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的概念、历史发展及其法律保护的含义(注1)
蒋志培(注2)
知识产权的概念与范围
知识产权的称谓来源于18世纪的德国(注3)，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的主要是著名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这一学说被广泛传播，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承认(注4)。对我国来说，知识产权是个外来语，是对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的一种翻译。对知识产权的概念或定义和其特点，我国学术界各种观点和争论颇多(注5)。有的学者主张从知识产权的范围了解该概念(注6)，有的学者认为应当用概括式给知识产权下定义(注7)，还有的学者建议在民法学研究中建立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注8)。
从国际上看，对规范知识产权领域立法、执法和一般民事行为影响重大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本身并未给知识产权下概括性的定义，它们只是规定列举了知识产权应当包括的范围和权利种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著的《知识产权法教程》则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角度提出：知识产权是同情报有关的财产，这种情报能够同时包含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无限数量复制件的有形物体中。这种财产并不是指这些复制件，而是指这些复制件中所包含的情报(注9)。但该教程无须经过条约成员的签字和投票，也因而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
对于条约和法律来说，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规定了权利的具体范围和如何调整此种权利关系、保护此种权利的实现，也就完成了任务。而此种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排除了应当在理论上在深入对其认识的基础上给予其合适的理论概括，包括赋予其准确的概念。
由于国际上有专门制定和操作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谈判和各种理论观点对我国影响颇深。以至于学者评价我国的知识产权事业的几次"热" 与"冷"根源均来自国际双边谈判和国际公法领域(注10)。又由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进入我国是近20年的事，我国虽然在知识产权理论教学研究的巨大成绩(注11)，但应当承认我国现代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是正在建立和发展中，不能说成熟和完善，这不但因为我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起步晚，还由于全球科技、经济的飞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客体范围和内容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不断给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研究提出崭新的课题。而知识产权的概念是有关知识产权立法活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注12)。因此，知识产权不但仍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和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领域，我们对知识产权概念的研究十分必要，而且随着对它及其他问题的研究将不断澄清知识产权领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并指导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实践，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起来。
概括地说，我国知识产权学术界对知识产权的定义主要有三种观点：
其一，范围说或列举说。知识产权概念的范围说或列举式说，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8）款，又被对世界经贸影响力更大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 TRIPS）的第一部分第一条所重复。上述两个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划定的范围，是当今世界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通例，"迄今为止，多数国家的法理专著、法律，乃至国际条约，都是从划定范围出发，来明确知识产权这个概念，或给知识产权下定议的"(注13)。
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8）款规定的知识产权定义，知识产权包括下列权利：1、与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有关的权利，即版权或著作权。2、与表演艺术家的表演活动、与录音制品及广播有关的权利，即邻接权。3、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切领域的发明有关的权利，即专利权（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非专利发明的权利）。4、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5、与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 6、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7、与防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8、一切其他来自工业、科学及文学艺术领域的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注14)。TRIPS协议第一部分第1条2规定本协议知识产权是指本协议第二部分第1至7节中所包括所有权利，即1、版权与邻接权；2、商标权；3、地理标志权；4、工业品外观设计权；5、专利权、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7、未披露过的信息权。(注15)根据上述国际公约给知识产权下的定义，知识产权是指发明、发现、作品、商标、商号、反不正当竞争等一切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这是各国真正专家们多年讨论的结果" 。(注16)
其二，概括说。我国不少学者采用以概括式的方法对知识产权进行定义。如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知识产权法教程》所下定义为："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又如《知识产权法详论》(注17)对知识产权的定义是指知识产权所有人对其从事智力活动而创造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再如《知识产权侵害赔偿》中使用的知识产权概念，是指智力成果的创造人依法享有的对其智力成果的权利和工商业活动中商业标记所有人对其商业标记的权利的总称，包括工业产权和著作权(注18)。
其三，无形财产体系说。近几年来，有的学者认为以知识产权名义统领下的各项权利，并非都是来自知识领域，亦非都是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知识产权的"知识"一词似乎是名不符实(注19)。因此该学者建议，参照无形资产的类别，在民法学研究中建立一个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形态（包括知识经验形态、商业信誉形态、经营资格形态）所产生的权利。该无形财产权包括创造性成果权、经营性标记权和经营性资信权等3类权利(注20)。
所谓概念（CONCEPT）的含义，是指在头脑里所形成的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注21)；对某事物内在、潜在和优先的看法、总体的观念（IDEA UNDERLYING SOMETHING，JENERAL NOTION）(注22)。所谓定义，是指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作的简要说明(注23)；对词语等确切含义的表述（STATING THE EXACT MEANING (OF WORDS, ETC.)）(注24)。可见确切的概念、准确的定义，无论中外，始终是人们追求深入认识某一事物、准确把握该事物本质属性的明确表述。这种表述不但存在，而且在人类认识世界的长河中必须作出，并且能够作得越来越完美。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对某一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螺旋式上升，不断反复无穷尽的过程；每一步认识的深化即使存在偏差或错误，都是向真理跨进了一步。对知识产权概念和对该领域中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范围也要遵循这种世界观。
所谓范围说与概括说分别从被研究对象的一翼入手、深入，范围说着重在知识产权含概的范围上，让人们对知识产权都包括什麽权利一目了然；概括说不满足于对知识产权范围中权利"帐单" 的列举，试图把握和概括知识产权的本质，但有时又太牵强附会。无形财产体系说看到了人们对知识产权概念认识的不满足，力图作出新的概括，解决人们的认识中、认识与实践中存在的矛盾，意义重大。但以无形财产体系的新的概括代替已经约定俗成的知识产权，不但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存在理解问题，而且在与国际交往中也会使国际同行产生某种程度的沟通困惑，还不如就说大家都懂的"INTELLECTUAL PROPER RIGHT" （知识产权）来得痛快。
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上述关于知识产权概念的三种主张，发现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虽有侧重点的不同，但很难就说它们那一种主张就是片面的。那麽，能否在无形财产体系说的认识理论基础上，汲取范围说与概括说的有益侧重点，再提出对知识产权的一种新的定义，或者对以上叙述的定义进行更深入、新的理解呢？这是可能的。
在英美法系中，知识产权被解释为受到专利、版权和商标法等法律保护，与设想、设计、音乐创作、艺术成果和文学作品有关的权利。每个法都赋予作者、艺术家、设计人等权利人以商业利用其成果的权利，都创设了一类无形财产(注25)。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美术、技术和组织等的智慧产品是人类最有价值的财产(注26)。知识产权的"知识"可能成为自命不凡、炫耀的概念，但它获得了最通行的传播；知识产权的"产权"确立了一个涉及鼓励、促进人类创造性的法律角色的主要政策(注27)。知识产权法是关于保护、促进人类创造性而排除违法限制其成果传播的法律，它涉及人类智慧创造的全部：文学、可视艺术、音乐、戏剧、有用信息的编辑、计算机程序、生物工程、电子工程、技术、化学、产品设计、新植物种类、半导体布图设计、人类识别特征和贸易识别符号等(注28)。
在大陆法系中，除德国最早出现知识产权的概念外，承袭了德国民法大部分内容的日本，在范围上及用语上均有与德国相近的地方(注29)。法国民法典虽然没有规定知识产权的概念，但它却是法国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产生的依据，它还使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权在转让等处置方面，以及在诉讼程序上进一步得到统一(注30)。1992年法国颁布了《知识产权法典》，成为了大陆法系的一个突出典型。先受德国后受日本民事立法影响较大的我国台湾知识产权学者认为，知识产权（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简称IP，或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简称IPR，我国台湾称为智慧财产权）指法律赋予财产权保护的心智创作品，有别于动产或不动产，一般认为是无体财产权。但是只有少数情形能享有法律上财产权的保护。法律上所保护者，由各国依照自己的国情及文明发展，予以界定(注31)。知识产权用语内涵随着时代与使用者而有不同。依照早期的欧陆用法，它针对著作物，很少用来指商标。时出今日，此用语已获得国际承认，出现在多项国际协定，包括范围较观广，而且日益扩大的趋势(注32)。可以看出，两大法系以至整个世界的知识产权界都是从本质属性和明确的范围两个方面界定知识产权和其概念。我们还能看到，虽然技术发明、商品、文学艺术作品等知识产权所依存的实体自古就有，但知识产权则只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在法律中作为一种财产权出现(注33)，并且其涵盖的范围不断扩大。
因此，我们在分析当今各类被通称为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的基础上，应当首先着力把握被知识产权所保护众多对象的本质，既注意保护对象的整体本质，又要注意每一类保护对象与它对象的本质差别；然后（或同时）掌握其整体和每类所保护的确切范围，并将其本质和范围两者结合起来，以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知识产权及其概念。
笔者曾遇到这样的案例：作者的一部普通书稿被印刷厂不慎丢失，作者以印刷厂侵犯其知识产权（著作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一审、终审判决被告侵犯了原告的知识产权（著作权），判决该作品视为发表，被告赔偿原告稿酬和精神损失共几十万元。此案原告要求保护的和受诉法院判决予以保护的，是不是知识产权（著作权）？还有一个案件，某书画社委托某金属制品厂制作合金纪念币800套，双方经公证订立合同并履行，该书画社在经抽样验收接受全部纪念币后，公证现场销毁了制作纪念币的全部模具。事后两年余，书画社以接到消费者退货发现部分纪念币英文字"WORLD"少了字母R为由，向法院起诉该金属制品厂歪曲篡改其设计作品、侵犯知识产权（著作权），要求赔偿损失。受诉法院判决该金属制品厂构成侵权赔偿书画社经济损失几百万元。第三个案例是某勘探大队与某乡镇企业之间发生的纠纷。该勘探队于70 年代对某县石膏矿床进行了地质勘探，完成《某石膏矿地质勘探报告》和《补充地质勘探报告》。1991年6 月钟某、陈某承包开采石膏矿，使用了地质勘探队的地质资料。双方因钟某等拒付地质资料使用费引起纠纷，某地质勘探队向法院起诉要求保护其知识产权。一审法院判决经审理认为原告不享有权利，驳回某地质勘探队的诉讼请求。后经最高人民法院上诉审予以改判。最高法院认为，地质勘探队经勘探取得的地质资料，受我国矿产资源法和有关法规的保护，依法属于有偿使用范围。地质勘探队依法对该资料享有使用权和转让权。某石膏矿及陈某等未经许可使用该资料，并拒付合理使用费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法院根据该石膏矿床的地堪投入及其重置成本、勘探风险、行业利润，被告使用资料开采矿床的规模、范围、获利情况等综合考虑，终审判决石膏矿及钟某、陈某等向地质勘探队支付人民币209万元使用费，各被告间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3个案例当事人争讼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原告向法院提起保护的权利是不是知识产权，他们享有什麽性质的权利？在此，权利人和审判案件的法官所遇到的不仅仅是在知识产权法列举的权利范围内"对号入坐"的问题，而的确有一个如何从本质上把握知识产权的属性、深刻认识知识产权本质的问题，不该将不是知识产权的认定为知识产权，也不该将本属知识产权范围应当保护的却不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从范围上来说，前两个案件都是以知识产权范围中的著作权予以保护，表面上是在知识产权范围内；后一个案件地堪资料还有属于"智慧财产"的使用权和转让权吗？这些都属于对知识产权概念本质把握的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深刻认识知识产权的本质，把握知识产权的内在属性，以及各类知识产权属性的区别，与掌握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保护范围，是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在知识产权的立法或最高审判机关行使司法解释权的过程中，把握国际条约对知识产权内在属性的规定性，比展示和列举其保护范围要重要得多。尤其在像我国知识产权现代保护机制起步不长、国民知识产权观念不强，知识产权法制又屡受干扰的情形下，从本质上把握、从范围上界定较全面、深入地开展对知识产权等概念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nbsp;
因此，笔者认为，在对知识产权本身和有关概念的研究中，应当注意：知识产权本身与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不同的，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其客体依存的载体也相互区别。在把握知识产权的概念和其特点时不应将它们相混淆。
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是一种"信息"(注34)，此种信息依附于一定的载体之上。不断被复制的这些载体，在市场上价值的体现主要在于其所蕴含的信息。此种信息主要来源于人类的智力创造性劳动，信息的属性是人类智力创造的一种知识财产和相关的精神权益。而知识产权则正是此种知识财产和精神财富在法律上的体现，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正像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阿帕德 ·鲍格胥博士在WIPO日内瓦总部大楼大厅圆顶的题词所说的，"人类的聪明才智是一切艺术成果和发明成果的源泉。这些成果是人们美好生活的保证。国家的职责就是要保证坚持不懈的保护艺术和发明。"
在民法中，对独立于民事主体的客体保护制度渊远流长，从罗马法的客体制度到充分发展的大陆法系客体制度(注35)，以及英美法系的财产制度(注36)，其保护逐步扩大到知识财产的范围。法国法学家将财产分为动产、不动产和知识财产(注37)。在英国法理论中，知识产权属于"诉讼上"的财产。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也将其称为无形财产权(注38)。我国学者对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则用过智力成果、无体财产、无形财产、知识产权、知识产品(注39)和智慧财产等。这些观点都各有提出的理由和客观依据，但又常常使人并不满足。在我国，到底如何概括知识产权的客体最为得当，也最能反映国际知识产权的发展潮流呢？
笔者赞成这样的观点，智力成果的概念偏重于客体的精神属性，而知识产权则主要为一种财产权，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 我们译为"知识产权"，但其含义仅为财产，并不能得出全部知识产权都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有学者曾透彻地分析过此问题(注40)。
无体财产、无形财产的表述，强调了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主张无形性是知识产权第一和最重要的特点，且该特点把它们同一切有形财产及人们就有形财产享有的权利区分开来(注41)。但是权利作为主体凭借法律实现某种利益所可实施行为的界限与范围，概为无外在实体之主观拟制。在此意义上，从罗马法学家的近代民法学家将具有一定财产内容的权利视为无体物。将知识产权的客体与知识产权的本体都概括为无体物，显然易造成法律概念上的混乱(注42)。民法上的无体物已有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为法律所拟制的权利(注43)。这也就是说，无体财产除知识产权外还有先于知识产权而归结到"无体"之中的其他民事权利，如物权设定或债权转让的标的。
知识产权虽然是国际公认的知识财产的概念，但将权利自身又作为自身权利的保护对象，就象毫无意义的同意反复不可采取，不利于准确地把握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
知识产品概念的提出确实是令人兴奋的另辟蹊境，它表现了客体的非物质性，也突出了其为人类创造的兼具商品和财产特点产物的属性。但是知识产品与知识财产两个概念相较，知识产权的范围和拥有其的主体范围更广泛，就象用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 来描述，比用 INTELLECTUAL PRODUCTS 更为普遍、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一样。此外知识产品的表述还易使人们对其与知识产权物质载体相混淆。
考虑到知识产权中保护的精神权益内容，其与知识财产相关的精神权益也应当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然而，涉及民事主体的精神权益不都与知识产权有关，因此，只有与知识财产相关的精神权益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所以，笔者认为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概括为知识财产和其相关的精神权益最为适当。
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在人类智力创造和知识财产聚集历史地、社会地发展阶段不断充盈、扩展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从而使人类创造的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财富或权益得以保护。知识产权此种属性经一、二百年的发展通过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的签订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国际公约并不能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更不能代替各国知识产权的执法和理论研究。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达成的共识的基础上，各国根据不同具体情况立法与执法，以及不断发展的理论研究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各国政府和知识产权法律界的肩上。因此，根据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和国内知识产权法界定的保护范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智力创造的知识财产及相关精神权益是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的法律体现，是国家法律赋予智力创造主体并保障其创造的知识财产和相关权益不受侵犯的一种专有民事权利。它是一种绝对权或对世权，任何人都有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义务。一旦侵害了他人知识产权，就违反了某一民事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我们从问题的整体和实质方面区分和界定了知识产权的客体和知识产权的概念后，还应当以国际条约和国际公约、内国知识产权法规定的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的范围和表现形式为标准，既把握权利的实质又掌握各类知识产权领域具体情况和表现形式，把握权利的法定范围，及不断发展处于发展、变动状态的国际条约、内国法和知识产权界约定俗成的知识产权的范围。在通常情况下，国际条约、公约是通过国内立法在内国发生法律拘束力的。因此，前述范围的确定应当以本国知识产权法为标准和依据。
国内知识产权界对知识产权所具备的特征有不同的表述。通说将知识产权的特性概括为无形、专有、地域、时间和可复制性(注44)。也有的学者将知识产权的特征概括为权利双重、法定、专有、地域和时间性(注45)。还有学者概括为保护对象的创造性、客体的支配权利性、地域性和公共利益限制性(注46)。论述知识产权的特性，应当定义为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即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与其他民事权利相比较而具有的特征。不能将权利客体的特征与权利本身的特征相比较，这会产生概念的混淆和逻辑的混乱(注47)。另外也应当注意知识产权中的各类组成部分如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技术秘密等都各有属性的区别，有的特征某一类知识产权具有或最为突出，而在其他类知识产权则不具有或不很突出。这也决定对知识产权整体特征的概括。从上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主张分析，专有、地域和时间性基本上无争议。法定性，有的学者称为依法确认性(注48)。法定性是揭示知识产权的产生或取得一般为法律的直接确认，依法确认的形式为先由权利人向主管机关申请，然后由主管机关负责审查(注49)。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由主管机关通过核准、授予或者登记等方式，赋予某一项知识财产、智力成果以受国家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注5 0)。所以将法定性作为知识产权的特征，专家们争议也不是很大。权利的双重性在著作权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且在掌握著作权概念时必须把握著作权权利双重性的特点，否则就不能掌握著作权的实质和根本。但在其他众多的知识产权家族中，并没有人身权利的性质，通常表现为单一的权利属性(注51)。所以就权利的双重性作为知识产权的整体特征，似有牵强(注52)。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具有无形性的特点，但认为无形性是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就引起了逻辑上的混乱，不是所谓该项权利的无形性，而在于其权利客体即知识财产的非物质性特征(注53)。然而，鉴于知识产权客体无形确系知识财产有别于其他财产的独特特点，也可以将其客体的非物质性作为知识产权的特征之一。但是那种特征不能涵概各类知识产权情形不仅有"权利双重性"问题，还有商业秘密就不具有时间性、发现权不具有独占性等等。
因此，笔者认为，知识产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其权利客体的非物质性与可复制性，法定性、独占性、地域性和时间性。 其中前两项为知识产权利客体与其他民事权利客体的差异而成为知识产权的特征；后四种为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
我们在前文已经论述过，知识产权的客体为知识财产和其相关精神权益。这一客体与其他民事权利客体如有形财产相比较，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非物质性和可复制性。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既生产出具有外在形体的物质产品，又生产出不占有空间没有外在形体的非物质产品。知识财产和其相关精神权益就是人类以智力劳动创造出的非物质产品，虽然知识财产和精神权益有依存的物质载体，但该载体不同于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只有掌握知识财产和精神权益的非物质性，才能更好地深刻理解和准确掌握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外延，才能更好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可复制性，是指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虽"无形"但一般可以复制，如果不可复制就不能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作者的思想、作品如果不复制在有形载体上如纸张、磁带等，就不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对象；如果专利权保护的技术方案不能被复制在专利产品上，并能被不断地复制，就不能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Trips规定受保护的商业秘密应当具有可复制性，否则其就不能在商业领域中被利用，就不具有任何市场商业价值。知识财产的可复制性，区别了其与一般科学原理等理论的界限。
知识产权法定、独占、地域和时间性的四个本身的特征，其中法定性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的产生上，知识产权不但一般的是被国家法律赋予的一种权利，而且其主要权利的产生是具体的经过法律程序而被国家法律所认可的。独占性或称专有性，是知识产权存在形式的特征，它总是作为权利人的一项排他权利而存在的，如果不具有了权利人的独占地位，权利人也就失去了权利。知识产权的独占性，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的排他性，如在有形财产中，法律不限制人们对相同房产享有所有权，但对一所房产不能同时转让给多个受让人。而在知识产权中，对一项技术享有的专利权可以排斥任何使用该项技术的人，甚至它是另行独立开发的此项技术。各类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并不是都呈现出相同的表现形式。如商业秘密的独占性，并不能排斥他人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相同的商业秘密。但以此否认商业秘密的独占性，也缺乏说服力。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时间性，是为知识产权划定了时空范围：地域性总是在一定主权国家的领域内或不同地区的法域内，众多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等的订立，使地域性有时会变得模糊，但地域性的特征不但是知识产权最"古老"的特征(注54)，也是其最基础的特征之一(注55)；时间性主要指知识产权的权利的有效期，其产生的更深刻的根源是对权利的一种限制，技术和知识都要得到广泛地传播，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过了法定的时间此种财富就回归于社会或君主，符合科技和知识发展传播的规律和频率，促进人类智慧劳动的成果不断产生。
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知识产权制度发源于欧洲，专利法最先问世，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注56)。继英国之后，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 年、荷兰于1817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颁布了本国的专利法。虽然1618年的英国首先处理了商标侵权纠纷，但最早的商标成文法应当被认为是法国1809年的《备案商标保护法令》(注57)。1875年法国又颁布了确立全面注册商标护制度的商标权法。以后，英国于1862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先后颁布了注册商标法。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版权法当推英国于1710年颁布的《保护已印刷成册之图书法》(注58)，被称为《安娜女王法》。法国在18世纪末颁布了《表演权法》和《作者权法》，使与出版印刷更为密切相联的的专有权逐步成为对作者专有权的保护(注59)。以后的大陆法系国家，也都沿用法国作者权法的概念和思路(注60)。日本在 1875年和1887年先后颁布了两个《版权条例》，于1898年颁布过《版权法》。1899年日本参加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当年在过去版权立法的基础上颁布了《著作权法》(注61)。反不正当竞争的概念来源于 19世纪50年代的法国，而世界上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说为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法》(注62)，一说为1896年德国制定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注63)。但美国是最早产生现代意义上竞争法的国家，其立法包括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两个方面，除大量判例外，还有《谢尔曼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和《鲁宾逊-帕特曼法》(注64)。英国现代竞争立法相对较晚，但以案例法著称的英国反不正当竞争的规范可以追溯到15世纪，较全面地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完成20世纪的中叶，较有代表性的法律有《限制性贸易管理法》、《转售价格法》、《公平交易法》等(注65)。1905年德国对《不正当竞争防止法》重新进行了制定，并多次进行了修改。 1957年又颁布了《反对限制竞争法》，使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更加完善，为德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日本步德国的后尘，又在二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其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主要有193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该法以后经过多次修改，1993年曾作了较全面的修改。在此法中具体界定了12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除法力度，除高额罚款外，还有刑事制裁(注66)。
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条约的制定对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同时这些国际公约本身就又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知识产权制度逐步在世界范围设立和扩展开来。几部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订立及其不断修改、发展史代表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和历史。当今世界，对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重视程度几乎已经超过了对知识产权内国法的重视，如果内国法不适合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标准，还要不断修改内国法。几个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几乎把全球的国家和特殊经济区动员起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越来越趋于国际化了。因此，把握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就如同掌握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标准和发展的趋向。研究知识产权制度不能不将几个主要的相关国际公约作为研究的重要课题。真正界定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并称得上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当属《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它们覆盖了工业产权和版权等广范的知识产权范围。除此之外，一个世纪以来，在工业产权领域共有15 个国际公约，主要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在版权领域共有10个公约，主要有《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著作者与广播组织公约》等。此外还有《科学发现的国际登记条约》、《保护奥林匹克会徽条约》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领域，还有一些地区性公约起着独特的作用，如《专利申请形式要求欧洲公约》、《欧洲专利权授予公约》等。在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推动下，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不断发展变化，保护范围越来越广，保护水平越来越高，保护标准及违反公约的争端处理机制越来越具体、有效。我国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成为对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最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和执法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事业正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在逐步承诺履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过程中成熟和完善起来的。甚至回溯到晚清时期的知识产权制度，也不无国际商贸和保护"夷人权利"的烙印。南斯拉夫反对派示威者星期四下午占领了南斯拉夫议会和国家电视台，原因是警方的防御力量根本抵不住决心要推翻米洛舍维奇总统的三十多万群众的进逼。但据南斯拉夫传媒和一名在场的路透社记者报道，促成米氏倒台的导火线，竟是一个小孩。目击经过的路透社记者波索维奇称，很多民众周四下午都响应反对派号召到国会大楼外聚集示威，但被警察设置的路障所阻，就在这时候，一名小孩灵巧地窜过了路障，当时在场的警察即时欲阻止他，然而在众警分神的一刹，人群便趁机汹涌冲破防线，直闯入国会大楼。部分警察初时惊慌地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但后来却又和平地加入示威者行列，并任由示威者占领了国会大楼，成为了米氏倒台的转捩点。
——摘自《思想的境界》网站
米洛舍维其在南斯拉夫的总统大选中失利，被迫提前辞去南联盟总统职务，而反对派则在一次不流血的“和平政变”中夺取了政权 。几乎在一夜之间，南斯拉夫的政权发生了令国际社会始料不及的更迭。当一切平静之后，我们不禁要问：过去的南斯拉夫政府难道真的是被一个孩子推翻的吗？这一事件将提供给我们什么教训和启示呢？
一
数月前，几乎没有人想到米洛舍维奇会垮得这么快、这么轰轰烈烈。照原有南联的宪法的规定，米洛舍维奇在完成这届总统任期后就该退休。为了继续执政下去，米洛舍维奇就利用议会的多数修改宪法，将议会选举总统变更为由选民直接选举总统。 米洛舍维奇这样做，显然是相信自己有把握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因为南联被轰炸后，民间一直流行着反北约情绪，使米洛舍维奇觉得民气可用，而大选前的情形似乎表明这种自信并非是盲目的。９月３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联合执政党正式宣布，米洛舍维奇将竞选连任，同时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了近１６０万名米洛舍维奇支持者的签名，比他的其他三个对手分别多出１５倍、２０倍和４０倍，而科什图尼察仅得到了２２万个签名。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认为，有如此众多的民众支持，米氏竞选连任胜券在握，势在必得。
虽然在大选前的几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米洛舍维奇的支持率落后于科什图尼察，但南斯拉夫左翼党人里斯蒂奇对这些所谓的民意测验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民意测验所调查的人群不一定代表广大南斯拉夫民众。他说，支持米洛舍维奇的签名人数是“一种公民投票，而在那些民意测验中，我们甚至不清楚它们（调查机构）是从何处取的样。”[1]
九月二十四日，在平静的气氛中，南斯拉夫举行了自去年遭受北约轰炸以来的首次大选，这次大选登记注册的选民人数约为七百八十六万，有超过550万人参与了投票。此次大选的投票率高达70%，不过，黑山共和国亲西方的领袖呼吁选民不要前往投票，黑山当局公布的投票率只有23.77%。十月一日，根据南斯拉夫选委会公布的第一回合选举的开票结果，反对党候选人科什图尼察获得48.96%的选票，现任总统米洛舍维奇获38.62%的选票。由于两人都未获过半选票，因此南斯拉夫选举机构随即宣布将在10月8日举行第二轮选举。但科什图尼察坚持他的得票率经己超过50%，他已经获胜，反对第二轮投票。形势就此开始发生逆转，反对党号召进行抗议和示威活动，并最终导致了米洛舍维奇政府的垮台。
但是，支持米洛舍维其的党派却在议会选举中占了优势，在公民院得票为72个议席（反对党联盟获得５９个议席）；在共和国院得票为28个议席（反对党联盟获得 １０个议席）。这意味着新总统仍然面临艰巨任务－－在米洛舍维奇势力还很强大的议会组织新政府。观察家担心，组建新政府可能引起南斯拉夫的新危机。
二
笔者研究了以上状况后认为，导致米洛舍维其政权垮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社会的干预，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此次大选直接施加压力是首要原因。
北约各国在轰炸南斯拉夫的战争停止后立刻表态：只要米洛舍维奇滚下台去，欧洲各国愿意帮助南斯拉夫修复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这是否是空头支票暂切不论，但却是明白无误的对南政局施加干预行动的开端。此次南斯拉夫的总统选举中，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均于事前、事后大张旗鼓地介入其中;在投票进行前西方国家就毫不掩饰地为反对派进行助选，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其中对反对派直接提供财力支援者有之；对民众宣称“反对派一旦上台，或米洛舍维奇一旦下台，即大规模向南斯拉夫提供经济援助，或终止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制裁者”也有之；赞同黑山共和国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所宣布的抵制该次选举者也有之；甚至在投票还没进行前就已宣布“选举委员会进行舞弊”或“缺少中立国际团体监督”而视投票无效者更是有之。而美国和克罗地亚则于25日开始在南亚得里亚海举行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英国则将多达25艘的各类军舰集结在南斯拉夫附近的地中海水域，虽然西方国家一再宣称采取军事行动目的与南斯拉夫的总统选举无关，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向南斯拉夫炫耀武力的举动。
应该看到，当前处于西方国家众矢之的地位的南斯拉夫所经受的灾难早已是无以复加，单就北约组织去年对全国设施的军事破坏和经济制裁便使得失业人口达到70％之高，因此长此以往如何支撑下去的确是个不可想象的问题。国际社会对伊拉克长达十年的制裁对伊拉克人民所造成的苦难，就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的活教材。就南斯拉夫目前所遭遇的空前破坏加以权衡，南斯拉夫的选民们似乎不难作出“牺牲米洛舍维其以换取制裁的解除和西方的援助与经济重建”的结论。
而在米洛舍维其下台后南斯拉夫货币第纳尔兑马克汇率的止跌大幅上扬，便反映出国民相信“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困难时代已经结束，随著西方制裁的解除和外援、外资的流入，经济将步向复苏”的美好希望和憧憬。
（二）、普遍存在的渴望“民主”和反对“独裁”的社会心态占据上风是主要原因。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南斯拉夫各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舆论反应中得到证实。在南政权变更后，南斯拉夫各报章普遍祝贺科什图尼察就任总统，认为国家在受到西方多年制裁後，已经加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而科什图尼察也在电视台发表演说，宣称：“民主已经在南斯拉夫诞生，共产主义正在瓦解，这是瞬间的事。”在街头的民众则兴高采烈的为他们终于把“独裁者”赶下台而庆祝胜利。
米洛舍维其和他的政府在长达十三年的执政生涯里，为了维持南联盟的统一而实行“大塞尔维亚主义”，采取了强硬的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难免背上“专制”、“独裁”和“残暴”的骂名，在客观上也导致了经济衰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和贫困。因而导致民众对他和他所领导的政府产生反感心理，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正是这种反感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南斯拉夫民众仇视北约和西方国家的心理，这时，选择什么样的人当总统已经不是选民们头号要考虑的问题了，“把他赶下台去！”成为了选民的主要心态。对此心态的验证可从记者在街头采访示威民众的报道中得到证明。
（三）、盲目修改宪法和实行大选的政治失误是直接原因。
“群众在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唱起主角，这种现象对近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带来的结果，并不全都令人欢欣鼓舞。”[2]“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正如近代中外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的，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统治者保持其政策的连续性，可以有多种方法。但最主要的方法是一方面尽力使政策合乎民意，另一方面保持宪政和法统的稳定。在这两个前提下，尽可能地培养和扶持自己的继承人方为上策。起码在缺乏西方民主传统基础的东方（包括南斯拉夫），这是基本的和有效的政治策略。而米洛舍维其却反其道而行之，盲目决定修改宪法和实行公民选举以谋求自己的连任，就首先破坏了宪政和法统的稳定，从而在政治程序上为自己的失败提供了前提条件和直接的原因。
（四）、狂热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深层原因。[3]
80-90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体现了在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旧体制的崩溃和消解，旧政权赖以生存的传统意识形态被新政权判定为非法。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着巩固权力就需要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有两种：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不同的是：在南联邦由于舒、马均非塞族，而塞族在铁托体制下又与其他民族有民族积怨，于是日里诺夫斯基没有成功而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期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唯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
在铁托时代，塞阿民族关系能够维持的原因有三：一、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坚持民族平衡政策；二、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体制的相同比较有利于南斯拉夫处理塞阿关系；三、阿尔巴尼亚的托斯克人本位与科索沃阿族的盖格人本位之矛盾。如今这三者都不复存在：联邦已经垮了，南、阿两国都已发生剧变，铁托与霍查的体制均已不复存在，内战与长期制裁中的塞尔维亚如今并不比阿尔巴尼亚繁荣，而疯狂中的科索沃更不比阿尔巴尼亚自由，同时剧变后的阿国也不再是个托斯克人的国家。米洛舍维奇废除联邦宪法条款剥夺了科索沃自治，从而恢复并强化了被铁托废止的“兰科维奇体制”，连省名也恢复了那时的“科斯梅特”，所不同的是兰科维奇还受联邦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米洛舍维奇迈出了这一步，就不可能回到1974年了。尽管此后阿族人又象1974年地样提出了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的要求，但在1974年，他们（至少多数人）是真心希望作为共和国生活在联邦大家庭中，而现在，他们要求升格只是因为：做为共和国就有权退出联邦（现在的“南联盟”），这样，米氏的行为便把科索沃的棋局逼入了死角：科索沃要么没有任何自治，阿族人需惟塞族之命是从，要么就会独立出去，而很难再有“自治” 局面了。于是，米洛舍维其在国家统一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支配下，动用军事手段迫使科索沃阿族就范，而使国内民族矛盾激化导致内战。这也是科索沃和黑山之所以抵制此次大选的一个主要动因。
恰在此时，北约东扩浪潮汹涌而来。俄罗斯为抵抗北约东扩，将南斯拉夫视为其在欧洲的“最后的桥头堡”，因而对米洛舍维其政权的做法持支持的态度。而北约为了瓦解俄罗斯的抵抗也必须攻克这个“最后的桥头堡”，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肢解南斯拉夫。为使自己侵略南斯拉夫的行为得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北约便以“保护人权”为幌子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和国际制裁，从而为米洛舍 维其的垮台提供了国际性的前提条件。
以民族主义起家并以此维持政权的米洛舍维其的落选，证明了民族主义在南斯拉夫人民心中已不再占主导地位。但如果说民族主义在南斯拉夫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甚至认为它已经消亡的观点尚为时过早。
三
“忍看朋友成新鬼，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权的倾覆，王朝的更迭，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作为与南斯拉夫人民有“患难之交”的中国人民，在关心南斯拉夫政局变换的同时，本也只能发几声感叹而已。但笔者在和列位一起感慨了之后，忍不住的在心里生长出一个问题来：南斯拉夫的大选事件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
“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上，以暴力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的事例，几乎是屡见不鲜的家常便饭。而且绝大部分无论是异族入侵、农民起义的成功，都有社会对原有政权不满、希望“变天”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至今为止，却没有一个能让这个国家走出“苦难”循环的纪录，早就应该从中总结一下教训了，否则再一次的重复，根本没有看到希望的理由。现在有一部分中国人，居然又对南斯拉夫事件感到兴奋，期望在中国的“重演”，实在令人吃惊和担心。因为类似的事件对中国而言，早已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可以令人产生充满新鲜和美好的憧憬。反而应该是一次次“所托非人”的痛苦经验，决不能再轻举妄动。”[4]
米洛舍维其政权的垮台，虽然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具有偶然和突变的表面特征，但该事件的发生，却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重要的教训和启示：
（一）、专制体制是意想不到的易于崩溃。
南斯拉夫的大选事件，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一个貌似强大的集权政体，是如此地易于崩溃；众多的利益团体和追随者是如此地易于转向——几乎在一夜之间，他们的“喉舌”以及他们的军队，纷纷转到对立面或保持“中立”。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米洛舍维其所代表的政权还是他们的利益团体，无疑也是集中了全南斯拉夫社会的精华，在大选之前恐怕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是不可缺少的，他们是立场坚定的，因而是强大的。可事实证明，不管是有代表近百万党员的米洛舍维其政权，还是有代表近千万党员的前苏联政权，基本上没有人会为他们所代表的政权的崩溃而去流血、去“动乱”。这是任何一个专制政权的不可思议之处。它揭示了一个道理：集权体制，只有在他崩溃之前才是强大的、对社会及其社会大众可以进行有效控制的的，而当崩溃之时和之后，会是想象不到的软弱和无能。不管你号称有多少人——哪怕几千万，到时除了骑虎难下的几个人，绝大多数会纷纷转向或只要改变一下身份就行了，而那种体制却是无可奈何地崩溃了！
（二）、“乌合之众”也可以打败“集团军”。
米洛舍维其失败了，他不但败给了一个数月前未曾想过参加总统竞选且毫无政治经验的宪法律师，而且败给了他一直视为“乌合之众”反对派竞选联盟。如果我们仅仅认为米洛舍维其是犯了“过于自信的过失”，那只能说明我们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也许有人会认为是米洛舍维其失去了“民意最高代表”的权威，但这种认识就无法解释一个问题：“新的民意最高代表”科什图尼察的施政纲领为什么和米洛舍维其的内政外交政策如出一辙？
如果进行冷静的和深层次的思索，我们就可以发现“乌合之众”打败“集团军”的三件“法宝”：1、最大限度的利用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2、最大限度的利用米洛舍维其在政治程序设计上的失误；3、最大限度的利用西方国家的“许诺”对民众心理所产生的影响。这似乎证明了毛泽东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同时似乎也证明了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的名言：“蠢人的多数在一切时候，都是无敌的，且总能坐操胜券。”两个人的名言如此的对立，但也许同样正确！今天的人们要还是只知道各抱一条“粗腿”，而不是踩到他们两人的肩膀上，那实在是当前社会的不幸和历史伟人的悲哀！”
由此出发，我愿意用最大的诚意向现在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提出以下三个问题：1：怎样尽快地解决腐败、贫富分化、官僚政治三大社会问题以消除人民群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2、怎样尽快的建立最适合民族传统和世界大趋势的意识形态体系，并由此出发进行正确的政治体制设计和更加重要的政治程序设计？3、如何应对和排除西方国家对中国可能的经济制裁、政治干预乃至武装干预对现政权的威胁？否则，“乌合之众”战胜“集团军”的“奇迹”难免在中国再次上演。
（三)、不要轻信所谓的“民主”，而要体现真正的“民意”。
首先应该设问：什么样的“民意”才是真正的民意？有人认为，在投票箱里出政权的年代，没有被投票箱证实的民意是不值一文的，而米洛舍维其的垮台，说明他和他的政府并不代表真正的民意。我认为，这种说法的荒谬早已被科什图尼察的施政纲领演说所证实姑且不论，我还要另外质疑一句：难道另外的40%的选票就算不得真正的民意了么？既然民意不容强奸是普遍的正义，那怎么又可以用48%的民意去强奸40%的民意呢？民意不是玩在嘴边文字游戏，民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并不是以投票箱为唯一载体的。因为，在许多的时候，真理并不是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 上的，如果有人不相信的话，就请阁下去研究一下德国希特勒的上台和中国的文革吧。古今中外有无数的政治实践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道理：民主政治有非理性化的潜在危险性！就以西方民主的楷模美国为例，他们在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上所承认的“真正的民意”其实是两个民意：一个是美国议会所代表的民意；而另一个则是美国总统所代表的民意。当国会的“民意”不符合总统的“民意”时，总统的“民意”就可以否定国会的“民意”（即总统可以行使对议会法案的“口袋否决权”）。所以，我们起码应该看到“民主化”的致命内伤：民众在狂热和狭隘支配下的非理性化选?瘛Ｕ庖恢旅谏硕跃哂卸轿幕车墓遥绕涫侵泄哂泻艽蟮那痹谖：Γ?BR> 所以，凡是有理智的中国人，决不应该轻信所谓的“民主”，在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里，有无数的“志士”们为在中国实现西方化的民主前赴后继乃至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他们的努力换来了什么呢？他们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反到是为内战和内乱提供了理论上的武器，并且为盲目的民众提供了一些可以发泄不满情绪的狂热口号而已。诚如勒朋所说：“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勒朋认为，他这里所描述的其实也不完全是一种现代的现象，从古至今，与宗教或准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它甚至是一切伟大文明最基本的动力。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勒朋观察到的另一条群体心理学规律：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6] 因此，科学的民主，不是也不应该是盲目的去体现什么“民意”，尤其是不能去体现在狂热和偏执的“群体情绪”控制下的“民意”，“真正的民意”不但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更需要合理与合法的制约！作为当代中国有理智的政治家和有头脑的思想家们，现在应该是坐下来稳稳当当的和认认真真的考虑一下“什么是当前中国人民真正的民意？”的时候了。
（四）、政治问题主要是个程序问题。
如果说，米洛舍维其的下台是体现了南斯拉夫的“民意”的话，那么充其量只是体现了“米洛舍维其下台就可以解除制裁并得到美元”的民意，诚如分析家言：其实这个地区一向有“欧洲的火药桶”之称，两次世界大战都由这里发生的事件引起。到不是那里的国家本身对世界有什麽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只是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有利害冲突的大国集团必争的势力范围。而那个地区多民族多宗教特点，也形成自身无法“长治久安”的稳定基础，只能成为国际势力的“角力场”和得分的“显示牌”。塞尔维亚民族最多只能象铁托时代“脚踏两只船”，一方面借社会主义集权制度作靠山，压制了各地区民族主义的抬头，另一方面接受西方的拉拢贿赂，靠其经济支持给自己创造一点“繁荣”。但是这是“嗟来之食”，一旦靠山（或贿赂者）本身情况变化，自己就毫无应变之力，再次成为一堆被推倒重砌的“麻将牌”，历史用不了多久就将再次证明，无论那里发生什麽事情，都只取决于那些国际“牌手”而不是“麻将牌”本身。[5]所以，与其说米洛舍维其的失败是“失去民意”，到不如说他是失败于错误的“民意判断”和同样错误的政治程序。首先，执政党竞选联盟对民意调查的结论本来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和对待，并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包括在?匾备蛔芡澈蜓∪耍凑尘貉×巳疵挥屑笆钡囟浴罢嬲拿褚狻苯腥鲜逗头治觯堑贾旅茁迳嵛涞闷甭浜蟮囊桓鲈颉Ｆ浯危茁迳嵛浼捌湔乘钚械摹懊褡逯饕濉彼枰恼翁逯票纠淳陀Ω檬恰懊裰骷兄啤碧逯疲钊四涿畹氖牵侨雌炎约杭绦凑南Ｍ耐性谖鞣交摹懊裰鳌焙汀按笱 碧逯粕希獠荒懿凰凳敲茁迳嵛湔ㄊО艿牧硪桓鲈颍沂亲钪饕妥钪旅脑颉?BR> 由米洛舍维其政权的失败，建议当前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应该认真吸取其在政治程序问题上失误所提供的教训和启示，那就是：必须在中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同时也必须在中国尽快建立体察“真正民意”和“按真正民意施政”的机制，尽快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程序作出科学的与合理的设计，以实现政策的连续和执政地位的稳定，如此，则中国人民幸甚！
[1]、见 《文汇报》2000-09-05有关报道。
[2]、冯克利：《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重读勒朋》，摘自《思想的境界》网站。
[3]、本段参考了网友“心灵逼问”的文章《米洛舍维其的崛起和覆亡》，谨以志谢！
[4]、士伯：《南斯拉夫事件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摘自《新观察》网站。
[5]、士伯：《南斯拉夫事件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摘自《新观察》网站。
[6]、冯克利：《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重读勒朋》，摘自《思想的境界》网站。
|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建议浏览分辨率：1024*768