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平行进口 灰色市场进口 商标法 知识产权法

平行进口（Parallel Import）又称灰色市场（Grey Market）进口，是指在国际贸易中，进口商未经进口地商标权人（包括商标所有权人及商标使用权人，下同）同意，从境外进口经合法授权生产的带相同商标的同类商品的行为。本文要讨论的商标平行进口情形限于相关的国内、国外商标属同源的情形。

一、“权利穷竭原则”与“地域性原则”之间的抉择

商标权平行进口合法与否，在理论上主要是体现为商标权的“权利穷竭原则”（或称“普遍性原则”）与“地域性原则”的冲突。赞成者认为根据“权利穷竭原则”，附有某商标的商品一经商标权人或其授权的人的同意第一次投入市场后，商标权人即丧失了对其控制，其权利即告穷竭。反对者则认为商标权本身就具有地域性，所以商标权利穷竭也应具有地域性，不能由于一国的商标权人的商品投放入市场的行为，同时使他国商标权人在他国的权利也用尽。

各国实践的巨大差别及国际组织试图统一规定努力的失败说明了简单地谈“权利穷竭”或“地域性”显然已无济于事，挖掘两原则背后隐藏的立法本意是非常必要的。知识产权“地域性原则”的提出是基于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内容有很大差异，保护的期限、范围、方式均有所不同，因而依不同法律产生的知识产权应该是相互独立的。而“权利穷竭原则”则是为了平衡知识产权人专有权所产生的负效应而设置的，其主旨是对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免产生过度垄断，阻碍产品的自由流通[i]。两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所以在国内市场它们一般是不会产生冲突的。在发生冲突的平行进口情形时也应考虑这两个因素，然后再判断两者是可以像在国内市场一样和平地相处，还是需要重新考虑它们的价值取向。

一般认为在平行进口问题上商标权的情况与专利权及版权完全不同。[ii]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除了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外，一般均规定了专利权人享有“进口权”[iii]，Trips第6条也强制性要求各国授予专利权人“进口权”，可见在专利领域承认权利穷竭有地域性已几近达成共识，与商标平行进口各国相差甚大的现实有天渊之别。究其原因就在于：（1）两类知识产权的性质不一样，专利、版权是一种知识产品，它们的发明创作需要较高的成本，而传播的边际成本却通常是零，所以它们需要更强的垄断权保护知识产权人能收回成本，以鼓励它们的创作。WIPO前总干事鲍格胥在分析这种差别的原因时指出，给予专利“进口权”将为从国外引进技术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同时能保护本国境内实施发明专利工作的投资；[iv]（2）与商标相比，各国专利法对于专利保护的条件、范围、专利权人的权利等规定相差甚大，所以专利地域性是必须的。

至于商标，其主要功能在于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区别商品、服务的提供者，促进消费者信息，所以就其无形而言明显属于知识产权，但实际是却不是真正的知识产品。[v]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即AIPPI）将专利权归入“创作性成果权利”，商标权归入“识别性标记权利”。[vi]作为一种标识权，商标法无需给予商标权人过大垄断权，因为它不存在很大的投资成本的回收[vii]，商标权人的权利在于“行”与“禁”，就“禁”部分主要是禁止他人假冒，对于使用相同商标的真品已无能为力。相同商标合法地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之上的真品平行进口就属这种情形，如果要规范之，至少需要一种特殊的法律，因为仅靠商标法无济于事。[viii]另外，商标国际化步伐比专利要快，各国法律规定比较接近，而且特别是对于一些著名商标在世界各地的商标权人往往是相同或相关联的，允许商标的平行进口有利于商品的自由流通。

二、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抉择

赞成平行进口者与反对平行进口者经常会在保护商标权人利益还是保护消费者利益上争论不休。赞成者认为之所以存在平行进口就在于这种商品与当地已存在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其中前者比后者一般要便宜40％左右，因此平行进口将使消费者拥有更大、更廉价的消费选择，可以很好地防止市场的垄断与割据，使国内商标权人（包括代理商，下同）为应付这种暂时不利的局面将变得更有效率，商标权的原始所有人因此也将获得好处；反对者认为同一商标授权各国不同使用人使用后开发出的商品总是因考虑当地的国情、风俗、口味等而不同，因而在平行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质量、售后服务和担保不一样的情况下，平行进口将会混淆消费者，扰乱市场交易秩序，进而损害国内商标权人的良好商誉。[ix]

从以上观点来看，由于反对者多从假设（即假设平行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质量、售后服务和担保不一样）的角度担心平行进口带来的负面影响，与赞成者从一般立场相比明显属于其中的特殊情况，因而在考量决定平行进口制度时其不具决定性意义。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同一商标的商品，其商标一般来源于同一原始商标权人，商标权人总是通过合同控制商品的质量、售后服务等，而且平行进口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出口商品的返销（resale），更不存在什么质量差异等。制度的涉及总是从一般的利益出发，对于特殊利益给予特殊照顾，因此平行进口问题也是一样的，其有利于消费者、市场甚至商标权人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允许应是一般规定，至于可能存在的损害消费者、市场、商标权人的某些特殊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法律规范，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

暂时撇开这些观点，撩开面纱看看到底谁在主张这些观点对于深刻理解这一问题是有益的。一国国内反对平行进口的声音总是来自产业界，而支持平行进口的声音却是来自广大的消费者。比如欧盟委员会草拟的1989年《缩小成员国商标差异的理事会一号指令》、1994年的《共同体商标条例》的初稿文本明确规定欧盟对内、对外商标权均实行“权利穷竭”原则，然而遭到了工业界的强烈反对，在强大“游说集团”的游说下，最终文本放弃规定欧盟之外的商标权的权利用尽。[x]因此，可以说上述两种规定的背后隐藏的实质上是一种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冲突。

现代的法制发展使得这一冲突并不难解决。从利益衡量角度来看，在现代社会权利、义务双重本位和社会、个人双重本位的价值体系模式下，“正义要求，赋予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xi]。衡量平行进口所带来的总得与总失，不难发现共同福利的取向更偏向于允许。

三、贸易自由主义与非关税壁垒之间的抉择

平行进口发生在国际贸易当中，因此站在这一角度来看，也许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美国立法和美国学者明确展示了平行进口与贸易政策关系。有关平行进口的法律规范，美国总将其纳入国际贸易法规中，主要是国会颁布的《关税法》第526条或美国法典第19编第1526条（又称为《正宗商品排外法》）。[xii]美国学者也认为“关于平行进口的争议并不属于商标法的范围，而属于国际贸易法的范围，有时有点近似于贸易保护”。[xiii]此外在日本，1970年的Parker商标案中法院认为平行进口问题与地域性无关，1972年日本财政部海关总署根据日本关税法发布的通告规定了平行进口问题。[xiv]

商标及商标权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不存在有关平行进口的争论，而且目前平行进口争论多发生在发达国家，这些绝不是偶然的。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主要在于世界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各国在国际贸易中资源比较优势的不同：从20世纪４０年代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定及其后数轮谈判到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已降至4％，而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充分利用了其资源、劳动力的优势，使得生产同样的商品的成本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低价产品在贸易自由化框架下长驱直入发达国家，损害其国内产业界利益。发达国家面对这种损失不会无动于衷，他们为此相应设置了一些非关税壁垒，这其中包括禁止平行进口。

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平行进口的态度是另一例证：根据美国的《关税法》第526条及判例的发展，平行进口在美国是违法的但也有例外（即经美国商标权人书面同意或进口商与商标权人有关联关系）；[xv]根据欧洲法院1998年对Silhouette诉Hartlauer案的裁决，在欧盟18个成员国内允许欧盟外平行进口将触犯《欧盟条约》；[xvi]根据经日本最高法院确认的1970年Parker案和1972年财政部海关总署的规定，日本有条件地允许平行进口；韩国则是在其《商标法》第36条第2款规定平行进口是商标侵权行为。总的来说，这些法律都是有利于其本国工业界利益而不利于平行进口。

然而，再以欧盟对内部各成员国间平行进口的态度为例，情况又是另一个样。欧洲法院20世纪60年代就遇到平行进口案件，发现有关各成员国间是否允许平行进口的问题涉及到《罗马条约》第36条知识产权的规定与第30、85、222条商品自由流通的规定之间的冲突。在一系列的案子中，欧洲法院通过创造“存在与使用权相区别”、“权利用尽”、“同源”等原则，解释了在成员国间的平行进口是合法的[xvii]，在商标权保护与共同体内自由贸易间选择了后者。这种处理方式在1989年89/104《缩小成员国商标法差异的理事会一号指令》第7条第1款及1994年《共同体商标条例》第13条中以成文法的形式被确定下来。与1998年欧洲法院在Silhouette案中的结论相比，其贸易保护之嫌疑昭然若揭。

可见，隐含在平行进口背后的还有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与非关税壁垒之间的冲突。1944年的GATT第九条曾就标识性权利之一的原产地标记做了规定，即不得被用来限制贸易，然而当时尚未出现平行进口问题，所以没有点明商标。等到要作规定的乌拉圭回合，则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歧过大而无法成行。不过站在自由贸易的潮流，对于这一问题不难作出取舍，即放弃壁垒、扩大自由度将是国际贸易的方向，平行进口的明天应是光明的。

四、平行进口的法律规范

在商标权的“权利穷竭”原则与“地域性”原则之间、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贸易自由主义与非关税壁垒之间的权衡，使得从原则上说赞成平行进口成为本文的主要观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某些可能有损于商标权人、独家代理商（经销商）、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平行进口的行为就听之任之。规制平行进口的法律问题应是个“系统工程”，现有相关法律间的相互配合可以克服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

（1）当平行进口商品较当地相同商标商品的质量、服务或担保要次，或与当地商品相比因后者已根据当地市场的环境、兴趣、偏好做了必要的改动而口味、成份等不同，这时平行进口商如果没有明确标识提醒时，消费者因对灰色市场一无所知，可能会因混淆而受损。市场混淆行为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不正当竞争方式，从《巴黎公约》第十条之二到WIPO《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法》第二条，从大陆法系成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到英美法系的Passing-off制度，无不对这种行为予以制止。因此，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可以保护消费者免受混淆。进口商欲摆脱“混淆”的指控也很简单，只需在进口商品上醒目标明商品的来源、生产厂家及与当地商品存在的不同等。

（2）平行进口商对进口地商标权人（包括独家经销商）的损害可能源自进口商“搭便车”行为及市场混淆行为对其“商标独立信誉”的伤害。具体地说，当地商标权人为开发、建立、维持该商标商品的当地市场而进行了大量的广告宣传，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和担保，或者如前所述，当地商标权人可能对商品进行了更适合于本地的改变，进口可能因混淆伤害当地商标权人。对于以上两种性质上属于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仍可管辖。比如我国台湾省公平交易委员会首先原则上认定平行进口与假冒的构成要件不符，进而指出，如果未明白标识其进口的商品以使消费者误认其商品来源，或者如果进口商从国外输入已由原厂商授权代理进口或授权制造商生产的商品，而因国内代理商已花费大量行销成本或费用致使商品为消费者所共知，故倘若贸易商对商品的内容、来源、进口厂商名称及地址事项以积极行为使消费者误认为系代理商所进口销售之商品，则构成所谓“搭便车行为”，都会触犯《公平交易法》中“欺罔”和“显失公平”之规定[xviii]。

（3）商标法上的“权利用尽”并不是绝对的，第一次销售的商标权人可能因平行进口商对商品不适当的改变、再包装或广告宣传等而损害其商标的商誉，此时其可援用商标法有关规定禁止这种行为。比如欧盟的《缩小成员国商标法差异的理事会一号指令》第7条在第1款规定了商标权共同体内部实行权利用尽后在第2款即规定：“商标权人有正当理由对抗商品的进一步商业流通，特别是商品状况在投放至市场后遭到改变或损害时，不适用第1款的规定。”1998年欧洲法院在Parfums案中确认如果再次销售商在再次销售时用商标对该商标的商品进行广告宣传，而这种广告宣传会严重损害该商标的声誉，那么商标权人可以控制这种广告宣传的方式。[xix]

除了法律规定外，相关的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合同方式，在许可协议中限制有关商品的出口地区，从而避免因发生平行进口而可能引起的不愉快的问题。这种限制一般是不会被认为违反各国竞争法的。[xx]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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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孙颖：“平行进口与知识产权保护之法律冲突及其调控”，载于《政法论坛》1999年第3期，第62页。

[ii] 郑成思：《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iii] 孙颖：前注1引文，第64页。

[iv] WIPO总干事鲍格胥：《专利法讲座汇编》，中国专利局教育处1980年编，第11页。

[v] 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刘平、洪晓东、许明德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142页。

[vi] 郑成思：《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vii] 当然广告宣传费用是事后辅助性行为，专利、版权中也会发生，不应包括在商标创作成本中。至于利用他人广告宣传“搭便车”的行为，在随后的章节将会讨论到。

[viii] [美]阿瑟·R·米勒、迈克尔·H·戴维斯：《知识产权法概要》，周林、孙建红、张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对于真品的宽容，商标法允许在一国内因产业差异而使用相同商标，也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ix] 有关不同观点的总结参考了王传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析商标权与灰色市场进口”， 《政法论丛》1995年第1期，第72页；欧万雄：“一个应当引起关注的话题”，《中华商标》1999年第2期，第9页；Frederick M.Abbott and D.W.Feer Verkade :“The Silhoutte of a Trojan Horse :Reflections on Advocate General Jacobs’Opinion in Silhoutte v. Hartlauer”,Journal Business Law ,1998 September Issue,page419。

[x] Willy Alexander :Exhaustion of Trade Mark Rights in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1999) 24 E.L.Rev. Feb，page62；

[xi] [美]埃德拉·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页。

[xii] [美]查尔斯-R-麦克马尼斯：《不公平贸易行为概论》，陈宗胜、王利华、侯利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xiii] [美]阿瑟·R·米勒、迈克尔·H·戴维斯：前注8引书，第180页

[xiv] 孙颖：前注1引文，第65页。

[xv] [美]查尔斯-R-麦克马尼斯：前注12引书，第101页。

[xvi] Case C-355/96 Silhouette V. Hartlauer。

[xvii] 阮方民：《欧盟竞争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290页。

[xviii] 缪剑文等：“知识产权与竞争法”，《法学》1999年第6期，第44页。

[xix] Carl Steele:“‘Fortress Europe’for Trademark Owners”，from “Trademark World”，August 1998，page14-18。

[xx] 郭寿康主编：《国际技术转让》，法律出版社1989年，第109页。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客观过程的产物，共拥有135个成员，贸易量占世界贸易95%以上，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的多边经济贸易组织。我国从1986年启动复关谈判程序以来，经过十四余年的努力和斗争，终于加入WTO，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入WTO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贸易问题，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将通过立法和司法履行自己的国际承诺。加入WTO，也将使检察工作注入更多的涉外因素。检察工作不仅要面临国内民众的评价，还要面临WTO组织及所有成员方的评价。入世，将给检察机关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以下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我国加入WTO之后检察机关面临的机遇
1、加入WTO，必将促进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加快中国法治化进程，为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WTO对中国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它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这种影响概括起来就是“深刻，全面，强烈”。“深刻”在于WTO将影响中国的公法制度，推动政府行为走向法制化；“全面”是指WTO的影响涉及中国立法、行政、司法的各个方面；“强烈”则是说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审查制度以及其他WTO的监督机制将使中国政府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外在推动力，一种推进法治的外在动力。我国加入WTO后，政府将在确保法律的透明度、统一法律实施等方面履行承诺，与“依法治国”方略相呼应，全面展开第三次法律变革，从而对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WTO对中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的总要求是：第一，法的透明性；第二，统一公正合理的法律实施；第三，独立的客观的公正的司法审查。这三项普遍性要求在实质上构成现代法治的价值核心，体现着现代法治的根本方向和发展趋势。 
加入WTO后，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特别是涉及投资、金融、证券、贸易、竞争、信息、消费者权益等涉外经贸方面的法律法规，必须予以完善。WTO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国有关经济贸易的法律法规、政策必须公开透明，同时要求各成员国在制定各自的经济政策过程中，提高透明度，以使制定的经济政策更具有科学性和可预见性。根据WTO的基本原则和规划，以及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国内法律法规的清理和立、改、废工作，促进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加入WTO，必将促进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加快依法治国进程，进一步提高领导层和国民的法治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为检察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2、加入WTO，必将促使社会法律观念发生积极的变化，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加全面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法律观念是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法律文化是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法律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一国的法律文化，表明了法律作为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调整器在该国的发展程度，以及人们对法律机构、法律职业者等法律现象和法律活动的认识、态度、信服和知识等方面的水平。中国加入WTO不仅意味着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好处，也展示给我们一系列全新的法律观念。这些观念，是全面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难得机遇，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所在。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长期以来，社会对检察机关职能的认知是比较肤浅和不全面的，往往认为它是一个从事反贪和公诉的司法机关，事实上这不利于检察机关职能的充分发挥。加入"世贸"后，随着国外法制观念的涌入和影响，此种认识必然会有所改变，社会会更期望个人的合法权益、基本人权得到有效保护，期望检察机关加大监督力度，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对审判机关民事行政案件审判活动的监督，等等。这些都需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完全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 
3、加入WTO，必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检察机关更加深入地开展反腐败工作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汲取世界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既反映出各国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法制经济。世界贸易组织需要各成员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应达到确保经济良好运行的应有水平，一国法制环境（包括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优与劣就成为衡量该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加入WTO，就必须遵守WTO的基本原则和规则，遵循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这在客观上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WTO规则要求我们进一步做到政企分开，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确立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使企业尽快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局面也将形成，金融体制改革、税制改革、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等，在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将极大地促进涉及体制、机制方面，影响反腐败斗争深入下去的深层次矛盾的妥善解决，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提供良好的环境保证。
4、加入WTO，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严格依法行政，为检察机关反腐败提供体制、机制上的保证。 
WTO各成员政府仅仅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不是市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不能直接介入国内外市场的竞争。WTO奉行“尽可能少的行政干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职能转变到市场竞争规则的规定、严格依法行政、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为企业提供服务上来。加入WTO必将促进政府及各部门在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内容、范围、手段、方式等方面的改革，提高行政管理效率，避免因政府及各部门“办事效率不高”导致的腐败现象。在市场准入方面，WTO市场准入原则要求必须放宽企业进入市场的条件和限制；在市场秩序方面，WTO要求取消地方保护和行业保护等不利于形成统一市场的行政行为；在市场主体方面，WTO非歧视原则要求取消差别对待，平等对待国内和国外企业，给国外企业进入国内市场以公平的待遇。这些都为减少权力干预市场引发的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提供了体制和机制方面的保证。
5、加入WTO，必将促进我国加快司法改革步伐，为检察改革的深入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围绕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司法改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加入WTO之后，要求我们具有统一的、合理的、完善的法律规则，WTO的另一要求是这些规则要能够得到公正、有效的执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目光从立法领域转向了司法领域。根据WTO的要求，在司法领域中，一方面司法机构要独立于政府，从而保证公平合理的法律能够得到有效、公正的执行；另一方面要求司法机构具有审查行政法规的权力。因此，中国伴随加入WTO也进入了一个“司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解决司法独立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从观念到制度，从司法外部到司法内部都要进行全面的改革，这就必然为检察改革的深入发展创造空前的机遇。 
检察机关要有机遇意识，充分预见和认真研究加入WTO对人们价值观念和我国法律制度带来的巨大变化，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以加入WTO为契机，积极推进检察机关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把检察改革放在加入WTO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探索和建立符合加入WTO后的中国国情的检察制度和工作机制，大胆探索与国际检察制度接轨的新体制。 
二、我国加入WTO之后检察机关面临的挑战
1、加入WTO，必然要求在执法中贯彻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这对我国司法机关—包括检察机关传统的执法观念是一种挑战。
WTO的法制统一、非歧视性和公开透明三项基本原则，不仅是对每个成员国制定有关法律、政策和措施所提出的要求，也是执法司法行为的基本要求。我国法律制度中有关透明度原则的规定很少，重视程度也不够。在我国现在司空见惯的“内部文件”、“会议纪要”等等，往往是政府施政和司法判案的依据。
“入世”以后，我国不仅经济置于全球化浪潮之中，我国的执法工作也将置于WTO成员的监督之下。任何原因造成的执法偏差，都可能影响我国声誉。大量国外公司、企业的涌入，使我们的执法对象多元化，片面强调保护某些企业的合法利益或者对中方企业和外方企业的内外有别将不再适合入世后的执法需要，也不符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因此在我们的执法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增强公正执法的观念，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案，不因国籍和身份的不同而发生偏袒倾向，执法中必须彻底摒除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执法观念。　 
我们几十年的执法经历，已经形成了一种固有的习惯思维定势，办案习惯于秘密进行。司法程序进行之中难于接受外界的介入。而WTO的透明度原则要求司法程序公开，这对我们的习惯意识是一种挑战:司法程序公开并不是泄密，我们的执法活动要接受更为广泛的监督。 
2、加入WTO，必然导致我国的法律环境产生重大变化，这对检察工作的法律依据及法律适用都将是一种挑战。
一方面，就我国目前的立法而言，不少领域都与WTO规则体系存在着差距甚至冲突。这种差距和冲突一方面表现在外资法、行政法、海商法等领域的制度与WTO规则的冲突上，另一方面表现为金融服务、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法律空白。按照WTO规则，我国与WTO规则不相适应的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等法律、法规都应当进行修改和补充。 法律、法规的修改和补充必然对检察机关在法律适用上提出挑战。
另一方面，今后检察机关不仅要依据国内法开展工作，还要依据国际法开展工作。在认定犯罪过程中，特别是对金融诈骗、侵犯知识产权、走私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以及恐怖、洗钱、黑社会等跨国犯罪的认定，会更多地以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为标准。由于对国际法原意的理解会产生更多的歧义，将不成文的国际惯例转化为成文的国内法还需要一个长期的立法过程，将给各项检察工作，尤其是侦查、批捕、起诉、控申等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3、 加入WTO，我国刑事犯罪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 刑事检察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
首先，犯罪总量将在一个时期内呈上升趋势。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发展将获得新的机遇，但由于我国一些企业竞争力在一段时期内不敌外国企业而导致失业和流动人口增加等原因，加入WTO后可能引起犯罪总量的上升。 
其次，犯罪类型出现新的情况。第一，恐怖犯罪有所增加。加入WTO使我国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9·11事件让人们看到了恐怖犯罪对经济、社会的巨大破坏力，也在恐怖分子中起到了示范作用。而对国际恐怖犯罪，检察机关还有待加强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第二，黑恶势力、集团犯罪大量增加。中国大陆有许多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在不断借鉴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黑帮组织模式来组织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在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黑社会组织必将趁机进入国内，增设类似“堂口”、“会所”性质的分支机构，与国内不法分子相勾结，从事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偏远地区、农村基层中，还存在相当量的“人治”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犯罪滋生提供了养份，特别是靠近国境的地区，国外的犯罪组织将很可能诱使他们加入犯罪集团、黑社会组织，共同为非作歹，危害国家和人民。第三，环境犯罪日趋突出。加入WTO后，国际环境标准、质量标准将大量引入我国，不仅对国内产业和环保事业产生重大影响，也降低了认定环境犯罪的条件，原来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将被当作犯罪处理，而环境犯罪的认定和处理有赖于相关的科技知识，这给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第四，各种金融诈骗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公司企业犯罪等经济犯罪将明显增多。加入WTO的直接后果是国际贸易自由化，金融流通更加频繁。证券期货、投资贸易、银行保险、知识产权等热点领域将出现新的漏洞，成为经济犯罪的高发部位。 
　最后，经济犯罪中的具体罪名也将此消彼长。一是走私犯罪将有所减少。根据WTO的基本规则，各成员方必须减让关税，这将大幅度减少走私的利润，走私无法再给犯罪分子带来巨大的收益，自然会减少。二是跨国犯罪将大为增加，犯罪出现国际化趋势。随着资金、物资、人员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犯罪分子也会突破国界，跨国实施洗钱犯罪、恐怖犯罪、毒品犯罪、环境犯罪、拐卖人口犯罪、伪造货币犯罪等。三是利用高科技手段特别是利用计算机网络和生物技术实施的犯罪，如传播计算机病毒、危害信息安全、传播细菌病毒等犯罪将会增加。 
4、加入WTO，我国职务犯罪将会出现新的特点，给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贪污贿赂犯罪将一改目前普遍、多发的特点，呈现集中、严重的态势。WTO将削弱政府干预和控制经济行为的能力与垄断地位，这必然削减职务犯罪赖以产生的权力优势基础，把贪污贿赂犯罪压缩在较小的范围内。但少数掌握经济实权的人一旦犯罪得手，其数额和影响就相当巨大。
职务犯罪主体身份的界定将更加困难。入世后随着投资主体、投资市场和领域的多元化，以及所有制中混合成份的日益增多，将造成贪污贿赂犯罪主体身份的进一步复杂化。入世后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管理的职能将逐步缩小和转移，给渎职犯罪主体的界定也带来新的问题。 
“入世”后，资产重组的形式更加灵活，方式越是灵活，就越是难以监督，难以有效地防止暗箱操作，国有企业中很可能出现一批新的恣意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分子。 侵吞国有资产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将有可能上升，且呈现渎职与贪污受贿行为交叉的特点。侵吞国有资产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会出现在更广阔的行业和领域，且犯罪手段会不断翻新，呈现智能化程度高、隐蔽性强、调查取证难等特点，给案件的侦破及处理带来极大困难。 
职务犯罪的行业性特点将更加明显。入世后在政府的一些部门如掌握审批、质检、检疫、安检等职权的政府官员容易成为一些投机分子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 
国际社会及舆论环境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要求将更高。入世后，国外投资者必然会按照他们在本国及其他国家所享有的法治环境及公正市场秩序来要求各级政府。他们对我国市场竞争是否真正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评价，一段时期以内将会集中在各级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遏制各种腐败行为上。这就要求检察机关继续加大惩治力度。 
5、加入WTO，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益法律代言人的角色将更加突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面临新的课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只建立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出的行政诉讼，其目的是救济个人免受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损害。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时理论不完善，没有引入主观诉讼，才产生了这一制度上的缺陷。现在，在承认客观诉讼的基础上，应当考虑建立主观诉讼，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特别是WTO规定的中国政府的义务，很多都涉及了国家公益的职能。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各国都通过行政诉讼予以保障，而我国却无人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中，公共利益受损害(如假冒商标、环境保护等问题)发生的公害事件，检察机关应当有权起诉。面临着入世的机遇和挑战，很有必要重新设计我国的行政诉讼机制。
为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弱势群体的利益，应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对司法的监督职能。对涉及国家、集体和公民重大利益的案件或违法行为后果比较严重，但无原告或原告无能力诉讼；或受害人不敢提起诉讼，或当事人恶意通谋规避法律的案件以及检察机关受理公民控告，或通过其他方式发现的认为有必要参加监督的重大案件检察机关应主动介入，积极参与。尤其在加入"世贸"之后，许多纠纷都可能是跨国性的，如果仅依靠弱势群体自身的力量，由于在人力、财力等资源上的限制，他们不可能与实力强大的市场主体相抗衡，即使有法律上的明确保障，其应有权益也是难以实现的。如产品质量导致的众多消费者利益受损，这就可由检察机关代为提起民事诉讼。这是深化检察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适应国家利益需要，与世界经济和法律接轨的必然趋势。
我国民事、行政、经济法律法规的不统一、滞后甚至空白，将更加不利于检察机关入世后监督工作的开展。在增加的涉外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与以往中国法人、公民相互之间发生的案件相比，取证难度加大，要求标准相对提高，而且由于各国民事诉讼法律对涉外案件的识别、认定、管辖权、举证及证据的使用等方面存在很多冲突，作为对法院判决进行监督的检察机关如何做好监督工作遇到新的课题。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它不但承担着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追诉权，而且在保护国家经济利益安全上法律也赋予其明确的职责。面对急剧变化的国内环境，检察机关应充分地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面的职能作用，积极扮演社会公益法律代言人的角色，保护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
6、加入WTO，我国检察工作与国际接轨，对检察机关及检察官素质都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加入WTO之后，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人员交流会进一步增多，各种涉外案件必将逐渐上升，国际司法协助案件日益增多。同时，一些国外律师机构和律师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逐渐取得进入国内开展法律业务的资格，国外的公证文书也将取得直接的证明效力。检察机关涉及律师业务的工作以及涉外证据的采信和使用，尤其是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将面临新的压力。 
与“入世”后的执法要求相适应，必须有一批熟知法律，熟悉WTO规则，懂外语，能熟练使用现代化办案工具的检察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检察官的整体素质明显不适应“入世”要求，至于能够在工作中准确使用外语交流和熟悉国际法乃至WTO规则的人才更是寥若晨星。这种现状显然无法适应“入世”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因此， 各级检察机关都要加强队伍建设，尽快培养出一批既精通国内法，又精通WTO的协定、协议及其它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高素质人才并予以重用。 

2001年11月1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考察南海市时指出，“入世是机遇又是挑战”。入世对检察机关既有机遇又有挑战，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检察机关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尽快适应入世后执法的需要。要充分认识入世给我国检察机关带来的影响，克服消极情绪，从思想上为入世作好准备。同时要通过各种学习培训提高检察官现有的文化素质，正确掌握WTO规则内涵；加强检察职业教育，加大检察改革的力度，适应新形势下检察机关执法工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