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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规范之建议 | |||||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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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法院各项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我们应当对传统的诉讼调解进行重新审视。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推行和庭前准备程序改革的进行，构建庭前调解独立程序的观点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庭前调解，是指案件立案后至开庭前，根据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原则，由负责庭前程序的法官召集、组织、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的诉讼活动行为。此项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开始运行并得到推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在庭前程序中的重要功能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思想不重视，效率低。这与目前庭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完全分离的“调审分离”的天然缺陷有关。主观上，庭前调解法官对调解工作的意义认识不够，忽视庭前调解，加上庭前调解结案的案件又不完全属于调解法官的审判成果，其积极性无形中受到打击；再者，当事人也知道庭前程序的法官完全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加上庭前程序“无非是证据交换”的一种错误认识，对庭前调解没有兴趣。由于上述主观上的原因直接导致其结果便是庭前调解流于形式、效率低下。可以说，认为这种独立性的庭前调解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调解的积极性，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并提高诉讼效率的愿望是美好的，可实际上却往往事与愿违。 2、庭前调解工作基本完全独立于合议庭工作之外，只有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再由合议庭流于形式的合议一下。那么对调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查权，是属于了解案件情况的庭前调解法官还是不了解案件情况而掌握裁判权的合议庭呢？答案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可这难道不是庭前调解工作所面临的尴尬？ 3、客观上有的庭前程序的法官难于准确把握案情，调解往往在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的基础上进行“模糊调解”，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 出现这些问题，虽然有主观上人为的因素，但同时与庭前调解制度的设置上存在的缺陷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其所固有的优点应是制度本身的设置能优化和调动各种审判资源，提高效率。因此，对庭前调解程序进行规范显得非常重要。 一、各国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的模式。 当前，各国法院的庭前调解制度大体有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分立式，法院庭前调解程序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调解程序，这种模式的代表是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第二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结合式，法院的调审主体不分离，即庭前调解和庭审人员的身份竞合，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庭前的调解工作和庭审工作，这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我国的传统调解模式亦不例外。第三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分离式，法院把庭前程序从审判程序中相对分离出来，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相对独立的另一种诉讼方式，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目前在我国庭前调解程序的设立上有些作法也遵循了这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有自己的特色，而改革绝不是照猫画虎，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我国传统调审结合式的诉讼调解模式的基础上，融合庭审分离式的一些作法，建立一个符合法院制度改革发展规律，具有本国独立特性的民事诉讼庭前调解模式。 二、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应具有的特性。 1、庭前调解程序属于普通程序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 在对构建庭前调解相对独立程序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似乎忽视了在简易程序中构建庭前调解程序的合理性问题，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事诉讼庭前调解机制，案件立案后不分简易程序抑或普通程序，先进入庭前调解程序，由专门的审判人员负责调解，调解不成的再进入审判程序进行审理。这种把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并纳入庭前调解程序的观点非常值得商榷，首先，有违于民事诉讼法关于设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立法意图。民诉法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类型是一审中一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且争议不大的案件，并且规定了较短的审限。其含义是方便审理，提高效率。如果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之前再加上一个庭前调解的程序，再安排一个审判人员进行调解，显然与民诉法的立法本意是不相符的。其次，简易程序的案件均是基层法院受理，采取的是独任审判，从目前基层法院法官的现状来看，面临法官断层的状况日益突出，在审判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简易程序的案件不应该设立庭前调解程序，以便充分利用基层法院有限的审判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为民。三是，独任审判案件的案件类型比较单一，事实比较清楚，法律关系不复杂，如一些涉及人身权的离婚、抚育、探视、扶养等案件，这些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当事人之间缺少了感情上的沟通与理解，从而产生积怨；还有一些事实清楚的民间借贷、人身损害等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结果皆有大概的一个预测。审判人员直接介入案件的调解，主要是从情理的角度去说服当事人，更多的是通过我们法官的努力，感动当事人接受调解，而发生以判压调的可能性比较小。况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是由审判员一个独任审理，案件立案后直接交给独任法官，并不否定独任审理的案件进行庭前调解的工作，独任法官尽早介入案件的调解，既符合最高院《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规定》的要求，且与庭前调解的程序并不冲突，又能节省审判资源。综上，简易程序中构建庭前调解程序并不具有合理性，因此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应仅属于普通程序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和庭审在纠纷解决效率和效果上逐渐显露出局限性，民事审前程序业已成为专家学者和实务部门广泛关注的改革热点领域之一。2001年起，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从试行预审制入手，统筹考虑速裁、庭前调解、繁简分流等纠纷解决和案件管理模式，着力挖掘其终结诉讼的功能，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与庭审并重的、相对独立和完善的诉讼程序，整体司法效能有所提高。笔者亲历其中，对改革的初衷、思路、具体运作的变迁有所了解，本文试以此为线索，对民事审前程序的功能定位和运行模式加以探讨，以希引起广大同仁的指正。 一、概念的厘清和立法、司法现状。 何为民事审前程序？它与庭前准备工作是否为同一概念？审前程序除具有庭审辅助功能外，还能否赋予其独立的纠纷解决功能？我国对此的立法、司法现状如何？这是研究这一问题首先要回答的。 一般认为，我国立法规定了审前程序，《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第二节“审理前的准备”共七个条文即是对审前程序的规定，只是规定比较简陋。笔者认为，这七个条文规定的只是庭前准备工作。庭前准备工作与审前程序是两个概念，庭前准备工作是围绕庭审所做的一系列辅助工作，包括一些事务性工作，主要有：送达起诉状副本和答辩状副本、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通知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等。其目的是保障庭审合法有效地进行，不具有独立价值。而审前程序对庭审的辅助功能主要应体现于整理争议焦点，确定无争议的事实、交换证据、固定证据、排除没有证明力的证据，使当事人在相互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簿公堂，增加庭审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除此之外，根据我国社会现实，借鉴外国司法经验，理想的审前程序还应具备速裁、调解、通过释明促使撤诉等案件解决、分流机制。所以，此种意义上的审前程序在我国立法上还不存在。至于“审前程序”这一名称还能否准确表达这个概念，在此暂不讨论。 司法层面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实施后，以证据交换为中心环节的审前程序基本确立，程序的功能范围有所扩张，但尚不具有终结诉讼和分流案件的功能，对诉讼效率、效果并无多少补益。各法院的自行安排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理论支撑而频频受到学者的病垢和当事人、律师的抵制，很难成形。司法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工作机制上的弊病造成审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社情、相关制度配套完善的审前程序，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二、 改革的理论思考。 审判工作面临的一些困局促使了我们对工作机制的思考，可以说，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当初尝试进行审前准备程序改革正是从对“一步到庭”审判模式的反思开始的。9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一步到庭”的审判模式，随即在全国法院推行，就是法院受理原告起诉后，由立案庭完成文书送达、排期开庭等准备工作，承办法官开庭前不接触当事人、不接触证据，甚至卷宗都是开庭时才交给承办法官的，一切主张、证据都要等到开庭时才呈现在法官面前。推行这一模式的初衷是促进审判公开，保障法官形成判断的一切信息来源于公开的庭审，防止法官因进行庭前准备工作而与当事人接触过程中，受到当事人有意无意的影响，先入为主，有碍公正，甚至发生不廉洁的行为，同时也有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这种模式一度被奉为圭臬，而事实上，在没有商业化法律服务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的情况下，当事人很难将纠纷归结为一个标准的法律争议，庭审中法官的精力不得不大量消耗在沟通解释工作上，而不是法律判断和选择，受庭审固有仪礼、程式所限，庭上沟通解释又是极其艰涩的，这样的庭审当然只能是无序和低效的，法官和诉讼参加人都疲惫不堪。由于法官对案件缺乏了解，当事人对诉讼规则和庭审活动的意义也难以理解，庭审的盲目性较大，举证、质证、辩论难以充分展开，庭审效果大打折扣，一次庭审往往难以定案，庭后法官又不得不会见当事人或反复开庭以核实、澄清、释明有关问题，以致公正与效率都难以保障，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一步到庭”是“庭审中心主义”的极端化，从对“一步到庭”的否定，我们又引申到对“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的反思。庭审固然是审判的基本形式，在现代法治强调程序价值的前提下，其严密的程序保障作用是其他审判形式不具有的，但是，诉讼的目的毕竟是寻求公正和救济权利，而不是为了单纯展示程序的完美，在我国尤其如此。人们关注更多是诉讼结果和过程的易参与性，这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决定诉讼结果的只能是事实和法律，这才是理想的诉讼，完整的公正，现实中，虽然不能完全实现这种状态，但在制度设计时应以尽量降低诉讼经验、诉讼策略等因素对诉讼结果的影响为原则，而在所谓“当事人主义”的庭审中诉讼经验、诉讼策略、技巧对结果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在这样日趋专业化的诉讼中，当事人不得不依赖代价高昂的商业法律服务，诉讼的“福利性”就这样被消解。所以，“庭审中心主义”有将诉讼异化为“圈内人游戏”、“富人游戏”的危险。 笔者同时对诉讼争议的层次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诉诸法院的纠纷按其争议的层次性可分为以下五种情况：一是双方既无事实争议也无法律争议，起诉的目的只是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救济其权利或出于某种动机需要借助诉讼形式；二是双方对案件事实各执一词，但法律关系简单明了，没有争议，或虽有争议，但事实、法律依据确切，是非自现，无需复杂的法律判断；三是事实争议较大，缺乏证据或证据矛盾，存在证据法上的争议，需要运用证据规则通过复杂的心证过程才能作出事实推定；四是虽无事实争议，但在法律关系和实体法适用上存在争议，需要法官凭借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选择判定；五是既有事实争议，又有法律关系和实体法适用上的争议。上述五个层次的争议中只有后三个才需要复杂判断，需要经过程序严密的庭审，而在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占大多数是前两种情况，若不加区分的一律进入冗长复杂、程式严格的庭审，其实是对审判资源的浪费。所以，对诉诸法院的纠纷法院必须有所甄别，不应一律进入庭审，要有一套清晰有效、运转顺畅的过滤装置，这个装置应当置于审前程序之中。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纠纷倍增，而法院物质、人力资源相对恒定，不可能走外延式发展之路，那种将纷至沓来的纠纷不加甄别地纳入庭审的“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最终会走到尽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内涵式发展，改变传统诉讼观念，调整审判模式和法院内部工作格局，以提高整体司法效能。 三、功能定位。 由以上分析可见，“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并不适应公众诉讼心理，成本高昂，应相应调整，因而，在保证庭审作为强制解决纠纷正当程序的同时，应当建立合理的审前程序作为过滤，筛选并整理归结出标准的法律争议交付庭审，这既是应对“诉讼爆炸”的必然选择，也是改善庭审质量，使其更加鲜明化、精细化、专业化的前提。民事审前程序应当兼具庭审辅助功能和终结诉讼功能，成为与庭审并重的、既有辅助功能又具独立价值的程序阶段。 单就数量来说，在许多国家，审前程序都在解决纠纷方面发挥了出色的作用，如美国大约有98%的民事案件在审前程序中得到解决；英国也有98%的民事案件没有进入审判阶段，即在审前程序中解决了争议；加拿大、德国也有效率很高的审前纠纷解决机制。这表明，功能健全、运行顺畅的审前程序，可以直接解决大量的纠纷，极大地提高了诉讼的效率。审前程序一方面应为庭审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应逐步成为一种依靠自身构造就能够独立解决纠纷的诉讼形态。 国家法官学院司法审判研究中心教授毕玉谦认为：我们应当转变审前准备程序是为开庭审理而进行准备的观念。应当使审前准备程序功能多元化，在化解纠纷方面发挥作用，如调解、裁判、使当事人撤回诉讼、明确争议点、使当事人交换诉讼主张等。通过该程序，在庭审前使事实明朗化，提高审理的效率，节约诉讼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姜启波、刘小飞认为：我国应当围绕当事人整理争点、收集证据、促进和解以及保证案件科学分流来构筑审前准备程序，赋予其独立的程序价值，而不应仅仅把其作为为庭审做事务性预备工作的辅助程序。我国建立审前准备程序的目标有三：一是使案件达到适合审理的状态，以促进诉讼；二是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的可能；三是科学分流案件，使之进入最适合的程序，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项：1、决定案件所适用的程序，进行繁简分流；2、指导当事人取证和举证，主持证据交换；3、进行庭前调解，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4、固定证据，整理争议焦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认为：审前准备程序除了处理程序性工作外，还要处理一些实体性事项，如替代性解决纠纷方式、审前调解、简易判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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