种肯定的因素。同时它本身采纳了希腊的科学和哲学方面一切最好的东西。……就是在西方，教义问答学校甚至对像奥古斯丁那样的神学家们的思想，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使调解教会和学术之间的矛盾并把古代的文化推进到中世纪变得容易些。……甚至在欧洲黑暗时代已经来临以后，教义问答学校学术的光辉，继续在灿烂地燃烧著。在这一点上，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实是，人们可以探索出一条直接连续的路线，它从亚力山大城经过安提阿（Antioch）和埃德萨（Eedessa），到尼西比斯（Nisibis）的聂斯托里学校（建于489年）。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从聂斯托里学校转到伊斯兰教学者手中，在那里他们被珍藏到12世纪和13世纪，然后又返回欧洲。」17 由此可见，教义问答学校不仅无意中为西方的文艺复兴预做了准备，而且也成为后来基督教的修道院和中世纪大学的先声，尤其重要的是，教义问答学校设计的一些课程和教学方法，更在其后的修道院和中世纪大学里直接得到延续。 三 从修道院到中世纪的大学 说到欧洲的黑暗时代，就不能不提基督教的修道院。正如克里斯多夫•道森所说的那样：「对中世纪文化起源的任何研究，都必不可免地要给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历史以重要地位，因为，在从古典文明的衰落到十二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兴起这一长达七百多年的整个时期内，修道院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18 大约在西元四世纪，隐修生活成为一种风气。「模范基督徒不再是被拖到罗马竟技场上在野兽面前勇敢无畏的主教。他现在是孤独的隐士，生活在被人遗弃的埃及旷野抵抗魔鬼。」19 在这些隐士之中不乏富家子弟。被视为基督教第一修士的安东尼就是一位富家子弟，他在二十岁时根据《圣经》中耶稣的教导，放弃了自己的万贯家财，志愿地过一种隐修的生活。因为安东尼的行为完成了一件在耶稣看来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的事情，超越了《圣经》中的记载20，很有感召力，使成千上百的人仿效他。事实上，由于「罗马帝国的环境对基督教徒来说日益恶化，有些人发现在通常环境中无法生活下去，似乎到处都是腐化与邪恶。帝国政府强加的沉重的税收与严格的纪律、公共道德的缺乏、不能承受的紧张，这一切驱使一些人逃至山中或沙漠里独居以躲避诱惑。」21这样一来，「外在世界的诱惑被内在世界的诱惑所取代，其中有：骄傲、争斗和褊狭。在埃及和叙利亚，许多修士相当极端，忍耐各种艰苦的生活。有些人只以野草为生，有人住在树林里，还有人拒绝洗澡。」22 隐居的最初形式是独居。但是隐士们发现，群居比独居更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宗教目的。西元320年，帕科米乌（Pachomius，约290-346年）23组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修道集团；三年后，他写了一本用来管理修士生活的《章程》，建立了第一座修道院。根据帕科米乌制定的《章程》，修道院在院长的绝对领导之下，修士们的工作、学习、礼拜，以及休息和就餐都有规定，都要按部就班地进行。修道院从此走上制度化管理的轨道。到帕科米乌去世时，他已经设立了九座修道院，一座修女院，有三千多人在这里隐修24。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隐修形成一种潮流，影响到基督教的方方面面，修道院也由埃及而遍布西欧各地。「修士们复兴了基督徒的热情以及早期处境艰难时代的虔敬。他们将殉道士的精神转换为最终完全献身于神以及以禁欲的方式效仿基督。…… 在五、六世纪，每个教会领袖要么自己就是一位修士，要么与隐修制联系密切。」25 由于外族入侵及罗马帝国崩溃，欧洲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地。而一统天下的基督教会也由此发挥了准政府的作用，成为欧洲的主宰。「在五世纪和六世纪侵略时期，教会承担了许多先前由罗马帝国履行的政治职责，并继续改变日尔曼部落的信仰。通过宣扬一种较高的道德，教会驯化了日尔曼民族的勇武习性。通过保持希腊和罗马的部分高度文化，使日尔曼人开阔了视野，接受了新思想。当罗马帝国崩溃之时，教会充当了一个使信仰统一、使社会文明的代理人，并赋予人们明确的、有目的的生与死的概念。在一个垂死的世界，教会是唯一能够重建文明生活的机构。」26 西元五—十一世纪，西欧教育的主体是基督教教育，就连世俗的宫廷教育也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在这被史家称之为「黑暗时代」的日子里，修道院成为最重要的承先启后的文化组织。在这当中，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贡献最为杰出。 西元480年，本尼迪克特出生于义大利一个贵族家庭。由于无法忍受当时的邪恶，本尼迪克特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过隐修生活，并成为著名的修士。在他四十九岁时，他在距离罗马东南八十五英里的卡西诺山上修建了一座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修道院，这就是著名的本尼迪克特修道院。本尼迪克特也把自己的余生全部贡献给了这座修道院，直至542年去世。在他的杰出领导下，修道院的组织建设和基督教的隐修制度都有了革命性的重大发展。因此，本尼迪克特修道院成为所有修道院中的最佳模范，而本尼迪克特本人则被尊称为西方隐修制之父。「到九世纪末，仅高卢地区先后建立了数百所本尼迪克特派的修道院，成为西欧一股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27 关于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在西方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克里斯多夫•道森的评价值得重视。他说：「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及在它前后的几个世纪中，中世纪早期不仅在宗教生活的精神诫律上，而且在基督教文化的思想发展上都带有修道院领先的痕迹。它们被称作西方文化的本尼狄克特时代，因为上自七世纪新型基督教文化在诺萨布里亚的兴起，下迄十二世纪城市生活的复苏和公社的兴起，较高层次的文化的连续性在西欧，在作为知识和文学创作的巨大源泉的本尼狄克修道院中得到了维持。」28 具体说来，本尼迪克特最重要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他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严格的纪律，隐修就会流于形式，而修士也并不会比流浪汉好多少。因此，在他为修道院制定的《管理条例》──也有译作《会规》或《教规》的，笔者注──中，对修士生活二十四小时中的每时每刻都有严格规定。但是他也认识到，严酷的制度不是每个人都能长期忍受的。所以，修士在见习其间可以随时离开；但一旦成为修道院的正式成员，就必须严格遵守纪律。 第二，本尼迪克特还特别强调劳动的重要意义，而他的劳动概念包括心智和体力两个方面。他在《管理条例》里说：「懒散是对灵魂的的敌视，因此，兄弟们应当在固定的时间专注于体力劳动，在明确规定的时刻专注于宗教阅读」；29他认为，「对于修士来说，在院墙外四处游荡是巨大的精神危机。」30体力劳动不仅具有道德价值，而且具有经济意义，因为很明显，修道院要长期维持，必须能够自给自足。所以，「修士编织自穿的衣服，酿造自饮的酒，自己就是木匠和泥瓦匠。」31 第三，比上述两点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则是图书馆的建立。「丹尼尔•布林斯廷（Daniel Boorstin）说圣本尼迪克特被称为『图书馆之父』。在本尼迪克特会的很多修道院里创建了一种精细的图书馆系统；他们收集各书籍，在写字间复制手抄本，把书出租给别的修道院，而且要求修士每日读书。在本尼迪克特会的图书馆藏书包括《圣经》、教父的著作、圣经注释以及希腊罗马作者写的非宗教书籍。图书馆对于这个修会是如此不可或缺，修道士们甚至称图书馆为修道院的军械库，类似于城堡里的军械库。」32 对于基督教的修道院和图书馆，佛罗斯特写道：「修道院中的一个主要教育设施是图书馆。大多数修道院都强调修道士们理智的连续发展。在生活计划中，规定修道士每天要用一定的时间读书学习，其结果，在修道院中造就了许多当时最卓越的学者。除了很少几个例外，西欧数百年的先驱思想家们都是修道院成员，都是从修道院中教育出来的。」33 在教宗和世俗政权的支持下，修道院从纯宗教教育扩张到普通教育。西元六世纪以后，修道院也开始开办学校，招收俗家弟子，可以住读，称之为「内修」；也可以走读，称之为「外修」。修道院的课程设置也愈来愈规范。在课程设置方面，古希腊时期的学园和希腊化时期的教义问答学校成为修道院的楷模。「修道院学校的课程是『七艺』。七艺是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课程。在希腊时代，柏拉图提倡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加上智者们的教学科目文法、修辞、辩论术，这七门课程在古希腊后期已逐渐成为学校普遍教授的科目。到罗马共和时期以及帝政时期，学校的教学科目基本上继承了希腊传统，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校所教授的科目有多有少。到六世纪左右，卡希欧多尔（西元480-575年）在《神学与世俗学导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七艺』这个名词，将古代罗马学校设立的课程文法、修辞、逻辑这『三艺』，与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这『四艺』合并为『七种自由艺术』，并强调世俗文献对于基度徒也具有重要意义，『七艺』成为中世纪世俗和宗教教育的基础。」34 根据西方学者研究，现在遍布于各种大学的学术研究也直接起源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修道士在修道院里从事各种《圣经》和非《圣经》书籍和手稿的翻译和抄写工作，他们经常会将抄写翻译的有不同来源的版本进行比较和讨论。这可以从现存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圣经》以及非《圣经》古籍的不同版本中找到证据。这种与研究相关的活动在大学里得到延续，因为现在的教授也通过不同的图书资源来编写讲稿。」35这种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就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对巴黎大学的诞生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尽管修道院教育为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准备了一切条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世纪大学的真正出现却是在修道院教育衰落之后。「如果没有从九世纪到十四世纪教育方面的进步，中世纪后期哲学和科学的许多成就是不可能的。由于加洛林学术复兴，在西欧的一些修道院里建立了比较好的学校和图书馆。但是，在九世纪的混乱中，许多这样的机构被毁坏了。十一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修道院忽视了教育，结果存活下来的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相比，日益相形见绌。一些大教堂学校后来的发展相当于学院，在所谓的文科方面提供很好的教育。但是中世纪教育最重要的发展是大学的产生。」36 从西元十世纪开始，中世纪的大学在西欧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也许萨莱诺是最古老的大学，从十世纪起它就是医学学习的中心。波隆那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和巴黎大学也是十分古老的大学，前者大约建于1150年，后者于十二世纪快终结时才建成。牛津、剑桥、蒙比利埃、萨拉曼卡和那不勒斯等著名院校的历史仅次于以上几所大学。日尔曼直到十四世纪才有大学，在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和科隆出现了类似的学校。到中世纪末期西欧已经建立起八十多所大学。」37 四 中世纪大学的现代转型 中世纪大学的产生首先应该归功于商人阶层和独立自治的新型城市的出现，而商人阶层和独立自治的新型城市出现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中世纪欧洲经济的复苏和人口的增长。因此，欧洲社会产生了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大学则为满足这种需求而应运而生。佛罗斯特说：「当修道院放弃教学转向祈祷和反省隐居生活后，大的教会加强他们的学校来弥补这个理智的空白。当欧洲在教会下处于和平、繁荣和一致的时候，这些组织能吸引学者和学生来此，训练年轻人，用以补充他们扩大的教职员。其结果是很多人口的中心都有有名的教学社团。他们的名声吸引了其他学者和学生，于是这样社团发展起来。渐渐地学者和学生们组织成行会和集团，于是，大学的雏形形成了。」38这里说的「很多人口的中心」就指的是欧洲中世纪出现的独立自治的新型城市。 中世纪的大学就是这样由教学社团发展而来。最初，大学并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也没有固定的课程，甚至没有固定的教师和学生。一切以需求和满足需求而决定。正如马文•佩里主编的《西方文明史》所指出的那样：「最早的大学并非有计划地建设起来的，而是自发形成的。当渴望求知的学生集中于某些杰出的学者周围时，大学便产生了。」39这从词源学上也可以得到解释。欧洲中世纪教育通行的是拉丁语。因此，中世纪大学最初的称呼也是拉丁文，有两个：一个是studium generale，另一个是universitas。开始的时候，这两个词的意义有差别：studium generale是指一个接受来自各地的学生的场所，而universitas则是指一种从事教学的学术性的社团。很明显，一所大学不能没有学生，但更不能没有教师。因此，随著大学的组织结构愈来愈稳定，愈来愈制度化，这两个词逐渐合一，并被更为简练的「university」所代替。这个演变过程大约经历了两、三百年的时间，与中世纪大学从最初产生到大体定型的时间差不多。 关于早期的中世纪大学，美国学者布鲁斯•雪莱有一段非常生动形象的描述：「在听到『大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象到常青藤遍布的小山和青草幽幽的庭院。但中世纪大学甚至连永久的住房的影子都没有。最初，讲演是在牛津和剑桥路边的棚子里，在巴黎大教堂的回廊里，在义大利的广场上举行。教师租借房间，学生席地而坐，通常地上铺上防潮的稻草。因为没有运动馆、图书馆和其他设施的限制，如果大学发现自己与当地居民发生矛盾，可以随时打点行装，迁移别处。」40 一般认为，中世纪大学有两种模式，一种可以义大利的波隆那大学为例。简单地说，这种大学的特点是以学生为中心，是学生交钱来雇用教师，因而在管理上也以学生为主。「两位学生校长是大学的最高管理者以及大学制定的各项法律和规定的执行者。他们轮流管理大学的行政、司法和教学等事务，其中最重要的权利是代表大学拥有司法权。学生校长的行为不但不受所在城市法律的约束，有权对本民族团以及整个大学的行政事务进行管理，特别是拥有司法裁定权，而且有权雇佣教师，规定教师的报酬。有关资料表明，到十四世纪末，学生几乎完全控制了波隆那大学的管理，例如，受学生民族团雇佣的教师必须在民族团首领面前宣誓，表示绝对服从学生民族团的管理。各分民族团的首领学督和两位学生校长组成大学委员会，对校长进行监督并对大学管理活动提出谘询意见。不过大学的最高管理机构是由全体学生参加的大学全体会议，负责制定有关大学的重大的规章制度。」41这种在今天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式的大学管理方式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在欧洲南部的一些商业活动中心具有普遍性，但毕竟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在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消失以后，这种管理方式也就不存在了。 另一种则以法国的巴黎大学为典型。这种大学以教师，通常是中世纪的著名学者为中心。例如，中世纪富有盛名的法国经院哲学家彼得•阿伯拉尔就曾经为巴黎大学的建立作出过重大贡献。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甚至认为：「就十二世纪的新时代范围来说，他（──指彼得•阿伯拉尔──笔者注）是第一个伟大新时代的知识份子，第一个教授。」42 巴黎大学是由巴黎圣母院的附属学校发展演变而来。「巴黎大学的教务主要是由受教会控制的校长和教师们决定的。由校长负责的教师公会经过斗争，取得了原本属于主教许可权的诸如对学校的教学管理、教师资格认可、教学程式安排、司法裁判、生活管理方面的事务的独立管理权，因而有『先生大学』或『教师大学』之称。教师们按照授课专业分成不同学院，通常有文学（又称艺术）学院、神学学院、法学学院、医学学院。院长由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由院长联席会议共同管理，逐渐地，某一杰出人物成为大学校长。学生人数最多的是文学院，他们按照民族或国家组成分会，每个分会都由一名学监管理。在中世纪，特别是十三-十四世纪，巴黎大学是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学术机构，国际神学、哲学研究中心，著名的经院学家大多出自这里。」43 中世纪大学与诞生它的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的继承性主要是在精神文化上和学术传承上，尤其是体现在教学课程和教学方法上；而它们与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的最大区别则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是中世纪大学具有国际性。这里所谓的国际性是指，早期中世纪大学一般都没有特定的国别，因而其招生范围也没有国别的限制，教师和学生在各个大学之间的流动也相当自由。这主要是因为中世纪大学诞生的初期，欧洲的民族国家也刚刚开始形成；而且由于大学的数量太少，供过于求，同时也由于入学的门槛很低──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因而像波隆那大学和巴黎大学这样的学校，它们的学生来自于西欧的各个角落。但是随著民族国家的日益成熟和大学数量的日益增加，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大学数量的增加，如果不是废除了，也是削弱了那些最重要大学在国际范围内的招生，无论如何它是破坏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很重要的大学多民族体系，这个多民族体系常常是大学结构中的主要特点。」44 第二是学位制度的形成。尽管学位的起源可能非常古老，但学位制度的形成，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却是以中世纪的大学为起点。学位制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大学教师的资格问题，至于成为一种区别知识层次的标志和一种荣誉头衔，则是后来的事情。最早实行学位制度的是义大利和法国的中世纪大学，大约是在13世纪初，当时，三个学位，即学士、硕士和博士之间没有明确的层级区别和相互衔接关系。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按照巴黎大学的模式创办起来的，并从巴黎大学引入了学位概念。但是在牛津和剑桥，只有获得了学士学位的人才有可能向更高级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发起冲击；而要获得博士学位，则又必须先完成硕士学位的课程。十六世纪，英国的学位制度移植到美国；而美国在十九世纪以后建立起研究生教育，并把它和学位制度挂，从而使学士、硕士和博士的三级学位制度趋于成熟，成为各国仿效的对象。 第三是学科的初步划分。由于中世纪的大学最初都是为了满足职业需求而创办的，而各个不同的大学则具有不同的办学优势。因此，最早的学科划分是按照职业的不同在各个大学之间进行的。萨莱诺的医学传统直接继承于古希蜡，而波隆那则是欧洲最著名的罗马法研究中心；由于教宗和教会的垂青，巴黎大学在神学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至于文学，那是从事专业学习的必备基础，自成一格。这就形成了中世纪大学最早的四大专业，即文学、神学、法学和医学。今天的大学，学科的划分愈来愈精细，但其基础则是由中世纪大学所奠定的。 第四是实验性的学术研究。尽管在修道院里已经有了学术研究，但真正具有科学性质的实验性研究还是开启于中世纪的大学。例如，今天医学研究普遍使用的尸体解剖，就开始于中世纪的波隆那大学。1300年，为了法庭辩论的需要，波隆那大学解剖了一具尸体；这种做法被传到那些以医学为专业的大学里，从而形成风气，一直被延续到今天45。 最后，由于基督教会在欧洲中世纪文化上的统治地位，除很少的例外，中世纪的大学都在不同程度上要受到教会的控制，至少是精神方面的控制，都必须开设神学方面的课程；而大学的教师也大多数都是传教士或基督徒。但是，教会、世俗君主与新型的独立自治城市的三足鼎立为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正是利用这种形势，在与教会，与世俗君主以及与自治城市当局的摩擦和斗争中，中世纪大学为自己争得了独立自治权，并为后世的大学留下了自治传统。 在后来一些世纪中，随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在欧洲相继展开，中世纪的大学也相继开始了向现代大学转型的艰苦历程。这既是一个完全摆脱教会控制的彻底世俗化的过程，又是一个由于民族国家日益成熟、强大而民族化的过程，还是一个由于科学技术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化的过程。在这个近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些大学保存下来了，但是更多的中世纪大学却被淘汰了，而且即使保留下来的那些大学也已经面目全非，以致于我们在今天的大多数大学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中世纪大学的影子。但是，「大学在中世纪起著重要作用，学生们养成了说理辩论的习惯。大学培养职业书记、律师，他们管理教会和国家事务；这些学术机关同时也培养哲学家和神学家，这些人营造公众舆论的气氛。大学传授的学问拉紧了联系整个欧洲基督教文化的纽带，并且形成了不朽的学术传统；今日我们的大学是中世纪大学发展的直接继续。」46 经过上文的梳理，《圣经》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渊源已经清晰可见。诚然，我们在《圣经》本身的文本中也许读不到有关现代大学教育的文字，但是，通过基督教会，通过希腊化时期的教义问答学校、中世纪的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以及现代大学教育的直接先驱──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上帝和耶稣──无论你是否确信它们的存在──还是在我们今天的大学身上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而不管你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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